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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
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该条例的修订意义重大：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
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和规定？如何突出体现党纪“从严”？
纪法分开：70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党纪严于法律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2015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例如，中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方向精准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十八屆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新的纪律处分条例让问责、执纪、监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尺度、力度。
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十八大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措施加以解决，按照全覆盖——从严执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随着形势发展，制度层面上也将不断完善健全。
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该条例的修订意义重大：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
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和规定？如何突出体现党纪“从严”？
纪法分开：70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党纪严于法律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2015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例如，中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方向精准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十八屆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新的纪律处分条例让问责、执纪、监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尺度、力度。
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十八大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措施加以解决，按照全覆盖——从严执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随着形势发展，制度层面上也将不断完善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