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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整理诸多医家对痛风中医证型的研究后得出结论：痛风临床中医证型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湿热蕴结证，其次为痰瘀痹阻证，而肝肾阴虚证、脾虚湿盛证等虚证出现的频率较低。痛风的中医证型分布受到年龄、病程、体质量、血尿酸、C反应蛋白、血小板、红细胞沉降率等的影响。
【关键词】 痛风;中医证型;相关因素;研究进展;综述
痛风是人体内嘌呤代谢异常导致的，以局部关节红肿热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痛风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高尿酸血症[1]。虽然痛风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多受遗传、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西医治疗主要以抗炎、抑制尿酸生成和促进尿酸排泄这三大类药物为主，尚无根治方法。
痛风性关节炎属中医学“痹病”“历节风”等范畴。《黄帝内经》言：“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强调外感“风寒湿邪”合而为痹。元·朱丹溪《格致余论》曰：“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己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风取凉，或卧地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寒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详细记载了痛风发病的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并提出多种诊治方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痛风学说[2]。国医大师朱良春提出将“浊瘀痹”作为痛风的中医病名[3]，并提出“痛风非风”观点[4]，指出湿浊瘀内阻为其主要病机，“痰湿留滞血脉，与血相合发为浊瘀”，致关节肿胀疼痛、畸形，甚至痛风石形成并破溃;或郁闭化热，聚而成毒，损及脾肾。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痛风疗效显著，被临床广泛采用。本文就痛风的中医证型分布及其相关因素关系综述如下。
1 痛风中医证型分布
《实用中医风湿病学》将痛风分为风湿热痹证、风寒湿痹证、痰瘀痹阻证、肝肾亏虚证。总结各位医家[5-16]对痛风常见证型的论述得知，痛风中医证型包括湿热蕴结证、痰瘀痹阻证、湿浊内盛证、脾虚湿盛证、肝肾亏虚证等;但不同的医家研究发现，临床上高频发作的痛风中医证候有所不同。郭洪涛等[6-7，9-11，13，15-16]临床研究发现，湿热蕴结证为痛风中医临床高发证型。李海昌等[8，14]则认为，痰瘀痹阻证为痛风中医临床高发证型。总结上述医家的研究可知，痛风临床高发中医证型为湿热蕴结证和痰瘀痹阻证等实证，而脾虚湿盛证、肝肾亏虚证等虚证少见。究其原因，可能是病情处于不同的阶段对患者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故而在临床上多见实证证候。
痛风按照病程进展可分为急性期、缓解期、慢性期3期，将缓解期和慢性期统称为非急性期。研究表明，痛风急性期中医证候多见痰瘀互结证和湿热蕴结证，亦可见脾虚湿困证和气血亏虚证;非急性期以脾虚湿困证、气血亏虚证多见，亦可见湿热瘀阻证和痰瘀互结证[5，16]。
2 痛风中医证型分布与相关因素关系
诸多研究表明，痛风的中医证型分布与多种因素相关，如年龄、病程、体质量指数（BMI）、血尿酸、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血小板[10，13-15，17-18]。卢园园等[13，17-18]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痛风患者多见肝肾亏虚证，正如《黄帝内经》曰：“……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八八，则齿发去。”人体进入五八的年龄阶段，身体功能渐亏，此时身体正处于肝肾亏虚的状态，故此时的痛风患者多见肝肾亏虚证，符合人“生长壮老已”的自然发展规律;相反年龄较小者多见湿热蕴结证，这可能与当今青年人饮食不节、口味偏嗜、熬夜、缺乏锻炼等生活作息密切相关，致湿热久蕴于体内发为痹病（痛风）。卢园园等[13-15，17-18]研究发现，在病程方面，病程短者多见于湿热蕴结证和痰浊阻滞证，病程较长者多见于肝肾亏虚证;痛风的中医证型分布与血尿酸的关系表现为湿热阻滞证的血尿酸值最高，肝肾亏虚证的血尿酸值较余证型偏低[10，13，17-18]。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漫长的病程后期炎症反应虽降低，却损及了肝肾，故而出现了肝肾阴虚证。郭泽莹等[15]研究发现，在体质量及BMI值方面，湿瘀阻痹证、湿热蕴结证、湿热夹瘀证的BMI值偏高，而肝肾亏虚证的BMI值较以上证型偏低，这可能与肥胖患者多痰湿的体质有关。炎症指标中，池顺智[14]研究发现，CRP最高值见于湿热蕴结证，这可能与湿热蕴结证多见于痛风的急性发作期有关;彭江云等[18]发现，ESR最高值见于内寒外热证、湿热蕴结证，最低值见于肝肾亏虚证。
黄女娜[11]研究表明，年龄段与证型的分布是独立的，證型分布与各年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证型血尿酸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证型分布与ESR、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谢静静等[16]研究表明，痛风急性发作期患者不同证型之间的炎症指标（ESR、hs-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郭泽莹等[15]研究表明，年龄在5种不同证型的痛风患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关于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今后仍需要大量多样本研究去证实。
3 结 语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基础，辨证准确，论治才能准确，故对证型的研究能为中医药治疗提供依据。近年来，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中医证型的客观化和标准化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当前，对于痛风的中医证型研究已取得一些成就，然而中医在对痛风的诊断及辨证上尚未形成规范，仍存在许多问题，如证型不统一、针对同一指标得出的研究结果相悖、证候与微观指标相关性研究不够深入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在未来临床中应用中医药可以准确、有效地治疗痛风。
参考文献
[1] DALBETH N，FRANSEN J，JANSEN TL，et al.New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gout：a framework for progr-ess[J].Rheumatology（Oxford），2013，52（10）：1748-1753 [2] 朱震亨.格致余论[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4.
[3] 朱婉华，顾冬梅，蒋恬，等.浊瘀痹：痛风中医病名探讨[J].中医杂志，2011，52（17）：1521-1522.
[4] 路志正，焦树德.实用中医风湿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286-290.
[5] 党万太，周京国，谢文光，等.不同中医证型痛风患者的临床指标对比分析及其意义[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33（10）：1323-1327.
[6] 郭洪涛，郑光，王济华，等.利用文本挖掘探索痛风证药特点[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3，2（3）：38-40.
[7] 刘维，刘晴，吴沅皞.中药内服治疗痛风性关节炎规律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2）：5178-5181.
[8] 李海昌，温成平，谢志军，等.间歇期及慢性期痛风中医证候的文献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10）：2530-2534.
[9] 闫海峰，杨凯伦，樊克涛，等.中药治疗痛风相关专利用药规律分析[J].天津中医药，2016，33（10）：629-633.
[10] 阮氏惠.越南河内市291例原发性痛风患者的证候分布及用药特点探讨[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2.
[11] 黄女娜.痛风性关节炎的中医证候特点研究分析[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6.
[12] 李君霞，黄闰月，陈秀敏，等.826例痛风住院病例的临床特征分析[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39（3）：293-298.
[13] 卢园园.基于77例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疾病特征分布及临床疗效观察的研究[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19.
[14] 池顺智.痛风的发病因素与中医证型分布的相关性研究[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2014.
[15] 郭澤莹，张剑勇，张燕英，等.岭南地区痛风危险因素与中医证型相关性分析[J].中医药导报，2018，24（1）：57-59，63.
[16] 谢静静，宁静，张燕英，等.深圳地区急性期痛风患者不同中医证型的临床特点分析[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9，8（6）：9-12.
[17] 李洋.痛风中医证候的辨证要素及分布规律研究[D].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2015.
[18] 彭江云，李兆福，狄朋桃，等.云南地区362例痛风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的初步探讨[C]//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2010年学术会论文集，2010：3.
收稿日期：2021-05-10;修回日期：2021-06-15
【关键词】 痛风;中医证型;相关因素;研究进展;综述
痛风是人体内嘌呤代谢异常导致的，以局部关节红肿热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痛风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高尿酸血症[1]。虽然痛风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多受遗传、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西医治疗主要以抗炎、抑制尿酸生成和促进尿酸排泄这三大类药物为主，尚无根治方法。
痛风性关节炎属中医学“痹病”“历节风”等范畴。《黄帝内经》言：“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强调外感“风寒湿邪”合而为痹。元·朱丹溪《格致余论》曰：“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己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风取凉，或卧地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寒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详细记载了痛风发病的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并提出多种诊治方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痛风学说[2]。国医大师朱良春提出将“浊瘀痹”作为痛风的中医病名[3]，并提出“痛风非风”观点[4]，指出湿浊瘀内阻为其主要病机，“痰湿留滞血脉，与血相合发为浊瘀”，致关节肿胀疼痛、畸形，甚至痛风石形成并破溃;或郁闭化热，聚而成毒，损及脾肾。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痛风疗效显著，被临床广泛采用。本文就痛风的中医证型分布及其相关因素关系综述如下。
1 痛风中医证型分布
《实用中医风湿病学》将痛风分为风湿热痹证、风寒湿痹证、痰瘀痹阻证、肝肾亏虚证。总结各位医家[5-16]对痛风常见证型的论述得知，痛风中医证型包括湿热蕴结证、痰瘀痹阻证、湿浊内盛证、脾虚湿盛证、肝肾亏虚证等;但不同的医家研究发现，临床上高频发作的痛风中医证候有所不同。郭洪涛等[6-7，9-11，13，15-16]临床研究发现，湿热蕴结证为痛风中医临床高发证型。李海昌等[8，14]则认为，痰瘀痹阻证为痛风中医临床高发证型。总结上述医家的研究可知，痛风临床高发中医证型为湿热蕴结证和痰瘀痹阻证等实证，而脾虚湿盛证、肝肾亏虚证等虚证少见。究其原因，可能是病情处于不同的阶段对患者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故而在临床上多见实证证候。
痛风按照病程进展可分为急性期、缓解期、慢性期3期，将缓解期和慢性期统称为非急性期。研究表明，痛风急性期中医证候多见痰瘀互结证和湿热蕴结证，亦可见脾虚湿困证和气血亏虚证;非急性期以脾虚湿困证、气血亏虚证多见，亦可见湿热瘀阻证和痰瘀互结证[5，16]。
2 痛风中医证型分布与相关因素关系
诸多研究表明，痛风的中医证型分布与多种因素相关，如年龄、病程、体质量指数（BMI）、血尿酸、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血小板[10，13-15，17-18]。卢园园等[13，17-18]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痛风患者多见肝肾亏虚证，正如《黄帝内经》曰：“……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八八，则齿发去。”人体进入五八的年龄阶段，身体功能渐亏，此时身体正处于肝肾亏虚的状态，故此时的痛风患者多见肝肾亏虚证，符合人“生长壮老已”的自然发展规律;相反年龄较小者多见湿热蕴结证，这可能与当今青年人饮食不节、口味偏嗜、熬夜、缺乏锻炼等生活作息密切相关，致湿热久蕴于体内发为痹病（痛风）。卢园园等[13-15，17-18]研究发现，在病程方面，病程短者多见于湿热蕴结证和痰浊阻滞证，病程较长者多见于肝肾亏虚证;痛风的中医证型分布与血尿酸的关系表现为湿热阻滞证的血尿酸值最高，肝肾亏虚证的血尿酸值较余证型偏低[10，13，17-18]。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漫长的病程后期炎症反应虽降低，却损及了肝肾，故而出现了肝肾阴虚证。郭泽莹等[15]研究发现，在体质量及BMI值方面，湿瘀阻痹证、湿热蕴结证、湿热夹瘀证的BMI值偏高，而肝肾亏虚证的BMI值较以上证型偏低，这可能与肥胖患者多痰湿的体质有关。炎症指标中，池顺智[14]研究发现，CRP最高值见于湿热蕴结证，这可能与湿热蕴结证多见于痛风的急性发作期有关;彭江云等[18]发现，ESR最高值见于内寒外热证、湿热蕴结证，最低值见于肝肾亏虚证。
黄女娜[11]研究表明，年龄段与证型的分布是独立的，證型分布与各年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证型血尿酸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证型分布与ESR、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谢静静等[16]研究表明，痛风急性发作期患者不同证型之间的炎症指标（ESR、hs-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郭泽莹等[15]研究表明，年龄在5种不同证型的痛风患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关于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今后仍需要大量多样本研究去证实。
3 结 语
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基础，辨证准确，论治才能准确，故对证型的研究能为中医药治疗提供依据。近年来，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中医证型的客观化和标准化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当前，对于痛风的中医证型研究已取得一些成就，然而中医在对痛风的诊断及辨证上尚未形成规范，仍存在许多问题，如证型不统一、针对同一指标得出的研究结果相悖、证候与微观指标相关性研究不够深入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在未来临床中应用中医药可以准确、有效地治疗痛风。
参考文献
[1] DALBETH N，FRANSEN J，JANSEN TL，et al.New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gout：a framework for progr-ess[J].Rheumatology（Oxford），2013，52（10）：1748-1753 [2] 朱震亨.格致余论[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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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洪涛，郑光，王济华，等.利用文本挖掘探索痛风证药特点[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3，2（3）：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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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海昌，温成平，谢志军，等.间歇期及慢性期痛风中医证候的文献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10）：2530-2534.
[9] 闫海峰，杨凯伦，樊克涛，等.中药治疗痛风相关专利用药规律分析[J].天津中医药，2016，33（10）：629-633.
[10] 阮氏惠.越南河内市291例原发性痛风患者的证候分布及用药特点探讨[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2.
[11] 黄女娜.痛风性关节炎的中医证候特点研究分析[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6.
[12] 李君霞，黄闰月，陈秀敏，等.826例痛风住院病例的临床特征分析[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39（3）：293-298.
[13] 卢园园.基于77例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疾病特征分布及临床疗效观察的研究[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19.
[14] 池顺智.痛风的发病因素与中医证型分布的相关性研究[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2014.
[15] 郭澤莹，张剑勇，张燕英，等.岭南地区痛风危险因素与中医证型相关性分析[J].中医药导报，2018，24（1）：57-59，63.
[16] 谢静静，宁静，张燕英，等.深圳地区急性期痛风患者不同中医证型的临床特点分析[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9，8（6）：9-12.
[17] 李洋.痛风中医证候的辨证要素及分布规律研究[D].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2015.
[18] 彭江云，李兆福，狄朋桃，等.云南地区362例痛风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的初步探讨[C]//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2010年学术会论文集，2010：3.
收稿日期：2021-05-10;修回日期：202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