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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从1979年元旦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后，对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为了寻找未来的出路与生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岛内“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激烈的程度，超出外界所能想象的范畴。
其实，所谓“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差别就在“安定”与“进步”两者，究竟以何为先、为重。
“保守派”的立场，总是祭出“台湾安全与安定”高于一切的大旗，坚持“安定”重于“进步”的原则，主张要在“安定”中求进步。
至于“开明派”则认为，“安定”与“进步”两者并不冲突，可以兼顾。因此应该以积极的态度，以“进步”为先，在“进步中求安定”。
举例来说，大陆在与美国建交的同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诉求，要求尽快实现两岸的“三通四流”。这样的主张，看在台湾“保守派”的眼里，坚定地看做是“中共统战”，坚持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来因应大陆的新对台政策，甚至立即成立“反统战组织”，对大陆展开反击。
在此同时，也有一批所谓“开明派”或“自由主义分子”，却对“三不政策”不以为然。在他们的认知中，觉得不要畏惧中共的统战，认为以当时台湾经济的繁荣发展，自由民主的程度，都远远超过大陆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所面临“一穷二白，百废待举”的惨状，是台湾掌握主动，可以大举政治反攻，争取大陆民心的最佳时机。
这一批“开明派”与“自由主义分子”，有许多是台湾旅美的学者，也有台湾岛内的专家。因此，自从1979年大陆提出“和平统一”的新对台政策后，台湾内部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保守派”与“开明派”政治路线斗争，彼此经常在报章杂志上撰写文章，各抒己见，毫不相让，犹如经历了一场小规模的“百家争鸣”。
“保守派”与“自由派”的辩论
除了在舆论上的较劲外，“保守派”与“开明派”居然还在蒋经国亲自的策划督军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段精彩的短兵相接、当面厮杀斗争，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知名历史学者许倬云回顾一生的自传中，有着以下详细的叙述：
当时政府确实愿意花力气搜集各方意见，“行政院长”孙运璿常邀请我参加一些小会，有时候五六个人，有时候十来个人。美丽岛事件过后那一次“国建会”（应该是指1980年7月暑假期间）让我印象特深，当时孙运璿找魏镛（时任“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做联络人，负责替他和海外学者联络。
魏镛曾在美国曼菲斯的田纳西州立大学教书，所以很早就认识我。他回台湾后替孙运璿办事情。学术界对他的印象是学问马马虎虎，讲话有点夸夸其谈，平心而论，他为人热心，办事也蛮能干的。有一天他到旅馆找我，说：“许先生，我们要另外开个会，跟孙先生他们几个人谈谈。”我说：“我不是常跟他谈吗？”他说：“这次特别一点。”我问：“开什么会？”他说：“辩论会，地点在‘行政院’。”……这次谈话会另一批人主要是王昇 、三民主义专家周道济以及“总政战部”一大批人。我记得我们这边有丘宏达、冷绍烇、熊玠、高英茂、胡佛，人数不多，差不多六七个，就是和他们辩论，辩论台湾开不开放，要不要解除党禁等问题。
双方面对面坐着，孙运璿和蒋彦士（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担任主席，分坐两边，等于他们两个做头，摆明了对阵的意思，蒋经国在楼下看闭路电视，会中每句话他都听得见。我是我们这一边的主辩，对方好像是王昇主辩。我跟王昇针锋相对，我的意思是不开放就没有安全，不开放就不能得人心，主要的论调就是这样，但王昇还是绕着台湾安全打转。这些主张，我在“国建会”公开的小会里都提过，不过语气轻重不一样，我认为党禁开放就必须舆论开放，第一，一定要废除事先检查或事后报备的出版制度，让舆论完全开放；第二，不要限制报纸、杂志的数目字，让它自由竞争。这一点，今天回头想想，我的建议是对的，但是台湾（后来）开放媒体，没有配套，而且不知道渐进，执行得一塌糊涂，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我们的舆论已经到了滥用自由的境界，跟当年我们要争取自由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那一次会议相当紧张，熊玠就对我说：“倬云啊，注意喔，你万一给人家暗算了怎么办？”我说：“So what？真要拿许倬云暗算掉，除非拿我丢到火车底下，如果放我一枪的话，会搞出国际事件来。”所以那次辩得很激烈，以前没有过这种辩论，只有个别谈话，我相信这是孙运璿给蒋经国出的点子。辩论没有结果，对方的人我也不太认得。我记得有个曾经担任过“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张彝鼎，他是清华大学出身的留美国际公法专家，不过他很好，不太说话，只是摆个样子。
他们的论点就是安全，说：“奸匪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党外人士就是奸匪的同路人，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吃过苦头了。”就这么个理由，主张台湾安全必须要靠严密的情资管制，安全第一，秩序第一，领导中心有充分的睿智可以对付，权威不容怀疑。就这一套话，我反驳说，民意与民心更重要。（请参阅《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书中第441～443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出版）
对于这次的辩论，许倬云一直没有听过任何人谈到，或许是当局早有交代，参加辩论的人员均要对外保密，不许提到这件事。甚至台北新闻界也没有听到任何人提及此事，也没有任何报道。直到我2010年看到许倬云自传的叙述，才得以知悉此次重要的“保守派”与“开明派”的对决PK。我初步的感受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為蒋经国过去很少以这样的方式，来作为政府拟定重要政策的办法。因此我特别引述这段文字，使读者们可以了解当时台湾内部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激烈路线之争的阶段。
虽然许倬云认为辩论没有结果，但是从辩论后的发展来看，显然“保守派”赢了，占了上风。蒋经国无论是在内政上或对大陆政策上，都没有任何改变，对内党禁、报禁都不开放，对大陆仍然坚持“三不政策”。 其实，在这次辩论举办之前不久的6月底，蒋经国才将思想比较开明、工作态度倾向开放的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楚崧秋主任调职，理由就是“有人说你（指楚崧秋）自由主义色彩很浓”、是当时台湾“保守派”认为“精神污染”制造者之一（请参阅《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记录》第140页）。可见那时的蒋经国是认同保守派的观念与做法，并以行动具体支持在政战系统主导下的保守派。
如果许倬云还认为是没有结果，不能算是“保守派”的胜利，那什么才算是胜利呢？
两岸学者接触计划“胎死腹中”
不过，在许倬云的回忆录中，另外叙述了一件当时“开明派”准备撮合两岸学者在海外接触，化解两岸歧见的机制，只可惜最后因蒋经国健康不佳，不能亲自掌控这个计划，以致欠缺临门一脚，功败垂成的往事：
1978年，孙运璿当“行政院长”后，跟我提到办一个两岸谈判的机制，这件事起源于前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将军的儿子李浩（Victor Li）跟我之间的联系。李浩在美国长大，原本在史丹福大学教法律，跟美国国务院关系密切，后来转到国会资助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做主任，离职后成了国际大律师。
李汉魂在广东军人中有相当根深蒂固的联系，与中共元帅叶剑英也有一些交情。所以李浩跟当时的广东省长（1985-1991年叶选平任广东省省长——编者注）叶选平（叶剑英之子）也有来往。叶选平跟他来往，背后有叶剑英支持，叶剑英又可直通邓小平，是邓小平信得过的人。
最初我跟李浩只是认识而已……有一次我到纽约，他也刚巧在纽约，我们就约在ACLS后街的一家小餐館，他开门见山就说：“We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smooth up for Chinese goodness.（为了中国好，我们应该做点事情来缓和海峡两岸的冲突）”我说：“Yes， we shall do it， but how？（是的，但怎么做？）”我们用英文对话，因为他的中文不太流利。他说他有线索，接着又说：“I think you can do it in Taiwan.（我想你在台湾有路子。）”我说：“I can try it.（我可以试试看。）”我坦白对他说，我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蒋彦士，一条是孙运璿。
后来我们计划邀请一些学者，召开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确实是学术会议，但有白手套的作用。双方各找一些可以信任的学者，不必讲究学术地位高低，只要是专业，能讲出个道理来，一个政治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外交的，总之就是六七个人面对面谈，确认一些盘根错节的小问题。我们的想法是，一棵大树树干底下有许多根，你要直接砍大树很难，但是拿小根一根一根砍断，大树就容易倒下了。要撼动两岸关系，大事情撼动不了，先拿旁边盘根错节的小枝节砍断，所以先确认小问题。
当时确认的小问题有海难、刑事、气象。海难是救难、渔船救难，刑事是协助缉捕、引渡罪犯，气象是交换各种信息和数据，第二步再谈通信、交换邮件，有紧急事件互相通报。第三步是海外华侨互相照顾……这一类事务谈过后，再讨论联合投资，那时候不叫三通，叫“人员来往”。运用的单位包括国际红十字会，我甚至提议在香港成立一些新的机构，加强两岸联系。
我们的想法是，确认这一类小问题后，会议一个一个开下去，然后由这些学者以事务合作为名，视适当时机提议台湾办一个大陆事务协会，大陆办一个台湾事务协会，由这两个单位在香港租同一栋房子，一个在左半边，一个在右半边，中间会议室共享。有任何事情发生，就在香港的办事处当面交换意见和沟通，包括许多细节，完全没有双方政府的直接介入，通通经过这些白手套机构。当时我们联络的中国大陆对象是长期负责情报和秘密对台工作的罗青长，还有叶选平的弟弟叶选宁，他们有一个大中华协会，因为这个构想没贯彻下去，所以我们没想到两岸分设海基会和海协会这两个的名称。
这件事从1981年开始筹划。1983年5月9日先母在中心诊所去世，5月6日我在医院陪病时，孙运璿先生来医院探视……孙先生说：“ 我们谈的事情，每一阶段（蒋经国）都知道，我都跟他报告过，但是现在他的身体很坏，顾不全这件事，他跟我说，与其顾不周全，不如暂时停一下，所以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谈。” 他又说：“ 你跟李浩先生说，不是永远停止，但是这一件事情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做。” 我问孙先生说：“ 院长，你认为蒋的情形如果不好，你……” 他说：“当然他会有交代，会有机制，他交代了下来后，假如我还在一定的位子上，我会继续办。”（请参阅《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第447～449页）
从许倬云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1980年代初，两岸高层是有意愿从小问题开始，先建立一些技术层面的接触，再逐步扩大、深化，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朝统一的目标前进的。在许倬云的叙述中，还有计划筹募200亿美元资金，帮助大陆当时亟需做的基础建设，以建立双方的善意与互信，则两岸的情况早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台独”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也绝不可能在今日台湾如此横行。
很可惜当时蒋经国身体不好，没有精力亲自督办这件事，也不放心由其他人负责这个足以改变重大决策、动摇台湾之本的大事情，因此两岸最早的合作计划就此胎死腹中。
总之，在1980年代初期，台湾经历了一段“保守派”与“开明派”的斗争，双方各显身手，只是斗争的结果，高举台湾安全第一大旗的“保守派”胜利了，说服了蒋经国，接受了保守的做法，直到“保守派”不知收敛，过度擅权、扩权的结果，激怒了蒋经国，才促成台湾打破了“三不政策”，走向开明、开放。
其实，所谓“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差别就在“安定”与“进步”两者，究竟以何为先、为重。
“保守派”的立场，总是祭出“台湾安全与安定”高于一切的大旗，坚持“安定”重于“进步”的原则，主张要在“安定”中求进步。
至于“开明派”则认为，“安定”与“进步”两者并不冲突，可以兼顾。因此应该以积极的态度，以“进步”为先，在“进步中求安定”。
举例来说，大陆在与美国建交的同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诉求，要求尽快实现两岸的“三通四流”。这样的主张，看在台湾“保守派”的眼里，坚定地看做是“中共统战”，坚持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来因应大陆的新对台政策，甚至立即成立“反统战组织”，对大陆展开反击。
在此同时，也有一批所谓“开明派”或“自由主义分子”，却对“三不政策”不以为然。在他们的认知中，觉得不要畏惧中共的统战，认为以当时台湾经济的繁荣发展，自由民主的程度，都远远超过大陆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所面临“一穷二白，百废待举”的惨状，是台湾掌握主动，可以大举政治反攻，争取大陆民心的最佳时机。
这一批“开明派”与“自由主义分子”，有许多是台湾旅美的学者，也有台湾岛内的专家。因此，自从1979年大陆提出“和平统一”的新对台政策后，台湾内部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保守派”与“开明派”政治路线斗争，彼此经常在报章杂志上撰写文章，各抒己见，毫不相让，犹如经历了一场小规模的“百家争鸣”。
“保守派”与“自由派”的辩论
除了在舆论上的较劲外，“保守派”与“开明派”居然还在蒋经国亲自的策划督军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段精彩的短兵相接、当面厮杀斗争，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知名历史学者许倬云回顾一生的自传中，有着以下详细的叙述：
当时政府确实愿意花力气搜集各方意见，“行政院长”孙运璿常邀请我参加一些小会，有时候五六个人，有时候十来个人。美丽岛事件过后那一次“国建会”（应该是指1980年7月暑假期间）让我印象特深，当时孙运璿找魏镛（时任“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做联络人，负责替他和海外学者联络。
魏镛曾在美国曼菲斯的田纳西州立大学教书，所以很早就认识我。他回台湾后替孙运璿办事情。学术界对他的印象是学问马马虎虎，讲话有点夸夸其谈，平心而论，他为人热心，办事也蛮能干的。有一天他到旅馆找我，说：“许先生，我们要另外开个会，跟孙先生他们几个人谈谈。”我说：“我不是常跟他谈吗？”他说：“这次特别一点。”我问：“开什么会？”他说：“辩论会，地点在‘行政院’。”……这次谈话会另一批人主要是王昇 、三民主义专家周道济以及“总政战部”一大批人。我记得我们这边有丘宏达、冷绍烇、熊玠、高英茂、胡佛，人数不多，差不多六七个，就是和他们辩论，辩论台湾开不开放，要不要解除党禁等问题。
双方面对面坐着，孙运璿和蒋彦士（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担任主席，分坐两边，等于他们两个做头，摆明了对阵的意思，蒋经国在楼下看闭路电视，会中每句话他都听得见。我是我们这一边的主辩，对方好像是王昇主辩。我跟王昇针锋相对，我的意思是不开放就没有安全，不开放就不能得人心，主要的论调就是这样，但王昇还是绕着台湾安全打转。这些主张，我在“国建会”公开的小会里都提过，不过语气轻重不一样，我认为党禁开放就必须舆论开放，第一，一定要废除事先检查或事后报备的出版制度，让舆论完全开放；第二，不要限制报纸、杂志的数目字，让它自由竞争。这一点，今天回头想想，我的建议是对的，但是台湾（后来）开放媒体，没有配套，而且不知道渐进，执行得一塌糊涂，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我们的舆论已经到了滥用自由的境界，跟当年我们要争取自由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那一次会议相当紧张，熊玠就对我说：“倬云啊，注意喔，你万一给人家暗算了怎么办？”我说：“So what？真要拿许倬云暗算掉，除非拿我丢到火车底下，如果放我一枪的话，会搞出国际事件来。”所以那次辩得很激烈，以前没有过这种辩论，只有个别谈话，我相信这是孙运璿给蒋经国出的点子。辩论没有结果，对方的人我也不太认得。我记得有个曾经担任过“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张彝鼎，他是清华大学出身的留美国际公法专家，不过他很好，不太说话，只是摆个样子。
他们的论点就是安全，说：“奸匪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党外人士就是奸匪的同路人，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吃过苦头了。”就这么个理由，主张台湾安全必须要靠严密的情资管制，安全第一，秩序第一，领导中心有充分的睿智可以对付，权威不容怀疑。就这一套话，我反驳说，民意与民心更重要。（请参阅《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书中第441～443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出版）
对于这次的辩论，许倬云一直没有听过任何人谈到，或许是当局早有交代，参加辩论的人员均要对外保密，不许提到这件事。甚至台北新闻界也没有听到任何人提及此事，也没有任何报道。直到我2010年看到许倬云自传的叙述，才得以知悉此次重要的“保守派”与“开明派”的对决PK。我初步的感受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為蒋经国过去很少以这样的方式，来作为政府拟定重要政策的办法。因此我特别引述这段文字，使读者们可以了解当时台湾内部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激烈路线之争的阶段。
虽然许倬云认为辩论没有结果，但是从辩论后的发展来看，显然“保守派”赢了，占了上风。蒋经国无论是在内政上或对大陆政策上，都没有任何改变，对内党禁、报禁都不开放，对大陆仍然坚持“三不政策”。 其实，在这次辩论举办之前不久的6月底，蒋经国才将思想比较开明、工作态度倾向开放的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楚崧秋主任调职，理由就是“有人说你（指楚崧秋）自由主义色彩很浓”、是当时台湾“保守派”认为“精神污染”制造者之一（请参阅《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记录》第140页）。可见那时的蒋经国是认同保守派的观念与做法，并以行动具体支持在政战系统主导下的保守派。
如果许倬云还认为是没有结果，不能算是“保守派”的胜利，那什么才算是胜利呢？
两岸学者接触计划“胎死腹中”
不过，在许倬云的回忆录中，另外叙述了一件当时“开明派”准备撮合两岸学者在海外接触，化解两岸歧见的机制，只可惜最后因蒋经国健康不佳，不能亲自掌控这个计划，以致欠缺临门一脚，功败垂成的往事：
1978年，孙运璿当“行政院长”后，跟我提到办一个两岸谈判的机制，这件事起源于前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将军的儿子李浩（Victor Li）跟我之间的联系。李浩在美国长大，原本在史丹福大学教法律，跟美国国务院关系密切，后来转到国会资助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做主任，离职后成了国际大律师。
李汉魂在广东军人中有相当根深蒂固的联系，与中共元帅叶剑英也有一些交情。所以李浩跟当时的广东省长（1985-1991年叶选平任广东省省长——编者注）叶选平（叶剑英之子）也有来往。叶选平跟他来往，背后有叶剑英支持，叶剑英又可直通邓小平，是邓小平信得过的人。
最初我跟李浩只是认识而已……有一次我到纽约，他也刚巧在纽约，我们就约在ACLS后街的一家小餐館，他开门见山就说：“We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smooth up for Chinese goodness.（为了中国好，我们应该做点事情来缓和海峡两岸的冲突）”我说：“Yes， we shall do it， but how？（是的，但怎么做？）”我们用英文对话，因为他的中文不太流利。他说他有线索，接着又说：“I think you can do it in Taiwan.（我想你在台湾有路子。）”我说：“I can try it.（我可以试试看。）”我坦白对他说，我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蒋彦士，一条是孙运璿。
后来我们计划邀请一些学者，召开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确实是学术会议，但有白手套的作用。双方各找一些可以信任的学者，不必讲究学术地位高低，只要是专业，能讲出个道理来，一个政治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外交的，总之就是六七个人面对面谈，确认一些盘根错节的小问题。我们的想法是，一棵大树树干底下有许多根，你要直接砍大树很难，但是拿小根一根一根砍断，大树就容易倒下了。要撼动两岸关系，大事情撼动不了，先拿旁边盘根错节的小枝节砍断，所以先确认小问题。
当时确认的小问题有海难、刑事、气象。海难是救难、渔船救难，刑事是协助缉捕、引渡罪犯，气象是交换各种信息和数据，第二步再谈通信、交换邮件，有紧急事件互相通报。第三步是海外华侨互相照顾……这一类事务谈过后，再讨论联合投资，那时候不叫三通，叫“人员来往”。运用的单位包括国际红十字会，我甚至提议在香港成立一些新的机构，加强两岸联系。
我们的想法是，确认这一类小问题后，会议一个一个开下去，然后由这些学者以事务合作为名，视适当时机提议台湾办一个大陆事务协会，大陆办一个台湾事务协会，由这两个单位在香港租同一栋房子，一个在左半边，一个在右半边，中间会议室共享。有任何事情发生，就在香港的办事处当面交换意见和沟通，包括许多细节，完全没有双方政府的直接介入，通通经过这些白手套机构。当时我们联络的中国大陆对象是长期负责情报和秘密对台工作的罗青长，还有叶选平的弟弟叶选宁，他们有一个大中华协会，因为这个构想没贯彻下去，所以我们没想到两岸分设海基会和海协会这两个的名称。
这件事从1981年开始筹划。1983年5月9日先母在中心诊所去世，5月6日我在医院陪病时，孙运璿先生来医院探视……孙先生说：“ 我们谈的事情，每一阶段（蒋经国）都知道，我都跟他报告过，但是现在他的身体很坏，顾不全这件事，他跟我说，与其顾不周全，不如暂时停一下，所以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谈。” 他又说：“ 你跟李浩先生说，不是永远停止，但是这一件事情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做。” 我问孙先生说：“ 院长，你认为蒋的情形如果不好，你……” 他说：“当然他会有交代，会有机制，他交代了下来后，假如我还在一定的位子上，我会继续办。”（请参阅《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第447～449页）
从许倬云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1980年代初，两岸高层是有意愿从小问题开始，先建立一些技术层面的接触，再逐步扩大、深化，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朝统一的目标前进的。在许倬云的叙述中，还有计划筹募200亿美元资金，帮助大陆当时亟需做的基础建设，以建立双方的善意与互信，则两岸的情况早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台独”的思想与意识形态也绝不可能在今日台湾如此横行。
很可惜当时蒋经国身体不好，没有精力亲自督办这件事，也不放心由其他人负责这个足以改变重大决策、动摇台湾之本的大事情，因此两岸最早的合作计划就此胎死腹中。
总之，在1980年代初期，台湾经历了一段“保守派”与“开明派”的斗争，双方各显身手，只是斗争的结果，高举台湾安全第一大旗的“保守派”胜利了，说服了蒋经国，接受了保守的做法，直到“保守派”不知收敛，过度擅权、扩权的结果，激怒了蒋经国，才促成台湾打破了“三不政策”，走向开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