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县人，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别署晓珠、信芳词侣等，四十八岁上皈依佛门，法号宝莲居士。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的先例，就始自吕碧城。她是力行中国女子现代教育的先驱，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她还首创“中国动物保护会”。吕碧城堪称由晚清至民国的才女兼奇女，百年难见，罕有其俦。
　　吕碧城生于1883年，其时晚清正处于洋务运动时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其实质乃是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的“自救运动”，根本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平心而论，洋务运动合乎历史发展潮流，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以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的“新政”举措，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吕碧城就是直接受惠于洋务运动的新女性代表。吕碧城的思想行为以新为主，她之所为，皆非旧式女子所能为。譬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她为了外出求学，“决与脱离”寄居的塘沽舅家，只身一人出走天津。在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开埠城市，凭个人才学获得《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激赏，受聘担任该报女编辑，从此自食其力独立谋生，也为日后充分展露自身文学才华和思想抱负找到了最佳舞台。她在《大公报》上发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等社会时评或诗词创作，呼吁“兴女学、倡女权、破夫纲”，“夫君之于民、男之于女，犹如辅车唇齿之相依。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国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弱其家也……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本。盖欲强国者，必以教育人才为首务”，“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这些主张正迎合了时代的变革新声，“一时，中外名流投诗词、鸣钦佩者，纷纷不绝”，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反响。
　　吕碧城从此自由出入向来专属男性的社交场所，与当时的学界政界名流樊增祥、傅增湘、严修、严复、李经羲和袁克文等酬唱往还，益发令她声誉日隆，名震京津。虽然她本人没有受过完整而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学堂、1904年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就由时年二十三岁的吕碧城担任总教习，继而担任女学监督（即校长），开创近代以来女性执掌高等教育的先例。吕碧城倾心尽力不负众望，1906年增设学制一年半的简易师范科，1908年开始招收学制四年的完全师范科，令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初具规模。1912年又被聘为总统府咨议，1915年因“洪宪帝制”议起，她毅然辞职挂冠归隐。1920—1922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旁听学习，1926—1933又再度出洋，独自周游世界。所有这一切固然归功于她的自身实力，但晚清以来的西风东渐自然功不可没。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清廷要员都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通令各省大力开办新式学堂，包括重视女子教育。当年清政府的力行新政，才使吕碧城倡女学张女权的主张能有真正的用武之地。
　　吕碧城经商能力也令人称奇。她能抓住时代机遇与洋人角逐贸易，为自己谋得雄厚的经济基础。她在上海自建豪宅，从外观到室内装潢都以西化为主。吕碧城自述“先君故后因析产而构家难，唯余锱铢未受，曾凭众署券。余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学也”。比吕碧城大两岁的鲁迅，在他1925年的名文《娜拉走后怎样》曾断言：“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虽然至今未见鲁迅与吕碧城有何交集，但吕碧城无疑可算得是充分享有独立经济权的晚清“娜拉”了。
　　尤为令人钦佩的是，在“女权”“女学”尚处宣扬和争取之时，吕碧城这位清词殿军，就对女性文体创作特色有着自觉认识，并为之大张旗鼓：
　　兹就辞章论，世多訾女子之作，大抵裁红刻翠，写怨言情，千篇一律，不脱闺人口吻者。予以为抒写性情，本应各如其分，唯须推陈出新，不袭窠臼，尤贵格律隽雅，情性真切，即为佳作。诗中之温、李，词中之周、柳，皆以柔艳擅长，男子且然，况于女子写其本色，亦复何妨？若言语必系苍生，思想不离廊庙，出于男子，且病矫揉，讵转于闺人，为得体乎？女子爱美而富情感，性秉坤灵，亦何羡乎阳德？若深自讳匿，是自卑抑而耻辱女性也。……古人中如范文正、宋广平、司马温公等，其艳思丽藻，世所习见，无玷于名贤，奚损于闺阁？必恕此而责彼，仍蹈袭尊男卑女之陋习。况《诗》三百多言情写怨之作，而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先圣不以为邪，后世竖儒反从饶舌，真可谓不识时务矣。
　　毫不夸张地说，对女性创作风格如此自傲的女作家，迄今寥寥。
　　吕碧城思想观念驳杂，先进与落后并现，旧时代的文化烙印赫然在目。譬如，她既热衷社会改革，并与秋瑾相交甚洽，同被誉为“女子双侠”，但对秋瑾“同渡扶桑”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行动并不响应：“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吕碧城栉沐欧风美雨，疾呼女权和两性平等，眼界脱俗;但她又不能真正奉行新道德，勇敢追求个人婚姻自由，相反却认为婚姻由父母包办比较可靠。她既推崇和享受西方文明，又对求签问卜蓍蔡等信之不疑，“世人多斥神道为迷信，然不信者何尝不迷？……神道之先機默示，有足征者……夫山林井灶有何神祗？卜者诚虔则感应，此即神道无往不在之征也”。她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痛加挞伐，却又强调“礼教有随时世变迁以求完善之必要，而无废弃之理由”;同时竭力捍卫文言诗文，坚决反对白话：“国文为立国之精神，决不可废以白话代之。”“吾国方言纷杂……各有语风，各成音调，种种歧异，莫可究诘，所幸惟文辞同意耳。”并称颂文言“文辞之妙，在以简代繁，以精代粗，意义确定，界限严明，子句皆锻炼而成，辞藻由雕琢而美，此岂乡村市井之土语所能代乎？”吕碧城反对白话取代文言的几个理由，与当时的林纾、严复等文化保守派并无二致，态度也同样执拗。她也不能适应后来的社会革命道路，最终遁入空门，在青灯古佛中寻求精神慰安。 　　吕碧城终身未婚。她自幼定亲，后因家庭变故陡遭男方退婚，这一打击令她毕生难以释怀。后来她闯荡社会声名鹊起并坐拥多金，已经错过了最佳婚配年龄，但也并非只剩独身一途。目前能见到的三种《吕碧城传》中都披露了与她过从甚密的几位俊彦，如《大公报》创始人应敛之，时任外交肃政史的费树蕙，“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和仙家道长陈撄宁。恨不相逢未娶时，虽然彼此有意，但心高气傲加上追求完美，所以，吕碧城既不可能如名角孟小冬那般，嫁给已有妻室的梅兰芳为妾;又缺乏她的学生辈、北洋女子学堂毕业的沈亦云、许广平等五四新女性敢爱敢恨，甚至抛却名分，争取个人婚姻幸福的决绝勇气。“不遇天人不目成”，她和逊色于己的男性，更无婚姻可能。高不成低不就，才貌兼于一身的奇女子终成“剩女”。
　　掌故老人郑逸梅在《艺林散叶续编》中说：
　　某次，叶遐庵约吕碧城、杨千里、杨云史、陆枫园诸人于其家懿园作茗叙，无意中谈及吕碧城之婚姻问题，碧城云：“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张啬公（张謇）曾为诸贞壮（诸宗元）作伐，贞壮诗才固佳，奈年届不惑，须发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闻民初，费仲深曾以袁克文征求碧城意见，碧城微笑不答，是日亦提及，谓“袁属于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吕碧城“东不成，西不合”机缘尽失独身以终。如今，婚姻市场上的“剩男剩女”已是当代社会普遍问题。适婚人群中的两极，即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和低学历低收入的男性择偶艰难，前者难以找到比她自身更出色的男性可依，后者则是不易觅得比他自身条件更为不如的女性愿意相就，“剩男剩女”就此产生。男性被“剩”和女性被“剩”，表面看来原因迥异，其实皆可归因于“男高女低”的择偶标准根深蒂固。百年前吕碧城的择偶困境，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知识女性群体中已更为普遍强烈。
　　现代作家止庵认为，吕碧城为何未嫁，关键点在于经济权。“有才，有名，有财，事业上又有很大的成就，这女人就没有当时女性结婚的理由——找个男人养着，她没有结婚的实际需要”。事实并非如此，从心理、生理上来说，吕碧城都有强烈的婚姻需求，只是迫于“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否则，就无法解释她在周游各地时为何对萍水相逢的几个异性魂牵梦萦，如1915年独游庐山时邂逅的德国男子威尔思，1922年回国途中“仪止楚楚”的日本少年军官，旅居美国时的舞伴汤姆，尤其是梦中进她舱室的美国已故男星范伦蒂诺，他们虽是偶尔投影在她的波心，但都令她怦然心动难以忘怀，特意一一为文记之。
　　“護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吕碧城留给世间的最后诗作。晚清那个时代既造就了她，又拘囿了她，她在一百年前为女权和女学所做的种种卓绝努力，高山仰止;她在晨钟暮鼓中疗治情感创伤、获求精神安顿，步其后尘者当下已屡见不鲜，则令人更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