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司法关说案而引发的监听事件在岛内持续发酵。臺媒10月16日披露，特侦组在监听“立委”或官员贿选及贪渎案件时，正经的证据没找到，反倒录下目标人物的情话，甚至监听到情治首长召妓。
　　“警政署长”是第一嫌疑人
　　10月16日，台湾知名八卦杂志《壹周刊》披露了检察机关过去数年曾监听“立法院”总机多达十余次，2007年一年内就发生11次。同时，还报道称，“廉政署”成立后曾监听一名情治首长查办贪渎案，结果贪污受贿的证据没查到，却意外监听到这名情治首长不只包养多名女子、周旋众女友间，且经常召妓，还曾在电话里挑明说，“昨天那个女的很丑耶……今天不要给我这种的，漂亮一点的啦！”由于这些监听内容与侦办案情无关，事后均被销毁。
　　这番猛料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应。台湾媒体从17日开始对文章中披露的“每三天召妓一次”的“情治首长”极为关注，众多猜测性说法随之诞生。
　　台湾政坛爆发召妓疑云，相关情治机关负责人自然成焦点，甚至引来“情治内阁变情色内阁”之讥。台湾TVBS电视台10月18日的报道称，台湾9大“情治首长”都身陷桃色风暴之中，人人自危。
　　尤其“警政署长”王卓钧是马英九任台北市长8年期间，最信任的市警察局长，马英九当选地区最高领导人后，王卓钧也随即升任台湾7万多警察的最高首长。马英九最近风波不断，因此许多媒体第一反应，就认为《壹周刊》报道的“当事人”，很可能是王卓钧。
　　王卓钧因为在“立院”受到台联党“立委”的质询，所以发言最受台湾各界的重视。王卓钧面对大批媒体包围，在记者才刚开口、问题都还没问完之际，就主动澄清“绝对不是我！”自己绝对不是召妓的那位首长，周刊报道内容跟他绝对没有关系。王卓钧说，自己是被影射。
　　王卓钧更向警察喊话，自己身为警政部门负责人，带领7万名警察维系治安，绝对没有、也不会做这种事情；“我身为公众人物，绝对以身作则、洁身自爱，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媒体追问担不担心手机被监听？他说，没关系，被监听才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王卓钧更在答复“台联党立委”黄文玲的质询时强调，如果最后调查结果与他有关，他绝对下台负责，但“你不要寄望它属实，因为它不是事实”。他表示，相信廉政部门如果掌握任何一位首长不当行为的证据，会依相关规定办理。民进党“立委”邱志伟问王此事是否为空穴来风？王则回说，这要请教报道此事的周刊了。
　　众官员第一时间撇清关系
　　被影射的台9位“情治首长”，除王卓钧外，其余8人分别是“国安局长”蔡得胜、“海巡署长”王进旺、“移民署长”谢立功，“国防部”政战局长王明我、“军情局长”汤家坤、宪兵指挥部指挥官吴应平，前后任调查局长张济平、王福林。王卓钧率先表态后，这8位同样被影射的“情治首长”也齐声否认，强调绝无此事。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以目前台湾情治单位的现况，“情治首长”并不能一手遮天，他们的所有行程都摊在阳光下，可受公众检视，有些“情治首长”更是忙得团团转，要说三天召一次妓，那是绝不可能。因此《壹周刊》掀起的舆论哗然，很可能也就是这几天的“茶壶里的风暴”，很快就会结束。
　　与此同时，特侦组也相当低调，称监听高金素梅一事是“特侦一班”时期的案件，数据已归档，没有接触，无法响应。而“法务部”10月11日公布的监听事件调查报告，则把特侦组上述行为定调为“监听失误”。对此，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林鸿池称，即便是一场乌龙，特侦组仍不可原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还称，不只官员、“立委”遭监听，就连媒体、学者、各党重要人物甚至“国安局”都被列入监听的核心名单中，“然后在适当时候用来做斗争手段”。
　　《大成报》10月16日评论说，台湾号称民主社会，但马当局执政后所暴露出的“监听国会”事件已重伤台湾民主的磐石，“特侦组是为了打击高层不法设立……但放着贪渎大案不办，去办这种男女感情的混事，着实令台湾民众拍案惊奇”，而窃人隐私的行为也实在令人不齿。文章说，特侦组陷入监听风暴后，“立法院”倾向废除，但马英九定调不废，“观诸倒阁的投票结果已显示马英九掌握国民党机器的实力，如果立法院难以废掉特侦组，不如就将特侦组改名，改成八卦组好了”。
　　还有舆论称，特侦组13次监听“立法院”，其中11次发生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民进党却欲借监听风暴打击执政党，“是找错了人”；柯建铭的说法可能“不小心”说出了事实，忘了原来民进党才是始作俑者。
　　>>台湾“监听王国”的三大秘密
　　法律保障人民享有秘密通讯自由，监听往往存有人权上的疑虑。那么在台湾，什么情况下可能被监听？哪些单位有权进行监听呢？
　　秘密1 监听单位不只是特侦组
　　苏玉麒曾在台湾情治单位“调查局”工作过25年，是台湾用针孔摄像头破案的第一人。因破案得罪了许多人，在“3·19枪击案”后不久，他就选择离开，成为一名电视“名嘴”。
　　苏玉麒介绍，台湾监听分“情报监听”与“刑事监听”。前者一般是针对外谍，由“国安局长”发放监听票，此类申请基本都会批准。像“9·11事件”以来，台湾就加紧了对中东人士的监听。至于刑事监听，苏玉麒说，根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的规定，如果掌握了相关事证，但没办法作进一步调查，便可申请监听票，一般针对绑架、抢劫、走私、贪污、买卖假股票、洗钱等涉及最轻3年有期徒刑的犯罪。
　　目前有权对他人进行监听的单位，包括“国安局”“军情局”“刑事局”“调查局”“海巡署”“特侦组”“廉政署”“移民署”“宪令部”等。
　　秘密2 监听范围不只是电话
　　所谓监听，又叫“通讯监察”。在数字化的今天，台湾当局的监听范围早已大大超越了电话的范畴，也不只是电脑，你随身不离的手机、iPad，也随时有被监听的可能。也就是说，你传输和储存的文字、影像，以及相关言论与谈话，通通可能被别人看见、听见。
　　虽然监听是针对嫌犯，但一个案子往往要监听很多相关人员。如此一来，即便你没有不法，也都有可能被监听。李鸿源婚外情被“意外监听”就属此类。
　　对于台湾监听，台媒曾引用Google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的话奉劝大家，“千万别写下任何东西，让人将来在法庭上宣读出来让你难堪，或成为报纸头条的新闻标题，这句话将不只适用你所说的所写的，还包括所有你上过的网站、你在社群网站加入的朋友……这个时代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无法删除记录的时代。”
　　秘密3 合法监听是“必要之恶”
　　监听对办案人员来说，是个非常好的办案手段。台“监察”报告显示，从2010年1月到2011年10月，台地方法院核准的1012件已侦查终结的监听案件中，有728件获得起诉，起诉率71.9%。正因为监听有利提高被起诉几率，所以，连台湾新任“法务部长”罗莹雪也认为“监听是必要之恶”。
　　根据台湾规定，除“情报监听”特殊处理外，刑事监听中，监听单位必须向辖区内法院申请监听票后才进行作业；法院要认真审核才能发放监听票，监听票有严格的“有效期”。而且，监听完毕后，监听单位必须告诉被监听人，并出示书面监听报告。
　　然而，台湾的非法监听却泛滥成灾。根据相关部门2012年调查报告显示，过去6年，台湾民众被监听的案件至少有58187件，高于国际正常水平。2007年起台湾超过3000件的监听案中，有26%事后未依规定通知被监听人，严重侵害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