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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中篇小说《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并称为“三恋”）无疑是其扛鼎之作。在“三恋”里，王安忆另辟蹊径，以一种悲壮的基调书写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将笔触伸向以往文学与道德禁区的幽深领域——女性欲望，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女性意识角度对“三恋”文本进行分析，在欲望叙事方面，女性以“婚外情”和“性”作为颠覆男权的武器；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占据话语中心成为强者；在母性的皈依中，女性被升华而男性被边缘化，从而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欲望叙事：以“婚外情”和“性”作为颠覆男权的武器
（一）反婚姻姿态——以婚外恋为主要形式
在传统的男权文化规定的婚姻制度中，女性在家庭的“食物链”中处于最末端，必须遵守三从四德，无条件地服从长辈和丈夫，生儿育女，为家庭付出，在屈辱的环境中挣扎生存。大提琴手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传统女性，忍受着老太爷的棍棒，对待婚姻忍受顺从。而“三恋”中的其他女主人公对待婚姻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阅读具体文本，人们可以发现，三组故事中爱情的发生都不是在婚姻中或者以婚姻作为最终归宿的，由此可以窥见王安忆的反婚姻姿态：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最终归宿，也并不一定能给女性带来幸福。她将爱情放置在婚姻关系外，用“婚外恋”来反驳男权社会的传统婚姻制度。
《荒山之恋》中的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孩是在双方都有家庭的情况下相恋的，都背叛了自己的婚姻。金谷巷女孩美丽耀眼，风流早熟，从小看着妈妈与各种男人周旋，过早地体会到了女人的性角色与性功能，对她来说最好玩的游戏便是和男人周旋。她是一个喜欢操纵一切的人，对丈夫出击，只是因为丈夫做出一副不受掌控的样子，激起了她的征服欲。两人的结合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真是棋逢对手，婚后丈夫想尽一切办法来拴住她，虽给予了她一定的自由却还是束缚了她的手脚，阻碍了她在婚姻中完完全全地自由发挥。金谷巷女孩与大提琴手的相爱便成了命运的必然。当两个人逢场作戏的感情终于弄假成真，她才发现自己从未这样爱过一个人，向来骄傲自信的她连性情都改变了，她这才意识到，生命中真正的爱情觉醒了。于是，她抛夫弃子，奋不顾身地与他相爱。被丈夫发现后，她对丈夫的巴掌无动于衷，丈夫加紧地揍，她便向他提出“离婚吧！”。在丈夫的巴掌下，她將自己对丈夫所有的债都偿还清了，对自己的出轨已没有任何愧疚，于是便轻松起来。
（二）肯定女性长期被遮蔽的情欲、本能欲望
当王安忆对爱情、婚姻的思考陷入无解的困境时，对欲望叙事的第二个主题——性爱的高扬就浮现出来。数千年来的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意识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女性是缺席和缄默的，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物”求生存。而“性”对女性来说只是生儿育女、为男性传宗接代的途径，一贯被视为淫秽和丑陋的象征。这样的性文化要求女性“存天理，灭人欲”，女性的天然欲望被压抑封锁，中国女性将自我贬低至奴婢的地位，对性的回避与曲解成为她们精神上厚重的枷锁。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性是一个神秘幽闭的领域，过于直白显露的性描写更是被认定为伤风败俗、道德沦丧。
但是，在“三恋”中，王安忆直面“性”这个主题，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直白地抒写女性长期被遮蔽的情欲、本能欲望，描绘女性在性爱中真实的自我感受。王安忆曾与陈思和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她将笔触直接伸向文学作品中向来讳莫如深的男女性爱，展现了性的创造力与毁灭力。“三恋”中的女主人公不再只是性爱的被动承受者，而是主动参与体验其中，甚至成为男性的启蒙者与引导者。
金谷巷里的女孩与众多男孩调情，小小年纪就敢在春游的时候偷亲小男生。在妈妈的耳濡目染之下，她心里很明白，“女人身上的法道多着呢，守住那最宝贵的，也可算作一项法道了”，因此她一直未越过底线。不得不说，这样的性意识隐喻着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制，母女俩把贞操作为左右男人的“法道”，以为守住贞操便可获得“女人的尊严和价值”，殊不知，男人一面渴望女人的身体，把女人当作泄欲工具，一面又轻视侮辱失贞的女人，要求女性画地为牢，带着人性的枷锁屈从于男权社会规则。
在这样的社会道德约束和自我心理压抑下，一旦禁忌解除，欲望的迸发便如洪水猛兽般无法控制。所以，当金谷巷女孩结婚后涉足性爱禁区，伴随着尖锐疼痛的是欲望终于被释放的极致快乐。她觉出了性爱的美好，一个崭新的舞台拉开了帷幕，她的“才华”与智慧有了尽情发挥的余地，生命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注满她的身心。这时的她真心地感激自己的丈夫，感激这个男人带领她走进这片领域，使她享受到了这快乐。当已为人妻的她遇到大提琴手后，觉出在自己的灵魂和欲念极深处的沉睡被搅乱了，她发现男人和男人是很不一样的，见惯了丈夫的霸道，大提琴手清冷的爱抚是她从未体验过的，激起了她火一般的激情。她继续在大提琴手身上尽情释放自己的欲望，甚至用死亡来捍卫自己的爱情，勇敢决绝而义无反顾。尽管她的姿态是果毅的，但是情欲无所顾忌的释放使她走向了自我毁灭。
王安忆在审美层面对性爱进行肯定，肯定了女性欲望在人性和道德层面存在的合理性，尤其赞美女性在性爱中的生命力与战斗力，着意刻画女性无所顾忌释放自己欲望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她笔下的女性一方面想要解放自我，释放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性本能，一方面又深受社会道德的约束，很不幸地陷入这种悖论中。结果女性在恣意释放欲望后，很容易陷入情欲的深渊，走向灭亡。
二、两性关系：女性占据话语中心成为强者
（一）圣化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整个文学史就是一部‘阳性崇拜’和‘父权制’的得意史”。文学创作往往是父权价值观施展权力的场所，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被男性作者类型化，她们大多圣洁完美、无私奉献，对待男权唯命是从，默默地忍受种种屈辱与不公。男性中心社会将这些有着女性形体的“假面”强加给女性，寄托着对女性的社会理想，实际上，女性的本真并非如此。为了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为女性赢得自由的生存空间，许多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放大女性的反叛性和破坏力，试图塑造叛逆甚至夸张变形的女性形象，却忽视了女性特有的妻性和母性。王安忆另辟蹊径，她圣化笔下的女性形象，凸显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主体地位。 “三恋”中的女性，勇敢坚强，充满旺盛的生命力，一旦投入感情，便奋不顾身。无论是当妻子、情人还是母亲，她们都能完美驾驭。这里的女性再也不用依附于男性而生存，她们英勇地面对人生的风浪，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面对艰难的生活，她们撑起整个家庭，默默忍受生活的粗粝。面对懦弱自私的男性，她们虽感到失落不满，却心甘情愿地用自己宽广的胸怀接纳、庇护他们。
大提琴手的母亲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在那座高大阴森的大宅里，老太爷是家里的“佛”，是绝对的权威，他手中的龙头拐杖专打媳妇，大提琴手的母亲便时时生活在棍棒下，忍受着残酷的礼教束缚和人性压抑。她又是极富有智慧和自尊的，从不因为在儿女面前挨了公公的拐杖而失去尊严。她是全家的依靠，即使家计艰难，要强的她也绝不肯向儿子求援。在这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家庭里，父亲只是“像风一样没有声息地飘过”的存在，强大的母亲成了柔弱的大提琴手的依靠，母亲温暖柔软的胸怀是令他安心的栖息地。
大提琴手的妻子看似柔弱文静，实则拥有强大的内心和广博的胸怀，足以保护一切脆弱的灵魂。她听出了大提琴手琴声里的苦楚，青春纯洁的柔情被打动了，心里涌起深深的怜惜。她走近他、帮助他，他们拥有了一个小小的家。日子虽清贫，贤惠能干的她用温暖安心的胸怀包裹大提琴手，心甘情愿地被他依赖，让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家的温馨可靠。有了这样的呵护，大提琴手渐渐做出积极的改变。看着自己的丈夫变得勇敢、开朗，她既欣慰又骄傲，感受到了爱情和人生的充实。两人的感情融入了母性，母爱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男女情爱。即使后来大提琴手背叛了她，和金谷巷女孩相爱，她表现得相当冷静，不吵不闹，仍然希望用自己的温暖召他回来。尽管她的宽大并没有让大提琴手回心转意，在大提琴手殉情后，她却不恨他，反而体谅大提琴手几十年来所受的苦，感到无比心疼。她对大提琴手的包容就像是无私的母亲无条件地原谅自己的孩子，有着自我牺牲的伟大。作者完全理解她的做法，并在文本中做出了解释：“可是，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
（二）弱势的男性形象
“三恋”中的男主人公在两性关系中完完全全地处于下风，无论是懦弱自卑的大提琴手，还是《小城之恋》里卑琐、狂躁的男孩，再或者是《锦绣谷之恋》里淡出叙述话语、形象模糊的男作家，都无法成为女性的依靠，反而需要女性来呵护、体贴他们。这些处于弱势的男性已经沦为女主人公展示自我的背景板。
大提琴手不仅外表“颀长纤弱”，内心也是柔弱、卑微的，这在他年少时与大哥等家人的相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即使经历了退学、下乡、火灾等一系列生活的风浪，他依然没有成长起来，内心柔弱得仍像个半大的孩子。他需要的是像他母亲一样强大的女人，可以抚平他心中的痛苦與不安，让他放心地依赖，“不仅是要有温暖柔软的胸怀，还要有强壮有力的臂膀，那才是他的栖息地，才能叫他安心”。当在小树林里哭泣时，他终于遇到了这样的一位女人——他理想中的妻子。年幼时母亲是他的依靠，年少求学时大哥又成了他的依靠，现在，他又把这种依赖感转移到了妻子身上。他仿佛生来就在等着妻子的爱抚，这爱抚将他从创痛中拯救出来，让他加倍地感到幸福。在妻子的培养下，他终于在生理和精神上都长成了一个男人。这样的夫妻关系自然是不平等的，大提琴手每每在妻子面前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软弱无助，他永远无法超越这个女人。于是，他需要另外一个舞台，好证明自己已经足够强大。
这个时候，大提琴手遇到了主动挑逗、引诱他的金谷巷女孩，他觉得他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他和她同病相怜，这才体会到什么是爱情。然而大提琴手以为的强大只是他在自我认知上的错觉，天生的性格弱点使得他在和金谷巷女孩的相处中仍然很被动。两人的感情暴露后，他只是一味地逃避退缩，既不愿放弃这段感情，又不愿直面世俗的冲击，几乎要向妻子妥协。即使后来殉情，那也是金谷巷女孩一路把他带到荒山，将毒药亲自喂给他喝。历来文学作品中通常是强大的男性保护柔弱的女性，如常见的“英雄救美”模式，王安忆却将这一模式倒置，塑造了这样一位需要女性保护的男性形象，主要是用男性的柔弱衬托出女性的刚强。
三、母性的皈依：女性的升华和男性的边缘化
王安忆发现，女性欲望即使得到释放，同样面临着困境——灭亡。于是，王安忆找到另一个人类本能——母性作为依托，以母性主题试图摆脱男权文化规范，讴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然母性，并以此为武器进行女性自我拯救，更进一步地从性别指认方面重新定义女性。女性的生育能力决定了她们生来懂得如何做母亲，母亲是神圣而伟大的，“母性”不受道德与伦理的束缚，不受男性统治，母亲甚至是男性的养育者，舐犊之情是“自然母性”的自然萌发。
王安忆巧妙地用男性不可能拥有的生育经验，使女性的精神与心理发生了质的升华，最终男性在“性”和“生育”的迷局里彻底迷失了自我，而女性则因为孩子的降生而得到救赎。就最终的结局来看，男性早已失去了以往的强势地位，已经没有资格谈“自我”，而沦为一个弱小的“他者”。“母性”的复苏拯救了女性的身体与灵魂，女性比往昔任何时候都要纯洁，境遇发生了逆转，强大的女性站在绝对制高点上俯瞰已沦落在泥淖中的男性。
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生存。然而王安忆用母性的复苏让笔下的女主人公成为男主人公的依靠，乃至控制男主人公的命运，《荒山之恋》里大提琴手纤弱的气质将妻子沉睡的母性唤醒，使得尚未做母亲的她对大提琴手流露出深厚的怜惜，将他视作自己的孩子，以母亲一般博大的胸怀庇护他；又在恋爱、结婚、调动工作等大事上温柔地管束他，既考虑他的情绪，又不容他逃避。妻子显然处于这段感情的主体地位，成为他在情感和生活上的“母亲”。结婚不久大女儿出生，她一下子拥有了两个孩子，只是一个是她精神上的孩子，一个是从她体内分娩出去的。此时的她感到了更多的责任感，带着一种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去守护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她已经真正成为一名伟大的母亲。
大提琴手的妻子和金谷巷女孩看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一个宽容隐忍，一个热情强势，但是对爱情的追求是相似的，她们需要的都是那种性格软弱、依赖性强的男人，通过慰藉他们来使自己的爱情和人生充实，并证明自己的强大，以此获得满足感。遇到孱弱的大提琴手后，她们体内的母性都复苏了，都想要用自己的爱来体贴这个本配不上她们如此挚爱的男人，并展开了一场较量。大提琴手最终的命运已经完完全全掌握在这两个女人手中，一面是要他调动工作离开此地的妻子，一面是要他离婚一起私奔的金谷巷女孩。妻子想要获胜，金谷巷女孩也毫不示弱，大提琴手早已丧失了意志，任凭两个女人的争夺。此时的男性已经失去了话语权，最终的命运要由女性来定夺，这是作者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四、结语
在“三恋”系列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得到彰显，但又因为处于男权话语的阴影下，不免流露出女性自我贬抑的意识。“三恋”中的女性是矛盾的，她们拼命地想解放自我、与男权社会抗争，但又难以摆脱传统文化对她们的禁锢。虽然王安忆以母性作为武器对女性进行自我拯救，但事实上，即使拥有超过男性的力量和智慧，她们依然无法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生之为女人，并且始终是女人。只要男权社会统治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男权中心主义的霸主地位没有动摇，她们就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男权话语控制下，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战胜男性。精神上无法摆脱千百年来的思想重负，又怀抱一颗被男权文化扭曲的心灵的女性，是很难获得自我解放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也是王安忆对男权话语下女性生存困境与命运的反思。
（扬州大学）
一、欲望叙事：以“婚外情”和“性”作为颠覆男权的武器
（一）反婚姻姿态——以婚外恋为主要形式
在传统的男权文化规定的婚姻制度中，女性在家庭的“食物链”中处于最末端，必须遵守三从四德，无条件地服从长辈和丈夫，生儿育女，为家庭付出，在屈辱的环境中挣扎生存。大提琴手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传统女性，忍受着老太爷的棍棒，对待婚姻忍受顺从。而“三恋”中的其他女主人公对待婚姻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阅读具体文本，人们可以发现，三组故事中爱情的发生都不是在婚姻中或者以婚姻作为最终归宿的，由此可以窥见王安忆的反婚姻姿态：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最终归宿，也并不一定能给女性带来幸福。她将爱情放置在婚姻关系外，用“婚外恋”来反驳男权社会的传统婚姻制度。
《荒山之恋》中的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孩是在双方都有家庭的情况下相恋的，都背叛了自己的婚姻。金谷巷女孩美丽耀眼，风流早熟，从小看着妈妈与各种男人周旋，过早地体会到了女人的性角色与性功能，对她来说最好玩的游戏便是和男人周旋。她是一个喜欢操纵一切的人，对丈夫出击，只是因为丈夫做出一副不受掌控的样子，激起了她的征服欲。两人的结合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真是棋逢对手，婚后丈夫想尽一切办法来拴住她，虽给予了她一定的自由却还是束缚了她的手脚，阻碍了她在婚姻中完完全全地自由发挥。金谷巷女孩与大提琴手的相爱便成了命运的必然。当两个人逢场作戏的感情终于弄假成真，她才发现自己从未这样爱过一个人，向来骄傲自信的她连性情都改变了，她这才意识到，生命中真正的爱情觉醒了。于是，她抛夫弃子，奋不顾身地与他相爱。被丈夫发现后，她对丈夫的巴掌无动于衷，丈夫加紧地揍，她便向他提出“离婚吧！”。在丈夫的巴掌下，她將自己对丈夫所有的债都偿还清了，对自己的出轨已没有任何愧疚，于是便轻松起来。
（二）肯定女性长期被遮蔽的情欲、本能欲望
当王安忆对爱情、婚姻的思考陷入无解的困境时，对欲望叙事的第二个主题——性爱的高扬就浮现出来。数千年来的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意识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女性是缺席和缄默的，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物”求生存。而“性”对女性来说只是生儿育女、为男性传宗接代的途径，一贯被视为淫秽和丑陋的象征。这样的性文化要求女性“存天理，灭人欲”，女性的天然欲望被压抑封锁，中国女性将自我贬低至奴婢的地位，对性的回避与曲解成为她们精神上厚重的枷锁。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性是一个神秘幽闭的领域，过于直白显露的性描写更是被认定为伤风败俗、道德沦丧。
但是，在“三恋”中，王安忆直面“性”这个主题，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直白地抒写女性长期被遮蔽的情欲、本能欲望，描绘女性在性爱中真实的自我感受。王安忆曾与陈思和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她将笔触直接伸向文学作品中向来讳莫如深的男女性爱，展现了性的创造力与毁灭力。“三恋”中的女主人公不再只是性爱的被动承受者，而是主动参与体验其中，甚至成为男性的启蒙者与引导者。
金谷巷里的女孩与众多男孩调情，小小年纪就敢在春游的时候偷亲小男生。在妈妈的耳濡目染之下，她心里很明白，“女人身上的法道多着呢，守住那最宝贵的，也可算作一项法道了”，因此她一直未越过底线。不得不说，这样的性意识隐喻着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制，母女俩把贞操作为左右男人的“法道”，以为守住贞操便可获得“女人的尊严和价值”，殊不知，男人一面渴望女人的身体，把女人当作泄欲工具，一面又轻视侮辱失贞的女人，要求女性画地为牢，带着人性的枷锁屈从于男权社会规则。
在这样的社会道德约束和自我心理压抑下，一旦禁忌解除，欲望的迸发便如洪水猛兽般无法控制。所以，当金谷巷女孩结婚后涉足性爱禁区，伴随着尖锐疼痛的是欲望终于被释放的极致快乐。她觉出了性爱的美好，一个崭新的舞台拉开了帷幕，她的“才华”与智慧有了尽情发挥的余地，生命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注满她的身心。这时的她真心地感激自己的丈夫，感激这个男人带领她走进这片领域，使她享受到了这快乐。当已为人妻的她遇到大提琴手后，觉出在自己的灵魂和欲念极深处的沉睡被搅乱了，她发现男人和男人是很不一样的，见惯了丈夫的霸道，大提琴手清冷的爱抚是她从未体验过的，激起了她火一般的激情。她继续在大提琴手身上尽情释放自己的欲望，甚至用死亡来捍卫自己的爱情，勇敢决绝而义无反顾。尽管她的姿态是果毅的，但是情欲无所顾忌的释放使她走向了自我毁灭。
王安忆在审美层面对性爱进行肯定，肯定了女性欲望在人性和道德层面存在的合理性，尤其赞美女性在性爱中的生命力与战斗力，着意刻画女性无所顾忌释放自己欲望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她笔下的女性一方面想要解放自我，释放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性本能，一方面又深受社会道德的约束，很不幸地陷入这种悖论中。结果女性在恣意释放欲望后，很容易陷入情欲的深渊，走向灭亡。
二、两性关系：女性占据话语中心成为强者
（一）圣化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整个文学史就是一部‘阳性崇拜’和‘父权制’的得意史”。文学创作往往是父权价值观施展权力的场所，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被男性作者类型化，她们大多圣洁完美、无私奉献，对待男权唯命是从，默默地忍受种种屈辱与不公。男性中心社会将这些有着女性形体的“假面”强加给女性，寄托着对女性的社会理想，实际上，女性的本真并非如此。为了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为女性赢得自由的生存空间，许多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放大女性的反叛性和破坏力，试图塑造叛逆甚至夸张变形的女性形象，却忽视了女性特有的妻性和母性。王安忆另辟蹊径，她圣化笔下的女性形象，凸显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主体地位。 “三恋”中的女性，勇敢坚强，充满旺盛的生命力，一旦投入感情，便奋不顾身。无论是当妻子、情人还是母亲，她们都能完美驾驭。这里的女性再也不用依附于男性而生存，她们英勇地面对人生的风浪，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面对艰难的生活，她们撑起整个家庭，默默忍受生活的粗粝。面对懦弱自私的男性，她们虽感到失落不满，却心甘情愿地用自己宽广的胸怀接纳、庇护他们。
大提琴手的母亲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在那座高大阴森的大宅里，老太爷是家里的“佛”，是绝对的权威，他手中的龙头拐杖专打媳妇，大提琴手的母亲便时时生活在棍棒下，忍受着残酷的礼教束缚和人性压抑。她又是极富有智慧和自尊的，从不因为在儿女面前挨了公公的拐杖而失去尊严。她是全家的依靠，即使家计艰难，要强的她也绝不肯向儿子求援。在这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家庭里，父亲只是“像风一样没有声息地飘过”的存在，强大的母亲成了柔弱的大提琴手的依靠，母亲温暖柔软的胸怀是令他安心的栖息地。
大提琴手的妻子看似柔弱文静，实则拥有强大的内心和广博的胸怀，足以保护一切脆弱的灵魂。她听出了大提琴手琴声里的苦楚，青春纯洁的柔情被打动了，心里涌起深深的怜惜。她走近他、帮助他，他们拥有了一个小小的家。日子虽清贫，贤惠能干的她用温暖安心的胸怀包裹大提琴手，心甘情愿地被他依赖，让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家的温馨可靠。有了这样的呵护，大提琴手渐渐做出积极的改变。看着自己的丈夫变得勇敢、开朗，她既欣慰又骄傲，感受到了爱情和人生的充实。两人的感情融入了母性，母爱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男女情爱。即使后来大提琴手背叛了她，和金谷巷女孩相爱，她表现得相当冷静，不吵不闹，仍然希望用自己的温暖召他回来。尽管她的宽大并没有让大提琴手回心转意，在大提琴手殉情后，她却不恨他，反而体谅大提琴手几十年来所受的苦，感到无比心疼。她对大提琴手的包容就像是无私的母亲无条件地原谅自己的孩子，有着自我牺牲的伟大。作者完全理解她的做法，并在文本中做出了解释：“可是，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
（二）弱势的男性形象
“三恋”中的男主人公在两性关系中完完全全地处于下风，无论是懦弱自卑的大提琴手，还是《小城之恋》里卑琐、狂躁的男孩，再或者是《锦绣谷之恋》里淡出叙述话语、形象模糊的男作家，都无法成为女性的依靠，反而需要女性来呵护、体贴他们。这些处于弱势的男性已经沦为女主人公展示自我的背景板。
大提琴手不仅外表“颀长纤弱”，内心也是柔弱、卑微的，这在他年少时与大哥等家人的相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即使经历了退学、下乡、火灾等一系列生活的风浪，他依然没有成长起来，内心柔弱得仍像个半大的孩子。他需要的是像他母亲一样强大的女人，可以抚平他心中的痛苦與不安，让他放心地依赖，“不仅是要有温暖柔软的胸怀，还要有强壮有力的臂膀，那才是他的栖息地，才能叫他安心”。当在小树林里哭泣时，他终于遇到了这样的一位女人——他理想中的妻子。年幼时母亲是他的依靠，年少求学时大哥又成了他的依靠，现在，他又把这种依赖感转移到了妻子身上。他仿佛生来就在等着妻子的爱抚，这爱抚将他从创痛中拯救出来，让他加倍地感到幸福。在妻子的培养下，他终于在生理和精神上都长成了一个男人。这样的夫妻关系自然是不平等的，大提琴手每每在妻子面前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软弱无助，他永远无法超越这个女人。于是，他需要另外一个舞台，好证明自己已经足够强大。
这个时候，大提琴手遇到了主动挑逗、引诱他的金谷巷女孩，他觉得他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他和她同病相怜，这才体会到什么是爱情。然而大提琴手以为的强大只是他在自我认知上的错觉，天生的性格弱点使得他在和金谷巷女孩的相处中仍然很被动。两人的感情暴露后，他只是一味地逃避退缩，既不愿放弃这段感情，又不愿直面世俗的冲击，几乎要向妻子妥协。即使后来殉情，那也是金谷巷女孩一路把他带到荒山，将毒药亲自喂给他喝。历来文学作品中通常是强大的男性保护柔弱的女性，如常见的“英雄救美”模式，王安忆却将这一模式倒置，塑造了这样一位需要女性保护的男性形象，主要是用男性的柔弱衬托出女性的刚强。
三、母性的皈依：女性的升华和男性的边缘化
王安忆发现，女性欲望即使得到释放，同样面临着困境——灭亡。于是，王安忆找到另一个人类本能——母性作为依托，以母性主题试图摆脱男权文化规范，讴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然母性，并以此为武器进行女性自我拯救，更进一步地从性别指认方面重新定义女性。女性的生育能力决定了她们生来懂得如何做母亲，母亲是神圣而伟大的，“母性”不受道德与伦理的束缚，不受男性统治，母亲甚至是男性的养育者，舐犊之情是“自然母性”的自然萌发。
王安忆巧妙地用男性不可能拥有的生育经验，使女性的精神与心理发生了质的升华，最终男性在“性”和“生育”的迷局里彻底迷失了自我，而女性则因为孩子的降生而得到救赎。就最终的结局来看，男性早已失去了以往的强势地位，已经没有资格谈“自我”，而沦为一个弱小的“他者”。“母性”的复苏拯救了女性的身体与灵魂，女性比往昔任何时候都要纯洁，境遇发生了逆转，强大的女性站在绝对制高点上俯瞰已沦落在泥淖中的男性。
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生存。然而王安忆用母性的复苏让笔下的女主人公成为男主人公的依靠，乃至控制男主人公的命运，《荒山之恋》里大提琴手纤弱的气质将妻子沉睡的母性唤醒，使得尚未做母亲的她对大提琴手流露出深厚的怜惜，将他视作自己的孩子，以母亲一般博大的胸怀庇护他；又在恋爱、结婚、调动工作等大事上温柔地管束他，既考虑他的情绪，又不容他逃避。妻子显然处于这段感情的主体地位，成为他在情感和生活上的“母亲”。结婚不久大女儿出生，她一下子拥有了两个孩子，只是一个是她精神上的孩子，一个是从她体内分娩出去的。此时的她感到了更多的责任感，带着一种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去守护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她已经真正成为一名伟大的母亲。
大提琴手的妻子和金谷巷女孩看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女人，一个宽容隐忍，一个热情强势，但是对爱情的追求是相似的，她们需要的都是那种性格软弱、依赖性强的男人，通过慰藉他们来使自己的爱情和人生充实，并证明自己的强大，以此获得满足感。遇到孱弱的大提琴手后，她们体内的母性都复苏了，都想要用自己的爱来体贴这个本配不上她们如此挚爱的男人，并展开了一场较量。大提琴手最终的命运已经完完全全掌握在这两个女人手中，一面是要他调动工作离开此地的妻子，一面是要他离婚一起私奔的金谷巷女孩。妻子想要获胜，金谷巷女孩也毫不示弱，大提琴手早已丧失了意志，任凭两个女人的争夺。此时的男性已经失去了话语权，最终的命运要由女性来定夺，这是作者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四、结语
在“三恋”系列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得到彰显，但又因为处于男权话语的阴影下，不免流露出女性自我贬抑的意识。“三恋”中的女性是矛盾的，她们拼命地想解放自我、与男权社会抗争，但又难以摆脱传统文化对她们的禁锢。虽然王安忆以母性作为武器对女性进行自我拯救，但事实上，即使拥有超过男性的力量和智慧，她们依然无法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生之为女人，并且始终是女人。只要男权社会统治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男权中心主义的霸主地位没有动摇，她们就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男权话语控制下，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战胜男性。精神上无法摆脱千百年来的思想重负，又怀抱一颗被男权文化扭曲的心灵的女性，是很难获得自我解放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也是王安忆对男权话语下女性生存困境与命运的反思。
（扬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