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后，我与上一辈在世的亲戚就很少联系。 这天一早接到北京八姑电话，堂弟戴牧去世了。
　　提到小牧，还得从上一辈说起，中国人口泛滥，拿我父母家族来说，父亲兄弟姐妹11个，母亲兄弟姐妹15个，加起来就26个，要知道，他们分别都是一个母亲所生。
　　小牧是我四叔的儿子，生于1962年，下面还有个弟弟。四叔07年去世了。早年他在北京外贸部工作，后来由于出身不好，就以支边为名发配到了青海。我四婶也是一个部门的，就随他去了，但不幸的是染上了高原病，无法在那里生活，就只好带着两个幼年的儿子回到了北京郊区高碑店生活。夫妻常年分居，生活挺艰难的。
　　从小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直到1972年，我随母亲到北京，通过在民航工作的八姑联系才第一次见到了四婶一家，就见面半天，那时小牧还是个10岁的孩子，也没啥印象。

　　当我们再次见面时，已经是11年后，在北京广播学院。（北京传媒大学），我在那里参加音乐编辑学习班，他已是在校大学生了，学的是电视传输专业。又一次见面，给我惊喜的是，虽然模样没变，但是当他叫我“大姐”时，我这个独生子女倍感亲切。
　　当时四叔正准备调回四婶生活的地方，而四婶正在联系在福建三明工作的妹妹，想落户到那里。我知道后告诉小牧，如果父母能来福建，对于即将毕业的他，凭着专业和学校名气，以及我母亲当时在福建广播电视的领导地位和资历，分配到我们系统没问题。由于父母南下福建多年，身边一直没亲戚，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后来由于四婶顾虑三明的空气不好，还是退却了，最终把家安在了保定。这就注定了小牧后半辈子坎坷的命运。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重庆一家大型的电子工厂，几年后工厂倒闭，他就开始四处漂泊、打工，再后来他又离婚了，没有孩子，最后转战到了成都落脚，直到去世。
　　在此期间，我们就见过3次面，都是很短暂：1988年，我随父亲回老家；2001年，我到成都参加电视节；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10月参加全国纪录片研讨会。
　　记得那天他开车从都江堰赶来请我吃饭，那时他正与后妻做旅游生意，租个柜台卖纪念品，吃飯时他告诉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印象很深的是，有年春节无意中进了批小灯笼，没想到卖得特火，十几天就挣了十来万，他说当时真的是数钱数得手发软，随后就买了车。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真的替他高兴，我知道这十多年来，他生活得太不容易了。当我们分手时，他让服务员将未吃完的四川火锅打包。这汤汤水水的还能打包？我才第一次知道。看着他提着裹有几层塑料袋的火锅剩料，将它挂在汽车内，我笑了。
　　2008年，汶川地震，我第一想到了他，通过电话，他告诉我没事，因为他早已离开灾区都江堰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络了。谁知道这次传来的竟是他去世的消息，而且是在一年半前。
　　放下八姑的电话， 我又一次打通了远在成都的堂妹的电话，详细地询问发生的一切。她告诉我，去年春节发病时，已经是胆管癌晚期了，6月18号走的，当时在重庆的大部分亲戚赶到成都时，由于停车耽搁了，见到时他已经咽气。堂妹说，小牧离开都江堰后这几年，又开始替别人打工，常常在外地奔波，直到生病前夕的春节期间，还在贵州出差。小牧原先单位在重庆，分的房子又留给了前妻，所以常年租房子住。经过努力，他终于买了靠近青城山附近的一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刚刚忙完装修，就要有个自己的家时，他却走了，也没有后代。他走得太早了，才刚刚过完49岁生日啊。
　　听到这里，我在为他流泪 ，也一直在埋怨堂妹，为什么小牧生病时没有告诉我，不然我一定会飞过去看他的。
　　放下电话后，脑海一直涌现着8年前最后一次见面。我为他惋惜，如果当年他能在福建落脚，进入电视台，有份稳定工作，就一定不会走这么早，一定不会的。为此在与八姑和堂妹的通话中，为他后半生的坎坷遭遇，我还在一直埋怨她母亲当年的选择。可是放下电话后，我又在想，当年他父母的遭遇又该怨谁呢？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吧。
　　在我的家族中，与我同辈的堂姐、堂妹、堂弟，表姐、表妹、表哥、表弟，共有三十多人，其中留给我最好印象的就是小牧，我不知道为什么此刻会这么难过，是因为他是同辈中走得最早的吗？不是的，我知道那是因为在我眼里的小牧，虽然经历过无数坎坷，但是他都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在我们短短的几次交谈中，我没有听见过他有任何抱怨，他脸上永远都带着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