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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塬地现在全废了，可二十多年前却是村里的高产田。”任锡荣的身后是连绵起伏的黄褐色山丘。这里距山西省会太原百余公里，是广袤的黄土高原的一点。“我们脚下的山都是空的，地底的煤已经采完了，剩下的就是地面不停地塌陷和开裂。”他旁边一条长达几十米的裂缝，宛如一张吃人的大口，凶悍地对着我们示威，周围因山倾地陷形成的废墟般的田野一眼看不到边。
作为一个小村庄的“当家人”（党支部书记），这位壮年汉子不住地诉说着家园的兴衰史，目光忧郁，神情哀伤。
这是4月7日的下午，强劲的西北风裹沙挟尘，袭掠荒原，远道来采访的我们，连同任锡荣及他的乡邻们一起经受这场沙尘暴的“洗礼”。睁眼望远，无边的黄褐接天垂地，山麓公路上一辆辆运煤的货车和不时驶过的国内最新款的高档小轿车无言告诉世界：曾困顿多年的高原人如今阔绰无比了！
资源的巨富与山川的残损如此不和谐地共处一方，在滋生少数豪门的同时带来了更多人的生存艰难。横亘中国西北、面积达60多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由于地下蕴藏丰富的煤、铁、铝、金等资源被年复一年地开采挖掘，除要遭受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困扰外，还要承担因采空而产生的地表大范围塌陷之灾。仅山西一省，矿区塌陷已占到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那么，高原上的其他省区又能好到哪里呢？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来自高原的代表、委员大声疾呼：能源紧缺电力告急，高原人用煤为全国各地制造“和谐”，自己却一天天远离“和谐”，长此以往，高原的子孙怕是连立足之地都将丧失殆尽了吧！
其实，高原又何尝不是中国那些资源型地区的一个缩影呢？
裂缝包围的家园和瞬间沉没的生命
任锡荣在村小学边的一孔旧窑洞里欢迎我们的到来。“昨天就听说有记者来，一夜没睡着。这些年总是这样，只要有上边的人来村，对我们就是一份希望。”这个叫仲家山的山村位于山西省孝义市西南三十余公里处，从1974年发生第一次耕地塌陷起，近30年间，700多村民年年能听到地层深处放炮的闷响，能看到不断增多的地陷和房裂。“小学所在的这块是惟一安全的地方，煤矿的人说这下面是支撑巷道的煤柱。我们就把这最后的安全给了孩子们。”
尽管与黄土高原数百万年的历史相比，煤的形成要早得多，但对于当代开采业来说，黄土和黑煤是无法分开的：掘开地面的“黄”才能挖出地下之“黑”，当“黑”尽地空时，厚达几十、几百米的“黄”便訇然倾塌，严重者还会引发地震，其对地面建筑、耕地及生活设施的破坏可想而知。
“直到2001年，突然听不到塌陷的声音了，大伙还挺纳闷儿，后来一打听，说是这一大片的煤全采光了，煤矿工作面转移到别的县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来，七嘴八舌说村事。
他们说的“煤矿”指的是汾西矿业集团所属的柳湾煤矿，这是一个大型的国有煤炭企业。从上世纪50年代投产至今，五十多年的开采历程，把仲家山方圆几十公里的地下煤田一层层采尽，有人形容说光这个矿挖出的煤也足可以堆成几十座大山了。据孝义市国土局的同志介绍，除柳湾矿外，还有两个大型国有煤矿也分布在孝义境内，再加上一百多座乡村煤矿，使这个县级市“光荣”跻身于全国首批50个重点产煤县（市）的行列。
有观点认为：煤炭在成就山西的同时，也在摧残着山西。这种深刻的二律背反法则在孝义、在仲家山表现得更加具体和直观。资料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孝义市共有25万亩土地因采空而塌陷，其中耕地面积7.27万亩，涉及9个乡镇的64个村。
三十年间提心吊胆的日子，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村里30多户人家搬往了外村，在‘塌陷’中长大的青年人大多数到外面打工去了，留下的老人、女人和小孩守着破败的村庄。”在领我们看村子的塌陷状况时，任锡荣说。沿路走过，用满目疮痍和触目惊心形容实不为过：裂缝、断墙、深沟、乱丘……我们明白，塌陷所破坏的不止是村容村貌，更是将多数村民心头希望之灯塔几近摧毁——80%以上的良田被废、90%的民房开裂、河断井枯、牛羊难存，村民总结了“三不”：有地不能种，有房不能住，有树不挂果。
发生塌陷的村庄大都有过人畜掉进裂缝的纪录。记者曾在晋东南一处深达三十多米的陷坑中见到过一台掉下去的农用拖拉机，所幸驾车的青年农民及时跳车得以逃生，而那坑就是煤矿采空所致。
铁矿开采导致的塌陷同样是致命的。记者亲历过两次山崩人亡的惨剧，至少造成13人遇难。一次发生在太原以西的古交山区，被采掘一空的山峦突然发难，半架山坡顷刻间陷入地下，正在山间劳作的5名民工被埋进地下，尸骨全无。另一次在晋南襄汾的塔儿山铁矿采区，一个夏日的清晨，不堪重负的山峰呈垂直式陷落，8名还在睡梦中的采矿人成了山底的冤魂。
有人说：如能走遍高原，有关塌陷的故事随处可闻。所以，真正了解煤矿本质的人，总是对煤（同样包括铁、铝等资源）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每块在地下埋藏了上亿年的煤充满了欢喜和感激，是它把光与热带给人间；另一方面又因开采的过程总夹带着井下矿工的血汗和地面乡民的血泪而使人唏嘘畏惧。
为生存呐喊——他们并不孤单
俗话说“六十年为人生一个轮回”，在这个“轮回”中若能做成一件大事就算功德圆满了。60岁整的张秀生见我们时说，今年是鸡年，自己又属鸡，能在有生之年给全村近千口乡亲争回失落的“饭碗”，真是大吉大利了。
同是农村支部书记，此时的张秀生与任锡荣比，就多了豪气和底气。特别是当陪同来的国土局同志告诉他一个中德长期合作的土地开发复垦项目即将在这里展开时，张秀生饱经风霜的脸上浮满了舒心的笑。
作为汾西矿业集团的采空区，张秀生所在的官窑村与仲家山的遭遇几乎一样。所不同的是，当家园发生危机后，以张秀生为代表的一批勇敢而不失希望的村民，在废墟般的高原上挺身而起，果断地走下荒原，走进陌生的城市，将呐喊声传送给每个相关的机构和官员。官窑村第一次塌陷出现在1976年，张秀生从1982年就开始了“要耕地、要水吃、要生存”的呼吁。
“我读书不多，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我坚信一条，就是建设总不该用破坏作代价。煤要挖，但把原本好端端的田地和村庄毁成这样，是在任何时候都交待不了的。”他从县里反映到地区，再到省城，跑的路越来越远，见的官儿也越来越大，而他的名气也渐渐增大了。到了后来，他竟成了采空区群众的代言人，大伙一致推选他为孝义市的人大代表。身份的合法化更增添了他“鼓与呼”的信心。他把群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不解写成材料，一有机会就发送。
“一次，我到了太原，进了当时山西省省长的办公室，对他说‘我是孝义市的人大代表、官窑村党支部书记张秀生，向领导反映我村的采煤塌陷问题’，省长看了材料说‘知道你们的情况，全省像这种问题的地方很多，政府正在逐步解决’，我急了，说‘不行，得先解决我们村，咱村上千口人受煤矿影响，二十几年没吃过干净的井水了’，省长笑了，说‘我记住你了，一定安排机会解决’。机会终于来了，省里在实施‘饮水解困’工程时，我村榜上有名，2000年，工程人员用几个月时间打出了一眼580米的深井，当甘甜的井水再次进到大伙口中时，不少人都哭了。都20多年没喝过这么好的水了啊！”张秀生苦尽甘来后的喜悦情绪都感染了我们。
苦难是勇士的熔炉。山西在煤炭生产中伴生的诸多问题不仅直接催生了张秀生这样的呐喊者，还引起了一些官员、学者的研究和关注。处长杨志强和研究员李连济便是其中的代表。生活中的他们素不相识，但因其对高原塌陷的重视，在我们的文章中他们双双成为主角。
在山西省国土厅多个部门担任过职务的杨志强，虽已是知天命的年龄，却一如青年人那样慷慨激昂。十余年前他就调查过省内的煤矿塌陷区，写出了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他也因此被称为最早关注高原塌陷问题的政界人士之一。现在，身为国土厅耕地保护处处长的他，保护土地、恢复高原生机更成了他的份内职责。
不用资料，他开口便历数起了山西的“煤之福”与“煤之祸”：山西每年出省销售的煤炭数量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山西的采空塌陷灾害也是全国最严重的。1980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山西共生产原煤34.1亿吨，相应的采空塌陷面积达到8.18万公顷，而各类矿山采空区则达两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单大同市就有地裂缝97处，塌陷67处，涉及人口23万，近年来因塌陷造成几十人死亡。
而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则把目光投向全国、全球。在他不久前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对策研究》中，系统分析了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现状及防治中存在的问题。该文称，我国的煤矿采空塌陷面积已超过70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500亿元。可怕的是，采空塌陷面积仍在扩大，仅2002年就新增采空塌陷面积3万公顷。
“煤矿采空塌陷是人为引发的地质灾害，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妨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已过花甲之年的李连济，与张秀生属同时代的人。尽管走在不同的路途，可他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致的。
文明发源地的“圆梦”之旅
独一无二的黄土高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高原上的河流、峡谷、盆地见证了祖辈创造辉煌农耕文明的艰辛历程。无论考古史上的蓝田猿人、丁村人以及仰韶文化等，还是典籍里的黄帝和他的子孙尧、舜、禹，无一不把他们前所未有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留给了高原。可就在我们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当代，却因不可或缺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如何顺利跨越这个“文明的断层”，成了上至执政者、下至普通民众探索的课题。
有人指出，对塌陷区的治理，我们政策上有缺失，经济上多欠账。长期以来，国家主要执行两项政策：一是由煤矿给造成地面塌陷的农民以一定经济补偿。现在看来，这个补偿是十分低廉的。仲家山村被毁后无法再种的2200多亩耕地，柳湾煤矿按政策给予了一次性的青苗补偿，标准是3年产量的一半乘以当年的国家粮食收购价，加上对房屋、坟墓、果树等的赔偿，仲家山历年来共得到补偿费约90万元。这些钱七抵八扣早分文不剩，可谓钱路已断，而山川依旧。另一条是国家要求“谁引发，谁治理”，就是说地面的塌陷要由地下采煤者去治理，事实上，由于灾害发生时间往往滞后于采矿活动，再者“地上”与“地下”并无直接利益关联，所以这一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效果甚微。
杨志强说：“塌陷区的历史欠账十分巨大，而国家未对历史遗留的采空塌陷引发责任人做出明确界定，使这笔账无主可找，无人来还。”
李连济通过对更大范围环境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1980～1999年，山西省累积的环境破坏直接经济损失为1274亿元，占该省20年GDP总和的10.61%。这其中，煤的“作用”当推第一。
就在一些官员为山西财政收入破天荒跨过500亿元关口、并以罕有的41.2%的增幅高居全国首位而欢呼时，更多人却对愈加糟糕的环境忧心忡忡。一位长期关注山西发展的经济学家对记者讲：几年前当煤炭生产处在低迷状态时，山西各地提出要抓住机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意图改变能源工业独撑晋省经济的格局，谁知这项工作刚有成效，突然暴涨的煤价却几乎断送了前几年的调产成果。每吨煤平均上涨54元的巨大诱惑，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煤老大”在山西的地位反而更加牢固了。他强调，也许当我们觉得机会到来的时候，真正的机会却在悄悄溜走。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利用煤价处于高位的时机，拿出大量资金，弥补过去几十年里在环境上的欠账，并继续加大调产的力度。
好在事情正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去年春季，张秀生他们的呼吁得到了更大的回报，国家级的“塌陷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在官窑村正式实施，1000余万元的资金投入将在三年内使这片饱受磨难的黄土地旧貌换新颜。站在山头俯瞰，一块块新造的梯田层层相叠，田面平展如镜。“今年要完成水利设施配套，把这716亩梯田全部变成水浇地。我请专家来考察过了，准备在这里建一个生态农业园区，发展高技术的农业项目。”张秀生描绘着他的家园，神采飞扬。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一个足以让久盼安居乐业的高原人欣喜异常的信号：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圆梦之旅就此起步了呢？
李连济说：“可以这样理解。但关键的是要及时调整政策、理顺体制、完善机制。”他认为，首先应明确采空塌陷引发责任人的界定，将采空区治理纳入煤炭生产成本，从根本上解决治理资金的来源问题。“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按照‘政府主导、预防为主、引发者赔偿和综合治理’的防治新模式，将治理重心从塌陷的‘事后处理’前移至对采空区的治理和预防塌陷上来。”
杨志强以一句睿智的话结束了我们的采访：“也许，当所有人都清楚认识到煤炭的价值并善用煤的时候，煤给山西、以及整个高原带来的，才会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作为一个小村庄的“当家人”（党支部书记），这位壮年汉子不住地诉说着家园的兴衰史，目光忧郁，神情哀伤。
这是4月7日的下午，强劲的西北风裹沙挟尘，袭掠荒原，远道来采访的我们，连同任锡荣及他的乡邻们一起经受这场沙尘暴的“洗礼”。睁眼望远，无边的黄褐接天垂地，山麓公路上一辆辆运煤的货车和不时驶过的国内最新款的高档小轿车无言告诉世界：曾困顿多年的高原人如今阔绰无比了！
资源的巨富与山川的残损如此不和谐地共处一方，在滋生少数豪门的同时带来了更多人的生存艰难。横亘中国西北、面积达60多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由于地下蕴藏丰富的煤、铁、铝、金等资源被年复一年地开采挖掘，除要遭受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困扰外，还要承担因采空而产生的地表大范围塌陷之灾。仅山西一省，矿区塌陷已占到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那么，高原上的其他省区又能好到哪里呢？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来自高原的代表、委员大声疾呼：能源紧缺电力告急，高原人用煤为全国各地制造“和谐”，自己却一天天远离“和谐”，长此以往，高原的子孙怕是连立足之地都将丧失殆尽了吧！
其实，高原又何尝不是中国那些资源型地区的一个缩影呢？
裂缝包围的家园和瞬间沉没的生命
任锡荣在村小学边的一孔旧窑洞里欢迎我们的到来。“昨天就听说有记者来，一夜没睡着。这些年总是这样，只要有上边的人来村，对我们就是一份希望。”这个叫仲家山的山村位于山西省孝义市西南三十余公里处，从1974年发生第一次耕地塌陷起，近30年间，700多村民年年能听到地层深处放炮的闷响，能看到不断增多的地陷和房裂。“小学所在的这块是惟一安全的地方，煤矿的人说这下面是支撑巷道的煤柱。我们就把这最后的安全给了孩子们。”
尽管与黄土高原数百万年的历史相比，煤的形成要早得多，但对于当代开采业来说，黄土和黑煤是无法分开的：掘开地面的“黄”才能挖出地下之“黑”，当“黑”尽地空时，厚达几十、几百米的“黄”便訇然倾塌，严重者还会引发地震，其对地面建筑、耕地及生活设施的破坏可想而知。
“直到2001年，突然听不到塌陷的声音了，大伙还挺纳闷儿，后来一打听，说是这一大片的煤全采光了，煤矿工作面转移到别的县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来，七嘴八舌说村事。
他们说的“煤矿”指的是汾西矿业集团所属的柳湾煤矿，这是一个大型的国有煤炭企业。从上世纪50年代投产至今，五十多年的开采历程，把仲家山方圆几十公里的地下煤田一层层采尽，有人形容说光这个矿挖出的煤也足可以堆成几十座大山了。据孝义市国土局的同志介绍，除柳湾矿外，还有两个大型国有煤矿也分布在孝义境内，再加上一百多座乡村煤矿，使这个县级市“光荣”跻身于全国首批50个重点产煤县（市）的行列。
有观点认为：煤炭在成就山西的同时，也在摧残着山西。这种深刻的二律背反法则在孝义、在仲家山表现得更加具体和直观。资料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孝义市共有25万亩土地因采空而塌陷，其中耕地面积7.27万亩，涉及9个乡镇的64个村。
三十年间提心吊胆的日子，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村里30多户人家搬往了外村，在‘塌陷’中长大的青年人大多数到外面打工去了，留下的老人、女人和小孩守着破败的村庄。”在领我们看村子的塌陷状况时，任锡荣说。沿路走过，用满目疮痍和触目惊心形容实不为过：裂缝、断墙、深沟、乱丘……我们明白，塌陷所破坏的不止是村容村貌，更是将多数村民心头希望之灯塔几近摧毁——80%以上的良田被废、90%的民房开裂、河断井枯、牛羊难存，村民总结了“三不”：有地不能种，有房不能住，有树不挂果。
发生塌陷的村庄大都有过人畜掉进裂缝的纪录。记者曾在晋东南一处深达三十多米的陷坑中见到过一台掉下去的农用拖拉机，所幸驾车的青年农民及时跳车得以逃生，而那坑就是煤矿采空所致。
铁矿开采导致的塌陷同样是致命的。记者亲历过两次山崩人亡的惨剧，至少造成13人遇难。一次发生在太原以西的古交山区，被采掘一空的山峦突然发难，半架山坡顷刻间陷入地下，正在山间劳作的5名民工被埋进地下，尸骨全无。另一次在晋南襄汾的塔儿山铁矿采区，一个夏日的清晨，不堪重负的山峰呈垂直式陷落，8名还在睡梦中的采矿人成了山底的冤魂。
有人说：如能走遍高原，有关塌陷的故事随处可闻。所以，真正了解煤矿本质的人，总是对煤（同样包括铁、铝等资源）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每块在地下埋藏了上亿年的煤充满了欢喜和感激，是它把光与热带给人间；另一方面又因开采的过程总夹带着井下矿工的血汗和地面乡民的血泪而使人唏嘘畏惧。
为生存呐喊——他们并不孤单
俗话说“六十年为人生一个轮回”，在这个“轮回”中若能做成一件大事就算功德圆满了。60岁整的张秀生见我们时说，今年是鸡年，自己又属鸡，能在有生之年给全村近千口乡亲争回失落的“饭碗”，真是大吉大利了。
同是农村支部书记，此时的张秀生与任锡荣比，就多了豪气和底气。特别是当陪同来的国土局同志告诉他一个中德长期合作的土地开发复垦项目即将在这里展开时，张秀生饱经风霜的脸上浮满了舒心的笑。
作为汾西矿业集团的采空区，张秀生所在的官窑村与仲家山的遭遇几乎一样。所不同的是，当家园发生危机后，以张秀生为代表的一批勇敢而不失希望的村民，在废墟般的高原上挺身而起，果断地走下荒原，走进陌生的城市，将呐喊声传送给每个相关的机构和官员。官窑村第一次塌陷出现在1976年，张秀生从1982年就开始了“要耕地、要水吃、要生存”的呼吁。
“我读书不多，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我坚信一条，就是建设总不该用破坏作代价。煤要挖，但把原本好端端的田地和村庄毁成这样，是在任何时候都交待不了的。”他从县里反映到地区，再到省城，跑的路越来越远，见的官儿也越来越大，而他的名气也渐渐增大了。到了后来，他竟成了采空区群众的代言人，大伙一致推选他为孝义市的人大代表。身份的合法化更增添了他“鼓与呼”的信心。他把群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不解写成材料，一有机会就发送。
“一次，我到了太原，进了当时山西省省长的办公室，对他说‘我是孝义市的人大代表、官窑村党支部书记张秀生，向领导反映我村的采煤塌陷问题’，省长看了材料说‘知道你们的情况，全省像这种问题的地方很多，政府正在逐步解决’，我急了，说‘不行，得先解决我们村，咱村上千口人受煤矿影响，二十几年没吃过干净的井水了’，省长笑了，说‘我记住你了，一定安排机会解决’。机会终于来了，省里在实施‘饮水解困’工程时，我村榜上有名，2000年，工程人员用几个月时间打出了一眼580米的深井，当甘甜的井水再次进到大伙口中时，不少人都哭了。都20多年没喝过这么好的水了啊！”张秀生苦尽甘来后的喜悦情绪都感染了我们。
苦难是勇士的熔炉。山西在煤炭生产中伴生的诸多问题不仅直接催生了张秀生这样的呐喊者，还引起了一些官员、学者的研究和关注。处长杨志强和研究员李连济便是其中的代表。生活中的他们素不相识，但因其对高原塌陷的重视，在我们的文章中他们双双成为主角。
在山西省国土厅多个部门担任过职务的杨志强，虽已是知天命的年龄，却一如青年人那样慷慨激昂。十余年前他就调查过省内的煤矿塌陷区，写出了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他也因此被称为最早关注高原塌陷问题的政界人士之一。现在，身为国土厅耕地保护处处长的他，保护土地、恢复高原生机更成了他的份内职责。
不用资料，他开口便历数起了山西的“煤之福”与“煤之祸”：山西每年出省销售的煤炭数量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山西的采空塌陷灾害也是全国最严重的。1980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山西共生产原煤34.1亿吨，相应的采空塌陷面积达到8.18万公顷，而各类矿山采空区则达两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以上。单大同市就有地裂缝97处，塌陷67处，涉及人口23万，近年来因塌陷造成几十人死亡。
而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则把目光投向全国、全球。在他不久前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对策研究》中，系统分析了我国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现状及防治中存在的问题。该文称，我国的煤矿采空塌陷面积已超过70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500亿元。可怕的是，采空塌陷面积仍在扩大，仅2002年就新增采空塌陷面积3万公顷。
“煤矿采空塌陷是人为引发的地质灾害，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妨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已过花甲之年的李连济，与张秀生属同时代的人。尽管走在不同的路途，可他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致的。
文明发源地的“圆梦”之旅
独一无二的黄土高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高原上的河流、峡谷、盆地见证了祖辈创造辉煌农耕文明的艰辛历程。无论考古史上的蓝田猿人、丁村人以及仰韶文化等，还是典籍里的黄帝和他的子孙尧、舜、禹，无一不把他们前所未有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留给了高原。可就在我们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当代，却因不可或缺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如何顺利跨越这个“文明的断层”，成了上至执政者、下至普通民众探索的课题。
有人指出，对塌陷区的治理，我们政策上有缺失，经济上多欠账。长期以来，国家主要执行两项政策：一是由煤矿给造成地面塌陷的农民以一定经济补偿。现在看来，这个补偿是十分低廉的。仲家山村被毁后无法再种的2200多亩耕地，柳湾煤矿按政策给予了一次性的青苗补偿，标准是3年产量的一半乘以当年的国家粮食收购价，加上对房屋、坟墓、果树等的赔偿，仲家山历年来共得到补偿费约90万元。这些钱七抵八扣早分文不剩，可谓钱路已断，而山川依旧。另一条是国家要求“谁引发，谁治理”，就是说地面的塌陷要由地下采煤者去治理，事实上，由于灾害发生时间往往滞后于采矿活动，再者“地上”与“地下”并无直接利益关联，所以这一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效果甚微。
杨志强说：“塌陷区的历史欠账十分巨大，而国家未对历史遗留的采空塌陷引发责任人做出明确界定，使这笔账无主可找，无人来还。”
李连济通过对更大范围环境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1980～1999年，山西省累积的环境破坏直接经济损失为1274亿元，占该省20年GDP总和的10.61%。这其中，煤的“作用”当推第一。
就在一些官员为山西财政收入破天荒跨过500亿元关口、并以罕有的41.2%的增幅高居全国首位而欢呼时，更多人却对愈加糟糕的环境忧心忡忡。一位长期关注山西发展的经济学家对记者讲：几年前当煤炭生产处在低迷状态时，山西各地提出要抓住机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意图改变能源工业独撑晋省经济的格局，谁知这项工作刚有成效，突然暴涨的煤价却几乎断送了前几年的调产成果。每吨煤平均上涨54元的巨大诱惑，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煤老大”在山西的地位反而更加牢固了。他强调，也许当我们觉得机会到来的时候，真正的机会却在悄悄溜走。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利用煤价处于高位的时机，拿出大量资金，弥补过去几十年里在环境上的欠账，并继续加大调产的力度。
好在事情正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去年春季，张秀生他们的呼吁得到了更大的回报，国家级的“塌陷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在官窑村正式实施，1000余万元的资金投入将在三年内使这片饱受磨难的黄土地旧貌换新颜。站在山头俯瞰，一块块新造的梯田层层相叠，田面平展如镜。“今年要完成水利设施配套，把这716亩梯田全部变成水浇地。我请专家来考察过了，准备在这里建一个生态农业园区，发展高技术的农业项目。”张秀生描绘着他的家园，神采飞扬。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一个足以让久盼安居乐业的高原人欣喜异常的信号：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圆梦之旅就此起步了呢？
李连济说：“可以这样理解。但关键的是要及时调整政策、理顺体制、完善机制。”他认为，首先应明确采空塌陷引发责任人的界定，将采空区治理纳入煤炭生产成本，从根本上解决治理资金的来源问题。“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按照‘政府主导、预防为主、引发者赔偿和综合治理’的防治新模式，将治理重心从塌陷的‘事后处理’前移至对采空区的治理和预防塌陷上来。”
杨志强以一句睿智的话结束了我们的采访：“也许，当所有人都清楚认识到煤炭的价值并善用煤的时候，煤给山西、以及整个高原带来的，才会是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