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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必须具有时代性，价值观、道德、情感必须灌注于诗中，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不可或缺的。古今中外人类具有主体之相通性。鉴古是为了通今，推古是为了出新。
只要我们回到历史，从诗歌里就能获取不竭的源泉。个人的才智和精力真是望洋兴叹。世界是多面体、矛盾体，问题不断出现，问题也不断解决。事物的因果关系永远是相辅相成的。归根结底，所有显性的、表象的结果，来自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问题的根源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文化又有诸多问题：媚俗、肤浅、世俗化、功利化、奶头幻觉、暴力美学、享乐化倾向……文化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信仰的问题。要重塑信仰，必须溯源。必须发现解读民族的核心血脉，必须向古代的先贤学习，向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寻求良方，舍末逐本，返璞归真。
不是反对诗歌使用一些小的技巧，语言上的貌似机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诗歌过于推崇所谓的口语化倾向，卖弄互相传抄的所谓现代感，浮光掠影，思想肤浅。炫耀所谓知识和语言技巧的空心化写作，危险地变成了当代诗歌的范本和经典 ，继续被大量的年轻作者摹写，这是一股逆流 ，必须被颠覆，否则诗歌发展堪忧。诗歌必须真实的反映时代与人性，必须是哲学的、艺术的。诗歌必须引领生活，引领社会，做精神的火炬，使生活充满诗意，使人性充满诗意与崇高。
多一些叙事史诗是文学的要求，像《木兰辞》《荷马史诗》。卫青、霍去病是真正的民族英雄，配得上叙事史诗。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勇敢、忠义、爱国、坚韧、豁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些精神对民族魂的重铸再塑依然意义重大。
关于诗歌的个性与共性。人的个性由遗传、后天的家庭与社会环境、知识结构等合成，诗的个性与人的个性基本重合。当然人的性格和诗的特质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的性格可能反映在态度、语言、认知、举止方面，而诗的个性则体现在用词习惯、诗句的排列方式、偏重的主题、逻辑关系、思想的深度、知识的构成等要素。像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普希金等，是个性鲜明的诗人，中国古代诗人屈原、李白也是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与诗歌特质高度一致，是淋漓尽致的诗人。歌德的诗歌特质却又不同，整体形象鲜明，是个完满的系统。他的个性隐藏在理智、理性、学术、哲学和对感情的得体控制中。因此，人的个性与诗的个性可以重合，诗的个性也可以独立于人的性格之外。民族、语言、习俗、文化特质则是诗歌的共性，同一个时代的诗人必有其共性，同一个民族的诗人必有其共性。共性会淹没一大批的诗人，只有少数的诗人会因为突出的诗歌个性脱颖而出。才华其实是由思考的深度、语言的提炼和组合能力、人性中的善和诗意等诸多要素体现的。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才华的参差，一些好的诗歌会逐步浮出水面，像荷花一样次第开放。大部分的写作者变成爱好者，会游离于诗歌的专业之外，这并不是他们的不幸，只是他们不适合写诗而已，既不影响他们乐在其中，也不影响他们在别的行业出类拔萃。历史上的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有志于此的诗人要么是用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美学体系，重构一个诗歌系统，汲汲于知识分子写作;要么就拼才气做好情感的技巧抒发或迎合时尚的需要写一些歌词、做一些时事的感悟甚或是某些鞭挞的噱头，足可以炫诗名于一时。
关于诗歌的语言。对于现代派诗歌的中国化，有些当代诗歌创作者过于偏重于诗歌语言的创新，有些出色者做得足够高明，阅读时确实带来一种语言的快感，但是读时绝对不能明了句子的意思，读完也不理解整首诗的立意。实际上写作者除了玩弄语言的奇幻、奇崛组合、生造语词、为象征而象征、为通感而通感之外，什么也没有。
诗即意象。善于“格物”（王阳明语，观察事物，细究事物的发生演变规律），必能成诗。空中鸣叫的大雁、池塘中的天鵝、倒垂的杨柳、无边的白桦林、爱情、亲情、友情、悲愤、欢快、哀伤、平和等等皆可入诗。譬如音乐，一部贝多芬的交响乐，你须用语言传达给未听过的人，是不是必须选取别人明白的、可以理解的情景一一对应？如果你的语言表述是成功的，一定是伟大的诗歌。舞蹈、绘画、雕塑都是可以用语言描绘的，生动的描绘就是散文或者诗歌。明喻、隐喻、借喻、象征、通感、影射、旁喻皆是意象之义。意象可以独立成诗，也可以根据立意需要选取，表达的内容需要与人类基本的价值规范相符。
诗歌需要内在的节奏。格律诗的灵魂，抑扬顿挫的内在节奏，在新诗中不应该被遗忘。人的情感与海洋一样，潮涨潮落，诗歌应与人的情感高度贴合。有没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往往是评判诗歌的又一个标准。白话文诗歌如此适合表达人物、事件、情感等所有诗歌素材，就像承载海洋的地球本尊，百川入海，新诗也可以有巨大的包容性，这得益于中国诗歌独特的深厚的文学土壤。
诗歌的未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写作，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趁中学、大学时代年轻，争取完成古今中外经典文学大家的阅读，不光是文学，哲学史、艺术史、美学史、音乐史也需要大致梳理与兼顾。对数十位文学大师的代表作要精读，切不可走马观花。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著名作家作品，则只需泛读。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已超过了百位，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全部精读，但有数个作家，则是需要精读的。十九世纪西方文学应该是阅读重点。早期可以模仿优秀诗歌的写作，一首诗完整表达一层意思即为成功。写得多了，就会慢慢形成自我的风格和个性，需要从一开始就坚守“真”这个金科玉律。所有你表述的一切必须是真实的，虚假、迎合、食古不化、跟风，不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创作之路注定不能走得太远。要成为真正的大诗人，要有坐诗坛冷板凳二三十年的打算。没有坚韧的毅力，没有笔耕不辍的勤奋，没有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努力，要写出真正好的作品就会很难。
只要我们回到历史，从诗歌里就能获取不竭的源泉。个人的才智和精力真是望洋兴叹。世界是多面体、矛盾体，问题不断出现，问题也不断解决。事物的因果关系永远是相辅相成的。归根结底，所有显性的、表象的结果，来自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问题的根源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文化又有诸多问题：媚俗、肤浅、世俗化、功利化、奶头幻觉、暴力美学、享乐化倾向……文化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信仰的问题。要重塑信仰，必须溯源。必须发现解读民族的核心血脉，必须向古代的先贤学习，向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寻求良方，舍末逐本，返璞归真。
不是反对诗歌使用一些小的技巧，语言上的貌似机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诗歌过于推崇所谓的口语化倾向，卖弄互相传抄的所谓现代感，浮光掠影，思想肤浅。炫耀所谓知识和语言技巧的空心化写作，危险地变成了当代诗歌的范本和经典 ，继续被大量的年轻作者摹写，这是一股逆流 ，必须被颠覆，否则诗歌发展堪忧。诗歌必须真实的反映时代与人性，必须是哲学的、艺术的。诗歌必须引领生活，引领社会，做精神的火炬，使生活充满诗意，使人性充满诗意与崇高。
多一些叙事史诗是文学的要求，像《木兰辞》《荷马史诗》。卫青、霍去病是真正的民族英雄，配得上叙事史诗。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勇敢、忠义、爱国、坚韧、豁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些精神对民族魂的重铸再塑依然意义重大。
关于诗歌的个性与共性。人的个性由遗传、后天的家庭与社会环境、知识结构等合成，诗的个性与人的个性基本重合。当然人的性格和诗的特质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的性格可能反映在态度、语言、认知、举止方面，而诗的个性则体现在用词习惯、诗句的排列方式、偏重的主题、逻辑关系、思想的深度、知识的构成等要素。像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普希金等，是个性鲜明的诗人，中国古代诗人屈原、李白也是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与诗歌特质高度一致，是淋漓尽致的诗人。歌德的诗歌特质却又不同，整体形象鲜明，是个完满的系统。他的个性隐藏在理智、理性、学术、哲学和对感情的得体控制中。因此，人的个性与诗的个性可以重合，诗的个性也可以独立于人的性格之外。民族、语言、习俗、文化特质则是诗歌的共性，同一个时代的诗人必有其共性，同一个民族的诗人必有其共性。共性会淹没一大批的诗人，只有少数的诗人会因为突出的诗歌个性脱颖而出。才华其实是由思考的深度、语言的提炼和组合能力、人性中的善和诗意等诸多要素体现的。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才华的参差，一些好的诗歌会逐步浮出水面，像荷花一样次第开放。大部分的写作者变成爱好者，会游离于诗歌的专业之外，这并不是他们的不幸，只是他们不适合写诗而已，既不影响他们乐在其中，也不影响他们在别的行业出类拔萃。历史上的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有志于此的诗人要么是用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完成自己的思想和美学体系，重构一个诗歌系统，汲汲于知识分子写作;要么就拼才气做好情感的技巧抒发或迎合时尚的需要写一些歌词、做一些时事的感悟甚或是某些鞭挞的噱头，足可以炫诗名于一时。
关于诗歌的语言。对于现代派诗歌的中国化，有些当代诗歌创作者过于偏重于诗歌语言的创新，有些出色者做得足够高明，阅读时确实带来一种语言的快感，但是读时绝对不能明了句子的意思，读完也不理解整首诗的立意。实际上写作者除了玩弄语言的奇幻、奇崛组合、生造语词、为象征而象征、为通感而通感之外，什么也没有。
诗即意象。善于“格物”（王阳明语，观察事物，细究事物的发生演变规律），必能成诗。空中鸣叫的大雁、池塘中的天鵝、倒垂的杨柳、无边的白桦林、爱情、亲情、友情、悲愤、欢快、哀伤、平和等等皆可入诗。譬如音乐，一部贝多芬的交响乐，你须用语言传达给未听过的人，是不是必须选取别人明白的、可以理解的情景一一对应？如果你的语言表述是成功的，一定是伟大的诗歌。舞蹈、绘画、雕塑都是可以用语言描绘的，生动的描绘就是散文或者诗歌。明喻、隐喻、借喻、象征、通感、影射、旁喻皆是意象之义。意象可以独立成诗，也可以根据立意需要选取，表达的内容需要与人类基本的价值规范相符。
诗歌需要内在的节奏。格律诗的灵魂，抑扬顿挫的内在节奏，在新诗中不应该被遗忘。人的情感与海洋一样，潮涨潮落，诗歌应与人的情感高度贴合。有没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往往是评判诗歌的又一个标准。白话文诗歌如此适合表达人物、事件、情感等所有诗歌素材，就像承载海洋的地球本尊，百川入海，新诗也可以有巨大的包容性，这得益于中国诗歌独特的深厚的文学土壤。
诗歌的未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写作，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趁中学、大学时代年轻，争取完成古今中外经典文学大家的阅读，不光是文学，哲学史、艺术史、美学史、音乐史也需要大致梳理与兼顾。对数十位文学大师的代表作要精读，切不可走马观花。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著名作家作品，则只需泛读。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已超过了百位，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全部精读，但有数个作家，则是需要精读的。十九世纪西方文学应该是阅读重点。早期可以模仿优秀诗歌的写作，一首诗完整表达一层意思即为成功。写得多了，就会慢慢形成自我的风格和个性，需要从一开始就坚守“真”这个金科玉律。所有你表述的一切必须是真实的，虚假、迎合、食古不化、跟风，不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创作之路注定不能走得太远。要成为真正的大诗人，要有坐诗坛冷板凳二三十年的打算。没有坚韧的毅力，没有笔耕不辍的勤奋，没有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努力，要写出真正好的作品就会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