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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映于徐家汇公园内的小红楼,是中国唱片出版业的地标建筑。上世纪二十年代起,百代公司在此设厂生产钻针唱片。三十年代英商音乐电器实业公司接手后,在小红楼旁新建一座300㎡录音室。录音采用话筒电声放大的“电气录音”,添置了先进的翻片设备,机械重锤原动刻纹机及光学测试频率器等,装备24台半自动压片机。成为当时我国和东南亚地区设备最新、产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唱片出版制作中心。
上世纪三十年代,任光在上海百代公司任音乐部主任,唱片节目中音乐类比重逐渐增长。1934年后,聂耳、冼星海又先后进入百代公司工作,虽然他俩在上海百代工作时间不长,但一批影响深远的左翼进步歌曲和优秀民族音乐通过唱片,传遍神州大地。如:《渔光曲》(安娥词,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大路歌》(孙瑜词,聂耳曲,金焰、郑君里等演唱)、《热血》(田汉词,冼星海曲,金山等演唱)等等。1935年,聂耳根据田汉歌词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发表。同年5月9日,袁牧之、顾梦鹤、司徒慧敏等人在百代公司灌制成第一版唱片。唱片开始部分还录下了那时特有的报头:“百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紧接着几小节强劲有力的小鼓独奏,引出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勇往向前的时代强音。1949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为国歌。小红楼还是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出版基地,黎锦晖、黎锦光、陈歌辛、周璇、王人美等在此创作、录音,与这座小楼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1959年我由广播事业局到中国唱片社上海编辑部工作,办公室就设在小楼二层。风风雨雨三十春秋,曾经的岁月,一幕幕往事,一张张唱片,回想起与同事们一道投入新中国唱片出版事业,不由思绪万千。是年正逢建国十周年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市音乐舞蹈汇演中脱颖而出。我们编辑部即组织录制,由俞丽拿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樊承武指挥。先期出版5张一套粗纹唱片和密纹唱片,很快销售一空。次年,修订后的“梁祝”协奏曲出版了总谱,并由沈榕在首届“上海之春”再度演出。凄楚动人的梁祝故事在国内可谓妇孺皆知,随着这部民族风格浓郁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成功,梁祝爱情也深深打动了海外友人,来自东南亚和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唱片订单纷纷寄到唱片厂。当时编辑们感到原录音在配器、音准等方面与定稿后的谱子差异较大,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更好地传播这部作品,我们考虑重新录音。1961年初,我们请沈榕录制了第二版“梁祝”,沈榕的琴音清丽细腻,较好地演绎出作品主旨。这年春节,赶制出500张密纹唱片,发行后反响颇好。在那提心吊胆的十年里,许多人因此受株连,但仍有音乐爱好者为听唱片甘冒风险。1977年,应各方要求再版了沈榕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密纹唱片。1980年、1985年,上海编辑部又先后两次请俞丽拿重录“梁祝”,出版立体声唱片和激光唱片。曾有这样评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1989年,俞丽拿和上海交响乐团因此荣获首届“金唱片奖”,作曲何占豪、陈钢获得“创作特别奖”。
小楼一层宽敞的大厅常常高朋满座,艺术界各方专家组成的艺委会在此审听最新节目,海内外音乐家们在此相会合作。一张有影响的唱片凝聚了音乐家和编辑的心血,也有音响导演、录音师、美术编辑封面设计的心血。这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为提高作品质量,必须这样去努力,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一条经验。那时我主要负责联系上海民族乐团,与演奏家、指挥、作曲保持着密切交往。记忆中陆春龄先生是来厂录音较勤的一位,陆老是南派笛子的一代宗师,自五十年代起,在其笛艺生涯各个时期,我们均录有音响。《鹧鸪飞》《小放牛》《今昔》《喜报》《江南春》等代表作留有多套录音。先生总是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完成每一次录音任务,他十分尊重编辑,还主动征求意见,善于听取音响导演的建议。陆老来录音时准备很充分,考虑又周到,他曾详细地向我和黎锦光先生介绍《鹧鸪飞》从湖南民间音乐到江南丝竹乐的衍化及改编成笛子独奏曲后,通过颤音等技巧润饰,力度上强弱对比,营造出栩栩如生的音乐妙境。唱片录音与现场演出不同,尤其是立体声录音,话筒对声音清晰、平衡度都有较高要求,录制过程中出现口风噪音等问题,陆老总是很谦和地一次次与音响导演沟通,力求臻美。八十年代初,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也录制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协奏曲《新婚别》《长城随想》等,成为优秀保留节目。
中唱能出版一批批有影响的节目不是偶然的,同事们常年深入到各文艺单位,收集信息、提炼选题,每个环节都要反复推敲,编辑们不仅要有慧眼,还要有公心。1979年后,上海编辑部恢复工作,改名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那是中国唱片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出版迎来了历史上又一个新高潮。我们音乐编辑部老中青三代,立足华东,面向全国,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立体声录制技术,重新录制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吕其明的《红旗颂》、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等,还编辑出版了大批新时期涌现的新作。云南民歌歌唱家黄虹、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等,全国各地音乐家们重又汇聚到这座小楼。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际上获奖的胡晓平(女高音)、张建一(男高音)、王晓东(小提琴)等,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经我们及时编录也在此诞生。有着“远东第一”盛誉的上海交响乐团是亚洲建立最早、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音乐团体。老团长黄贻钧先生,在音乐界德高望重,他掌管着百年历史的乐团,一向以作风严谨著称,通常很难请动大驾。编辑部老编辑朱钟华与黄老自百代公司起相识,后又长期负责采编交响乐团作品,往往几句话或一个电话,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二胡与管弦乐组曲《蝴蝶泉》是1983年作曲家朱践耳与二胡演奏家张锐合作完成的一部新作。组曲以云南民间传说为题材,撷取较有特性的几段加以发展,尝试用交响手法发挥二胡与管弦乐队的表现功能,深化作品思想内容。朱践耳与张锐是几十年的老战友,黄贻钧先生早年亦擅长二胡,张锐曾在黄贻钧指挥的乐队里拉过琴,正因为这些鲜为人知的经历,他们的合作更具纪念意义,三位老友联袂在唱片里刻录下一段声音传奇。
黑胶唱片似乎成了历史名词,然而那些影响着几代人的旋律仍在流淌。一支歌、一出戏、一篇诗皆因声音而感怀。小红楼则映射了几代艺术家的创作心路,亦是历史、文化、艺术的汇聚。
上世纪三十年代,任光在上海百代公司任音乐部主任,唱片节目中音乐类比重逐渐增长。1934年后,聂耳、冼星海又先后进入百代公司工作,虽然他俩在上海百代工作时间不长,但一批影响深远的左翼进步歌曲和优秀民族音乐通过唱片,传遍神州大地。如:《渔光曲》(安娥词,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大路歌》(孙瑜词,聂耳曲,金焰、郑君里等演唱)、《热血》(田汉词,冼星海曲,金山等演唱)等等。1935年,聂耳根据田汉歌词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发表。同年5月9日,袁牧之、顾梦鹤、司徒慧敏等人在百代公司灌制成第一版唱片。唱片开始部分还录下了那时特有的报头:“百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紧接着几小节强劲有力的小鼓独奏,引出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勇往向前的时代强音。1949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为国歌。小红楼还是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出版基地,黎锦晖、黎锦光、陈歌辛、周璇、王人美等在此创作、录音,与这座小楼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1959年我由广播事业局到中国唱片社上海编辑部工作,办公室就设在小楼二层。风风雨雨三十春秋,曾经的岁月,一幕幕往事,一张张唱片,回想起与同事们一道投入新中国唱片出版事业,不由思绪万千。是年正逢建国十周年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市音乐舞蹈汇演中脱颖而出。我们编辑部即组织录制,由俞丽拿独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协奏,樊承武指挥。先期出版5张一套粗纹唱片和密纹唱片,很快销售一空。次年,修订后的“梁祝”协奏曲出版了总谱,并由沈榕在首届“上海之春”再度演出。凄楚动人的梁祝故事在国内可谓妇孺皆知,随着这部民族风格浓郁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成功,梁祝爱情也深深打动了海外友人,来自东南亚和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唱片订单纷纷寄到唱片厂。当时编辑们感到原录音在配器、音准等方面与定稿后的谱子差异较大,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更好地传播这部作品,我们考虑重新录音。1961年初,我们请沈榕录制了第二版“梁祝”,沈榕的琴音清丽细腻,较好地演绎出作品主旨。这年春节,赶制出500张密纹唱片,发行后反响颇好。在那提心吊胆的十年里,许多人因此受株连,但仍有音乐爱好者为听唱片甘冒风险。1977年,应各方要求再版了沈榕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密纹唱片。1980年、1985年,上海编辑部又先后两次请俞丽拿重录“梁祝”,出版立体声唱片和激光唱片。曾有这样评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1989年,俞丽拿和上海交响乐团因此荣获首届“金唱片奖”,作曲何占豪、陈钢获得“创作特别奖”。
小楼一层宽敞的大厅常常高朋满座,艺术界各方专家组成的艺委会在此审听最新节目,海内外音乐家们在此相会合作。一张有影响的唱片凝聚了音乐家和编辑的心血,也有音响导演、录音师、美术编辑封面设计的心血。这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为提高作品质量,必须这样去努力,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一条经验。那时我主要负责联系上海民族乐团,与演奏家、指挥、作曲保持着密切交往。记忆中陆春龄先生是来厂录音较勤的一位,陆老是南派笛子的一代宗师,自五十年代起,在其笛艺生涯各个时期,我们均录有音响。《鹧鸪飞》《小放牛》《今昔》《喜报》《江南春》等代表作留有多套录音。先生总是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完成每一次录音任务,他十分尊重编辑,还主动征求意见,善于听取音响导演的建议。陆老来录音时准备很充分,考虑又周到,他曾详细地向我和黎锦光先生介绍《鹧鸪飞》从湖南民间音乐到江南丝竹乐的衍化及改编成笛子独奏曲后,通过颤音等技巧润饰,力度上强弱对比,营造出栩栩如生的音乐妙境。唱片录音与现场演出不同,尤其是立体声录音,话筒对声音清晰、平衡度都有较高要求,录制过程中出现口风噪音等问题,陆老总是很谦和地一次次与音响导演沟通,力求臻美。八十年代初,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也录制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协奏曲《新婚别》《长城随想》等,成为优秀保留节目。
中唱能出版一批批有影响的节目不是偶然的,同事们常年深入到各文艺单位,收集信息、提炼选题,每个环节都要反复推敲,编辑们不仅要有慧眼,还要有公心。1979年后,上海编辑部恢复工作,改名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那是中国唱片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出版迎来了历史上又一个新高潮。我们音乐编辑部老中青三代,立足华东,面向全国,利用当时最先进的立体声录制技术,重新录制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吕其明的《红旗颂》、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等,还编辑出版了大批新时期涌现的新作。云南民歌歌唱家黄虹、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等,全国各地音乐家们重又汇聚到这座小楼。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际上获奖的胡晓平(女高音)、张建一(男高音)、王晓东(小提琴)等,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经我们及时编录也在此诞生。有着“远东第一”盛誉的上海交响乐团是亚洲建立最早、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音乐团体。老团长黄贻钧先生,在音乐界德高望重,他掌管着百年历史的乐团,一向以作风严谨著称,通常很难请动大驾。编辑部老编辑朱钟华与黄老自百代公司起相识,后又长期负责采编交响乐团作品,往往几句话或一个电话,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二胡与管弦乐组曲《蝴蝶泉》是1983年作曲家朱践耳与二胡演奏家张锐合作完成的一部新作。组曲以云南民间传说为题材,撷取较有特性的几段加以发展,尝试用交响手法发挥二胡与管弦乐队的表现功能,深化作品思想内容。朱践耳与张锐是几十年的老战友,黄贻钧先生早年亦擅长二胡,张锐曾在黄贻钧指挥的乐队里拉过琴,正因为这些鲜为人知的经历,他们的合作更具纪念意义,三位老友联袂在唱片里刻录下一段声音传奇。
黑胶唱片似乎成了历史名词,然而那些影响着几代人的旋律仍在流淌。一支歌、一出戏、一篇诗皆因声音而感怀。小红楼则映射了几代艺术家的创作心路,亦是历史、文化、艺术的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