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收藏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研讨的园地，也感谢张天琚先生在第7期著文对笔者“大官”碗的研究。
　　其实要对长沙窑辨伪鉴真并不困难。冯先铭先生主编《中国陶瓷》一书中，对长沙窑就有过精辟论述：“瓷器的胎质，前期较粗松，胎色为暗红色，后期胎质细密，色多为灰黄和灰青。釉色前期黄中带青，黄的成份略重，胎釉结合不好，常有剥釉现象；后期釉色青而微黄，色调稳定……釉与胎结合严密，未见有剥釉现象。”又说：“用单一褐彩绘画，色泽稳定，线条流畅……与绿彩合用时，褐彩勾线。绿彩(氧化铜)……往往用来填彩。”本文再提供“大官”碗的细部特征，可与之对照。另外，还可见到“大官”碗熟旧细碎的纹片匀布，薄釉柔光，外壁淌釉，绿彩斑驳，剥釉后露出干涩的胎体。这与现仿品那种胎体潮润新鲜，釉厚而闪亮刺目，没有自然剥落，斑驳苍桑的岁月痕迹相比较，简直难以相提并论。
　　至于张天琚先生据以判定“大官”碗为赝品的两个理由，即长沙窑碗无饼足无支烧，笔者想再抄录《中国陶瓷》“唐代陶瓷特征”一节中的论述：“碗是生产量最大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南北各地瓷窑都普遍烧制，形制也大体相同。唐初的碗深腹，直口、平底，较多保留隋碗的造型……唐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种身浅，敞口外撇，玉壁形底足的碗。晚唐以后这种碗式大量出现，……从玉壁形底向宽圈足方向发展”：在讲到长沙窑碗时说：“碗盘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底足和口沿”。可见，从隋唐到古代，全国各地瓷窑的碗足，都循平底、饼足、玉壁底、玉环底的形制演变，长沙窑也概莫能外。因为这并不取决于某个窑场工匠的喜好，而是由当时瓷器的轮旋工具水平所决定的。支烧问题也一样，对于—个采用叠烧工艺的瓷窑来讲决不可能几百年只用一种装烧方法，比如《中国陶瓷》就特别提到：“隋瓷多为用支具支托叠烧”：初唐就会沿袭。
　　长沙窑是一个创烧于初唐而止于五代，历经三百多年烟火不灭的大窑场，如果单凭一种胎质，一种釉色，一种工艺，一种器型就去判真辨假，那只会使鉴别走向僵化。
　　为慎重起见，笔者曾将“大官”碗清教过省级文博部门的多位著名专家，认定为唐长沙窑已不成问题，但有两点歧见：①“大官”款未有先例；②该碗为釉上彩绘，彩绘可能是后加彩。对于第一点，笔者已在第一篇文章中作了初步的考证。对于第二点，若为后加彩，当在1956年世人始知有长沙窑之后，甚至是在1997年主持发掘定窑的刘世枢先生发表论文有了唐宋“大官”署的论述之后。但从本文提供的彩照可以见到，该碗的彩绘微微下沉于底釉，斑驳熟旧，开裂的纹片与底釉纹片浑然一体，决非近几十年甚至近几年加彩所能呈现的岁月沧桑，反而似是当时施釉加彩后一次烧成，另外，在碗心支钉痕旁遗有一滴红色的氧化铜釉疤，也在釉面上，当可佐证确是釉上施彩。
　　编后语：对这件题写“大官”款碗的探讨，希望藏友们拿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此两点资料可作补充，其一：官、大官、太官、新官等古器物款识极可能与古代“太官署”的设置有关，“太官”之名秦汉时已有，汉代时太官令为少府的属官，“掌御饮食”，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铜壶上已有刻划“大官”铭文-三国至隋唐时此机构均有设置，北齐后改隶属于光禄寺，《新唐书》讲述太官今的职责为“掌供祠宴朝会膳食”，五代、北宋前期沿袭此设置，但至宋徽宗“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目前我国瓷器上最早的“太官”款1997年出土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在出土隋代早期青瓷碗内底中心戳印有“太官”，无疑为隋代太官署烧造的印记，其二：关于长沙窑唐代绘画瓷器是釉上，釉下还是釉中(因其胎上普遍加饰有一层化妆土)彩绘的争议曾长期持续，但根据上海张福康先生《中国古陶瓷的科学》等陶瓷科技考古成果可知，通过测试标本，对长沙窑彩绘瓷切片显微观察和电子探针扫描获知，长沙窑极大部分都为高温釉上彩。
　　——本刊栏目主持：耕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