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丁薇的《流浪者之歌》MV在网上发布，这也是她的新专辑《纪念》（Souvenir）对外发布的第一首歌。
　　专辑宣传照和MV的风格如出一辙，幽冷、颓废，乍一看让人“不明就里”。文艺撰稿人墨墨说，了解这张专辑的人会知道，这就是它的调性。而整张唱片的风格，无论丁薇还是她的制作团队，都拒绝用简单的Trip-Hop或是电子音乐来界定。
　　距离丁薇上一张专辑的发行，已经过去11年。她的不墨守成规，却和当年别无二致。
　　在快餐时代发黑胶唱片，而且是签在英国独立厂牌旗下;与西方“顶级”音乐人合作，在Abbey Road这样音质和价格都不低的录音室做录音;选择发片前先在上海浅水湾和北京星光做两场live——只是因为录音时觉得彼此投契，那就组个乐队吧，Why not？
　　“只能容纳一两千人的场地，配备的却是顶尖的设备和团队”，丁薇和制作人、她的先生Salt（林朝阳）为这个project已投入了数百万。一切都显得奢侈任性。Salt的解释是，“所有的计划其实是完全不商业的，没有考虑任何性价比之类的东西。我的愿望就是能挣很多，然后花出去——对自己和对别人做贡献。我干嘛守着这些东西？”
　　丁薇并非没有焦虑和迟疑，但她习惯了不在规则里生活。“丁薇是水瓶座，不按常理出牌。她不喜欢别人规定好的路子，作品都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创作而成，但又不花哨和浮夸。所以你会看到，她追求意想不到，但她的天马行空并不是那么突出，是个矛盾的结合体。”她的好友、音乐人郭亮说。

随性

　　在Salt心目中，《纪念》就是集种种极致与“不期而遇”于一身的组合。之所以找到英国的独立厂牌Cooking Vinyl（CV），正因为这家公司尊重和保持音乐人的个性。据乐童网介绍，CV的合约并不“困身”，甚至连版权都可以归艺人（音乐人）所有。他们不再是被公司摆布的木偶，而是有话语权的“自己人”。
　　新专辑有Sting的御用吉他手Dominic Miller，Eric Clapton的合作鼓手Ian Thomas等西方音乐界的“牛人”加盟，还有曾经拍过Twiggy的八旬摄影师Barry Lategan给丁薇拍摄宣传照，看起来这些机会“遥不可及”，却又不是刻意求得。
　　“Dominic住在古堡里，听了DEMO说这个音乐非常有趣，很有吸引力。我们就付了从法国南部飞到伦敦的机票，租了一天录音室。原本只打算录一首，因为他价格很高，结果录了一小时后，他还没听够。”Salt的眉毛快飞扬起来。
　　录音间歇，Dominic问丁薇的经纪人Chris，为什么不和Salt组建一支乐队，“我愿意一起去演出。”接着Sade的创始人之一、键盘手Andrew Hale也答应来演唱会。
　　“她的音乐很丰富，又有逻辑，是我钟意的路子。”Dominic Miller对我说，这是他头一次和中国音乐人合作，但他工作时从不考虑对方的出处，只看双方是否心灵相通。“音乐就是灵魂的语言，我们合上拍了。”
　　文艺评论人孙孟晋认为，和国外一线音乐人的合作机会也许并非惟一，但最后能实现，一是丁薇在这十多年的影视音乐创作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而Salt在和外界接触时的情商也很关键。
　　在经纪人Chris眼中，丁薇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安静。他虽没有看到她野性的一面，但能从她的音乐里面分辨出，“她是真正的艺术家，可以从作品中表达她的情感。Salt则有一种疯狂的创造力，也有一种灵魂性的前瞻性。他有一双出色的耳朵，卷入一个复杂过程的时候，他总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专辑先在英国市场发行，是否有点冒险？海外听众能否接受一个来自异域、全然陌生的女创作人？我问混音师Chris Brown。“英国的流行音乐市场也僵化了好多年了，正需要这样特别的音乐，像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他回答。
　　在北京，我和丁薇的见面，也是一次格外新鲜的体验。
　　从靠近东六环的宽阔马路，车渐渐驶入了郊野的小道，停在一个画廊和设计所林立的小区。“这里很偏，即便导航也不容易找着。”将我从地铁站送到目的地时，丁薇的助理丽说。
　　推开门，是4米高的LOFT，走道回环，粗大的管道在上空盘旋，充满了工业味道。《纪念》便诞生在Salt的这间工作室，这也是他们熬夜工作后的休息处。
　　在餐厅的长条木桌旁，我见到了丁薇。留着二十多年不变的长发，穿着格子长T和牛仔裤。她眼眸很深，笑起来有种浅浅的柔美。她不会客套地寒暄，一切如同她手上的烟，和她略为低沉的嗓音，安静地弥散，偶尔蹦出些火花。
　　丁薇显然和一般意义上的打榜歌手或明星不太相似。请记者和乐评人上家里来试听新歌，在她极为自然。对于受邀者，反倒有些不同寻常。孙孟晋和墨墨说，“试听”这种古老的形式，“既表现出她对这事的认真，又可见她对自己音乐的信心。”

工业

　　工作室里最特别的不是从德国运回的家具和Salt钟爱的老式相机，而是他打造的录音室。我非专业人士，但在密闭的录音空间里，也感受到了被旋律层层包裹的酥麻，和不同音色与器乐融合的微妙。丁薇的歌声带着金属的质感，在大开大合的穿透力里，仍不难听出几分冷静的控制。
　　装修时，Salt推倒了一堵墙，特地做了“房中房”的录音棚结构。“录音室四周是悬浮的，有弹簧，里面所有的内立面是吊起来的。我们请专门为杜比搞测试的工程师测试过，就是为了保证‘所有该被听见的声音，都能听见。’”
　　为什么要自己建这么高端的录音棚？丁薇说，在做音乐的过程里，他俩越来越发现前期的重要。“我们在写歌、编曲的时候就应该听到最准的声音，而不是期待后期混音师是魔术师。” 　　七八年前，资深编曲、音乐人郭亮时常接到丁薇的咨询电话，问他发音数吃紧该怎么解决，交流软件升级之后的若干细节。“我一天可能会打10个电话，打给10个不同的人。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再也不会骚扰别人问同样的问题了，现在我已经开始指导别人。”丁薇在这点上不掩饰自己的自豪。
　　录音、混音对于丁薇缘何如此重要，乐视音乐总监尹亮认为，因为她的音乐不是vocal（歌唱）和旋律至上的那种，氛围却很独到。“比如这张《纪念》，几年前在瑞典混音的那个老版也不差，但新版绝不是简单改了改编曲，而是整个音乐结构，对于吹泡（Trip-Hop）整体气质的把握都有了提升，能听出东方和西方的特点都在里边。”
　　“找到一个特别的好音色”，这确实是丁薇平时工作里最开心的事。她攒了很多新音色在电脑里。常常这个弹几下录一点，那个搞一搞，搞着搞着就到了夜里两三点。“录音时为一个声音做处理我们常花三四天，他（Salt）先找一遍，我再捋一遍，很辛苦。但他想要的东西和我想要的，百分之七八十能互相理解。”
　　只是，如此执着于音色的处理，会不会太突出设备的优势，削弱听者对创作内核的感受力呢？乐评人李皖觉得，“恰恰好，专辑保有了先锋音乐的些微锐度，但主要的目的不是先锋，而是以先锋创造的诸多新异素材，成熟地创作，它并非前卫领域的实验品。”
　　不过，让大地唱片的创始人、香港词作者刘卓辉略为不解的是，“丁薇的音乐难道不更适合坐着听吗，就像多年前的世纪剧院？星光只能站着。”
　　丁薇笑了。从前她对于live house这样的场地觉得有些隔膜，但基于这张专辑的属性，她现在很笃定。Salt喜欢live house自由和平等的味道，人们打扮得有趣又个性，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演完了可以握手拥抱喝酒。“我们希望这1000人能听到特别棒的音质和即兴演出，感受到舞台上一丝一毫的变化。”

回归？

　　刘卓辉在丁薇还是个小女生时便认识她。他说圈内大部分人的能力是单向的，但丁薇唱得好，也会写歌，还会配乐，甚至会给影视剧和别的艺人量身定做。这种具备综合能力的女音乐人在乐坛是稀有物。

　　南京女生丁薇从小学二胡，一路在上海音乐附小、附中和学院接受系统教育。高中时对作曲萌生兴趣，大学便以此为专业。20岁时就以一首《猜》让三宝和黄小茂称赞，也因此得到了香港大地唱片的合约。
　　丁薇那时的朋友不是学音乐就是做美术和戏剧的，譬如今天已是画家的薛松、曲丰国和艺术评论家李旭。薛松在常熟路的宿舍成了这群艺术青年的老据点。一次他拿做美工挣的8000块钱买了个特好的音响，大家于是戏称他家为“常熟路第一音响”。他们一起看李旭从日本带回来的列侬的纪录片，一遍又一遍。“聊的都是将来做的事情，充满远大的设想。”
　　毕业季很快来临，画画的男生们不知如何找寻出路，丁薇却很快在上海立足，在酒吧唱歌一晚能挣100块，成了这群人里最早埋单请客的那个。三黄鸡、红烧肉和小笼包是常打的牙祭，薛松、李旭们既开心又羡慕。
　　“她非常聪明、开朗，音乐创作上很早就成熟了。”曲丰国回忆。除了丁薇和李泉，那时的上海还有凹凸和铁玉兰、电熨斗这样摇滚风的乐队，充满了打开窗开后的跃动。“在音乐形式上很饥渴，有很多潮流涌动。可惜，那个时代转瞬即逝。”
　　就是这帮亲密伙伴一起掺和，《上班族》的MV——丁薇收入《校园民谣Ⅰ》里最不民谣的一首。彼时的丁薇自由生长、心性未定，直到魔岩的张培仁送给她两张唱片，一张是Tori Amos的首张专辑《Little Earthquakes》，另一张是Rickie Lee Jones的爵士翻唱专辑《Pop Pop》。他断断想不到，自己的随心之举在年轻的丁薇身上，播下了怎样的种子。“刚听Pop Pop的时候，我好奇怪，她怎么是这样唱歌的，还有点五音不全的感觉，听了大概好几年，突然有一天，傻了，不对，她唱得太好了。你不认识她，但光听唱片，感觉能看到她所有的表情。”丁薇于是脑洞大开，明白“要把你的方圆长短表达出来作为你的个性，这才是流行音乐”。
　　1995年，第一张专辑《断翅的蝴蝶》发行，节奏顿挫、风格前瞻的《女孩与四重奏》，到今天都是很多人提起丁薇的第一联想——那是她为大地公司的文案马格写的。喜欢观察人的丁薇感觉到女孩在青涩外表下的害羞和自尊，便从一个约会场景发端，写下了这首放到今天都不那么主流的歌曲。
　　5年后的第二张专辑《开始》，像是她给自己内定的真正的开始。就连形象设计也是波西米亚的，有点抑郁和嬉皮。“那张唱片非常用力，也很发泄，一下子所有的东西都放出去了。”
　　墨墨说，他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认为丁薇“了不起”。“那时上海刚开发浦东没多久，到处看到的都是这座城市的明媚和欣欣向荣，但《开始》却唱出了阴郁、低沉的大都市氛围。当时国内还没有缓派的吹泡（Trip-Hop），像王菲那种另类新女生的味道有很多抄袭者，但丁薇融会贯通得最好。”他向我强调，自己不是丁薇的粉丝，却是《开始》这张专辑的粉丝。
　　从《开始》之后，丁薇在音乐里传递的不再只是个人情绪，对歌曲的驾驭也不像原来那么追求技术，而是更加开阔和自由。在她的创作里，音乐能表达的绝不止于两性情爱，音乐里的美，也不只是阳光雨露，“诡异的也很美，邪怪的也美。”
　　她的特立独行，在那时便可见端倪。公司本来要为《开始》做新闻发布会。“发通稿多没意思，不如直接做一场演唱会吧。”她想办法拉到赞助，请来了录音师金少刚和做视觉的施润玖。压轴曲目是那首气氛悲怆的《冬天来了》，穿着一袭白裙的丁薇，在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的烘托下，焕发出耀眼的神采。 　　这种做内部演唱会的方式，丁薇那时的舞美和装束，今天看起来似乎不足为奇，但放在15年前，一切都太超前了。特别应景的是，应景的是，11月那个初冬的夜晚，唱完这首终曲出门，北京也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
　　然而4年之后，第三张专辑《亲爱的丁薇》突然转向小歌曲、小格局，说白一点，就是“更流行风”。本来逢丁薇专辑必买的墨墨，听了很失望。“一听就是面向市场的。虽然这张反而给她带来很多成绩，比如什么年度最佳歌手之类。” 11年后见到丁薇本人，他也一语道破自己的不满。
　　丁薇不是头一次面对这样的批评。“那个时候唱片环境已经开始不好，公司希望能商业一些，我也同意了。”她承认在音乐上有一些妥协，但她也在尝试。更重要的是，通过制作整张专辑，处理类似成本核算这样和市场接轨的具体事务，她才发现，自己更擅长的还是创作。
　　在那前后，丁薇已经为那英、刘德华、赵薇、陈坤等人写了不少歌，也为《蜗居》《失恋33天》《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影视剧创作了大量的主题曲和背景音乐。和她共同工作的Salt在做某些影视音乐时常有撕裂感，“觉得在帮错误的观念煽情。”但丁薇会很理性地把那当成服务性工作，是职业创作人的心态。在丁薇看来，像《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电视剧无论导演、编剧、摄影、剪辑还是表演，都是整体质量相当高的作品，这无疑会引发她创作的冲动。

　　好友黄佳诗曾问她，会不会因为做影视音乐丢失部分歌迷？“我不这么想，我和歌迷不是那种联欢会的关系。”丁薇回答。
　　身处行业裂变和听众口味变化的夹缝里，丁薇的创作道路也反映了本土音乐环境的起伏。“她的头一两张正是中国流行音乐最盛开的年代，第三张却赶上唱片业走下坡路。但她自己有一套体系，对于‘什么是好的’有自己的判断。而社会上的这个体系几乎土崩瓦解了。”乐童的郭小寒说，在和丁薇的合作中，她重新看到了这个体系。
　　直到去年，Salt觉得，“是时候了”，便启动了早在2008年便完成前期和第一次混音的专辑，开始再次打磨。
　　就在实体唱片店快要倒掉的今天，丁薇居然要发4张EP黑胶和1张专辑。墨墨算了一下，全买下来大约要1500块人民币，但他说自己肯定去买。“现在都有手机，任何角落的音乐，只要你想，前1分钟发行，后1分钟便能找到，还可能是免费的。太轻易了。我想用八九十年代的那个态度来对待丁薇这张新专辑，因为它有这个价值。”
　　他感觉，无论从哪方面讲，《纪念》都像是丁薇回溯到了《开始》的阶段。孙孟晋则决然地表示，当然不是回归。“你能听出来，她的音乐能力，生活的积累，生命的体验，都到了一个份上。人是很孤独的，以前的丁薇面对孤独不够自信。这次却不同。”
　　虽然和丁薇并不熟悉，但孙孟晋说自己很欣赏她的态度。“有的人，每天急不可耐，10年后什么都没做出来，有的人天天晒太阳，就把才华晒掉了。丁薇却是该等待就等待，该用力就用力，这在当下这个时代，非常不容易。”

神经质与艺术家

　　做事认真没得说，但又有点发懒，总被人推着往前走，这是几位朋友的共同印象。李泉甚至觉得，丁薇其实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没什么野心，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也因此，闺蜜柯蓝对丁薇这次愿意主动安排媒体访问很是惊讶。“她以前从不这样，很被动，也是重度拖延症患者。”
　　丁薇很少去时尚派对、商演，这几年李旭见到她，一次是在成都地下音乐的摇篮“小酒馆”，还有一次是在画家徐累的画展上。“她一直没有把自己摆到风口浪尖的欲望。说起来，她本来可以靠脸吃饭，但她排斥这个。对社交也没有什么投入感。”
　　不和丁薇接触的人可能会觉得她不太笑、难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丁薇干脆地回答，“我的音乐就是我的长相。”
　　新专辑摄影师黄京和丁薇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眼前的女子一身黑，长发及腰，半张脸都被盖住。“突然有种被下了套的感觉，完了，怎么拍啊？”后来正式拍宣传照，他才发现这个“高冷”女子也是个逗逼。“走在虹口的路上，她咖啡洒衣服上了，自己在那擦，我便狂拍，她也无妨。”
　　只是，走了整整一天，从丁薇上大学时的汾阳路一直走到吴淞口，大家腿都乏了，仍然对照片没啥感觉。怎么办？
　　在萧瑟的海边，有点沮丧的黄京忽然把丁薇的脑袋按到了堤坝上，“盐哥（Salt）也把她的头发往堤坝上扔，于是有了我们的封面。这之后，丁薇的状态终于被打开了。”
　　“有渲染力的、狂暴的、密集恐惧症的……各种你想到和想不到的丁薇，都会出现在这次的视觉系里。”Salt介绍。“你能看到她很随便，然后你又觉得哪不对。这是当代一个普遍状况，一方面人和社会贴得特别近，一方面我能变成植物就好了，密密麻麻，无处可依……”
　　“不是明星，也不是什么歌手，就是一个神经病和一个陪神经病玩的人，真的。”丁薇笑说。
　　对丁薇，Salt就像是一个激活器。正像他的名字，会调动所有人的感觉和情绪，当然，燃烧的首先是他自己。
　　在工作室的第一次聊天，前3个小时里，Salt几乎一个人眉飞色舞地谈了两小时，眼里熠熠闪光。讲到激动处，Salt身上的细胞都像张开了，哪怕是在一张几米长宽的木餐桌之上，他也像个指挥家，充满了磁力和感染力。 　　11月的最后一周，丁薇他们正在泰国的Karma录音棚为国内演唱会做最后的排练。视频里，穿着T恤短裤的Salt要么盘腿坐在地上，要么和外国搭档们插科打诨，或者拉一把他极为娴熟的小提琴。虽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和混音师、工程师们连夜搭建复杂的现场系统，但他看上去如鱼得水。
　　“我一出来就很轻松，因为大环境不一样。在北京总感觉，很多时候我就变成‘负面人’了。”Salt嘴角的褶子突然绽开，孩子一样地笑。团队内外都有人描述他工作时那种独裁式的“专断”。他对此从不否认。
　　女导演张天艾正在拍摄关于丁薇的纪录片。在伦敦，她看到丁薇和Salt会为歌词里面有没有呼吸声争得不可开交，她一路举着摄像机，拍得手都麻了。“到最后，丁薇会说，没办法，争下来往往他（Salt）是对的。”她觉得真正的伴侣在一起，一定是精神语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他们。
　　Salt很推崇丁薇的经纪人、曾是索尼副总裁的Chris Craker。Chris单簧管吹得好，创办过乐团，导演过音乐剧，但他并不满足。“挣了钱以后他买了各个系列的捷豹车，又觉得当工程师比较有意思，就去做了录音室。他给泰国王子做了一张专辑，王子给了他一片地，他发现海边有许多从事电影音乐的高人，便在此建了个设备一流的工作室。”这种“兴之所致”的生活方式，让Salt惺惺相惜。
　　在新专辑海外制作的过程中，Salt为各个工种的“寻人”越来越上瘾，像在玩一个游戏，每隔一段他就会问经纪人Chris，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这个领域里icon级的人是谁？Chris有点疑惑，你到底有多少资金、多少渠道？“成年人就会考虑这些，觉得这太可笑了，很幼稚，可我就喜欢上很幼稚的东西。”Salt像着了魔。
　　“丁薇比较硬，Salt很软，敏感度特别高，艺术细胞浑身往下掉，他其实有着资深文青的气质，对生活充满了热度。他们之间形成了丰富的化学反应。”乐童的郭小寒觉得二人甚为合拍。
　　“硬朗”的丁薇很有条理，生活管理能力也强。吴淞口的撒野照拍完，Salt忽然来了一句，“嘿，附近有没有海底捞？”丁薇立马就拿着手机软件找起来。“丁薇把琐碎的饭食车辆这些都包下来，Salt管‘大事’，但他们在音乐观点上都不示弱。”张天艾说。
　　因为有共同的海外生活背景，张天艾时常和Salt聊到“中国人在这个世界的位置”这种话题。Salt往往感触很多，丁薇则很少发言。“她不是很关心这些宏大话题。她更关心她的音乐，哪一组音符会是她灵感的种子。”
　　从专辑到演唱会再到纪录片，一切渐次发生、发酵，Salt甚至打算明年秋天在一个画廊或者私人博物馆，把所有人的行为变成一个展览。发稿前夜，在泰国排练的他告诉我，“一切都很舒服，越来越好。”在他和丁薇看来，无论是和黄京、张天艾的相识，还是和黄佳诗、薛松等人的重逢，都是老天安排的巧遇，也是一种水到渠成。“至于市场怎样认，这不是我们能够猜和去控制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只为自己负责，你不要为我负责，我也不要为你负责，因为这会搞岔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