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在你还不知道蒋晓云的时候，她的文字已倒映在一代人的心里。三十年后，关于蒋晓云的传说，只能从那些久违的文字里寻觅。彼时，我们刚出生，她已走进小说的殿堂。此刻，我们在尘世里跌宕，她已成为动人的诗篇。
　　“多少人爱你昙花一现的身影，爱你的容貌于虚情假意之中。只有一人爱你朝圣般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蒋晓云的小说便如叶芝《当你老了》这首诗，时光的流逝不会抹去文字的光泽，反而更加懂得字里行间的真情。
　　年少成名，人淡如菊
　　蒋晓云出生于台北，学生时期便开始写作。1975年发表处女作《随缘》，1976年起连续以短篇《掉伞天》《乐山行》，中篇《姻缘路》，三度荣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在当时的台湾文坛，20岁出头的年纪便获得如此殊荣，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当时的文学盛况，同时期的作家都记得，蒋晓云几乎跟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等人同时登上台湾文坛。她的作品一出手即是不同凡响，不仅得到作家朱西宁的盛赞，而且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喻为“又一张爱玲”。于是，媒体常常评价蒋晓云以媲美张爱玲的惊人才华饮誉文坛。
　　而对于蒋晓云来说，她并不是“张迷”，也无心成为这位天才作家的接班人。“以前他们说我像张爱玲，我不知道哪里和她像，她那么孤独忧郁，我可不是这样的。”张爱玲似乎也不高兴拿二人做比较。她曾给夏志清写信发牢骚说：“作品里有些近似的地方，也许也是因为台湾禁印大部分“五四”以来的文艺，以至于这些年来有些青年受我写的东西的影响。”
　　无论业界如何将蒋晓云与其他作家类比，蒋晓云就是那“独特的一个”。1980年，蒋晓云赴美留学，成家立业，之后投入高科技行业，当上IT界的高管，从文坛消失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是写作缺席的时期，全身心投入另一个维度的世界。编写电脑程式也让她得心应手，训练了小说创作必需的逻辑思维。她不曾留恋文坛风云，甚至也不关心文艺界的八卦或潮流，完全地置身于外。
　　一直到2011年，蒋晓云以长篇小说《桃花井》重新复出，立刻震动了台湾文坛，其中最激动的要数作家张大春，直说“她是我的偶像”。她的复归是一个新起点，用三十年的现世经验重组百年记忆。如王安忆为《百年好合》作序所言，“是漂泊人生的继往开来，又是改弦易辙，另起篇章。”无论是离去还是归来，蒋晓云的姿态一直都很从容，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回归正当时
　　谈及为何在创作高峰期离开文坛时，蒋晓云说：“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当时年纪轻，世界都在你的脚底下，什么不能做？我后来才发现，我比同年龄的女性有自信，我有点义无反顾，觉得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不一定只做一件。当初离开，很多人说你怎么能从名利离开，可是我不觉得名利可以绑住我。我一个朋友对我说，因为我没有穷过所以不怕穷。现在讲起来很臭屁清高，但真的很自然的，不觉得是要抓住争取什么。当然也很没良心，当时那么多人提拔你，但你就离开了。”
　　文学创作并非易事，有些人离开了，再也找不回来，有些人回来了，总觉不自在。而蒋晓云说：“这就像，这个派对我参加过了，我就走了。后来我又很厚脸皮地说，我又回来参加派对了。”一如三十年前的率性自然，离开时义无反顾，复归亦觉欢喜。
　　“很多人疑问，我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我在上一个写作阶段，台湾的娱乐性和传媒都还没那么强，我得了一个大报的文学奖，是大事情。那个时候知道我的人比较多，看小说的人也多。在我缺席的这三十年中，很多新的作家长大，他们不晓得我是谁，他们看我的小说完全以为是大陆作家，或者是一个八十多岁老太太。知道我的人就非常讶异，因为这个人已经失踪三十年了。”
　　在离开台湾的三十年，蒋晓云几乎与以前的文坛小伙伴失去了联系，在IT领域大展身手，是后来兴起的博客唤起她写作的灵感。“这就让我很想写，再看到别人写的那么乱七八糟，就更想写。慢慢地，后来有机会到上海常住，大概是2005年，就大量看中文书。看了三年中文书，感觉慢慢又回来了，又开始想要写东西。”
　　回归后的蒋晓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写38个生于民国的女人，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十八年，一人一个传奇。她们的故事是野史，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借此编织出不一样的民国图景。
　　这个计划目前已完成14位女性，结集为新书《百年好合》。《百年好合》便是民国素人志系列的第一本，书中写了两代人，十四个传奇故事，其中有私奔台湾的面馆老板娘、远嫁美国独自创业的上海滩舞女、享尽繁华的军官小姐、躲避正房到台湾再也回不了大陆的情妇……她们被卷入历史的洪流，在不可预知的动荡社会中争取自己的幸福。十四篇故事各自成立又相互关联，每个人物之间都相互牵扯，小说中的人物都出自一个族群，盘根错节，环环相扣。
　　填上残缺的一块拼图
　　关于《百年好合》这本书，蒋晓云的要求是，不为大人物作传，只想替小人物留下足迹。“我写作的目标很单纯，就是为了同情我的上一代，不甘心她们的故事被政治口水湮没。过去的三十年我没写，可是也没看到谁写了，我手上既然握有这一块拼图，就拿出来拼上吧。”
　　蒋晓云所言的“上一代”是指台湾“眷村”之外的外省人。外省人在台湾特指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台的大陆居民，尤其是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大陆居民。作为不是“眷村人”的“外省人”，蒋晓云决定用书写的方式，把目光放在那些流浪在外、被遗忘，但又始终不曾离开的寻常百姓。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地域区分，蒋晓云认为与近些年的“眷村热”不无关系。台湾作家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经典结尾写道，“提到了蒋晓云，原来她也是眷村走出来的”。台湾知名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与著名剧作家赖声川成功在大陆地区推介话剧《宝岛一村》。而在蒋晓云的心里，她是眷村外的第二代外省人，拥有与眷村孩子不同的童年记忆，代表外省人另一个漂泊的群体，保存了同一个时代不同的故事。 　　蒋晓云说：“王伟忠接下朱家姊妹以及其他能显父母的眷村子弟的棒子，用更有威力的传播工具把眷村的故事讲得这么热闹，已经让眷村和台湾的外省人画上了等号。可是我知道的那些眷村外的长辈，他们和眷村里的长辈从同一个时代走过，从中国各省到了台湾，他们也都年轻过，热情过，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可是他们没有王伟忠代言，没有电视剧和舞台剧，也没有纪念馆。缺少代表性不表示不存在，我父母作古多年已经无法反对，可是为人子女的我不忍心让王伟忠的成功把他们一整个时代都搬进眷村。”
　　在中国文学的女性版图上，张爱玲写的是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人，王安忆写的是1949年后留在上海的女人，蒋晓云写的也是这群人，却是她们游离、漂泊后的百般况味。“民国素人出生在新旧交接的时代，成长于动荡的社会。女性在这个时代受到的制约比男人更多。如果出生在民初，她可能还缠过足。我借由自己所选择描述的女性素人，复习一遍我母姐辈的生活，除了替她们留下记录，也让我更加感恩当下。没有她们，就没有现代女性。”对于这类女性“百般况味”命运的书写，对命运无法把控的心理变化，是蒋晓云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她为眷村外的外省人拼接的三十年，是乱离时代女性为命运抗争的成长史。
　　意到笔随，不必画地自限
　　对于蒋晓云而言，“写作需要天赋”。当她还是文坛新人时，一开始就深受前辈夏志清、朱西宁等人的认可。夏志清更是称她“不止是天才，简直可说是写小说的全才”。而真正意识到自己具有写作天赋，却是在很久以后。
　　“说起来不公平，世间很多事都像打篮球一样，‘跳得高不如长得高’，自己长得高不高，看看身边的同龄人就知道了；活到我现在的年纪，什么事情做起来得心应手不吃力，自己也就心里有数了。”
　　“我的成长时期影视传媒不如现在发达，读书是最大的娱乐。家住西门町，泡书店对我是走街坊，对我父母是免费托儿。而且我家有一面墙是书架，我父亲看诗词、章回消遣，我母亲喜欢看文艺小说，大概买了所有的琼瑶小说，我哥哥是大学生的时候我是小学生，他有很多当时台湾禁掉的作者的书，像沈从文、钱锺书、金庸、柏杨。这一切杂八古董都是我的儿童读物。”
　　幼时养成的自由阅读习惯为蒋晓云的文学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开端。阅读习惯亦延续幼时的习惯，好书皆读，并不限定某一类风格、某一个作家。“我看书很随意，并不挑选作家；通常是有朋友推荐就看。一般来说，我喜欢看章回、话本、诗词，那些作者通常都没有第二本流传。此外，我也喜欢几本拜读过的王安忆、韩少功、叶兆言、阎连科、张贤亮的小说。”
　　在自由的思考与阅读环境下，蒋晓云在创作时不拘一格，灵感频频迸发。“写小说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作者。小说人物是虚拟的，跟作者的关系是创作者和被创作的角色。我期待读者觉得我讲的故事‘好听’，写的小说‘好看’。故事不好听，小说不好看，作者想表达再深沉的意义，也入不了读者的法眼，钻不进读者的脑海。我最喜欢理智的读者。他们尊重文学创作，相信作者的想象力，不把文学创作和作者生平混淆。”
　　至于剩下的二十四位民国女性，蒋晓云说并不一定延续《百年好合》的风格和思路：“写作对我而言是很愉快的事情，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艺术创作何必画地自限呢？至于最满意的作品，就等我更老、完成更多作品的时候再来挑吧。”目前，蒋晓云在美国的工作、生活很圆满，她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满意，退休后还做了一场为时半年的环球旅行。
　　在蒋晓云的小说里，人物的一生都历历在目，他们的悲喜与自己同在，英灵与自己同游。“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关于一个时代的印记，她花了大半生的时间去追寻和思考，等到浮生百年才开始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