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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在我有限的阅读里，曾经“发现”过“华工”这个词，但对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来自哪里，做过什么，却一无所知。后来进入出版社工作，因所学专业是历史学，部门领导提醒我多注意有关世界史的选题。不巧的是，我对世界史并不熟悉，于是决定从相对熟悉的中国史的角度寻找世界史的线索。幸运的是，我再一次“发现”了“华工”，并且联系到了此方面的研究者、时在哈佛大学的徐国琦先生，而他在正写作中的正是“一战中的华工”。多次邮件往来之后，借着徐先生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我得以和他面对面地讨论“华工”和出版事宜，并在他的引荐下结识了译者。在与徐先生不长的交谈中，在他谈起找寻资料的艰辛和“华工”研究的兴奋中，我更加坚定了“华工”选题的信心。14万华工的血泪，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流，而是为东方古国走向近代化、寻求国际化的探索与努力而流，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20世纪初，当欧战正酣，协约国与同盟国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中国的精英分子已经看到了其中的“机遇”——战争会改变世界的格局，中国有机会在新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该如何抓住这次机会？有人提议政府直接对德国宣战，甚至派遣数万名中国士兵加入英国远征军，收复自1898年即被德国占据的青岛。高傲的英、法政府起初并不领情，随着战争的持续和伤亡的增加，已力不从心的协约国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中国的机会来了，于是有了或许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得出的巧妙的解决方案——“以工代兵”。向英法输出劳力表示了中国对协约国的支持和能力，与此同时又没有向德国直接宣战，这只是私营公司之间的生意，无关政府与外交。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为此而付出劳动甚至生命的，是14万华工，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血与泪来完成这一使命，尽管他们中有人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回国后并没有此种意识。
经过严格挑选，第一批华工从山东启程，于1916年8月24日到达法国。来自中国华北地区的青壮年让法国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前线的法国士兵倍受鼓舞，法国政府甚至已经提出了安排10万华工的方案。进展工作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顺利，但协约国的另一个主要国家英国因为劳动力短缺，也终于接纳了华工，而他们的工作地点，仍然是在法国。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不愿意公开承认华工的存在并刻意隐瞒。但必须承认的是，彼时的中国虽然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努力，英法根本不可能招募到如此数量庞大的华工。大批华工进入欧洲，是中国政府外交策略上的成功，对协约国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一百年前的华工大多目不识丁，更谈不上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甚至不知道为谁而战。可正是他们，让欧陆上的西方人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中国人，通过他们认识中国，华工也同样得以认识西方人和近代化的欧洲文明。中西之间的交流从此不只是通过精英分子和部分个体的单一渠道，而是通过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作者更多使用“交融”一词，或许意正在此。很难想象，一位山东的教书先生为了能够亲自去外国看一看而宁愿远涉万里去做一名苦力。更多的华工是出于生活的原因，但他们在挖战壕、搬物资的简单劳作，以及修理机器和坦克的高技术性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淳朴老实、任劳任怨和乐观态度，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管理得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他们的能力令人惊讶”。
事实上，华工不仅展现了中国人的优秀与智慧，更是在新的环境下认识了新的事物，接受了新的思想。蒋廷黻就曾记述道，华工们也在很用心地观察西方国家强盛的根源，当他们看到法国的孩童也可以阅读报纸时，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尽职而有效率的工作时，他们“都急欲将这些经验心得带回中国，传布同胞，共同努力使中国强盛”。
华工在知识精英们的帮助下得以识字，得以阅读专门为他们创办的《华工周报》，并为其捐款以免报纸停刊。他们不再孤陋寡闻，对世界和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会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呼吁世界和平，以中国传统道德的智慧提醒高高在上的德皇，“友谊实际上也是五伦之一，它是道德纲常的辅助”。当保加利亚向协约国投降时，华工还会向英国的乔治五世国王发去贺信，称赞其是“世纪的英雄，文明之敌的天定征服者”。正是在华工身上，让当时为华工提供服务的晏阳初、蒋廷黻等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促使他们回国之后与更多的知识精英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行动。
当战争结束，有人长眠异国，有人留在欧洲结婚生子，更多的人回到了家乡。因为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得知他们回国后的情形乃至功绩，也无法清晰地梳理华工与巴黎和会以及当时国内的劳工运动的具体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华工无疑已不是普通的劳动力，他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华工在欧洲战场上工作的目的是为中国赢得荣耀……战争结束了，我们的文明得以重建……我们超过10万名的华工无可置疑地为此作出了贡献”。尽管不是每一位华工都会有如此之觉悟，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在战后世界格局中为中国及其人民寻求平等地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虽然已离开了出版行业，没能见证此书从选题到编辑到出版的全过程，没能让我对华工的“发现之旅”有一个圆满的结束，作为一名读者，我想说，《一战中的华工》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那场战争和战争下的中国，14万华工和他们的故事与功绩，不应被遗忘。
20世纪初，当欧战正酣，协约国与同盟国打得不可开交之时，中国的精英分子已经看到了其中的“机遇”——战争会改变世界的格局，中国有机会在新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该如何抓住这次机会？有人提议政府直接对德国宣战，甚至派遣数万名中国士兵加入英国远征军，收复自1898年即被德国占据的青岛。高傲的英、法政府起初并不领情，随着战争的持续和伤亡的增加，已力不从心的协约国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中国的机会来了，于是有了或许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得出的巧妙的解决方案——“以工代兵”。向英法输出劳力表示了中国对协约国的支持和能力，与此同时又没有向德国直接宣战，这只是私营公司之间的生意，无关政府与外交。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为此而付出劳动甚至生命的，是14万华工，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血与泪来完成这一使命，尽管他们中有人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回国后并没有此种意识。
经过严格挑选，第一批华工从山东启程，于1916年8月24日到达法国。来自中国华北地区的青壮年让法国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前线的法国士兵倍受鼓舞，法国政府甚至已经提出了安排10万华工的方案。进展工作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顺利，但协约国的另一个主要国家英国因为劳动力短缺，也终于接纳了华工，而他们的工作地点，仍然是在法国。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不愿意公开承认华工的存在并刻意隐瞒。但必须承认的是，彼时的中国虽然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努力，英法根本不可能招募到如此数量庞大的华工。大批华工进入欧洲，是中国政府外交策略上的成功，对协约国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一百年前的华工大多目不识丁，更谈不上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甚至不知道为谁而战。可正是他们，让欧陆上的西方人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中国人，通过他们认识中国，华工也同样得以认识西方人和近代化的欧洲文明。中西之间的交流从此不只是通过精英分子和部分个体的单一渠道，而是通过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作者更多使用“交融”一词，或许意正在此。很难想象，一位山东的教书先生为了能够亲自去外国看一看而宁愿远涉万里去做一名苦力。更多的华工是出于生活的原因，但他们在挖战壕、搬物资的简单劳作，以及修理机器和坦克的高技术性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淳朴老实、任劳任怨和乐观态度，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管理得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他们的能力令人惊讶”。
事实上，华工不仅展现了中国人的优秀与智慧，更是在新的环境下认识了新的事物，接受了新的思想。蒋廷黻就曾记述道，华工们也在很用心地观察西方国家强盛的根源，当他们看到法国的孩童也可以阅读报纸时，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尽职而有效率的工作时，他们“都急欲将这些经验心得带回中国，传布同胞，共同努力使中国强盛”。
华工在知识精英们的帮助下得以识字，得以阅读专门为他们创办的《华工周报》，并为其捐款以免报纸停刊。他们不再孤陋寡闻，对世界和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会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呼吁世界和平，以中国传统道德的智慧提醒高高在上的德皇，“友谊实际上也是五伦之一，它是道德纲常的辅助”。当保加利亚向协约国投降时，华工还会向英国的乔治五世国王发去贺信，称赞其是“世纪的英雄，文明之敌的天定征服者”。正是在华工身上，让当时为华工提供服务的晏阳初、蒋廷黻等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促使他们回国之后与更多的知识精英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行动。
当战争结束，有人长眠异国，有人留在欧洲结婚生子，更多的人回到了家乡。因为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得知他们回国后的情形乃至功绩，也无法清晰地梳理华工与巴黎和会以及当时国内的劳工运动的具体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华工无疑已不是普通的劳动力，他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华工在欧洲战场上工作的目的是为中国赢得荣耀……战争结束了，我们的文明得以重建……我们超过10万名的华工无可置疑地为此作出了贡献”。尽管不是每一位华工都会有如此之觉悟，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在战后世界格局中为中国及其人民寻求平等地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虽然已离开了出版行业，没能见证此书从选题到编辑到出版的全过程，没能让我对华工的“发现之旅”有一个圆满的结束，作为一名读者，我想说，《一战中的华工》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那场战争和战争下的中国，14万华工和他们的故事与功绩，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