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东欧国家的转型，人们会想到捷克哈维尔、波兰米奇尼克的“公民社会”理念，并将其看作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复活，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理念也得益于瓦茨拉夫·本达，一个激进的捷克天主教徒。事实上，东欧的社会变革混合了各种思想，既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因素，也有宗教保守主义的影响。
　　本达1948年出生于布拉格，曾就读于查理大学哲学系。“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他被哲学系开除，后来改换专业，成为一名数学家和软件工程师。1978年，他因参与七七宪章运动被捕，在监狱里关了四年。在给妻子的通信中，他写下大量有关宗教、哲学的思考，还为他的孩子写了许多童话故事。他的宗教信仰促使他投身现实政治，宣称“每一个为灵魂的斗争都使寻求真实成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行为，一种有创造性的行为”。而他基于宗教立场的政治思考，也深刻影响了东欧的反极权运动。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本达认为捷克共和国尽管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但在向民主转化的现代历史上，教会在政治机制和价值系统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对现代性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西方的政治是患病细胞，而东方则是恶性细胞，威胁着整个器官。
　　“布拉格之春”后，胡萨克政权极力推行“正常化”政策，不再宣扬乌托邦的天堂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口号，而是鼓励民众追求物质享受，远离公共事务，并压制一切批评意见，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疏离。面对这种社会的原子化，本达在1978年提出“平行政体”概念，主张在文化、教育与经济等领域建立起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平行社会结构，以实现公众的自我管理。在这个自主的社会里，奉行不同的政治原则，拥有公众认可的普遍价值。
　　在本达看来，七七宪章包含了公民意识，但其中仍存在着某种精神分裂的异质，宪章通过强调道德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来对待这种分裂，但由于只有绝对的道德姿态而无积极的方向和行为，因而效果有限。随着社会愈趋冷漠，他发现许多宪章签署者从最初的自由狂喜转向幻灭和怀疑主义。同时，在宪章发言人帕托切克去世后，当局也采用了反对派的武器，将政治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对此，本达告诫反对派，不能靠抗议来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应当寻求社会独立的路径。
　　事实上，“平行政体”的提法与教会传统有着潜在联系，基督教二元论一直主张，国家是外在的消极的东西，教徒应拥有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的群体生活。正是出于其虔敬的天主教经验，本达看到了一个被近代主权国家观念遮蔽的重要现象，即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人类机制，极权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使得传统的自主社会完全消失，导致价值失范，人心败坏。因此，真正的改变不能寄望于当局，只能寄望于社会的重建。
　　本达的主张促进了宪章领导者的思考，哈维尔就曾指出，本达的构想体现了“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如果反对者的基本任务是为真实服务，为真实的生活服务，这个任务必然发展为捍卫个人及其享受真实自由生活的权利，那么下一阶段的任务，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阶段，便是瓦茨拉夫·本达所称的平行结构的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当时一些地下出版、地下音乐会和讨论会正是本达所说的平行政体的体现。
　　由于当局的严密管控，平行政体在捷克仅限于“第二文化”出现，但在波兰却发展出政治方面的社会自组织。团结工会的指导者米奇尼克由此提出公民社会的概念，并认为是哈维尔最早复活了这个托克维尔曾予以赞许的古典形式。东欧转型后，“平行政体”与“公民社会”的提法也在这些国家逐渐消失，但西方知识界却从中得到启发，使得国家与公民社會的关系重新成为社会学的热门课题。
　　本达的政治主张是不妥协的，又是不宽容的，这可能与天主教徒对于社会公正的激进态度有关，而他的宗教立场也使其作为政治人物不为国外所知。然而，他的保守主义的思想贡献却不可忽视。诸多历史事实证明，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植根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往往会坚持自由是人的本质的先在观念，而不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功利观念，因而对自由的信仰更有目标，更为坚定，更具洞见。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