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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知识分子和学术涂鸦人》（以下简称《狂人》）是一本文笔流畅通俗易懂的美国式政治经济学读物。我们中国的读者都学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了解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知道那是一种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的科学，而这本《狂人》，让我们了解了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探索政治变动背后的经济驱动力，是经济驱动力动机产生源头的科学，总之是将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进行融合研究的学问。在这样的视角下，一切政治变化最终都受物质利益规律驱使，而举凡选民、政党、利益集团、政客等等政治市场上的微观主体，都不过是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支配的交易参与者。而现有政治制度，无论是独裁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在这种追逐利益的政治博弈中都会暴露一定的体制缺陷，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能自动矫正经济低效运行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变化”、“变革”、“改革”可以成为不同体制、文化背景的民族通用的激发民众进取热情的口号的终极原因。而在各个历史时期推动“变化”、“变革”和“改革”的人，即是本书中说的“狂人”。
“狂人”站在历史前台以政治当权者的身份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但“狂人”又是受谁的影响呢？在本书作者看来，是受那些能够提出创新思想和革命性发展理念的“学术涂鸦人”的影响。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将academic scribbler翻译成“学术涂鸦人”。
“academic scribbler”这个词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凯恩斯《通论》中的一段名言：“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
徐毓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第2版），翻译作：“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
高鸿业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第1版），翻译作：“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
梁小民译著《经济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作：“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
蔡受百、马建堂、马君潞译著《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中译作：“当权的狂人，听信的是无稽之谈，他们的那种狂暴行为，其根源往往是出自几年以前某一不学无术作家的作品。”
认真阅读本书后，我们认为academic scribbler是一个中性词，毫无贬义，在本书中它特指那些在某些问题上随意发挥提出初始不被人注意或不被人接受最后却产生影响历史进程的想法的人，他们可能是哲学家、经济学家也可能是一些未走入主流社会的专业思想产品生产者。我们注意到，在本书中，马克思、哈耶克、凯恩斯甚至启发科斯提出频谱竞价机制的普通大学生列奥.赫兹尔（Leo Herzel），都可以被看作是academic scribbler，即“学术涂鸦人”。从本书作者的叙述看，academic scribbler的准确含义就是指在不经意间提出破天荒想法的人。
下面这些从书中摘录的文字，也有助于我们理解academic scribbler：
“从一开始不为人知的学术涂鸦人的狂言呓语，到悄然微妙地渗透进普罗大众的思维意识，再到成为某个行走水上的狂人的手中魔杖，一个小小的思想就这样具备了改变世界的能量。”
“学术涂鸦人的思想不是凭空而生的，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等。例如，卡尔·马克思，表面上看，他坐在图书馆里，思考劳动分工带来的工人阶层的异化。其实他的写作与图书馆的位置以及写作时间关系很大……”
“……危机中的美国不得不接受新的经济思想及解决方案。所以，那些年里涌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家，包括知识分子们和大量的学术涂鸦人。我们在第三章所认识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哈耶克在狂人和学术涂鸦人之间又增加了一个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中，他将那些根据自己的偏好和认可度将一定的学术思想进行逻辑整理并传播给社会大众的人定义为“知识分子”。在哈耶克看来，学术涂鸦人制造思想，当权狂人希望将这些思想灌输给社会大众成为影响他们的思维观念，而知识分子阶层就在这二者之间充当了一个“漏筛”的作用。《狂人》这本书就是通过讲历史、讲政治、讲经济、讲学术、讲政策，在丰富多彩的理论和故事线条中刻画出狂人、知识分子和学术涂鸦人的交互作用。
中国有狂人、有知识分子，令人遗憾的是极度缺乏学术涂鸦人。从历史上看，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学术繁荣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交，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前后。春秋战国之交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领先地位，而第二次学术繁荣则直接孕育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造就了一大批杰出文化人物。两次学术繁荣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只要具备这种环境，即使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也丝毫不会影响新思想的诞生。
经过35年的改革和开放实践，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有十多年也许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无论经济怎样发展、社会怎样进步，我们期待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文化学术繁荣似乎还看不到端倪，中国怎么了？是缺少种子，还是土壤、气候、环境不宜？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
王松奇：第一、二、四、五章
董 蓓： 第三、七章
王青石：书评、序言、鸣谢及第六章
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张驰同志对本译著贡献极大，她的细心严谨使本书增色多多。董蓓是我的学生，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多年，现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教授；王青石是我儿子，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读本科一年级，分担本书的第六章等，在翻译时，他认为作者的英文表达不够简练精彩，于是按照“意译”的原则，作了一些大胆改动，在领会作者本意的基础上进行了局部改写，令人欣慰的是，王青石的译文得到了张驰同志的肯定，在这里，特向张驰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王松奇
2014年4月于北京
绝大多数金融从业人士都知道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知道它的重要职能，特别是它提出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却没那么多人知道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一个常设委员会，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们创设并向其汇报。本书清楚地记录了巴塞尔委员会1974?1997年间的早期历史，这部著作对于我们在整体上理解金融监管的历史和行为，尤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工作，会提供一个有益的知识背景与拓展。
“狂人”站在历史前台以政治当权者的身份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但“狂人”又是受谁的影响呢？在本书作者看来，是受那些能够提出创新思想和革命性发展理念的“学术涂鸦人”的影响。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将academic scribbler翻译成“学术涂鸦人”。
“academic scribbler”这个词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凯恩斯《通论》中的一段名言：“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
徐毓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第2版），翻译作：“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
高鸿业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第1版），翻译作：“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
梁小民译著《经济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作：“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
蔡受百、马建堂、马君潞译著《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中译作：“当权的狂人，听信的是无稽之谈，他们的那种狂暴行为，其根源往往是出自几年以前某一不学无术作家的作品。”
认真阅读本书后，我们认为academic scribbler是一个中性词，毫无贬义，在本书中它特指那些在某些问题上随意发挥提出初始不被人注意或不被人接受最后却产生影响历史进程的想法的人，他们可能是哲学家、经济学家也可能是一些未走入主流社会的专业思想产品生产者。我们注意到，在本书中，马克思、哈耶克、凯恩斯甚至启发科斯提出频谱竞价机制的普通大学生列奥.赫兹尔（Leo Herzel），都可以被看作是academic scribbler，即“学术涂鸦人”。从本书作者的叙述看，academic scribbler的准确含义就是指在不经意间提出破天荒想法的人。
下面这些从书中摘录的文字，也有助于我们理解academic scribbler：
“从一开始不为人知的学术涂鸦人的狂言呓语，到悄然微妙地渗透进普罗大众的思维意识，再到成为某个行走水上的狂人的手中魔杖，一个小小的思想就这样具备了改变世界的能量。”
“学术涂鸦人的思想不是凭空而生的，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等。例如，卡尔·马克思，表面上看，他坐在图书馆里，思考劳动分工带来的工人阶层的异化。其实他的写作与图书馆的位置以及写作时间关系很大……”
“……危机中的美国不得不接受新的经济思想及解决方案。所以，那些年里涌现了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家，包括知识分子们和大量的学术涂鸦人。我们在第三章所认识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哈耶克在狂人和学术涂鸦人之间又增加了一个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中，他将那些根据自己的偏好和认可度将一定的学术思想进行逻辑整理并传播给社会大众的人定义为“知识分子”。在哈耶克看来，学术涂鸦人制造思想，当权狂人希望将这些思想灌输给社会大众成为影响他们的思维观念，而知识分子阶层就在这二者之间充当了一个“漏筛”的作用。《狂人》这本书就是通过讲历史、讲政治、讲经济、讲学术、讲政策，在丰富多彩的理论和故事线条中刻画出狂人、知识分子和学术涂鸦人的交互作用。
中国有狂人、有知识分子，令人遗憾的是极度缺乏学术涂鸦人。从历史上看，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学术繁荣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交，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前后。春秋战国之交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领先地位，而第二次学术繁荣则直接孕育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造就了一大批杰出文化人物。两次学术繁荣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只要具备这种环境，即使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也丝毫不会影响新思想的诞生。
经过35年的改革和开放实践，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有十多年也许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无论经济怎样发展、社会怎样进步，我们期待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文化学术繁荣似乎还看不到端倪，中国怎么了？是缺少种子，还是土壤、气候、环境不宜？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
王松奇：第一、二、四、五章
董 蓓： 第三、七章
王青石：书评、序言、鸣谢及第六章
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张驰同志对本译著贡献极大，她的细心严谨使本书增色多多。董蓓是我的学生，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多年，现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教授；王青石是我儿子，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读本科一年级，分担本书的第六章等，在翻译时，他认为作者的英文表达不够简练精彩，于是按照“意译”的原则，作了一些大胆改动，在领会作者本意的基础上进行了局部改写，令人欣慰的是，王青石的译文得到了张驰同志的肯定，在这里，特向张驰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王松奇
2014年4月于北京
绝大多数金融从业人士都知道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知道它的重要职能，特别是它提出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却没那么多人知道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一个常设委员会，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们创设并向其汇报。本书清楚地记录了巴塞尔委员会1974?1997年间的早期历史，这部著作对于我们在整体上理解金融监管的历史和行为，尤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工作，会提供一个有益的知识背景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