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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高一剩”企业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能否创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两个角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探索源于企业、产业和要素市场差异的激励效应异质性，及政府创新补助在产业绿色发展中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总体上有助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但异质性特征明显，政府创新补助在要素市场扭曲地区充分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而在资本密集型“两高一剩”企业中呈低效率激励。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创新升级渠道对我国产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阻碍作用。通过提高监督检查力度、甄别企业类型及所属地区环境、区别发放政府补助，可有助于政府创新补助的高效配置，加速“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
关键词：政府创新补助;企业创新升级;“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3-0101-0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时期，依靠劳动力、資本等要素投入的传统增长模式面临瓶颈。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企业创新作为经济创新驱动最基本的动力来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持续广泛的关注。在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中，政府补助作为企业获取现金流的直接途径，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熊勇清等，2013）。因此，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的影响，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创新能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强的公司拥有比较优势，未来更具竞争力（Cao等，2013）。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位置的提升、生产率提高、利润增长推动的企业升级正是创新能力的体现（李林木等，2017）。Reeg（2013）认为企业升级质的体现是指企业创新，包括产品、工艺流程、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质的改进;量的体现在于企业的成长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能力、利润、营业额、资产、就业方面的可持续增长。笔者借鉴Reeg（2013）、李林木等（2017）分别从创新成果和成长状况两个维度衡量企业升级的质与量方面。
自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的《绿色信贷指引》中指出要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以及总供给量与总需求量相比出现过剩的“两高一剩”行业盲目扩张以来，“两高一剩”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占比大，工业能耗高，不良影响突出，因而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两高一剩”企业能否实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现有研究鲜有立足于企业升级，尤其是从“两高一剩”产业转型视角研究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的文献，从企业生命周期及企业所处行业特征角度的研究也寥寥无几。笔者利用“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创新升级能力，为产业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研发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收益不确定性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高风险等特点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削弱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郭玥，2018）。此时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成为国家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运用的理论依据，而政府补助的作用效应争论已久。一方面，政府补助直接干预资源的有效配置，以现金补贴方式激励企业实施创新活动（Kang和Park，2012），即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存在挤入效应（陆国庆等，2014）。国内外研究均支持挤入效应假说（Wolff等，2008）;肖兴志等，2013;张杰等，2015）。而政府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Kleer，2010）间接带动外部投资也有力支持了企业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企业将获得的政府补助过度投资及“寻租”（毛其淋等，2015）带来的策略性创新（黎文靖等，2016），可能降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郭晓丹等，2011），也即政府补助对企业自主创新产生挤出效应。
综观现有政府补助激励效应的研究，大多选取政府补助总额为研究内容，部分针对受优惠企业创新活动的事后评价，存在选择偏差问题（Jaumotte和Pain，2005）。而我国政府补助种类繁多，既包括技改、节能环保、项目开发等事前补助，也包括税收减免、财政奖励等事后补贴。为更贴近企业升级、产业转型的研究目的，笔者筛选出“两高一剩”企业政府创新类补助，剔除事后补贴对事前创新补助的影响，更有针对性地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影响的政策效应①，进一步探寻创新补助对产业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两高一剩”企业的创新能力：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
创新投资周期长及高风险的特点，使企业创新行为易遭受外源融资约束，无偿提供的创新补助相当于直接缓解了企业创新活动所需的融资压力;且能对外释放积极信号，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助于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杨洋等，2015;郭玥，2018）。同时企业获得创新补助相当于获取了政府支持，创新风险得到部分分担。但创新活动产生的“搭便车”现象，可能造成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反而弱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对处于行业技术领先或产品市场需求剧增的企业，这种挤出效应更明显（Lee等，2010）。但政府创新补助的实施也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如果政府监管不严，可能使得资助流向其他利润率较高的投向，从而无法达到政府预期效果。
笔者以研发投入测度企业创新能力，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1a：政府创新补助会促进企业创新活动，会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提高创新能力。
假设1b：政府创新补助会替代企业创新活动，会减少企业创新投入，削弱创新能力。
“两高一剩”企业大多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传统支柱型产业，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升级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加企业新产品数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加以专利数量为代表的创新产出。这一过程不仅从企业“量”的成长方面体现了企业创新升级水平，更从“质”的方面衡量了企业升级。但“两高一剩”企业的环境负外部性更是当前我国经济绿色发展时期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因此“两高一剩”企业能否实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创新补助从“质”与“量”两方面促进“两高一剩”企业升级。
（二）政府创新补助激励效应的异质性
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在企业性质、规模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发展的不平衡（郭炬等，2015）。笔者从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及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异质性三方面深入考察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企业特征的影响。企业是具有生命状态的组织，会经历创立、成长、迁址、合并及倒闭等“类人口学”过程，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对各类企业行为决策都会产生影响（王凤荣等，2012）。具体到企业创新行为来说，年轻企业有更迫切的创新动机和强烈的创新意志，但其缺乏创新资金，对创新失败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差，因而创新行为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成熟企业资金流动性约束较低，创新更多依赖自身的研发投入。二者创新资金来源差异决定了政府创新补助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会对企业R&D决策产生差异性影响（肖兴志等，2013）。非国有企业多以盈利为首要目的，往往希望通过技术创新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尤其对民营企业来说，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依然存在，面对融资约束及研发行为的正外部性溢出，政府补助相当于对民营企业外源性融资（张彩江等，2016）。而国有企业大多承担维持地方就业、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等社会性责任，导致其对待企业创新转型发展时更加谨慎。此外国有企业具有政府干预和预算软约束特征及国有企业经营者特有的晋升考核体系，往往使其不愿进行风险大、回报不确定和持续时间长的创新活动，因而可能导致政府给予国有企业补助无法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白俊红等，2011）。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3：政府创新补助对年轻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创新行为影响更大。
行业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影响。行业特征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Symeonidis，1996）②，不同类型行业特征决定了政府补助的激励效应不同。“两高一剩”企业大多数属于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按照二位码分类多具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特征。2012年《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特别强调通过污染密集型产业升级转变我国工业发展方式、实现节能减排。因此，笔者将“两高一剩”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其中，资本密集型创新效率最高（黄山松等，2011）。这是因为企业创新活动需要长期资本投入，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自身资本要素优势进行技术创新（聂辉华等，2008）。根据要素效用边际递减规律，政府创新补助增加，创新边际效用递减，政府补助对其创新行为挤出效应可能更大。而相对于高能耗和产能过剩行业来说，高污染行业对社会影响更大，但因为其产品有市场需求，其治理也更加困难。政府补助恰好为高污染行业技术改造提供相应资金支持，有利于企业增加创新活动。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4：“两高一剩”企业中，资本密集型企业政府补助挤出效应更大;而政府创新补助对高污染型企业创新活动支持更大。
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我国市场化进程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地方政策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就导致不同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效率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两高一剩”企業受政府行政垄断严重，各级地方政府对要素资源配置管制和干预导致要素市场扭曲（张杰等，2011）、财政补贴及激励政策扭曲（Gill等，2007），使“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行为对政府补助可能存在变异反应。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滋生的寻租行为可能会导致政府补助的信号传递作用被削弱（杨洋等，2015），造成企业创新效率损失。因此可能出现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更具创新意识，创新投入资金来源更多元化，但企业创新活动却随着政府创新补助的增加反而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5：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支持之手”作用越大。
三、数据选取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笔者采用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在包含多种补助类目的政府补助项目中采用选取关键词的方法，手工整理了政府补助中属于前期支持的创新补助项目，包括技改、研发、节能改造、转型升级等。若数据库未明确说明或数据缺失，将手工从上市公司年报中补充。
《绿色信贷指引》中“两高一剩”行业自2007年颁布，考虑政府创新补助的滞后效应，选取2009—2015年A股“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Wind资讯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截止目前尚未有文献或报告明确“两高一剩”具体细分行业。笔者根据《绿色信贷指引》中“两高一剩”定义，首先与国民经济二位码行业匹配，其次将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与上述匹配后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两高一剩”行业二位码再匹配，初步选定研究范围为881家上市公司。为了更好地界定企业是否为“两高一剩”上市公司，我们查阅公司年报核对其主营业务，并剔除公司政府补助项目和创新活动披露不完整样本点，最终确定184家企业，626个公司—年度样本点，涉及20个细分行业。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 模型设定。为了检验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考虑到政府创新补助和企业创新投入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设定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innovit=α+β1subsidiesit+β2subsidiesit2+β3controlsit
+εit（1）
被解释变量innov为企业创新投入，解释变量subsidies为政府创新补助。政府创新补助各年间变动较小，因此本文采用当期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投入产出同期值进行回归③。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非平衡面板，可以用混合OLS方法进行回归。
利用模型（2）检验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升级的影响： promotionit=α+β4subsidiesit+β5controlsit+εit（2）
被解释变量promotion为企业升级指标，分别代表企业创新产出和企业经营绩效。
2. 加入交乘项的模型设定。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行业和地区市场化特征的交乘项，设定模型如下：
innovit=α+β1subsidiesit+βicharacterit+βjsubsidiesit×characterit+εit（3）
其中变量character表示公司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公司是否具有政府背景、是否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是否为高污染行业和地区要素扭曲程度五个变量，subsidies×character意味着以上五个变量与政府创新补助的交乘项。
3. 主要变量选取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innov为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以营业总收入标准化的研发投入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借鉴李林木等（2017）对企业升级内涵的界定，选取创新产出innov1测度企业升级“质”的表现，其有两种度量方式，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额。由于上市公司未披露新产品销售额，而从专利申请到授权获批时间较长，不确定性较高（周亚虹等，2015），因此专利申请数更能反映当期的创新产出。Promotion则以营业利润率④来测度企业升级“量”的表现。
（2）解释变量。政府创新补助强度subsidies（周亚虹等，2015），由政府创新补助与营业总收入比值来衡量。因为量级存在差异，为了便于考察，将政府创新补助扩大100倍。
公司年龄age。采取虚拟变量，大于等于中位值的企业认为是成熟企业，记为1;小于中位值定义为年轻企业，记为0。
企业属性govback。将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的企业归类为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周亚虹等，2015），记为1;其他界定为不具有政府背景，记为0。
企业资本要素密集度capital高于中位值的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记为1;小于中位值的划分为其他类型企业，记为0。
企业是否属于高污染企业pollution。将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环保部《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和Wind数据库行业代码匹配，将高污染企业⑤记为1，其他企业记为0。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distortion。本文以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来衡量市场化程度差异（张杰等，2015），设定其为虚拟变量，大于等于中位数的地区记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高的地区，取值为1;相反取值为0。
（3）控制变量。与现有文献类似，选取公司、行业和地区层面影响企业创新的特征变量包括ROA、杠杆率、总资产对数、流动资产周转率、利息保障倍数、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企业现金量等;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二位码行业特征;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和公司注册地GDP增长率。
主要变量定义、计算方法见表1。
（三）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两高一剩”企业间创新能力innov及政府創新补助强度subsidies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型检验
（一）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的激励效应
根据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3（1）、（2）列。可以看到，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二者正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创新补助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有助于提高“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能力，假设1a得证。当我们加入政府创新补助二次项后，其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企业创新能力达到峰值后，政府创新补助的增加会挤出企业创新投入，从而降低其创新能力。
表3（3）、（4）列呈现了政府创新补助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与创新投入类似。一方面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补助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升级间倒U型的关系。当政府给予“两高一剩”企业过多创新补助时，可能影响企业升级，进一步可能影响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更直观的“量”的体现是企业经营绩效，对二者之间的回归结果见表3（5）、（6）列。无论是否控制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政府创新补助并不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将营业利润率替换为其他几个衡量企业升级“量”化指标时上述结果仍然成立。
（二）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 企业特征影响分析。对企业所处生命周期和企业性质进行全样本回归，结果见表4⑥，其中（1）、（2）列为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回归结果，（3）、（4）列为企业升级的回归结果。比较（1）和（3）列，age前系数均为负，subsidiesage显著为正（列（3）交乘项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两高一剩”成熟企业本身创新意愿较低，但政府创新补助促使“两高一剩”成熟企业增加其创新投入，这将有利于其以技术创新促转型发展。该结论与张璇等（2017）所得结论相反⑦，我们认为这正是“两高一剩”企业的特殊之处，其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其在选择创新转型时会慎之又慎，但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的产业政策对成熟型“两高一剩”企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2）和（4）列为政府创新补助对有无政府背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从回归结果看到，govback系数显著为正，显示对有创新意愿而没有政府背景“两高一剩”企业来说，政府创新补助相当于外源性融资，对企业激励效应十分显著，假设3部分得证。subsidiesgovback系数为负，且远大于govback系数，表明政府创新补助对有政府背景企业创新有挤出效应。 2. 行业与地区维度的政府创新补助效应分析。基于行业要素密集度特征分析企业创新升级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见表5。（1）、（3）列用来分析“两高一剩”企业资本密集型特征。从创新投入（1）列看，capital系数在创新投入项显著为正，在创新产出项在5%水平显著为负，说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投入增加，但其创新产出却减少了，资本密集型“两高一剩”企业创新效率相对较低。这与黄山松等（2011）结论相反，再次证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行为的特殊性。subsidiescapital系数均显著为负，显示政府创新补助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因为（3）列中capital系数与subsidiescapital系数同为负，表明假设4中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产出挤出效应更大得证。
比较（3）、（4）列“两高一剩”企业高污染特征。subsidiespollution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两高一剩”高污染企业对政府创新补助的边际效应与其他类型企业无差异，因而政府对“两高一剩”产业实施无差别限制性产业政策是合理的。
表6从地区市场化维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效应。distortion系数为负，显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与企业创新行为负相关，即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低，企业创新活动越多。这与企业融资渠道更丰富，信息化程度更高等因素密切相关的;而要素市场越扭曲，意味着企业外源性融资渠道越少，甚至存在寻租行为，这均会减少企业创新行为，这是符合现有研究结论的。但subsidiesdistortion系数远大于distortion系数，表明政府给予企业创新补助增加了企业创新活动，挤入效应明显。这也说明要素市场扭曲有较强的纠正作用，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政府创新补助充分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假设5得证。
（三）稳健型检验
为了剔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反向因果和工具变量法对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升级间关系再检验。借鉴杨洋等（2015）的做法，用t期政府创新补助数对t-1期企业创新投入的行业均值做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政府创新补助系数和相关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企业创新投入是前向补贴，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以当期总资产标准化的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内源性融资回归所得系数作为政府创新补助的工具变量（张彩江等，2016），利用模型（1）、（2）回归的实证结果均与之前结果一致。⑧
五、拓展性研究：政府创新补助是否有助于产业绿色发展
产业转型是企业创新升级的最终落脚点。当前以经济绿色发展为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导向下，有必要考察“两高一剩”企业升级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府创新补助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效果。对“两高一剩”产业来说，以兼顾经济效率与绿色效率的绿色经济效率度量其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既符合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又能考察是否满足绿色发展的需求。本文借鉴Sueyoshi等（2017）非径向DEA模型测度“两高一剩”产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值。
其中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劳动投入选用分行业就业人员全时当量;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投入（张军等，2003;雷辉等，2016），以分行业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量。选取分行业工业增加值作为经济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期望产出，分行业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以GAMS估计所得绿色经济效率值eff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与上文相同。分别按照模型（6）、（7）回归，结果见表7。
effit=α+β1innovit-1+β2innovit-1×subsidiesit-1+controlsit-1+εit（6）
effit=α+β3innov1it-1+β4innov1it-1×subsidiesit-1+controlsit-1+εit（7）
企業创新innov与innov1系数为负显著，表明当前“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并未起到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企业虽实施创新行为，但更多地体现在实用新型方面，发明专利数量相对较少;而以寻租实施的策略性创新导致企业并未实施实质性创新（黎文靖等，2015）。innov×subsidies与innov1×subsidies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创新补助可以缓解企业创新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负向影响。
上文中想要探讨当前我国政府创新补助的量是否合意的问题，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到解答。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呈倒U型，对“两高一剩”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有促进作用;而“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负向影响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结合倒U型曲线特征，笔者推断当前政府创新补助位于倒U型曲线右半部分，即随着创新补助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减少，产业绿色发展效率递增。这一逻辑推演表明当前应当继续增加政府创新补助能解决企业创新升级、产业绿色发展的问题。但破解“无限增加政府创新补助才能促进企业创新”难题的渠道更应当在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及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率。
六、结论与启示
“两高一剩”企业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能否创新转型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选择我国独特的“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整理了2009—2015年政府创新补助数据，从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升级两个角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未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对于不同特征的“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补助作用有所不同，因而政府实施补助的方向和力度也应当有所不同。这对政府实施差异性财政支出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政府创新补助激励企业创新升级所产生的产业绿色发展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能有效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上述研究发现的启示和政策含义在于，激励“两高一剩”企业升级的政府创新补助对促进企业创新是有效的。但是需要注意以下方面：（1）当前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企业创新活动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不仅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也需要政府实施诸如提高监督检查力度、增加罚金额度等约束行为，以更高效地激励企业提高创新效率与产出效率，更好地促进“两高一剩”产业绿色转型发展。（2）通过甄别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区别发放政府创新补助，不仅有利于政府补助配置到更高效的企业，加速企业转型升级，更避免了寻租造成资源浪费。 注释：
①企业创新活动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本文界定企业创新行为仅指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
②聂辉华等（2008）指出行业特征包括要素投入程度、技术机会等方面。
③采用滞后一期的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进行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④采用企业成本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升级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⑤根据2008年环保部《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轻工、纺织、制革共14个行业归为重污染行业。
⑥限于篇幅，本文所有实证结果均未显示无交乘项时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⑦张璇等，《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经济研究》，2017（5）：161-174。在其文中讨论的是企业规模，一般认为企业存续期越长，企业规模越大，因此可以将企业年龄与企业规模同等对待。
⑧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列出相关检验过程和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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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s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Wang Fengrong， Zheng Wenfeng， Li Yafei
（Economics Institute Academ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economic stock of "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enterprises associated with extensive development mode in China， whether we can innovate and upgrade is the key to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takes "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vestigates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terprise upgrading， and then explores the heterogeneity of incentive effects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ces among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factor markets， and the micro-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are in favor of the innovation upgrade of the "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enterprises， but the heterogeneity is obvious， and the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have fully played the role of "support hand" in the distorted area of factor market. And in the capital-intensive "two high one surplus" enterprises are inefficient incentive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impedi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channels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By improving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discriminating the type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iat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differently， it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and accelerate the upgrading of "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enterprises.
Key words：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listed enterprises， green developmen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关键词：政府创新补助;企业创新升级;“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3-0101-09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时期，依靠劳动力、資本等要素投入的传统增长模式面临瓶颈。党的十九大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企业创新作为经济创新驱动最基本的动力来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持续广泛的关注。在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中，政府补助作为企业获取现金流的直接途径，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熊勇清等，2013）。因此，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的影响，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创新能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创新能力强的公司拥有比较优势，未来更具竞争力（Cao等，2013）。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位置的提升、生产率提高、利润增长推动的企业升级正是创新能力的体现（李林木等，2017）。Reeg（2013）认为企业升级质的体现是指企业创新，包括产品、工艺流程、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质的改进;量的体现在于企业的成长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能力、利润、营业额、资产、就业方面的可持续增长。笔者借鉴Reeg（2013）、李林木等（2017）分别从创新成果和成长状况两个维度衡量企业升级的质与量方面。
自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的《绿色信贷指引》中指出要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以及总供给量与总需求量相比出现过剩的“两高一剩”行业盲目扩张以来，“两高一剩”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占比大，工业能耗高，不良影响突出，因而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两高一剩”企业能否实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现有研究鲜有立足于企业升级，尤其是从“两高一剩”产业转型视角研究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的文献，从企业生命周期及企业所处行业特征角度的研究也寥寥无几。笔者利用“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创新升级能力，为产业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研发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收益不确定性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高风险等特点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削弱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郭玥，2018）。此时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成为国家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运用的理论依据，而政府补助的作用效应争论已久。一方面，政府补助直接干预资源的有效配置，以现金补贴方式激励企业实施创新活动（Kang和Park，2012），即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存在挤入效应（陆国庆等，2014）。国内外研究均支持挤入效应假说（Wolff等，2008）;肖兴志等，2013;张杰等，2015）。而政府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Kleer，2010）间接带动外部投资也有力支持了企业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企业将获得的政府补助过度投资及“寻租”（毛其淋等，2015）带来的策略性创新（黎文靖等，2016），可能降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郭晓丹等，2011），也即政府补助对企业自主创新产生挤出效应。
综观现有政府补助激励效应的研究，大多选取政府补助总额为研究内容，部分针对受优惠企业创新活动的事后评价，存在选择偏差问题（Jaumotte和Pain，2005）。而我国政府补助种类繁多，既包括技改、节能环保、项目开发等事前补助，也包括税收减免、财政奖励等事后补贴。为更贴近企业升级、产业转型的研究目的，笔者筛选出“两高一剩”企业政府创新类补助，剔除事后补贴对事前创新补助的影响，更有针对性地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影响的政策效应①，进一步探寻创新补助对产业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两高一剩”企业的创新能力：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
创新投资周期长及高风险的特点，使企业创新行为易遭受外源融资约束，无偿提供的创新补助相当于直接缓解了企业创新活动所需的融资压力;且能对外释放积极信号，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有助于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杨洋等，2015;郭玥，2018）。同时企业获得创新补助相当于获取了政府支持，创新风险得到部分分担。但创新活动产生的“搭便车”现象，可能造成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反而弱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对处于行业技术领先或产品市场需求剧增的企业，这种挤出效应更明显（Lee等，2010）。但政府创新补助的实施也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如果政府监管不严，可能使得资助流向其他利润率较高的投向，从而无法达到政府预期效果。
笔者以研发投入测度企业创新能力，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1a：政府创新补助会促进企业创新活动，会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提高创新能力。
假设1b：政府创新补助会替代企业创新活动，会减少企业创新投入，削弱创新能力。
“两高一剩”企业大多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传统支柱型产业，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升级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加企业新产品数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加以专利数量为代表的创新产出。这一过程不仅从企业“量”的成长方面体现了企业创新升级水平，更从“质”的方面衡量了企业升级。但“两高一剩”企业的环境负外部性更是当前我国经济绿色发展时期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因此“两高一剩”企业能否实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创新补助从“质”与“量”两方面促进“两高一剩”企业升级。
（二）政府创新补助激励效应的异质性
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在企业性质、规模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发展的不平衡（郭炬等，2015）。笔者从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及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异质性三方面深入考察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企业特征的影响。企业是具有生命状态的组织，会经历创立、成长、迁址、合并及倒闭等“类人口学”过程，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对各类企业行为决策都会产生影响（王凤荣等，2012）。具体到企业创新行为来说，年轻企业有更迫切的创新动机和强烈的创新意志，但其缺乏创新资金，对创新失败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差，因而创新行为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成熟企业资金流动性约束较低，创新更多依赖自身的研发投入。二者创新资金来源差异决定了政府创新补助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会对企业R&D决策产生差异性影响（肖兴志等，2013）。非国有企业多以盈利为首要目的，往往希望通过技术创新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尤其对民营企业来说，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依然存在，面对融资约束及研发行为的正外部性溢出，政府补助相当于对民营企业外源性融资（张彩江等，2016）。而国有企业大多承担维持地方就业、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等社会性责任，导致其对待企业创新转型发展时更加谨慎。此外国有企业具有政府干预和预算软约束特征及国有企业经营者特有的晋升考核体系，往往使其不愿进行风险大、回报不确定和持续时间长的创新活动，因而可能导致政府给予国有企业补助无法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白俊红等，2011）。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3：政府创新补助对年轻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创新行为影响更大。
行业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影响。行业特征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Symeonidis，1996）②，不同类型行业特征决定了政府补助的激励效应不同。“两高一剩”企业大多数属于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按照二位码分类多具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特征。2012年《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特别强调通过污染密集型产业升级转变我国工业发展方式、实现节能减排。因此，笔者将“两高一剩”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其中，资本密集型创新效率最高（黄山松等，2011）。这是因为企业创新活动需要长期资本投入，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自身资本要素优势进行技术创新（聂辉华等，2008）。根据要素效用边际递减规律，政府创新补助增加，创新边际效用递减，政府补助对其创新行为挤出效应可能更大。而相对于高能耗和产能过剩行业来说，高污染行业对社会影响更大，但因为其产品有市场需求，其治理也更加困难。政府补助恰好为高污染行业技术改造提供相应资金支持，有利于企业增加创新活动。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4：“两高一剩”企业中，资本密集型企业政府补助挤出效应更大;而政府创新补助对高污染型企业创新活动支持更大。
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我国市场化进程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地方政策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就导致不同地区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效率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两高一剩”企業受政府行政垄断严重，各级地方政府对要素资源配置管制和干预导致要素市场扭曲（张杰等，2011）、财政补贴及激励政策扭曲（Gill等，2007），使“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行为对政府补助可能存在变异反应。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滋生的寻租行为可能会导致政府补助的信号传递作用被削弱（杨洋等，2015），造成企业创新效率损失。因此可能出现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更具创新意识，创新投入资金来源更多元化，但企业创新活动却随着政府创新补助的增加反而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5：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支持之手”作用越大。
三、数据选取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笔者采用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在包含多种补助类目的政府补助项目中采用选取关键词的方法，手工整理了政府补助中属于前期支持的创新补助项目，包括技改、研发、节能改造、转型升级等。若数据库未明确说明或数据缺失，将手工从上市公司年报中补充。
《绿色信贷指引》中“两高一剩”行业自2007年颁布，考虑政府创新补助的滞后效应，选取2009—2015年A股“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Wind资讯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截止目前尚未有文献或报告明确“两高一剩”具体细分行业。笔者根据《绿色信贷指引》中“两高一剩”定义，首先与国民经济二位码行业匹配，其次将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与上述匹配后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两高一剩”行业二位码再匹配，初步选定研究范围为881家上市公司。为了更好地界定企业是否为“两高一剩”上市公司，我们查阅公司年报核对其主营业务，并剔除公司政府补助项目和创新活动披露不完整样本点，最终确定184家企业，626个公司—年度样本点，涉及20个细分行业。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 模型设定。为了检验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考虑到政府创新补助和企业创新投入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设定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innovit=α+β1subsidiesit+β2subsidiesit2+β3controlsit
+εit（1）
被解释变量innov为企业创新投入，解释变量subsidies为政府创新补助。政府创新补助各年间变动较小，因此本文采用当期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投入产出同期值进行回归③。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非平衡面板，可以用混合OLS方法进行回归。
利用模型（2）检验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升级的影响： promotionit=α+β4subsidiesit+β5controlsit+εit（2）
被解释变量promotion为企业升级指标，分别代表企业创新产出和企业经营绩效。
2. 加入交乘项的模型设定。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行业和地区市场化特征的交乘项，设定模型如下：
innovit=α+β1subsidiesit+βicharacterit+βjsubsidiesit×characterit+εit（3）
其中变量character表示公司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公司是否具有政府背景、是否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是否为高污染行业和地区要素扭曲程度五个变量，subsidies×character意味着以上五个变量与政府创新补助的交乘项。
3. 主要变量选取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innov为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以营业总收入标准化的研发投入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借鉴李林木等（2017）对企业升级内涵的界定，选取创新产出innov1测度企业升级“质”的表现，其有两种度量方式，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额。由于上市公司未披露新产品销售额，而从专利申请到授权获批时间较长，不确定性较高（周亚虹等，2015），因此专利申请数更能反映当期的创新产出。Promotion则以营业利润率④来测度企业升级“量”的表现。
（2）解释变量。政府创新补助强度subsidies（周亚虹等，2015），由政府创新补助与营业总收入比值来衡量。因为量级存在差异，为了便于考察，将政府创新补助扩大100倍。
公司年龄age。采取虚拟变量，大于等于中位值的企业认为是成熟企业，记为1;小于中位值定义为年轻企业，记为0。
企业属性govback。将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的企业归类为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周亚虹等，2015），记为1;其他界定为不具有政府背景，记为0。
企业资本要素密集度capital高于中位值的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记为1;小于中位值的划分为其他类型企业，记为0。
企业是否属于高污染企业pollution。将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环保部《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和Wind数据库行业代码匹配，将高污染企业⑤记为1，其他企业记为0。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distortion。本文以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来衡量市场化程度差异（张杰等，2015），设定其为虚拟变量，大于等于中位数的地区记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高的地区，取值为1;相反取值为0。
（3）控制变量。与现有文献类似，选取公司、行业和地区层面影响企业创新的特征变量包括ROA、杠杆率、总资产对数、流动资产周转率、利息保障倍数、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企业现金量等;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二位码行业特征;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和公司注册地GDP增长率。
主要变量定义、计算方法见表1。
（三）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两高一剩”企业间创新能力innov及政府創新补助强度subsidies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稳健型检验
（一）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的激励效应
根据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3（1）、（2）列。可以看到，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二者正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创新补助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有助于提高“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能力，假设1a得证。当我们加入政府创新补助二次项后，其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这表明企业创新能力达到峰值后，政府创新补助的增加会挤出企业创新投入，从而降低其创新能力。
表3（3）、（4）列呈现了政府创新补助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与创新投入类似。一方面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补助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升级间倒U型的关系。当政府给予“两高一剩”企业过多创新补助时，可能影响企业升级，进一步可能影响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更直观的“量”的体现是企业经营绩效，对二者之间的回归结果见表3（5）、（6）列。无论是否控制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政府创新补助并不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将营业利润率替换为其他几个衡量企业升级“量”化指标时上述结果仍然成立。
（二）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 企业特征影响分析。对企业所处生命周期和企业性质进行全样本回归，结果见表4⑥，其中（1）、（2）列为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回归结果，（3）、（4）列为企业升级的回归结果。比较（1）和（3）列，age前系数均为负，subsidiesage显著为正（列（3）交乘项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两高一剩”成熟企业本身创新意愿较低，但政府创新补助促使“两高一剩”成熟企业增加其创新投入，这将有利于其以技术创新促转型发展。该结论与张璇等（2017）所得结论相反⑦，我们认为这正是“两高一剩”企业的特殊之处，其社会性特征决定了其在选择创新转型时会慎之又慎，但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的产业政策对成熟型“两高一剩”企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2）和（4）列为政府创新补助对有无政府背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从回归结果看到，govback系数显著为正，显示对有创新意愿而没有政府背景“两高一剩”企业来说，政府创新补助相当于外源性融资，对企业激励效应十分显著，假设3部分得证。subsidiesgovback系数为负，且远大于govback系数，表明政府创新补助对有政府背景企业创新有挤出效应。 2. 行业与地区维度的政府创新补助效应分析。基于行业要素密集度特征分析企业创新升级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见表5。（1）、（3）列用来分析“两高一剩”企业资本密集型特征。从创新投入（1）列看，capital系数在创新投入项显著为正，在创新产出项在5%水平显著为负，说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投入增加，但其创新产出却减少了，资本密集型“两高一剩”企业创新效率相对较低。这与黄山松等（2011）结论相反，再次证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行为的特殊性。subsidiescapital系数均显著为负，显示政府创新补助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因为（3）列中capital系数与subsidiescapital系数同为负，表明假设4中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产出挤出效应更大得证。
比较（3）、（4）列“两高一剩”企业高污染特征。subsidiespollution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两高一剩”高污染企业对政府创新补助的边际效应与其他类型企业无差异，因而政府对“两高一剩”产业实施无差别限制性产业政策是合理的。
表6从地区市场化维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效应。distortion系数为负，显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与企业创新行为负相关，即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低，企业创新活动越多。这与企业融资渠道更丰富，信息化程度更高等因素密切相关的;而要素市场越扭曲，意味着企业外源性融资渠道越少，甚至存在寻租行为，这均会减少企业创新行为，这是符合现有研究结论的。但subsidiesdistortion系数远大于distortion系数，表明政府给予企业创新补助增加了企业创新活动，挤入效应明显。这也说明要素市场扭曲有较强的纠正作用，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政府创新补助充分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假设5得证。
（三）稳健型检验
为了剔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反向因果和工具变量法对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升级间关系再检验。借鉴杨洋等（2015）的做法，用t期政府创新补助数对t-1期企业创新投入的行业均值做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政府创新补助系数和相关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企业创新投入是前向补贴，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以当期总资产标准化的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内源性融资回归所得系数作为政府创新补助的工具变量（张彩江等，2016），利用模型（1）、（2）回归的实证结果均与之前结果一致。⑧
五、拓展性研究：政府创新补助是否有助于产业绿色发展
产业转型是企业创新升级的最终落脚点。当前以经济绿色发展为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导向下，有必要考察“两高一剩”企业升级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府创新补助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效果。对“两高一剩”产业来说，以兼顾经济效率与绿色效率的绿色经济效率度量其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既符合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又能考察是否满足绿色发展的需求。本文借鉴Sueyoshi等（2017）非径向DEA模型测度“两高一剩”产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值。
其中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劳动投入选用分行业就业人员全时当量;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投入（张军等，2003;雷辉等，2016），以分行业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量。选取分行业工业增加值作为经济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期望产出，分行业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以GAMS估计所得绿色经济效率值eff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与上文相同。分别按照模型（6）、（7）回归，结果见表7。
effit=α+β1innovit-1+β2innovit-1×subsidiesit-1+controlsit-1+εit（6）
effit=α+β3innov1it-1+β4innov1it-1×subsidiesit-1+controlsit-1+εit（7）
企業创新innov与innov1系数为负显著，表明当前“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并未起到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企业虽实施创新行为，但更多地体现在实用新型方面，发明专利数量相对较少;而以寻租实施的策略性创新导致企业并未实施实质性创新（黎文靖等，2015）。innov×subsidies与innov1×subsidies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创新补助可以缓解企业创新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负向影响。
上文中想要探讨当前我国政府创新补助的量是否合意的问题，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到解答。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呈倒U型，对“两高一剩”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有促进作用;而“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负向影响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结合倒U型曲线特征，笔者推断当前政府创新补助位于倒U型曲线右半部分，即随着创新补助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减少，产业绿色发展效率递增。这一逻辑推演表明当前应当继续增加政府创新补助能解决企业创新升级、产业绿色发展的问题。但破解“无限增加政府创新补助才能促进企业创新”难题的渠道更应当在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及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率。
六、结论与启示
“两高一剩”企业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能否创新转型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选择我国独特的“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整理了2009—2015年政府创新补助数据，从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升级两个角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未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对于不同特征的“两高一剩”企业，创新补助作用有所不同，因而政府实施补助的方向和力度也应当有所不同。这对政府实施差异性财政支出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政府创新补助激励企业创新升级所产生的产业绿色发展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能有效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上述研究发现的启示和政策含义在于，激励“两高一剩”企业升级的政府创新补助对促进企业创新是有效的。但是需要注意以下方面：（1）当前政府创新补助对“两高一剩”企业创新活动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不仅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也需要政府实施诸如提高监督检查力度、增加罚金额度等约束行为，以更高效地激励企业提高创新效率与产出效率，更好地促进“两高一剩”产业绿色转型发展。（2）通过甄别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区别发放政府创新补助，不仅有利于政府补助配置到更高效的企业，加速企业转型升级，更避免了寻租造成资源浪费。 注释：
①企业创新活动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本文界定企业创新行为仅指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
②聂辉华等（2008）指出行业特征包括要素投入程度、技术机会等方面。
③采用滞后一期的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进行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④采用企业成本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升级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⑤根据2008年环保部《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轻工、纺织、制革共14个行业归为重污染行业。
⑥限于篇幅，本文所有实证结果均未显示无交乘项时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⑦张璇等，《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经济研究》，2017（5）：161-174。在其文中讨论的是企业规模，一般认为企业存续期越长，企业规模越大，因此可以将企业年龄与企业规模同等对待。
⑧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列出相关检验过程和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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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s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Wang Fengrong， Zheng Wenfeng， Li Yafei
（Economics Institute Academ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economic stock of "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enterprises associated with extensive development mode in China， whether we can innovate and upgrade is the key to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takes "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vestigates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terprise upgrading， and then explores the heterogeneity of incentive effects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ces among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factor markets， and the micro-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i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are in favor of the innovation upgrade of the "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enterprises， but the heterogeneity is obvious， and the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have fully played the role of "support hand" in the distorted area of factor market. And in the capital-intensive "two high one surplus" enterprises are inefficient incentive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impedi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channels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By improving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discriminating the type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iat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differently， it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and accelerate the upgrading of "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enterprises.
Key words：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two high and one surplus"， listed enterprises， green developmen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