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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罗斯教授运用中国的人民网进行汉语教学，要求学生读懂人民网的文章，删母语撰写研究中国的毕业论文，字数必须在1万字以上。
“神五上天”、“人民币是否贬值”……罗斯教授淡起《人民日报》的文章时神采飞扬、如数家珍。
看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正从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方向迈进，中国的书流媒体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
2003年秋冬之际，我随中国汉学研究学者团组出访英国、荷兰、瑞典，与欧洲三国汉学家就汉语言文化教学及中国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我深切感到：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和结晶，汉语正在成为世界解读中国的桥梁。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潜心研究和惊人领悟力令人赞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付出了巨大努力，对中国文化在海外扩大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杜德桥所长畅谈 牛津汉学新天地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杜德桥(Clen Dudbridce)教授温和儒雅，白发如雪但梳理有致，清癯面庞上的金丝眼镜后流淌着热情友善的目光，高高瘦瘦的身材，无论坐与站，与人交谈时身体都微微前倾。他身兼数职、德高望重。谈起杜德桥教授的“中国情结”，他的华裔同事于：先生表情凝重地告诉我们：英国原有6所大学能培养汉语本科生，但前不久杜伦大学取消了汉浯教学专业，杜德桥教授闻讯立即向有关部门写信，陈述利害、据理力争。在杜德桥先生为首的英国汉学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杜伦大学校长不得不出面解释说，由于经费紧张，这是一种“无奈的决定”。干先生说：“海外汉学家在大学专业设置权衡取舍时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也曾酝酿取消汉语教学专业，但杜先生对汉语情有独钟，他宁可取消扰太学而坚持保留了此专业。”
谈起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的地位和作用，杜德桥教授颇感欣慰。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成立于9年前，除承担本科生古、现代汉语教学任务外，还设有中国文学、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也可进行博士后研究。该所现有本科生43人，研究生50人左右，专兼职教师11人。中国研究所成立以前，汉语教学只能与其他多国语言教学统一纳入东方语言研究所开展工作。杜德桥教授认为中国研究所的建立，不仅以独立建制表明了汉学和汉语教学工作的地位在提升，而且荟萃了汉语言文化教学和中国问题研究的各类人才，充分体现了学术活动的多元丰富性。杜教授认为：传统地分系统研究，有其局限性，而关于中国的多学科教学与研究相互交流，更有利于中国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杜教授不无自豪地说“现在(牛津大学)一切有关巾国的学术活动都在中国研究所举行，既有本科生在这里学习汉语，也有各专业研究中国问题或涉牛问题的研究生在这里进修汉语。研究中国问题的各方面教授、专家经常聚在这旦自由讨论、相互启发”。杜教授的评价是：“进修汉语的其他专业研究生与专门学习汉语的本科生相比，学习汉语的目的更明确，积极性也更高”。这真是令人振奋，看来汉语教学与中国研究的融合趋势正在为海外汉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杜德桥教授专攻唐史，但对诸子百家也有独到见解。杜教授还以令人惊奇的视角评价《西游记》，他认为《西游记》表面上似乎很容易读懂，但内涵却像莫扎特的音乐。至于为何如此评价，杜教授赞叹之余未及细讲。我们虽不得其详，但我们感到这个外国汉学家挚爱中国古典文化的心却是深沉而敏锐的。
岩校长“改行”来华办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主管亚洲事务的副校长高岩(Lan Gow)先生豹头环眼、身材健硕，像个拳击运动员，办事风格也讲求“主动出击”。高岩先生不会讲汉语，原来是位日本问题专家，4年前转行研究中国事务。他说，2004年春他要来中国，代表诺丁汉大学与宁波有关单位在当地合作办学，他负责学校管理工作。高岩先生豪迈地说“我们的战略是：中文在诺丁汉，诺丁汉在宁波”。他解释说，诺丁汉大学学汉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学生，到中国办分校，让报考诺丁汉大学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到中国学习，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的一种新的办学方式。
高岩校长在China House里接待我们，他说这是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象征。他的主张是当代中国研究所重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仅研究当代汉语，而且包括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历史、法律等各专题。他说：“我们的方式是：专业+中文。通过母语掌握的中国专业知识，来钻研或学习汉语”。临别之际，我们衷心祝愿这位勇闯新路的“拳击手”校长探索成功。
田海院长的“宝藏”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田海(Barend Haar)教授引以自豪的有两件事：该学院是荷兰唯一一所专门从事汉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的高等学府；汉学院图书馆是欧洲收藏，扣文图书和关于中国的外文图书及报刊最多的图书馆。莱顿大学是荷兰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建于1575年。该校汉学院成立于1874年，也有130年的历史了。莱顿大学及其汉学院是荷兰重要的对华交流基地，汉学院现有学生180人，教职员工10余人。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历届毕业生，有的人心任驻华大使或国务秘书，有的人担任驻牛记者或重要商务代表，也不乏分赴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名校汉学教育基地执教者。
在装饰典雅的汉学院内，田海教授和我在一幅高人的黑漆金字中国对联前合影留念，上联“窃愿官清民乐通国欢声歌化日”，下联“惟期政简讼平满堂和气引春风”，横批“政贵有恒”。他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是该学院上世纪从印尼华侨会馆引进的一批文物中的一件，非常珍贵。随后，他请图书馆长打开了轻易不准外人参观的秘本珍藏室，但见线装书层层叠叠，田海院长特聘的一位华裔老先生正在装裱整理从印尼华侨会馆引进的书籍，据华裔老先生判断这批书可能出自清末民初。汉学院图书馆屋旦套屋、几进几出，到处是分门别类储藏的中文书报和期刊。田海先生告诉我们，图书馆总共收藏中文图书25万余册，中文报刊数百种，此外还有关于中国的外文图书3万余册。目前，他们整理编目的图书不过6万余册，其余图书在编的工作量很大，但是他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引进更多的中国出版物。田海院长认为：收藏工作应该尽量丰富而及时，多多益善。整理和编目工作滞后是正常的。本着这一原则，他向我们访问团提出的请求是：请提供《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光盘，以便学生在图书馆用计算机查阅。访问团当场决定把协调赠阅光盘的任务交我办理。光明日报社的老总们得悉这一信息后，立即给我送来该社下属的《中华读书报》的两套光盘。我想此刻这两套光盘或许正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计算机上发挥着传播汉语言文化和中国人民友好情谊的功能……
罗斯教授用人民网教汉语
瑞典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罗斯(Luse)教授苍髯白发、沉言寡语，他站在宴会厅门口与我们逐一握手，我们递上自己的名片，他总是一一端详，并且用中文念出单位和姓名，但却没有名片回赠。陪同我团访问的驻外使馆教育参赞孙女士悄声说：“他就这样，表面很冷，心却很热”。
确实如此，罗斯教授的热忱几乎全部集中在他的汉语教学事业上。他告诉我们该系现在运用中国的人民网进行汉浯教学，要求学生读懂人民网的文章，用母语撰写研究中国的毕业论文，字数必须在1万字以上。这着实使我吃了一惊，此前，多年的外宣经验使我形成了思维定势，认为《人民日报》国内版难以发挥外宣作用。如今，当罗斯教授如数家珍般地同我们谈起《人民日报》的文章，“神五上天”、“人民币是否贬值”等时，我不得不更新观念。看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正从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方向迈进，我国主流媒体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在增强。
罗斯教授的夫人原籍广东顺德，她为我们演示了她与罗斯先生等人共同开发的教学课件。课件重在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常用汉字在日常交际中出现的频率为基础，频繁出现者标出汉字，较少出现者只标汉语拼音不标汉字，让学生先学听懂和读出汉语，并掌握最常用的汉字写法，不失为一种循序渐进、因人制宜的创造。
罗斯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1966—1968年他曾在中国画报社工作，我称他为“瑞典文专家”，他连连摆手说“太高了!”其实我们内心更希望瑞典产生更多的像罗斯教授这样对华友好的汉学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入围条件之一是：只评选已经译成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如果将来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专家都能轻松地阅读汉文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国还用借助瑞典语翻译家才能登上世界文坛的领奖台吗?
责编：潘天翠
“神五上天”、“人民币是否贬值”……罗斯教授淡起《人民日报》的文章时神采飞扬、如数家珍。
看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正从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方向迈进，中国的书流媒体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
2003年秋冬之际，我随中国汉学研究学者团组出访英国、荷兰、瑞典，与欧洲三国汉学家就汉语言文化教学及中国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我深切感到：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和结晶，汉语正在成为世界解读中国的桥梁。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汉语言文化的潜心研究和惊人领悟力令人赞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付出了巨大努力，对中国文化在海外扩大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杜德桥所长畅谈 牛津汉学新天地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杜德桥(Clen Dudbridce)教授温和儒雅，白发如雪但梳理有致，清癯面庞上的金丝眼镜后流淌着热情友善的目光，高高瘦瘦的身材，无论坐与站，与人交谈时身体都微微前倾。他身兼数职、德高望重。谈起杜德桥教授的“中国情结”，他的华裔同事于：先生表情凝重地告诉我们：英国原有6所大学能培养汉语本科生，但前不久杜伦大学取消了汉浯教学专业，杜德桥教授闻讯立即向有关部门写信，陈述利害、据理力争。在杜德桥先生为首的英国汉学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杜伦大学校长不得不出面解释说，由于经费紧张，这是一种“无奈的决定”。干先生说：“海外汉学家在大学专业设置权衡取舍时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也曾酝酿取消汉语教学专业，但杜先生对汉语情有独钟，他宁可取消扰太学而坚持保留了此专业。”
谈起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的地位和作用，杜德桥教授颇感欣慰。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成立于9年前，除承担本科生古、现代汉语教学任务外，还设有中国文学、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也可进行博士后研究。该所现有本科生43人，研究生50人左右，专兼职教师11人。中国研究所成立以前，汉语教学只能与其他多国语言教学统一纳入东方语言研究所开展工作。杜德桥教授认为中国研究所的建立，不仅以独立建制表明了汉学和汉语教学工作的地位在提升，而且荟萃了汉语言文化教学和中国问题研究的各类人才，充分体现了学术活动的多元丰富性。杜教授认为：传统地分系统研究，有其局限性，而关于中国的多学科教学与研究相互交流，更有利于中国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杜教授不无自豪地说“现在(牛津大学)一切有关巾国的学术活动都在中国研究所举行，既有本科生在这里学习汉语，也有各专业研究中国问题或涉牛问题的研究生在这里进修汉语。研究中国问题的各方面教授、专家经常聚在这旦自由讨论、相互启发”。杜教授的评价是：“进修汉语的其他专业研究生与专门学习汉语的本科生相比，学习汉语的目的更明确，积极性也更高”。这真是令人振奋，看来汉语教学与中国研究的融合趋势正在为海外汉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杜德桥教授专攻唐史，但对诸子百家也有独到见解。杜教授还以令人惊奇的视角评价《西游记》，他认为《西游记》表面上似乎很容易读懂，但内涵却像莫扎特的音乐。至于为何如此评价，杜教授赞叹之余未及细讲。我们虽不得其详，但我们感到这个外国汉学家挚爱中国古典文化的心却是深沉而敏锐的。
岩校长“改行”来华办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主管亚洲事务的副校长高岩(Lan Gow)先生豹头环眼、身材健硕，像个拳击运动员，办事风格也讲求“主动出击”。高岩先生不会讲汉语，原来是位日本问题专家，4年前转行研究中国事务。他说，2004年春他要来中国，代表诺丁汉大学与宁波有关单位在当地合作办学，他负责学校管理工作。高岩先生豪迈地说“我们的战略是：中文在诺丁汉，诺丁汉在宁波”。他解释说，诺丁汉大学学汉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学生，到中国办分校，让报考诺丁汉大学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到中国学习，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的一种新的办学方式。
高岩校长在China House里接待我们，他说这是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象征。他的主张是当代中国研究所重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仅研究当代汉语，而且包括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历史、法律等各专题。他说：“我们的方式是：专业+中文。通过母语掌握的中国专业知识，来钻研或学习汉语”。临别之际，我们衷心祝愿这位勇闯新路的“拳击手”校长探索成功。
田海院长的“宝藏”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田海(Barend Haar)教授引以自豪的有两件事：该学院是荷兰唯一一所专门从事汉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的高等学府；汉学院图书馆是欧洲收藏，扣文图书和关于中国的外文图书及报刊最多的图书馆。莱顿大学是荷兰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建于1575年。该校汉学院成立于1874年，也有130年的历史了。莱顿大学及其汉学院是荷兰重要的对华交流基地，汉学院现有学生180人，教职员工10余人。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历届毕业生，有的人心任驻华大使或国务秘书，有的人担任驻牛记者或重要商务代表，也不乏分赴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名校汉学教育基地执教者。
在装饰典雅的汉学院内，田海教授和我在一幅高人的黑漆金字中国对联前合影留念，上联“窃愿官清民乐通国欢声歌化日”，下联“惟期政简讼平满堂和气引春风”，横批“政贵有恒”。他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是该学院上世纪从印尼华侨会馆引进的一批文物中的一件，非常珍贵。随后，他请图书馆长打开了轻易不准外人参观的秘本珍藏室，但见线装书层层叠叠，田海院长特聘的一位华裔老先生正在装裱整理从印尼华侨会馆引进的书籍，据华裔老先生判断这批书可能出自清末民初。汉学院图书馆屋旦套屋、几进几出，到处是分门别类储藏的中文书报和期刊。田海先生告诉我们，图书馆总共收藏中文图书25万余册，中文报刊数百种，此外还有关于中国的外文图书3万余册。目前，他们整理编目的图书不过6万余册，其余图书在编的工作量很大，但是他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引进更多的中国出版物。田海院长认为：收藏工作应该尽量丰富而及时，多多益善。整理和编目工作滞后是正常的。本着这一原则，他向我们访问团提出的请求是：请提供《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光盘，以便学生在图书馆用计算机查阅。访问团当场决定把协调赠阅光盘的任务交我办理。光明日报社的老总们得悉这一信息后，立即给我送来该社下属的《中华读书报》的两套光盘。我想此刻这两套光盘或许正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计算机上发挥着传播汉语言文化和中国人民友好情谊的功能……
罗斯教授用人民网教汉语
瑞典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罗斯(Luse)教授苍髯白发、沉言寡语，他站在宴会厅门口与我们逐一握手，我们递上自己的名片，他总是一一端详，并且用中文念出单位和姓名，但却没有名片回赠。陪同我团访问的驻外使馆教育参赞孙女士悄声说：“他就这样，表面很冷，心却很热”。
确实如此，罗斯教授的热忱几乎全部集中在他的汉语教学事业上。他告诉我们该系现在运用中国的人民网进行汉浯教学，要求学生读懂人民网的文章，用母语撰写研究中国的毕业论文，字数必须在1万字以上。这着实使我吃了一惊，此前，多年的外宣经验使我形成了思维定势，认为《人民日报》国内版难以发挥外宣作用。如今，当罗斯教授如数家珍般地同我们谈起《人民日报》的文章，“神五上天”、“人民币是否贬值”等时，我不得不更新观念。看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正从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方向迈进，我国主流媒体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在增强。
罗斯教授的夫人原籍广东顺德，她为我们演示了她与罗斯先生等人共同开发的教学课件。课件重在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常用汉字在日常交际中出现的频率为基础，频繁出现者标出汉字，较少出现者只标汉语拼音不标汉字，让学生先学听懂和读出汉语，并掌握最常用的汉字写法，不失为一种循序渐进、因人制宜的创造。
罗斯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1966—1968年他曾在中国画报社工作，我称他为“瑞典文专家”，他连连摆手说“太高了!”其实我们内心更希望瑞典产生更多的像罗斯教授这样对华友好的汉学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入围条件之一是：只评选已经译成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如果将来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专家都能轻松地阅读汉文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国还用借助瑞典语翻译家才能登上世界文坛的领奖台吗?
责编：潘天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