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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一个政治地位特殊的地方。万庆良不是最大的一只“老虎”，但可能是令人浮想联翩的一只“老虎”。纵观万庆良的政治生涯，28年间他以一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一路升到广东省委常委和广州市委书记的位子，但从未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干满过4年。放眼整个中国政坛，这是不多见的个例。按他旧友聂雨田的回忆，多年前万庆良曾说过要“入主中南海”。如今，他却奔着秦城监狱的方向滑去，无力刹车。
责任编辑/廖翼颖
2013年6月2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五华阿哥硬打硬”。
这是万庆良老家——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阿哥”指的是男子，而不是额头光亮的清朝贵族。“硬打硬”是指这一地区的男子性格硬直、敢打敢闯，也指一种正义、刚强和为国尽忠的精神。
另一个与“硬”字有关的句子，来自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初获得最高权力时，他便用“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党员干部管好自己。
但中纪委的网站只用一个简短的句子，就宣布万庆良与两种“硬”都没有关系。
纵观万庆良的政治生涯，28年间他以一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一路升到广东省委常委和广州市委书记的位子，但从未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干满过4年。放眼整个中国政坛，这是不多见的个例。按他旧友聂雨田的回忆，多年前万庆良曾说过要“入主中南海”。如今，他却奔着秦城监狱的方向滑去，无力刹车。
曾有一位清正的官场“师父”
1964年，万庆良出生在广东梅州五华县一个村庄的围屋里。梅州素以世界客都闻名，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家乡就在这里。万庆良的曾祖是当地家境殷实的地主，但到万庆良出生时，家里的不动产都已充公，他成了一个农家子弟。
五华县是个并不富裕的地方，对许多客家子弟来说，读书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1981年，在经历两次高考后，万庆良考取嘉应师范专科学院（现已更名为嘉应学院）。毕业留校任职1年多后，万庆良的人生迎来转机。他靠着一手好文笔，于1985年12月进入梅县地委（1988年1月改组为梅州市委）宣传部。其后，他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从讲师团教员、宣传部干事、副科长，晋升为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
1994-1995年间，万庆良得到去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在秩序严明的中国政坛，这种机会意味着有一半的概率“升迁在即”。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不少官员把上党校视为积累人脉的机会，对学习并不上心。一个周末，一位党校领导到图书馆视察，发现只有万庆良在看书，对他颇为赏识，还专门向随行人员询问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1993年，作为梅州市委宣传部门里的头号文人，万庆良开始负责当时的市委书记刘凤仪的对外形象和讲话稿。刘凤仪对万庆良非常赏识，曾多次当众夸他有才学、有上进心，并称赞万庆良为自己准备的讲话稿简短有力、废话少。万庆良也成为少数能够经常到刘凤仪家做客的梅州市政府干部。
由此，在之后的10年间，万庆良的政治人生与这位官风清正的市委书记一直有着密切关联。
1995年，刘凤仪调离梅州，任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成为省里的实权官员。1997年，在刘凤仪的举荐下，万庆良结束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之后，调任蕉岭县委副书记，次年升为蕉岭县委书记，首次得到主政一方的机会。当时的他只有33岁，是梅州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1998年主政蕉岭县后，万庆良把发力点放在了治河上。蕉岭县内有一条石窟河，污染严重、臭气熏天，每逢雨季，年久失修的堤围便会发生坍塌，经常冲毁河岸两侧的田地。
在万庆良的大力推动下，石窟河治理取得了成效，这也让他在当地获得了不错的官声。据当地官员称，1993年刘凤仪担任梅州市委书记时，力推的也正是梅江一河两岸改造建设工程。其时的万庆良显然是在仿效他“师父”的作法。
主政蕉岭两年后，2000年，36岁的万庆良赴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此前15年，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通常是从团省委副书记中提拔，万庆良打破了这一“规律”。
此后，万庆良又履任多地，无论政绩还是官声，都有不错口碑。一位老县人大代表曾回忆：万庆良当时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在离开蕉岭之前，万庆良还专门设宴答谢“反对”过他的老同志。
2003年5月，当时，万庆良刚刚调任揭阳市委副书记1个月，他的官场“师父”刘凤仪去世了。据知情人士分析，这很有可能是万庆良仕途生涯的一个重要拐点，刘凤仪的突然去世，使万庆良失去了指路明灯。如果刘凤仪在世，受其影响，万庆良很可能不会走歪路。
多名知晓内情的退休老干部都用同一句话评价在这之后的万庆良：他失去了信仰，开始沉沦。
“万氏升迁密码”
2003年，担任揭阳市委书记5年后，44岁的万庆良成为广东省副省长。2014年落马时，他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如果说他之前的“好运气”得益于“师父”的提携，那么2003年之后他晋升的速度为何仍然如此之快？秘诀在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对选任干部提出考核评价标准，其中主要是进行干部量化考核和实绩考核，各地一度都出现“唯GDP论英雄”的选拔观。
万庆良在梅州的多位老同事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万庆良的施政思路正契合了这一考核标准。他们认为：从蕉岭到揭阳，再到省府广州，万庆良的施政风格一脉相承，只是舞台越来越大——通过经营城市“生钱”;大搞城市建设，改善城市面貌;通过拉大项目落地和房地产开发快速拉动GDP增长。这正是万庆良的升迁密码。
当时，蕉岭及揭阳经济相对落后，广州的“家底”也并不厚。2011年，时任广州市长的万庆良对外介绍，广州每赚一元钱，“自己”只留下两毛六，大部分都上缴给国家和省。“从财政收支比例来看，广州非常缺钱。” “没有钱就没有办法搞城建，因此，经营城市成为万庆良施政的关键。”梅州一位老干部说。
据公开资料显示，万庆良在主政揭阳时期第一次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并力推“30亿工程”，包含“两河四岸建设”、市政建设等106个具体项目。
而在他主政广州时，一系列新城的规划和调整相继公布，涵盖了包括海珠生态城等9个新城，其规划面积相加近80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国土或上海中心城区面积都大。2010年广州土地出让收入为455.6亿元，到2013年已跃升至762亿元。
“城建及上项目的背后是政绩，有了政绩就可以升官。”梅州宣传系统一位退休干部总结，“与很多体制内官员求稳的心态不同，万庆良主政之地的城建轰轰烈烈，几乎重建一座新城。”
“这可能与万庆良的出身有关。”据多位老干部分析：万庆良年少时生活艰苦，使万庆良养成了好学、隐忍、能吃苦、谦虚等美德，但也导致他“急于求成，不睡觉也要做好;非常渴望得到同事认可和领导赏识。这也是他做了很多‘有魄力的工程’的动因”。
此外，万庆良的口才出众以及年龄优势在其个人升迁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经常脱稿讲话，善用排比句;领导下来考察工作，汇报工作时讲得好就证明有水平。”梅州一位老干部说，“而在干部提拔体系中，年龄几乎意味着一切，一步快步步快。”
一位干部总结说，万庆良在仕途上“每一步都踩到了点子上”。
到底是庸官还是干才
奇怪的是，对于万庆良的工作能力，当地官场却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如此两极化的评价，这在众多落马官员中是很罕见的。
广州的一些公务员，早在万庆良还未落马前，私下议论时就称其“万股长”或“万村长”。还有当地官员称，不管万庆良贪与不贪，总之就是个庸官，其能力也就是当股长的水平。
有人曾分析，庸官与干才这两种说法，都有些道理。
一方面，万庆良在其主政一方时，都会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伴随经济的增长，自然会有许多人把万庆良视为难得的干才。并且，因为万庆良酷爱体育，经常在竞技场上一展身手，这也为他赢得了阳光官员的赞誉。
一名与万庆良在足球场上交手过的公务员告诉媒体，万庆良踢球技术不错，最不喜欢有人让球。如果对手上前逼抢，万庆良不会生气，可要发觉是故意让球，会很不开心。
另外一方面，万庆良大多数时候都很和蔼，待人彬彬有礼，恰恰是这种谦和被某些人解读为能力不足。
据当地官员透露，身为一把手，万庆良对于官场的掌控力并不强。在广州期间，他没有前几任书记那样强势，很多时候能不得罪人就尽量不得罪。他还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自己有个优点就是不整人。这一点在称万庆良为庸官的那些人看来，就是他没有能力、怕事的表现。当谈到万庆良的无能，他们提到了坊间流传很广的“600帝”的传闻。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万庆良说：“我认为，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
珠江帝景当时的市面价格大约在3.5万元/平方米，这样的顶级豪宅每月租金至少也要4000元，而市长花了600元就能租到。不少民众批评他的这番言论类似“何不食肉糜”。
有人披露说，万庆良当时接受采访时，的确说了类似的话。但采访一结束，万庆良就意识到这种说法有些不妥，立即对媒体记者说，这只是朋友间的交流，希望记者们不要把自己的话刊登出来。在场的记者有人听了招呼，有人却没有听。
万庆良的话一经披露，立刻招致外界批评。“600帝”的名号在坊间传为笑谈。还有网友迅速创作出段子：“珠江帝景130平方米江景房精装修家电齐全带电梯，前任租户因工作变动特将此好房出租，月租只要600。非中介，急，在线等。”
这件事让万庆良心里十分郁闷，当时有下属主动请缨，说要教训刊登新闻的媒体。但万庆良并没有采取任何动作，他选择了沉默。
据相关人士分析，那次事件几乎坐实了万庆良是个庸官的传言，但另一方面，以他当时的地位，想“修理”这家媒体不难。是真正开明，还是只想大事化小？如今已不得而知。
主攻窝案的反腐“斗士”
作为一名“60后”省部级高官，万庆良一直受到媒体关注。因此，万庆良尤为注重打造自己廉明的形象。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论述反腐倡廉，对于党员干部的反腐败问题发表过许多讲话。
《南方日报》曾报道，2012年8月9日，万庆良在广州市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会上发言称，必须从“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强防腐，党员干部必须把廉洁自律放在重要位置。
万庆良强调说，接受人家1万、10万、100万甚至1000万，意味着将健康也搭进去，因为每次一说要检查，就惶惶不安，甚至精神崩溃，这样，身体怎么会好呢？这样不仅误了自己和家人，还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执政和名声。每个党员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经得起检查，经得起考验。
2013年1月27日，中共广州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万庆良更是主动邀请公众监督，“有没有插手工程、土地、项目，包括城市容积率？有没有在选人用人上，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有没有运用书记的权力谋私利？这三个方面请大家监督我，发现问题及时检举。”
除了发表反腐言论，万庆良在打击贪腐方面也成果颇多，且主攻窝案。
曾任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党委书记的郭清和，在调任从化市市长后被查，他所在的林业和园林系统窝案随之曝光，涉案达13人。
广州市科信局原局长谢学宁被调查后，也引爆了科技系统窝案，系统内29人被查。
万庆良的打击目标不仅是市属部门，也有下属区县。白云区是广州老城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长期以来深受违建、治安等问题困扰。2012年底，广东省委第八巡视组对该区进行巡视督导。此后，纪委查处81名官员。仅8人组成的区政府班子，就有3人落马，一度有官员感叹：“现在区政府常务会议都不够人数！”在次年初的市委全会上，万庆良点名批评白云区是“神仙难救”，如今看来也颇具讽刺意味。 据2013年6月27日的《广州日报》报道，26日上午，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主持召开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会议。万庆良在会上提到，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
结果，第二天下午，万庆良被组织“请”去正式接受调查。
绕不开的揭阳窝案与城建腐败
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他们均是万庆良任职揭阳市委书记时的下属。据相关人士透露，万庆良之所以被调查，其直接原因很可能与这起窝案有关。
2003年，万庆良卸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调任粤东重地揭阳。此后5年间，他由揭阳市委副书记升任揭阳市市长、市委书记。
隶属潮汕地区的揭阳经济很不发达。2005年《揭阳日报》一篇文章称：揭阳是广东经济最落后的一个地级城市市区。建市以来，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每年都不超出10亿元。
揭阳一位副厅级干部介绍，在揭阳，万庆良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引进多个大项目，拉动揭阳GDP迅速增长;二是实施“30亿工程”改变了城市面貌。
所谓“30亿工程”是因总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而得名，包含“两河四岸建设”、市政建设等106个具体项目。5年间，在这一系列项目的拉动下，揭阳的GDP一路攀升，第五年的增长率达到了22.1%。揭阳也因此大变样。
“30亿工程”实施前，“揭阳像一个大农村，如今揭阳是城市的样子。”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评价揭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同年，海内外报刊上刊登大量“揭阳崛起”的宣传文章。
然而，城建的巨大政绩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诱惑。据广州、揭阳多位政、商界人士透露，在这个投资约30亿的揭阳市政工程中，上述诸名落马官员包括万庆良在内，全部是该工程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他们都涉嫌与商人存在巨额利益交换。
目前，纪检机关已查明，陈弘平、郑松标在揭阳市任职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刘盛发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并有传言称，陈弘平等人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在接受调查期间举报了万庆良。
万庆良任职蕉岭县委书记时的一位副手直言：给市长（指时任市长陈弘平）送钱，能不给书记（指时任市委书记万庆良）送吗？
在广东官场，万庆良的地产商朋友多是出了名的。知情人士分析，万庆良在广州的腐败问题，最大可能就是和房地产开发商交往过密，从而牵涉到了房地产腐败。并且和广州近年来的城建工程也脱不了干系。万庆良落马之后，广东省后续的官场地震就是佐证。
2014年7月，广州纪委官方通告称，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李俊夫因严重违纪被带走调查。李俊夫是万庆良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这在广州政界早已是一个公开秘密。2010年李俊夫主抓的土地出让、三旧改造，都是万庆良重视的地产政策。
同时，据广州市政府一名知情官员透露，市政府内房地产、市政建设等相关部门的部分官员也一同被带走协助调查。在商界，宝鹰股份董事长古少明被确认处于协助调查状态;而在传出被“带走”近20天后，宜华木业还“找不到”自己的董事长刘绍喜。
万庆良在广州力推城建工程期间，曾引来诸多专业人士的质疑。有人评价说，推动旧城改造，既能出政绩，又有巨大利益交换空间，万庆良自然乐此不疲。但一名广州当地人士介绍，万庆良来到广州之初，对于旧城改造并不热衷。这几年大干快上，实则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近年来，广东经济增速减缓。尤其是广州，20多年来名列全国城市经济总量前三甲的地位岌岌可危。紧追其后的天津，与广州的差距逐渐缩小。有人甚至预测，不出3年，广州的GDP就将被天津赶超。万庆良在多次会议上都说过，如果在自己手上把城市GDP前三甲的位置丢掉，交代不过去。
要稳定增长、拉动GDP，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就是进行旧城改造，同时引进大项目。万庆良被调查后，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称，“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说：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出事官员大多不尊重科学，不知道常识，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疯狂又狂妄。”万庆良期望由此拉动GDP的思路，或许是许多为官者的“不二选项”，关键是在此过程中，为政者要能抗拒其中的巨大诱惑。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保三”大战广州尚未胜出，万庆良却连自己为官者的底线也保不住了。
广东政坛少壮派折戟沉沙
万庆良的落马，其实早有先兆。2013年，万庆良曾对广州多家媒体下达指示，要求今后有关他的报道中注意两点：尽量不使用他本人近照;在写其名字时，略去省委常委的称谓。
2013年10月29日至12月29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广东省进行了巡视。巡视组的反馈报告中写道：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权钱交易、插手土地转让等项目，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收受红包形式受贿。
2013年12月19日，广东省纪委宣布对原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据接近万庆良的人士透露，曹鉴燎供出了万庆良的违纪问题。广州政界人士还证实，2014年初，万庆良曾多次被省纪委叫去谈话。
刻意的低调并不能降低万庆良的曝光率。2014年6月7日，就在落马前20天，万庆良再一次登上媒体的头条——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刚刚结束，此前3年，由万庆良和市长陈建华领衔的一哥队连夺三冠。然而这一次，不懂规矩的外国友人队打破了领导第一的惯例。
20天后，万庆良被调查的消息公布。这位广东政坛的龙舟手，没能继续中流击水，而是坠入激流。
作为家乡百姓曾经的榜样，作为广州曾经的“一把手”，万庆良的落马令很多与他有关的人心情复杂。
比这更复杂的，是他背后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万庆良被拿下的原因，目前除中纪委给出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并无更深入详细的描述。这太考验坊间的耐心。相比之下，社交网络上的字眼要更过瘾、更令人浮想联翩：“30亿”、“共用情妇”、“与地产商交好”…… 广东是一个政治地位特殊的地方。万庆良既不是处在政治生涯的晚期，更不是已经退休。他可能不是最大的一只“老虎”，但可能是令人浮想联翩的一只“老虎”。
2014年6月底，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在他的时政节目中说，万庆良的落马标志着广东的反腐进入深水区，或许会牵扯出更多腐败的官员。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则指出，广东的反腐行动紧跟中央，只要中央保持势头，广东也将呈现高压势头，“发现一个抓一个”，与所谓地方帮派应无多大关系。
而在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看来，万庆良的倒台实际上是在为中央的治本埋下伏笔。中国的反腐不仅在打掉那些接近或者超过60岁的老领导，同时也已对准那些在位的45-55岁的中青年高级要员。
2013年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反腐坚持标本兼治，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万庆良落马后，《北京青年报》就用一篇1500字的文章，称中国的反腐已经从轰轰烈烈的治标阶段，进入稳步的治本阶段。
至此，不禁想起治标刚刚开始时，被调查的原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他与万庆良并无交集，唯一相似之处是，两人落马后都有一大波记者涌到他们的老家去“起底”。
当时，雷政富的母亲已经75岁、满头灰发。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她只用重庆话感叹一句：“做啥子官嘛！”
这个极具画面感的句子，同样适合那些对万庆良落马感到情绪复杂的人。
（参考资料：《环球人物》、《博客天下》、《廉政瞭望》、《新京报》等;作者：杨松、龙在宇、王姝、范春旭、李丹丹等）
省会城市“一把手”是怎样炼成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省会城市“一把手”的升迁之路，在能力、关系、机遇等多种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关乎时代特征的多种特点。
年纪越轻越好，党龄越长越好
2015年1月25日，杨卫泽落马21天后，他空出的职位被填补——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黄莉新北上南京，担任这个江苏省会城市的“一把手”。
此次履新南京，是黄莉新仕途中再度“救火”。2011年12月，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她“空降”无锡，接替因涉嫌严重违纪落马的原市委书记毛小平。
从一个省内水利系统的普通科员，到成为一省最重要城市的“一把手”，黄莉新的“升迁”轨迹在专家看来，符合一般省会市委书记晋升路径的特点。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担任过省会（自治区首府）市委书记的官员共有37人，观察他们的从政履历可见，其中颇有一些规律和共性。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省会市委书记的升迁之路，在能力、关系、机遇等多种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关乎时代特征的多种特点。
据媒体报道，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炯在介绍黄莉新时，称她“政治立场坚定，党性观念强，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熟悉经济和三农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有较强的统筹全局和组织协调能力”。
“（省会）书记不光要具备管理能力和宏观把握力，他们更需要的是在政治上具有很强的成熟度。”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爱明提到了2011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称，针对市地州盟党政正职的岗位职责和特点，提出人选必须具备的3个方面标准条件，排在第一位的，恰是“政治上强”。
吴爱明告诉媒体，如果有履历相近的官员同时成为省会书记的候选人，那么年龄自然越小越好，党龄却要越长越好。
据媒体统计，这37名官员就任省会书记时，党龄大多超过了20年，其中三分之一，更是已经入党30年有余的老党员。吴爱明称，党龄作为一种资历，衡量的是“中共党员干部在为党工作的这些年中所累积起来的忠诚度”，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因此，如果要挑选省会书记，“党内资历”比“党员身份”更加重要。
而与此同时，官员在仕途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根据《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在官员年龄上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要保持以55岁左右官员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8岁以下的官员要有3—4名;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50岁左右官员的数量应有所增加。
先做市长，再当书记
一名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此后的关键，还是基层经验。
这里的“基层”，主要指的是区县。据统计，37名先后担任省会书记的官员中，拥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执政经历的有五分之一。
“作为一个省会的领导者，在城市发展中更需要的是社会管理的能力，要学会与老百姓打交道，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基层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媒体曾报道，中组部认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练。组织系统中流行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基层历练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大部分人会辗转于省内各个地级市，继续积累地方执政经验。还有人会离开地方，到省一级综合性部门任职。在2012年后曾担任省会市委书记的37名官员中，在本省内部“轮岗”、积累地方执政经验者，占到近三分之二，共计22人。
完成了这一步骤，多数官员已经属于政坛上的佼佼者。
“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先做市长，再进阶做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媒体，在现行行政体制内，书记和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主要负责人，“市长是训练办事能力的重要岗位，作为行政体系的一把手，可以锻炼干部的管理能力，和对政府内各系统的协调能力。”竹立家表示，协调能力锻炼出来了，那么“工作更为宏观、需要在几套班子之间平衡协调，带领领导团队抓主要矛盾”的书记，也就可以出师了。 “没有人情债，更能放手干正事”
媒体曾报道，为了避免能力单一，中组部都会有意识地让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任职，以提高其领导水平。
2012年以来的37名先后担任省会书记的官员中，在不同省份，或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调职的超过了三分之一，共有15人。
拥有东、中、西部地区多地主政经历被专家视作省会书记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国企主管“跨界”、中央“空降”地方，也是省会书记的重要“来源”。
现任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在北京从朝阳区委书记提拔为北京市委常委后，南下贵州省。现任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在调任江西前，曾是上海黄浦区委书记。
“从直辖市或东部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党政一把手，已成为近几年中央对地方人事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竹立家分析称，干部异地任职背后的高层意图，实际是抑制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希望通过地区间的流动互通，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
竹立家还提到，“（省会书记）异地任职的好处肯定是明显的”，因为没有人情债，更能放手干正事，进而做出成绩。本地书记周围都是熟人，就算你不愿意搞关系，工作开展起来会有难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则称，东部地区的干部到西部去，可以锻炼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地区谋求发展的能力。此外，“省会书记都是省部级、乃至中央后备官员的核心培养成员，那么如果要为中央输送人才，培养全局观念也很重要，因而其履历中，既要有东部经验，也有西部经验”。
从中央派往地方担任省会书记的情况也存在。不过，这些“空降”官员常会先进省委或省政府班子“锻炼”几年熟悉当地情况，再到省会任职。
“在中央部委工作，然后被派往地方的还是少数。在中央（部委），官员处理的是某一方面的事务，而地方需要的是综合治理能力。除非这个人能力很强，两方面都很全面，才能胜任（书记一职）。”毛寿龙称。
竹立家则认为，中央与地方官员互换，有利于各自执政能力优缺点的互补。“毕竟部委高官只是主管某一领域，而地方一把手就要抓全盘工作，这种锻炼还是很必要的。”
省长、常务副省长“前站”
至于成为省会书记之后的仕途，竹立家表示，省会书记这一职务一般会是省长或者常务副省长的“前站”：“这个是比较常规的出路了。因为省会城市对其能力的锻炼是很全面的，而且也是培养重点。”
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王军衔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那些位于“党政主线”上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谓主线干部，就是乡、镇、县、市和省的党政一把手。因为在中组部看来，这些“主线干部”有大局观，具备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这种能力和经验，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
毛寿龙则认为，省会书记因“‘高配’省委常委或者省委副书记”，比普通市委书记级别高一级，在晋升中也就掌握了跳板。
“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有力竞争者，就是曾担任过省会市委书记的干部，剩下的干部也不会妄想‘高攀’。”毛寿龙称，普通地级市的书记，往往只希望可以通过提高自己政绩，有机会竞争省会书记，或者至少能够进入省政协或者直属机构任职。“这样细化干部层级能够使得每一级别的干部竞争不至于过分激烈、造成干部队伍不团结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责任编辑：廖翼颖 参考资料：《看天下》;作者：易萱、薛田）
责任编辑/廖翼颖
2013年6月2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五华阿哥硬打硬”。
这是万庆良老家——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阿哥”指的是男子，而不是额头光亮的清朝贵族。“硬打硬”是指这一地区的男子性格硬直、敢打敢闯，也指一种正义、刚强和为国尽忠的精神。
另一个与“硬”字有关的句子，来自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初获得最高权力时，他便用“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党员干部管好自己。
但中纪委的网站只用一个简短的句子，就宣布万庆良与两种“硬”都没有关系。
纵观万庆良的政治生涯，28年间他以一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一路升到广东省委常委和广州市委书记的位子，但从未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干满过4年。放眼整个中国政坛，这是不多见的个例。按他旧友聂雨田的回忆，多年前万庆良曾说过要“入主中南海”。如今，他却奔着秦城监狱的方向滑去，无力刹车。
曾有一位清正的官场“师父”
1964年，万庆良出生在广东梅州五华县一个村庄的围屋里。梅州素以世界客都闻名，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家乡就在这里。万庆良的曾祖是当地家境殷实的地主，但到万庆良出生时，家里的不动产都已充公，他成了一个农家子弟。
五华县是个并不富裕的地方，对许多客家子弟来说，读书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1981年，在经历两次高考后，万庆良考取嘉应师范专科学院（现已更名为嘉应学院）。毕业留校任职1年多后，万庆良的人生迎来转机。他靠着一手好文笔，于1985年12月进入梅县地委（1988年1月改组为梅州市委）宣传部。其后，他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从讲师团教员、宣传部干事、副科长，晋升为梅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
1994-1995年间，万庆良得到去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在秩序严明的中国政坛，这种机会意味着有一半的概率“升迁在即”。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不少官员把上党校视为积累人脉的机会，对学习并不上心。一个周末，一位党校领导到图书馆视察，发现只有万庆良在看书，对他颇为赏识，还专门向随行人员询问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1993年，作为梅州市委宣传部门里的头号文人，万庆良开始负责当时的市委书记刘凤仪的对外形象和讲话稿。刘凤仪对万庆良非常赏识，曾多次当众夸他有才学、有上进心，并称赞万庆良为自己准备的讲话稿简短有力、废话少。万庆良也成为少数能够经常到刘凤仪家做客的梅州市政府干部。
由此，在之后的10年间，万庆良的政治人生与这位官风清正的市委书记一直有着密切关联。
1995年，刘凤仪调离梅州，任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成为省里的实权官员。1997年，在刘凤仪的举荐下，万庆良结束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学习之后，调任蕉岭县委副书记，次年升为蕉岭县委书记，首次得到主政一方的机会。当时的他只有33岁，是梅州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1998年主政蕉岭县后，万庆良把发力点放在了治河上。蕉岭县内有一条石窟河，污染严重、臭气熏天，每逢雨季，年久失修的堤围便会发生坍塌，经常冲毁河岸两侧的田地。
在万庆良的大力推动下，石窟河治理取得了成效，这也让他在当地获得了不错的官声。据当地官员称，1993年刘凤仪担任梅州市委书记时，力推的也正是梅江一河两岸改造建设工程。其时的万庆良显然是在仿效他“师父”的作法。
主政蕉岭两年后，2000年，36岁的万庆良赴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此前15年，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通常是从团省委副书记中提拔，万庆良打破了这一“规律”。
此后，万庆良又履任多地，无论政绩还是官声，都有不错口碑。一位老县人大代表曾回忆：万庆良当时很能接受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在离开蕉岭之前，万庆良还专门设宴答谢“反对”过他的老同志。
2003年5月，当时，万庆良刚刚调任揭阳市委副书记1个月，他的官场“师父”刘凤仪去世了。据知情人士分析，这很有可能是万庆良仕途生涯的一个重要拐点，刘凤仪的突然去世，使万庆良失去了指路明灯。如果刘凤仪在世，受其影响，万庆良很可能不会走歪路。
多名知晓内情的退休老干部都用同一句话评价在这之后的万庆良：他失去了信仰，开始沉沦。
“万氏升迁密码”
2003年，担任揭阳市委书记5年后，44岁的万庆良成为广东省副省长。2014年落马时，他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如果说他之前的“好运气”得益于“师父”的提携，那么2003年之后他晋升的速度为何仍然如此之快？秘诀在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对选任干部提出考核评价标准，其中主要是进行干部量化考核和实绩考核，各地一度都出现“唯GDP论英雄”的选拔观。
万庆良在梅州的多位老同事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万庆良的施政思路正契合了这一考核标准。他们认为：从蕉岭到揭阳，再到省府广州，万庆良的施政风格一脉相承，只是舞台越来越大——通过经营城市“生钱”;大搞城市建设，改善城市面貌;通过拉大项目落地和房地产开发快速拉动GDP增长。这正是万庆良的升迁密码。
当时，蕉岭及揭阳经济相对落后，广州的“家底”也并不厚。2011年，时任广州市长的万庆良对外介绍，广州每赚一元钱，“自己”只留下两毛六，大部分都上缴给国家和省。“从财政收支比例来看，广州非常缺钱。” “没有钱就没有办法搞城建，因此，经营城市成为万庆良施政的关键。”梅州一位老干部说。
据公开资料显示，万庆良在主政揭阳时期第一次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并力推“30亿工程”，包含“两河四岸建设”、市政建设等106个具体项目。
而在他主政广州时，一系列新城的规划和调整相继公布，涵盖了包括海珠生态城等9个新城，其规划面积相加近80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国土或上海中心城区面积都大。2010年广州土地出让收入为455.6亿元，到2013年已跃升至762亿元。
“城建及上项目的背后是政绩，有了政绩就可以升官。”梅州宣传系统一位退休干部总结，“与很多体制内官员求稳的心态不同，万庆良主政之地的城建轰轰烈烈，几乎重建一座新城。”
“这可能与万庆良的出身有关。”据多位老干部分析：万庆良年少时生活艰苦，使万庆良养成了好学、隐忍、能吃苦、谦虚等美德，但也导致他“急于求成，不睡觉也要做好;非常渴望得到同事认可和领导赏识。这也是他做了很多‘有魄力的工程’的动因”。
此外，万庆良的口才出众以及年龄优势在其个人升迁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经常脱稿讲话，善用排比句;领导下来考察工作，汇报工作时讲得好就证明有水平。”梅州一位老干部说，“而在干部提拔体系中，年龄几乎意味着一切，一步快步步快。”
一位干部总结说，万庆良在仕途上“每一步都踩到了点子上”。
到底是庸官还是干才
奇怪的是，对于万庆良的工作能力，当地官场却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如此两极化的评价，这在众多落马官员中是很罕见的。
广州的一些公务员，早在万庆良还未落马前，私下议论时就称其“万股长”或“万村长”。还有当地官员称，不管万庆良贪与不贪，总之就是个庸官，其能力也就是当股长的水平。
有人曾分析，庸官与干才这两种说法，都有些道理。
一方面，万庆良在其主政一方时，都会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伴随经济的增长，自然会有许多人把万庆良视为难得的干才。并且，因为万庆良酷爱体育，经常在竞技场上一展身手，这也为他赢得了阳光官员的赞誉。
一名与万庆良在足球场上交手过的公务员告诉媒体，万庆良踢球技术不错，最不喜欢有人让球。如果对手上前逼抢，万庆良不会生气，可要发觉是故意让球，会很不开心。
另外一方面，万庆良大多数时候都很和蔼，待人彬彬有礼，恰恰是这种谦和被某些人解读为能力不足。
据当地官员透露，身为一把手，万庆良对于官场的掌控力并不强。在广州期间，他没有前几任书记那样强势，很多时候能不得罪人就尽量不得罪。他还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自己有个优点就是不整人。这一点在称万庆良为庸官的那些人看来，就是他没有能力、怕事的表现。当谈到万庆良的无能，他们提到了坊间流传很广的“600帝”的传闻。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万庆良说：“我认为，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
珠江帝景当时的市面价格大约在3.5万元/平方米，这样的顶级豪宅每月租金至少也要4000元，而市长花了600元就能租到。不少民众批评他的这番言论类似“何不食肉糜”。
有人披露说，万庆良当时接受采访时，的确说了类似的话。但采访一结束，万庆良就意识到这种说法有些不妥，立即对媒体记者说，这只是朋友间的交流，希望记者们不要把自己的话刊登出来。在场的记者有人听了招呼，有人却没有听。
万庆良的话一经披露，立刻招致外界批评。“600帝”的名号在坊间传为笑谈。还有网友迅速创作出段子：“珠江帝景130平方米江景房精装修家电齐全带电梯，前任租户因工作变动特将此好房出租，月租只要600。非中介，急，在线等。”
这件事让万庆良心里十分郁闷，当时有下属主动请缨，说要教训刊登新闻的媒体。但万庆良并没有采取任何动作，他选择了沉默。
据相关人士分析，那次事件几乎坐实了万庆良是个庸官的传言，但另一方面，以他当时的地位，想“修理”这家媒体不难。是真正开明，还是只想大事化小？如今已不得而知。
主攻窝案的反腐“斗士”
作为一名“60后”省部级高官，万庆良一直受到媒体关注。因此，万庆良尤为注重打造自己廉明的形象。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论述反腐倡廉，对于党员干部的反腐败问题发表过许多讲话。
《南方日报》曾报道，2012年8月9日，万庆良在广州市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会上发言称，必须从“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强防腐，党员干部必须把廉洁自律放在重要位置。
万庆良强调说，接受人家1万、10万、100万甚至1000万，意味着将健康也搭进去，因为每次一说要检查，就惶惶不安，甚至精神崩溃，这样，身体怎么会好呢？这样不仅误了自己和家人，还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执政和名声。每个党员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经得起检查，经得起考验。
2013年1月27日，中共广州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万庆良更是主动邀请公众监督，“有没有插手工程、土地、项目，包括城市容积率？有没有在选人用人上，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有没有运用书记的权力谋私利？这三个方面请大家监督我，发现问题及时检举。”
除了发表反腐言论，万庆良在打击贪腐方面也成果颇多，且主攻窝案。
曾任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党委书记的郭清和，在调任从化市市长后被查，他所在的林业和园林系统窝案随之曝光，涉案达13人。
广州市科信局原局长谢学宁被调查后，也引爆了科技系统窝案，系统内29人被查。
万庆良的打击目标不仅是市属部门，也有下属区县。白云区是广州老城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长期以来深受违建、治安等问题困扰。2012年底，广东省委第八巡视组对该区进行巡视督导。此后，纪委查处81名官员。仅8人组成的区政府班子，就有3人落马，一度有官员感叹：“现在区政府常务会议都不够人数！”在次年初的市委全会上，万庆良点名批评白云区是“神仙难救”，如今看来也颇具讽刺意味。 据2013年6月27日的《广州日报》报道，26日上午，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主持召开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会议。万庆良在会上提到，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
结果，第二天下午，万庆良被组织“请”去正式接受调查。
绕不开的揭阳窝案与城建腐败
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他们均是万庆良任职揭阳市委书记时的下属。据相关人士透露，万庆良之所以被调查，其直接原因很可能与这起窝案有关。
2003年，万庆良卸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调任粤东重地揭阳。此后5年间，他由揭阳市委副书记升任揭阳市市长、市委书记。
隶属潮汕地区的揭阳经济很不发达。2005年《揭阳日报》一篇文章称：揭阳是广东经济最落后的一个地级城市市区。建市以来，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每年都不超出10亿元。
揭阳一位副厅级干部介绍，在揭阳，万庆良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引进多个大项目，拉动揭阳GDP迅速增长;二是实施“30亿工程”改变了城市面貌。
所谓“30亿工程”是因总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而得名，包含“两河四岸建设”、市政建设等106个具体项目。5年间，在这一系列项目的拉动下，揭阳的GDP一路攀升，第五年的增长率达到了22.1%。揭阳也因此大变样。
“30亿工程”实施前，“揭阳像一个大农村，如今揭阳是城市的样子。”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评价揭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同年，海内外报刊上刊登大量“揭阳崛起”的宣传文章。
然而，城建的巨大政绩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诱惑。据广州、揭阳多位政、商界人士透露，在这个投资约30亿的揭阳市政工程中，上述诸名落马官员包括万庆良在内，全部是该工程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他们都涉嫌与商人存在巨额利益交换。
目前，纪检机关已查明，陈弘平、郑松标在揭阳市任职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刘盛发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并有传言称，陈弘平等人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在接受调查期间举报了万庆良。
万庆良任职蕉岭县委书记时的一位副手直言：给市长（指时任市长陈弘平）送钱，能不给书记（指时任市委书记万庆良）送吗？
在广东官场，万庆良的地产商朋友多是出了名的。知情人士分析，万庆良在广州的腐败问题，最大可能就是和房地产开发商交往过密，从而牵涉到了房地产腐败。并且和广州近年来的城建工程也脱不了干系。万庆良落马之后，广东省后续的官场地震就是佐证。
2014年7月，广州纪委官方通告称，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李俊夫因严重违纪被带走调查。李俊夫是万庆良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这在广州政界早已是一个公开秘密。2010年李俊夫主抓的土地出让、三旧改造，都是万庆良重视的地产政策。
同时，据广州市政府一名知情官员透露，市政府内房地产、市政建设等相关部门的部分官员也一同被带走协助调查。在商界，宝鹰股份董事长古少明被确认处于协助调查状态;而在传出被“带走”近20天后，宜华木业还“找不到”自己的董事长刘绍喜。
万庆良在广州力推城建工程期间，曾引来诸多专业人士的质疑。有人评价说，推动旧城改造，既能出政绩，又有巨大利益交换空间，万庆良自然乐此不疲。但一名广州当地人士介绍，万庆良来到广州之初，对于旧城改造并不热衷。这几年大干快上，实则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近年来，广东经济增速减缓。尤其是广州，20多年来名列全国城市经济总量前三甲的地位岌岌可危。紧追其后的天津，与广州的差距逐渐缩小。有人甚至预测，不出3年，广州的GDP就将被天津赶超。万庆良在多次会议上都说过，如果在自己手上把城市GDP前三甲的位置丢掉，交代不过去。
要稳定增长、拉动GDP，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就是进行旧城改造，同时引进大项目。万庆良被调查后，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称，“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说：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出事官员大多不尊重科学，不知道常识，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疯狂又狂妄。”万庆良期望由此拉动GDP的思路，或许是许多为官者的“不二选项”，关键是在此过程中，为政者要能抗拒其中的巨大诱惑。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保三”大战广州尚未胜出，万庆良却连自己为官者的底线也保不住了。
广东政坛少壮派折戟沉沙
万庆良的落马，其实早有先兆。2013年，万庆良曾对广州多家媒体下达指示，要求今后有关他的报道中注意两点：尽量不使用他本人近照;在写其名字时，略去省委常委的称谓。
2013年10月29日至12月29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广东省进行了巡视。巡视组的反馈报告中写道：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权钱交易、插手土地转让等项目，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收受红包形式受贿。
2013年12月19日，广东省纪委宣布对原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据接近万庆良的人士透露，曹鉴燎供出了万庆良的违纪问题。广州政界人士还证实，2014年初，万庆良曾多次被省纪委叫去谈话。
刻意的低调并不能降低万庆良的曝光率。2014年6月7日，就在落马前20天，万庆良再一次登上媒体的头条——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刚刚结束，此前3年，由万庆良和市长陈建华领衔的一哥队连夺三冠。然而这一次，不懂规矩的外国友人队打破了领导第一的惯例。
20天后，万庆良被调查的消息公布。这位广东政坛的龙舟手，没能继续中流击水，而是坠入激流。
作为家乡百姓曾经的榜样，作为广州曾经的“一把手”，万庆良的落马令很多与他有关的人心情复杂。
比这更复杂的，是他背后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万庆良被拿下的原因，目前除中纪委给出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并无更深入详细的描述。这太考验坊间的耐心。相比之下，社交网络上的字眼要更过瘾、更令人浮想联翩：“30亿”、“共用情妇”、“与地产商交好”…… 广东是一个政治地位特殊的地方。万庆良既不是处在政治生涯的晚期，更不是已经退休。他可能不是最大的一只“老虎”，但可能是令人浮想联翩的一只“老虎”。
2014年6月底，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在他的时政节目中说，万庆良的落马标志着广东的反腐进入深水区，或许会牵扯出更多腐败的官员。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则指出，广东的反腐行动紧跟中央，只要中央保持势头，广东也将呈现高压势头，“发现一个抓一个”，与所谓地方帮派应无多大关系。
而在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看来，万庆良的倒台实际上是在为中央的治本埋下伏笔。中国的反腐不仅在打掉那些接近或者超过60岁的老领导，同时也已对准那些在位的45-55岁的中青年高级要员。
2013年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反腐坚持标本兼治，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万庆良落马后，《北京青年报》就用一篇1500字的文章，称中国的反腐已经从轰轰烈烈的治标阶段，进入稳步的治本阶段。
至此，不禁想起治标刚刚开始时，被调查的原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他与万庆良并无交集，唯一相似之处是，两人落马后都有一大波记者涌到他们的老家去“起底”。
当时，雷政富的母亲已经75岁、满头灰发。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她只用重庆话感叹一句：“做啥子官嘛！”
这个极具画面感的句子，同样适合那些对万庆良落马感到情绪复杂的人。
（参考资料：《环球人物》、《博客天下》、《廉政瞭望》、《新京报》等;作者：杨松、龙在宇、王姝、范春旭、李丹丹等）
省会城市“一把手”是怎样炼成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省会城市“一把手”的升迁之路，在能力、关系、机遇等多种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关乎时代特征的多种特点。
年纪越轻越好，党龄越长越好
2015年1月25日，杨卫泽落马21天后，他空出的职位被填补——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黄莉新北上南京，担任这个江苏省会城市的“一把手”。
此次履新南京，是黄莉新仕途中再度“救火”。2011年12月，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她“空降”无锡，接替因涉嫌严重违纪落马的原市委书记毛小平。
从一个省内水利系统的普通科员，到成为一省最重要城市的“一把手”，黄莉新的“升迁”轨迹在专家看来，符合一般省会市委书记晋升路径的特点。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担任过省会（自治区首府）市委书记的官员共有37人，观察他们的从政履历可见，其中颇有一些规律和共性。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省会市委书记的升迁之路，在能力、关系、机遇等多种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关乎时代特征的多种特点。
据媒体报道，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炯在介绍黄莉新时，称她“政治立场坚定，党性观念强，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熟悉经济和三农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有较强的统筹全局和组织协调能力”。
“（省会）书记不光要具备管理能力和宏观把握力，他们更需要的是在政治上具有很强的成熟度。”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爱明提到了2011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称，针对市地州盟党政正职的岗位职责和特点，提出人选必须具备的3个方面标准条件，排在第一位的，恰是“政治上强”。
吴爱明告诉媒体，如果有履历相近的官员同时成为省会书记的候选人，那么年龄自然越小越好，党龄却要越长越好。
据媒体统计，这37名官员就任省会书记时，党龄大多超过了20年，其中三分之一，更是已经入党30年有余的老党员。吴爱明称，党龄作为一种资历，衡量的是“中共党员干部在为党工作的这些年中所累积起来的忠诚度”，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因此，如果要挑选省会书记，“党内资历”比“党员身份”更加重要。
而与此同时，官员在仕途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根据《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在官员年龄上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要保持以55岁左右官员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8岁以下的官员要有3—4名;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50岁左右官员的数量应有所增加。
先做市长，再当书记
一名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此后的关键，还是基层经验。
这里的“基层”，主要指的是区县。据统计，37名先后担任省会书记的官员中，拥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执政经历的有五分之一。
“作为一个省会的领导者，在城市发展中更需要的是社会管理的能力，要学会与老百姓打交道，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基层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媒体曾报道，中组部认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练。组织系统中流行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基层历练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大部分人会辗转于省内各个地级市，继续积累地方执政经验。还有人会离开地方，到省一级综合性部门任职。在2012年后曾担任省会市委书记的37名官员中，在本省内部“轮岗”、积累地方执政经验者，占到近三分之二，共计22人。
完成了这一步骤，多数官员已经属于政坛上的佼佼者。
“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先做市长，再进阶做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媒体，在现行行政体制内，书记和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主要负责人，“市长是训练办事能力的重要岗位，作为行政体系的一把手，可以锻炼干部的管理能力，和对政府内各系统的协调能力。”竹立家表示，协调能力锻炼出来了，那么“工作更为宏观、需要在几套班子之间平衡协调，带领领导团队抓主要矛盾”的书记，也就可以出师了。 “没有人情债，更能放手干正事”
媒体曾报道，为了避免能力单一，中组部都会有意识地让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任职，以提高其领导水平。
2012年以来的37名先后担任省会书记的官员中，在不同省份，或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调职的超过了三分之一，共有15人。
拥有东、中、西部地区多地主政经历被专家视作省会书记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国企主管“跨界”、中央“空降”地方，也是省会书记的重要“来源”。
现任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在北京从朝阳区委书记提拔为北京市委常委后，南下贵州省。现任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在调任江西前，曾是上海黄浦区委书记。
“从直辖市或东部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党政一把手，已成为近几年中央对地方人事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竹立家分析称，干部异地任职背后的高层意图，实际是抑制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希望通过地区间的流动互通，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
竹立家还提到，“（省会书记）异地任职的好处肯定是明显的”，因为没有人情债，更能放手干正事，进而做出成绩。本地书记周围都是熟人，就算你不愿意搞关系，工作开展起来会有难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则称，东部地区的干部到西部去，可以锻炼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地区谋求发展的能力。此外，“省会书记都是省部级、乃至中央后备官员的核心培养成员，那么如果要为中央输送人才，培养全局观念也很重要，因而其履历中，既要有东部经验，也有西部经验”。
从中央派往地方担任省会书记的情况也存在。不过，这些“空降”官员常会先进省委或省政府班子“锻炼”几年熟悉当地情况，再到省会任职。
“在中央部委工作，然后被派往地方的还是少数。在中央（部委），官员处理的是某一方面的事务，而地方需要的是综合治理能力。除非这个人能力很强，两方面都很全面，才能胜任（书记一职）。”毛寿龙称。
竹立家则认为，中央与地方官员互换，有利于各自执政能力优缺点的互补。“毕竟部委高官只是主管某一领域，而地方一把手就要抓全盘工作，这种锻炼还是很必要的。”
省长、常务副省长“前站”
至于成为省会书记之后的仕途，竹立家表示，省会书记这一职务一般会是省长或者常务副省长的“前站”：“这个是比较常规的出路了。因为省会城市对其能力的锻炼是很全面的，而且也是培养重点。”
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王军衔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那些位于“党政主线”上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谓主线干部，就是乡、镇、县、市和省的党政一把手。因为在中组部看来，这些“主线干部”有大局观，具备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这种能力和经验，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
毛寿龙则认为，省会书记因“‘高配’省委常委或者省委副书记”，比普通市委书记级别高一级，在晋升中也就掌握了跳板。
“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有力竞争者，就是曾担任过省会市委书记的干部，剩下的干部也不会妄想‘高攀’。”毛寿龙称，普通地级市的书记，往往只希望可以通过提高自己政绩，有机会竞争省会书记，或者至少能够进入省政协或者直属机构任职。“这样细化干部层级能够使得每一级别的干部竞争不至于过分激烈、造成干部队伍不团结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责任编辑：廖翼颖 参考资料：《看天下》;作者：易萱、薛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