我的祖籍是河北省故城县，1946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61年底，15岁的我便参军入伍，来到内蒙古。1965年4月我刚满19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部队，我和战友们走过祖国的万里边疆，为缺水地区的军民打出一口口甘泉喷涌的水井，帮助戍边人解决吃水难问题。
　　如今，我已从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岗位上退休。回顾走过的路，深深体会到，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扬奉献精神，多做为党增光添彩的事。

　　我当主治医师、卫生队队长时，曾经在阵地上做手术抢救患急性阑尾的战士;担任后勤处副处长时，带领官兵在北大荒开垦了5千余亩土地，当年收获粮食52.8万斤，并連续4年丰收。1986年担任后勤处处长后开始抓营房改造和绿化建设，部队营区被评为全军绿化50甲先进单位。1990年任北京军区给水团团长，当时我已经44岁，离正常退役年限时间不长了，有人说这是领导照顾，要我抓紧这一年任期好好安排今后生活。但是我没这样想，我在内蒙古当兵15年，亲眼看见了内蒙古多地缺水，也看见了边防部队驻地缺水，现在我当了给水团团长，就要抓紧机会，为军队建设和边疆群众多做点事。
　　那时部队经费很紧张，“忍耐”是当时的常用词，但是我觉得忍耐不等于不作为，特别是当时中央提出了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这就给军队的改革创新发展指明了新路。我向军区首长建议：结合部队训练，对军区水资源深入调查，研究开发地下水资源的新技术，在实践中提高部队战斗力，解决八千里边防吃水难问题，为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做贡献。我的建议得到了军区首长的肯定。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我们的勘探设备相当落后，打井装备都是面临淘汰的旧件，装车卸车十分费力，很多地方需要人背肩扛，仅一个运输过程，毁车伤人的事就时有发生。部队的装备只能打软地层，深度不能超过300米。在300米内遇到石头，每个班次8小时只能磨下去几厘米，钻井进度十分缓慢。有人对我说，等你们把井打完，我们早渴死了。
　　就在这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我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全身疼痛，路也不能走了，想说话嘴张不开，医生检查了多次没查出病因。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痛苦的一段时期。得知我的病情后，战友们纷纷凑钱，让我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医院做了核磁共振检查，才查出瘤子长在椎管里了，是胶质细胞瘤癌症。关键时刻，北京军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出面，让我到北京治疗。北京的部队医院给我进行了极其复杂的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
　　出院后，我坚持回到部队，继续踏上八千里边关的找水路。这个找水过程是相当痛苦的，因为我有3节腰椎纵向去掉了三分之一，不时感到疼痛。边关的道路泥泞崎岖，车行颠簸，我痛得厉害，只好让司机用被褥在车座前后垫好，用背包带把我缠住，减轻颠簸带来的痛苦，加之皮肤破溃，痔疮出血，一天下来身体都麻木了，车都下不来，有时候甚至排便了都不知道，但即使这样我仍然坚持了下来。
　　井位不是能够轻易定位的。人们常说十里不同天，地下却是三米不同地。科学知识非常重要，但人的经验也十分重要，二者成功结合，才能科学高效地找准井位。那段时间，我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盟的清河口哨所，一直跑到最东边的呼伦贝尔盟的伊木河哨所，当我看见高高飘扬在哨所上面的五星红旗时，再也忍不住，嚎啕痛哭。八千里边关我跑完了，加上中间来来回回的路程，我跑了几万公里，确定了108个井位。这些井位后来绝大部分都打出了甘甜的清泉，缓解了内蒙古边防近十万军民和数十万头牛羊的缺水问题。
　　我们在给军队完成各项应急给水任务的同时，也为内蒙古的群众做了一些好事。比如，我们发现大青山北麓沉积扇地层下面有丰富的地下水，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水，我建议当地政府实施大青山绿化工程时打井30口，解决绿化用水问题。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大青山中部顶峰和南部蛮汗山中部顶峰两口井最为难打，几个村庄和小学的孩子们吃水特别困难，当地群众盼水的心情极其强烈，但这两个山顶上成井条件都很差，平地只有几十平方米，找水设备都施展不开，在这两个山顶上，我反复勘察，下决心确定井位，最终都打出了优质的地下水。
　　呼和浩特西部有一个村庄，多年打井打不出水来，村内的干孔井眼就有多处。我们进村后，经过多番努力帮他们找准了井位，打出了甘甜的泉水，老百姓很高兴，用石头立了碑，并刻上“幸福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解放军”。张北发生地震后，上级支持我们进入地震灾区，为灾区人民打井找水，先后打井100余眼，其中有一眼井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把房子已经盖好了，建起了抗震新村，在村子中间留下了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地方，请我们去打井，还讲了一个很让我伤感的故事，这个村过去一直很缺水，村民们一起凑钱出力打井，想解决吃水难问题，但是没想到有一天施工中井突然塌了，7个青壮年全部压死在井下。后来，我们终于在此处打出了一眼出水量大的优质水井，帮助当地群众解决了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我始终关注钻井行业的最新技术发展。考虑到我们当时的技术储备、钻井装备等已经不能满足部队的工作需要，我建议引进国内外最先进的找水和钻井技术与设备，这其中就包括气举反循环和空气泥浆反循环技术，卫星探测红外摇杆技术，复杂深地层、沙漠地层、永动地层钻井技术等。在上级的支持下，我先后10次带领140余名官兵出国，去欧洲、北美、中东等多个国家学习先进技术，购买先进装备。记得当时我们打硬岩一个班一天只能进尺几厘米，使用新技术后，一个班一天能打40米，新技术的效率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干劲，我全力向国内有关单位进行详细推广。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叶卡捷林娜矿业大学学习时，我得知俄罗斯已经在科拉半岛与芬兰接壤的一处地方打成了世界上最深的12600米深井，我请求去实地参观，俄方同意后，我带领22人的学习团参观了该井，学到了难得的经验，对我们解决青藏高原深井钻进起了很大作用。
　　新技术的引进使部队如虎添翼，一个个硬地层先后被攻破，千米硬岩深井20来天就能成井完工，我们沿着西山东麓的军队营区，先后打成了一串优质深水井。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某部队大院的一口井，因为向我们提供的资料说硬岩打到800米深后就能见到优质地下水，但我们打到1200米后，硬岩还没有打穿，我们使用的这台装备，极限深度是1400米。结果，超过了1400米硬岩还没有打穿，我和同志们几天没有睡觉，绞尽脑汁研究出一套特殊工艺，打到了1680米，终于见到了喷涌的甘泉。

　　如今，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的一些年轻同志已经成为业务骨干，但仍然战斗在找水打井一线。我已经走过72个春秋，每当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听党的话，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给边疆缺水地区军民带来世代可以享用的甘泉，我的心中就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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