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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国利用外资突破500亿美元大关。对引资额一直徘徊在500亿美元以下且长达6年之久的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新高，而对于急切寻求增长动力的GDP来说，这一数字无疑更具全局意义。
是“恢复性增长”还是“新一轮引资高潮”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九五”期间的引资状况密切相关。外经贸部网站的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引资额迅速增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之后的1993年，我国的FDI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即从前一年的7．51％增至12．13％，1994年又增至17．08％。而这一数字，也是迄今为止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社会固投中所占的最大比重。
但从1995年起，FDI在我国开始进入相对缓慢的增长期，且持续了长达5年之久。整个“九五”期间，我国的FDI增幅仅为1．6％，个别年头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14．9％、2002年上半年18．69％的FDI增速才显得如此不俗。
因此，在有人将这两年的较高增幅称为“恢复性增长”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预示着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新一轮引资高潮”的到来。表述的不同，显示了对我国未来FDI的不同分析和预期。
显然，持“新一轮引资高潮”之说的人对未来FDI的流入有着更高的期盼。既然1993年能有高达150％的外资增幅，对经济环境有着深刻影响之世贸组织的作用又岂能小视？
而实际接触中，主管部门及业内一些研究者却并不这么乐观。
外经贸研究院多年从事外资研究的马宇认为，目前国内的经济环境与1992、1993年比有很大不同。那时我国的利用外资基数较低，1991年我国的实际外资数只有43．66亿美元，1992年不过110个亿；而且当时仍是卖方市场，需求饱和程度及产品竞争压力都远逊于今天，也因此给外企留下了广阔的进入空间。
今天则不同，不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外企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开放的深入，国内传统的引资优势也在弱化。高素质人才、高效率的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及相关的产业配套开始成为外资更关注的内容，而不再是简单的三免两减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这些新的引资要素中，国内存在很大不足。
所以，在马宇看来，目前我国的引资形势只是恢复性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赵晋平则在对以往国内和全球FDI进行了大量系统研究后认为，我国的外资增长在1995年后便结束了快速增长期，进入了一个平稳增长的阶段，“十五”期间外资将保持增长趋势，但难以达到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预计年均增幅为5％～10％。
“恢复性增长”缘何而起
对近两年外资出现恢复性增长的原因，有关专家做了以下几点分析。
一是我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低迷中为外商提供了较好的投资机会。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8％，2001年7．9％，约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安全稳定的投资是经济低迷时国际资本最重要的选择。
二是加入世贸组织为外商投资提供很好预期，促使外资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法律政策的相应调整、投资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等，都从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加公开透明和运转成本以及风险更低的企业经营环境。
三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扩大吸收外商投资提供了机会。随着信息产业的日益成熟，原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带动的高速增长，逐渐转为主要依靠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带动的平稳增长，这一变化将导致信息产业全球范围内的战略调整，其生产制造部分由于利润率大幅降低将谋求低成本生产基地，发达国家市场相对饱和要求拓展新兴市场，为我国承接信息产业的外商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传统产业如汽车、化工、钢铁等产业转移趋势也很明显，由于全球范围的竞争加剧，这些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在调整全球生产经营战略，既寻求廉价生产要素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又要拓展新的市场，这使我国成为投资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四是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中所占份额很小，且具特殊性，全球范围内跨国投资的下降不但对我国没有太大负面影响，反而可能有利。
比较国内外FDI流动情况，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在近两年我国引进外资开始出现两位数以上恢复性增长的时候，全球投资开始大幅回落，去年国际投资降幅达41．5％，2002年则徘徊不前。而我国“九五”期间外资停滞不前时，国际资本流动却风起云涌、高潮迭起。也因此国内业界有所谓“我国引资走势与国际资本流动逆向而行”之说。
马宇认为上述现象至少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占全球份额小，近年不过4％左右，全球资本流动态势对我国影响不大；二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层次多，市场广阔，有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吸收外商投资更多取决于是否充分发挥了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三是我国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存的特征，有可能造成全球跨国投资形势好时，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反而削弱——这时期投资环境综合竞争力占主导，全球跨国投资形势不好时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反而凸显——廉价生产要素对跨国投资吸引力加强。
是“恢复性增长”还是“新一轮引资高潮”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九五”期间的引资状况密切相关。外经贸部网站的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引资额迅速增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之后的1993年，我国的FDI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即从前一年的7．51％增至12．13％，1994年又增至17．08％。而这一数字，也是迄今为止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社会固投中所占的最大比重。
但从1995年起，FDI在我国开始进入相对缓慢的增长期，且持续了长达5年之久。整个“九五”期间，我国的FDI增幅仅为1．6％，个别年头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14．9％、2002年上半年18．69％的FDI增速才显得如此不俗。
因此，在有人将这两年的较高增幅称为“恢复性增长”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预示着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新一轮引资高潮”的到来。表述的不同，显示了对我国未来FDI的不同分析和预期。
显然，持“新一轮引资高潮”之说的人对未来FDI的流入有着更高的期盼。既然1993年能有高达150％的外资增幅，对经济环境有着深刻影响之世贸组织的作用又岂能小视？
而实际接触中，主管部门及业内一些研究者却并不这么乐观。
外经贸研究院多年从事外资研究的马宇认为，目前国内的经济环境与1992、1993年比有很大不同。那时我国的利用外资基数较低，1991年我国的实际外资数只有43．66亿美元，1992年不过110个亿；而且当时仍是卖方市场，需求饱和程度及产品竞争压力都远逊于今天，也因此给外企留下了广阔的进入空间。
今天则不同，不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外企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开放的深入，国内传统的引资优势也在弱化。高素质人才、高效率的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及相关的产业配套开始成为外资更关注的内容，而不再是简单的三免两减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这些新的引资要素中，国内存在很大不足。
所以，在马宇看来，目前我国的引资形势只是恢复性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赵晋平则在对以往国内和全球FDI进行了大量系统研究后认为，我国的外资增长在1995年后便结束了快速增长期，进入了一个平稳增长的阶段，“十五”期间外资将保持增长趋势，但难以达到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预计年均增幅为5％～10％。
“恢复性增长”缘何而起
对近两年外资出现恢复性增长的原因，有关专家做了以下几点分析。
一是我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低迷中为外商提供了较好的投资机会。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8％，2001年7．9％，约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安全稳定的投资是经济低迷时国际资本最重要的选择。
二是加入世贸组织为外商投资提供很好预期，促使外资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法律政策的相应调整、投资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等，都从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加公开透明和运转成本以及风险更低的企业经营环境。
三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扩大吸收外商投资提供了机会。随着信息产业的日益成熟，原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带动的高速增长，逐渐转为主要依靠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带动的平稳增长，这一变化将导致信息产业全球范围内的战略调整，其生产制造部分由于利润率大幅降低将谋求低成本生产基地，发达国家市场相对饱和要求拓展新兴市场，为我国承接信息产业的外商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传统产业如汽车、化工、钢铁等产业转移趋势也很明显，由于全球范围的竞争加剧，这些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在调整全球生产经营战略，既寻求廉价生产要素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又要拓展新的市场，这使我国成为投资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四是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中所占份额很小，且具特殊性，全球范围内跨国投资的下降不但对我国没有太大负面影响，反而可能有利。
比较国内外FDI流动情况，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在近两年我国引进外资开始出现两位数以上恢复性增长的时候，全球投资开始大幅回落，去年国际投资降幅达41．5％，2002年则徘徊不前。而我国“九五”期间外资停滞不前时，国际资本流动却风起云涌、高潮迭起。也因此国内业界有所谓“我国引资走势与国际资本流动逆向而行”之说。
马宇认为上述现象至少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占全球份额小，近年不过4％左右，全球资本流动态势对我国影响不大；二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层次多，市场广阔，有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吸收外商投资更多取决于是否充分发挥了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三是我国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存的特征，有可能造成全球跨国投资形势好时，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反而削弱——这时期投资环境综合竞争力占主导，全球跨国投资形势不好时我国的引资要素优势反而凸显——廉价生产要素对跨国投资吸引力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