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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虹影的敏感身份决定了她的成长体验，家庭环境、苦难时代及成年后的流寓他乡，使她承受起“边缘人”的身份裹挟，她以边缘人的倔强姿态，踏出自己的世界。边缘性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其中包括小说人物形象的设置、冷静的自我剖析、文革叙事的平和及跨文化写作的客观性。于是我们能从多角度的探析中，真切体会到现实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同时看到虹影小说创作的个性与潜力。
关键词：虹影；小说；边缘人；影响
作者简介：亓雪莹（1973-），女，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作者郑慧远，女，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虹影，世界著名的英国籍华裔女作家，1962年生于重慶，18岁后就流寓全国各地及英国。她的生命体验与她的创作有着天然的联系，那就是她深刻的边缘人的身份认同。因此只有在对其创作认真探究虹影之后，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到她的小说创作的巧妙独特。虹影的生活与生命并不充满顺遂，我把它归结为一种边缘人的生命体验。
那么什么是“边缘人”？它一种指称社会性变动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泛指一种处于群体之间的人，对两个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边缘人，广义上指有某种独特之处（或好或坏）而不被人接受的人；狭义上指脱离社会主流群体或生活方式而很少被关注甚至是忽视的人。同时，心理学家认为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个人心理的变化。
艺术源于生活，几乎所有作家在创作中很难逃离生活的烙印，虹影也不例外。她的作品中有很多近乎边缘人的设置；以及在苦难中透露出很大的平和，虹影的写作方式，源于她早年的灰暗生活，也得益于之后的生活体验。于是接下来将从不同的角度简单探析虹影小说创作的边缘性因素及其原因。
一、作品中的边缘人形象构建
在她的自传小说《饥饿的儿女》中，以少女六六十八岁前对自己身世隐秘的探求为主线，对那个长江南岸的大家庭、周围人以及社会历史展开叙述。她在母亲的恶骂、父亲的叹息与哥哥姐姐的白眼中长大；南岸人在饥荒恐惧的笼罩下对生活苦苦挣扎等等。在小说中，最明显的两个边缘人就是六六和江边的疯妇，六六叫她“花痴”。
六六——家庭的边缘人。一个人的成长期，心灵与身体一起成型，这个时期对人的塑造，远远超过一个人自觉的程度。六六在家中遭受哥哥姐姐的排挤，缺少小女孩应得的爱护，“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我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像我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在六六成年时得知自己身世后，面对哥哥姐姐，她“想对他们大叫，叫出我的愤怒，我的委屈。但我没有说话，眼睁睁瞧着他们唠唠叨叨一阵威胁之后，一个个走掉。”以至于在之后的《好儿女花》中，“我”回家为母亲办丧事的仍然能处处感觉到亲人的不屑。虹影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自我不是由自我定的，是由命运定的。”[1]她的出生就是一个麻烦。于是在作品的形象构建中，六六与《好儿女花》中的“我”贯穿一致，从童年到成年以至于到中年，她都是家庭的边缘人。
“花痴”——社会与时代的边缘人。虹影说：“我生在大饥荒，……， 活下来，必然背负着很多人的灵魂。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何我活下来了？我存活下来的意义，就是我代那些饿死冤死的人，替他们说话，成为他们的代言人。”[2]于是那个江边的“花痴”形象，成为社会边缘群体的缩影。首先，她就像南岸的贫民，无人顾及。“那个站在小石桥上的‘花痴’，她没有穿上衣，裸着两只不知羞耻的乳房，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在眼里。”“每隔一两年她的肚子就大起来，春天隆起，夏天挺起，秋天就会蔫下去……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遭人追打。”[3]就像南岸的贫民一样，忙着塞满一张嘴。若说萧红的《生死场》是写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是力透纸背的，虹影则是写出了边缘人面对苦难生命的勇气与韧性。因此我非常认可在《答杨少波八问》中杨的说法“鲁迅用刚，你用水，所以有柔软，谅佑，弱善。二者皆有锋刃。”[4]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到好处的，无助的边缘人的自渡需要这样的体谅。此外，很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个“花痴”，又是那个阶级斗争时代的边缘人。与游行队伍相比，她擦肩而过，“走得专心专意，无论世界发生的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5]
此外，《英国情人》中的裘利安贝尔与“闵”同样是各自环境中的边缘人。首先，小说中裘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与“六六”是出奇地相似，那就是孤独。在文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幼年时期：“父母阿姨叔叔们在另一个大房间里高谈阔论，……他一人在小床里，以哭声来抗拒他被抛弃在一边的孤独。……她来东方冒险……只有一种解释，他的孤独，她的孤独。”[6]小说中多次透露出他的“恋母情结”，这与“六六”的“恋父情结”类似，都源于爱的缺失。其次，文中多次体现出闵的边缘人地位。她游走在新知识女性与传统道家腐朽文化边缘，且其性修炼又无法在丈夫身上试验。于是近乎是“双重人格”的她始终是孤独的，她在现代与封建之间来回涉足，而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边缘人”在心理学上有两大特质，一是桀骜不驯，二是不屑一顾，闵是前者。
二、创作上的边缘人姿态
虹影的成长里有个人的隐忧和孤寂，也有家国的苦难与激荡。在多年后她的创作中，一切叙述都是令人瞠目的平静，一切苦难都得以平复，罪恶都得到宽恕，这源于她特殊的生命体验。下文将着重分析她的作品中的边缘性叙述姿态。
（一）冷静地自我剖析
首先是自我反省。她在多余人的经历中，意识到自身只不过是庞大的社会历史中的一粒尘埃，命运漂浮不定又难以自我掌控。《饥饿的女儿》及《饥饿的女儿续》都是在进行自我找寻，于是六六在十八岁后“愤怒”出走，背后是虹影对过往路的思考与挣扎，她希望有一个人来拯救自己，到最后发现，那人只能是自己。于是在四十几岁的年纪渐渐随遇而安，在无数挣扎后与命运握手言和。她感觉自己和周树人可以相互理解：“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7]在磨难沉淀后才得以用这样心静如止水、近乎局外人的姿态，对隐痛的过往精细解剖开来并一一陈列给世人。其次是自我找寻。她的小说总是以一种毫不紧张的节奏讲述着，《饥饿的女儿》是对宏大历史的反思，《好儿女花》是对每个人的生活历史的反思。虹影曾坦言，在小说中她有意作践自己，把自我的苦难与冤屈放大，把自己写成一个不可爱的人，她是个让人看了不舒服的女孩。她对自我的批判有一种反思感和旁观者视角，将苦难与罪恶写出诗意，这得益于她的不断的自我找寻与谦卑自省的心态。 （二）文革叙事上的平和与包容
同样是对文革现实中人性变态及无序状态的揭示，虹影却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作家的残酷叙事不同。余华的先锋叙述充斥着对暴力和死亡的迷恋，而虹影对文革的叙述是温和的，即使在对派性头头对母亲的兽性压制事件的叙述上也未添加过多的笔墨。这并不是对残酷的逃避，而是她个人的自觉选择。因为正是那些闪闪发光的人性与爱的支撑才让她“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并活下来。虹影认为现实中该有与电影《七宗罪》里的恶行相对应的七种爱与救赎，所以她选择了用宽容节制的笔调来述说那段隐忧的岁月
（三）跨文化写作的第三者视角
一个虹影，两个世界。她的作品跨越国界，客观平衡地连接了中西文化。如在《英国情人》中，多次借助人物传达出她的文化立场，裘利安贝尔与闵在交往中都对各自头脑中异域文化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纠偏和颠覆，因此荷兰Volkskrant杂志评她“探讨东西文化之碰撞”并给予高度赞誉。她的这种跳出单一文化视点创作的姿态，得益于她不论是对家庭、家乡重庆还是国外世界都同时存着亲近感与疏离感。首先，对她而言，生长的家国里有黑暗里有弱善，因此激荡的历史既不是金光大道，也不是十恶不赦，所以在写作中常能跳出历史的黑洞；其次，将自身转移到国外世界，她明白外面的世界也不是一勞永逸什么都好的。因此她以旁观者的姿态在不同的文化边上游走，因为一个作家只有在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准确的定位后，才得以在天马行空的同时做到冷静平衡。
三、个体边缘体验形成的多种因素
在以上的探究中，我们了解到虹影创作中的边缘人特质，于是有必要对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从多角度加以思考分析。虹影的边缘人体验大致上是由以下四种因素影响的：
第一，私生女的身份。在中国传统的婚姻体制下，它都是一个羞于启齿且需要掩盖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人”，被剥夺话语权，她始终是那个“长江边上奔跑的小女孩”，小心谨慎，敏感寡言但又桀骜不驯。第二，贫民窟的女儿。这代表社会群体的边缘。她生长于长江南岸的贫民窟，她在自传式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写道：“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进去就暗暗呼呼不见来路，这里记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排污设施……[8]”，那个6号院子也不知道了挤了多少户人家，一家人拥挤地住在阁楼里，在《好儿女花》的前言中她回忆道；“整个童年，我几乎都在和阁楼上那倾斜的屋顶上的污渍形成的图案对话。”[9]第三，饥荒恐惧的年代。这是自然的灾难，也是人为的灾难。一方面干部顺着阶级阶梯往上爬而谎报饥饿的现实，生活现实被阶级斗争所忽视，另一方面，大饥荒的年代在之后整个社会历史的繁荣发展中都处于边缘角落，人们很少去回忆那些触目惊心的惨状，但是于虹影而言，这是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体验。第四，奔忙于中英之间。她从重庆到北京再到英国，一路闯荡阅尽人间，使她充分获得了边缘人的生活体验。她曾说，感觉自己没有故乡，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处于两国之间的边缘地带难免有些失落，但也正因在没有了固定的文化视角后，才得以在中西文化之间冷静客观地穿梭。
虹影出生就决定了她的命运与创作，于是她带着边缘人的生命体验，以边缘人形象为那些苦难的冤魂代言，发现那些不同文化边缘孤独的灵魂；她以边缘人的眼光看待包括自己在内的个人与时代承受的苦难以及不同文化中的光明和隐晦。虹影的创作自由不羁、个性鲜明，在她身上闪现着巨大的创作潜力。目前我们对她的作品的关注与研究尚待加深，我们需从多样性的创作中获取更多的文化视野与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2]虹影，荒林.写出秘密的文本才是有魅力的文本[J].上海文化，2010（04）：98-113.
[3][5][8]虹影：《饥饿的女儿》[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9.
[4]虹影：《答杨少波八问》，《英国情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0.
[6]虹影：《英国情人》[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0.
[7]虹影：《虹影打伞》[M].长春：知识出版社，2002.
[9]虹影：《饥饿的女儿续：好儿女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1.
关键词：虹影；小说；边缘人；影响
作者简介：亓雪莹（1973-），女，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作者郑慧远，女，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虹影，世界著名的英国籍华裔女作家，1962年生于重慶，18岁后就流寓全国各地及英国。她的生命体验与她的创作有着天然的联系，那就是她深刻的边缘人的身份认同。因此只有在对其创作认真探究虹影之后，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到她的小说创作的巧妙独特。虹影的生活与生命并不充满顺遂，我把它归结为一种边缘人的生命体验。
那么什么是“边缘人”？它一种指称社会性变动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泛指一种处于群体之间的人，对两个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边缘人，广义上指有某种独特之处（或好或坏）而不被人接受的人；狭义上指脱离社会主流群体或生活方式而很少被关注甚至是忽视的人。同时，心理学家认为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个人心理的变化。
艺术源于生活，几乎所有作家在创作中很难逃离生活的烙印，虹影也不例外。她的作品中有很多近乎边缘人的设置；以及在苦难中透露出很大的平和，虹影的写作方式，源于她早年的灰暗生活，也得益于之后的生活体验。于是接下来将从不同的角度简单探析虹影小说创作的边缘性因素及其原因。
一、作品中的边缘人形象构建
在她的自传小说《饥饿的儿女》中，以少女六六十八岁前对自己身世隐秘的探求为主线，对那个长江南岸的大家庭、周围人以及社会历史展开叙述。她在母亲的恶骂、父亲的叹息与哥哥姐姐的白眼中长大；南岸人在饥荒恐惧的笼罩下对生活苦苦挣扎等等。在小说中，最明显的两个边缘人就是六六和江边的疯妇，六六叫她“花痴”。
六六——家庭的边缘人。一个人的成长期，心灵与身体一起成型，这个时期对人的塑造，远远超过一个人自觉的程度。六六在家中遭受哥哥姐姐的排挤，缺少小女孩应得的爱护，“我无法忍受委屈，我总没能力反抗。……我很长时间不说话，一个人对着墙壁，或是躲到一个什么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像我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在六六成年时得知自己身世后，面对哥哥姐姐，她“想对他们大叫，叫出我的愤怒，我的委屈。但我没有说话，眼睁睁瞧着他们唠唠叨叨一阵威胁之后，一个个走掉。”以至于在之后的《好儿女花》中，“我”回家为母亲办丧事的仍然能处处感觉到亲人的不屑。虹影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自我不是由自我定的，是由命运定的。”[1]她的出生就是一个麻烦。于是在作品的形象构建中，六六与《好儿女花》中的“我”贯穿一致，从童年到成年以至于到中年，她都是家庭的边缘人。
“花痴”——社会与时代的边缘人。虹影说：“我生在大饥荒，……， 活下来，必然背负着很多人的灵魂。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何我活下来了？我存活下来的意义，就是我代那些饿死冤死的人，替他们说话，成为他们的代言人。”[2]于是那个江边的“花痴”形象，成为社会边缘群体的缩影。首先，她就像南岸的贫民，无人顾及。“那个站在小石桥上的‘花痴’，她没有穿上衣，裸着两只不知羞耻的乳房，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在眼里。”“每隔一两年她的肚子就大起来，春天隆起，夏天挺起，秋天就会蔫下去……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遭人追打。”[3]就像南岸的贫民一样，忙着塞满一张嘴。若说萧红的《生死场》是写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是力透纸背的，虹影则是写出了边缘人面对苦难生命的勇气与韧性。因此我非常认可在《答杨少波八问》中杨的说法“鲁迅用刚，你用水，所以有柔软，谅佑，弱善。二者皆有锋刃。”[4]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到好处的，无助的边缘人的自渡需要这样的体谅。此外，很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个“花痴”，又是那个阶级斗争时代的边缘人。与游行队伍相比，她擦肩而过，“走得专心专意，无论世界发生的什么，将要发生什么，都与她无关。”[5]
此外，《英国情人》中的裘利安贝尔与“闵”同样是各自环境中的边缘人。首先，小说中裘利安贝尔的情感世界与“六六”是出奇地相似，那就是孤独。在文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幼年时期：“父母阿姨叔叔们在另一个大房间里高谈阔论，……他一人在小床里，以哭声来抗拒他被抛弃在一边的孤独。……她来东方冒险……只有一种解释，他的孤独，她的孤独。”[6]小说中多次透露出他的“恋母情结”，这与“六六”的“恋父情结”类似，都源于爱的缺失。其次，文中多次体现出闵的边缘人地位。她游走在新知识女性与传统道家腐朽文化边缘，且其性修炼又无法在丈夫身上试验。于是近乎是“双重人格”的她始终是孤独的，她在现代与封建之间来回涉足，而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边缘人”在心理学上有两大特质，一是桀骜不驯，二是不屑一顾，闵是前者。
二、创作上的边缘人姿态
虹影的成长里有个人的隐忧和孤寂，也有家国的苦难与激荡。在多年后她的创作中，一切叙述都是令人瞠目的平静，一切苦难都得以平复，罪恶都得到宽恕，这源于她特殊的生命体验。下文将着重分析她的作品中的边缘性叙述姿态。
（一）冷静地自我剖析
首先是自我反省。她在多余人的经历中，意识到自身只不过是庞大的社会历史中的一粒尘埃，命运漂浮不定又难以自我掌控。《饥饿的女儿》及《饥饿的女儿续》都是在进行自我找寻，于是六六在十八岁后“愤怒”出走，背后是虹影对过往路的思考与挣扎，她希望有一个人来拯救自己，到最后发现，那人只能是自己。于是在四十几岁的年纪渐渐随遇而安，在无数挣扎后与命运握手言和。她感觉自己和周树人可以相互理解：“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7]在磨难沉淀后才得以用这样心静如止水、近乎局外人的姿态，对隐痛的过往精细解剖开来并一一陈列给世人。其次是自我找寻。她的小说总是以一种毫不紧张的节奏讲述着，《饥饿的女儿》是对宏大历史的反思，《好儿女花》是对每个人的生活历史的反思。虹影曾坦言，在小说中她有意作践自己，把自我的苦难与冤屈放大，把自己写成一个不可爱的人，她是个让人看了不舒服的女孩。她对自我的批判有一种反思感和旁观者视角，将苦难与罪恶写出诗意，这得益于她的不断的自我找寻与谦卑自省的心态。 （二）文革叙事上的平和与包容
同样是对文革现实中人性变态及无序状态的揭示，虹影却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作家的残酷叙事不同。余华的先锋叙述充斥着对暴力和死亡的迷恋，而虹影对文革的叙述是温和的，即使在对派性头头对母亲的兽性压制事件的叙述上也未添加过多的笔墨。这并不是对残酷的逃避，而是她个人的自觉选择。因为正是那些闪闪发光的人性与爱的支撑才让她“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并活下来。虹影认为现实中该有与电影《七宗罪》里的恶行相对应的七种爱与救赎，所以她选择了用宽容节制的笔调来述说那段隐忧的岁月
（三）跨文化写作的第三者视角
一个虹影，两个世界。她的作品跨越国界，客观平衡地连接了中西文化。如在《英国情人》中，多次借助人物传达出她的文化立场，裘利安贝尔与闵在交往中都对各自头脑中异域文化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纠偏和颠覆，因此荷兰Volkskrant杂志评她“探讨东西文化之碰撞”并给予高度赞誉。她的这种跳出单一文化视点创作的姿态，得益于她不论是对家庭、家乡重庆还是国外世界都同时存着亲近感与疏离感。首先，对她而言，生长的家国里有黑暗里有弱善，因此激荡的历史既不是金光大道，也不是十恶不赦，所以在写作中常能跳出历史的黑洞；其次，将自身转移到国外世界，她明白外面的世界也不是一勞永逸什么都好的。因此她以旁观者的姿态在不同的文化边上游走，因为一个作家只有在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准确的定位后，才得以在天马行空的同时做到冷静平衡。
三、个体边缘体验形成的多种因素
在以上的探究中，我们了解到虹影创作中的边缘人特质，于是有必要对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从多角度加以思考分析。虹影的边缘人体验大致上是由以下四种因素影响的：
第一，私生女的身份。在中国传统的婚姻体制下，它都是一个羞于启齿且需要掩盖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人”，被剥夺话语权，她始终是那个“长江边上奔跑的小女孩”，小心谨慎，敏感寡言但又桀骜不驯。第二，贫民窟的女儿。这代表社会群体的边缘。她生长于长江南岸的贫民窟，她在自传式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写道：“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进去就暗暗呼呼不见来路，这里记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排污设施……[8]”，那个6号院子也不知道了挤了多少户人家，一家人拥挤地住在阁楼里，在《好儿女花》的前言中她回忆道；“整个童年，我几乎都在和阁楼上那倾斜的屋顶上的污渍形成的图案对话。”[9]第三，饥荒恐惧的年代。这是自然的灾难，也是人为的灾难。一方面干部顺着阶级阶梯往上爬而谎报饥饿的现实，生活现实被阶级斗争所忽视，另一方面，大饥荒的年代在之后整个社会历史的繁荣发展中都处于边缘角落，人们很少去回忆那些触目惊心的惨状，但是于虹影而言，这是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体验。第四，奔忙于中英之间。她从重庆到北京再到英国，一路闯荡阅尽人间，使她充分获得了边缘人的生活体验。她曾说，感觉自己没有故乡，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处于两国之间的边缘地带难免有些失落，但也正因在没有了固定的文化视角后，才得以在中西文化之间冷静客观地穿梭。
虹影出生就决定了她的命运与创作，于是她带着边缘人的生命体验，以边缘人形象为那些苦难的冤魂代言，发现那些不同文化边缘孤独的灵魂；她以边缘人的眼光看待包括自己在内的个人与时代承受的苦难以及不同文化中的光明和隐晦。虹影的创作自由不羁、个性鲜明，在她身上闪现着巨大的创作潜力。目前我们对她的作品的关注与研究尚待加深，我们需从多样性的创作中获取更多的文化视野与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2]虹影，荒林.写出秘密的文本才是有魅力的文本[J].上海文化，2010（04）：98-113.
[3][5][8]虹影：《饥饿的女儿》[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9.
[4]虹影：《答杨少波八问》，《英国情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0.
[6]虹影：《英国情人》[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0.
[7]虹影：《虹影打伞》[M].长春：知识出版社，2002.
[9]虹影：《饥饿的女儿续：好儿女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