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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小说中的佳作之一，常被认作是“谴责小说”的典范，有“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评价，这种看法实出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后人对此亦多有反思，部分学者提出《老残游记》并非“谴责小说”的看法。结合鲁迅先生可能阅读到的版本和后世版本，本文认为按照鲁迅先生自己的定义和阅读文本，“谴责小说”的说法仍有合理性，但不应认作是典型的“谴责小说”。
关键词：《老残游记》 《中国小说史略》 谴责小说 刘鹗
作为晚清小说中的经典，《老残游记》a的定位问题经历过一系列讨论。就书籍本身，“谴责小说”的标识依旧作为一种荣誉称号，被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图书之上；而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以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为例，教材上对《老残游记》的界定仍沿用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意见，认为其是“‘谴责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在之后第三节的虽也提到《老残游记》“首揭‘清官’之恶”的特色，但对于“谴责”二字的探讨实则远少于先前对《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分析。可见教材在此处也有深层次考虑，后人对此亦多有反思，部分学者也提出《老残游记》并非“谴责小说”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基于的版本和鲁迅先生所看到的版本或许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在笔者的阅读体验中，《老残游记》无可否认地存在着极具特色的“谴责”因素，将其直接排除出“谴责小说”的行列似乎有所不妥，但以此将其定位为“谴责小说”的典型，也是不甚恰当的。因而，《老残游记》一书更应当被视作是“非典型”的“谴责小说”。
一、“四大谴责小说”之由来
就“谴责小说”的概念来源来说，该讲法来源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原文如下：
光绪庚子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b
此概念的界定既包括了“谴责小说”的时间缘由、内容主题、行文特征、创作目的等基本条件，也包含了鲁迅先生本人将其与相邻概念“讽刺小说”进行的区分及对该类小说的情感倾向，此界定不可谓不精准严谨。
从创作时间及缘由看，《老残游记》产生于光绪庚子之后，进一步可以说，庚子事变导致了当时的文人乃至整个社会对政府产生“不足”的认识评价，这种油然而生的失望情绪刺激了文人，他们通过创作“谴责小说”以抨击时弊、谴责官场。
从内容主题上来看，笔者在此认为存在至少三个面向，这也是笔者后部分的分析和其他前辈学者存在差异之处：在笔者看来，鲁迅定义第一部分是发现问题，即揭发社会的隐蔽之恶，第二部分是提出关于社会问题的方案，即如何“纠弹”，第三部分是扩充的部分，涉及社会问题之外的风俗。而无论如何，命意都在匡世之上。
从行文特征、气度技术等来看，按鲁迅先生的话即“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而在格局或者说目的上，则是为了“合时人嗜好”，气度和技术都显得不足，鲁迅先生将这些特征视作是“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的重要区别特征之所在，即“谴责小说”的基本属性，按鲁迅先生的逻辑反推，如果丧失这些特质，甚至会与“讽刺小说”同伦。
由最后之区分可知，鲁迅先生在情感倾向上更推崇“讽刺小说”而看低“谴责小说”，因而当出版社将“四大谴责小说”等类似字眼作为荣誉印在封面时，在内在逻辑上实则有些违和。
二、“非谴责小说”的呼声
后世部分学者对于鲁迅先生“谴责小说”定义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并且提出相抗意见，认为《老残游记》不应列入“谴责小说”之列，其主要的反对者有汉学家夏志清先生c、红学家周汝昌先生d及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均先生e等，他们主要论点现概括如下。
其一，从内容主题上，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老残游记》“攻击官吏之处亦多”，且“首揭清官之恶”，但从比重上，实则攻击部分占据全书内容不多，且在对于官员描写的过程中也不是全然“攻击”，书中不仅写到可恶之官玉贤，还有可悔过之官，如刚弼，刚弼最后诚心认了白子寿的断案，“红涨了脸”，对老残的认识出现改观；除此之外，另有完全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清官”白子寿，帮忙断案洗冤。因而，《老残游记》同《官场现形记》等不同，其旨不在官场。
其二，从行文特征来看，鲁迅自己也承认“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这种“可观”和鲁迅所贬低的“笔无藏锋”等夸张、淺陋的行文特征出入甚大，后世学者对于《老残游记》的文笔也多有称赞，小说大量运用写实、象征等技巧，行文和技术上并无问题，
其三，从气度技术上看，《老残游记》开篇的救船隐喻也可以看到作者刘鹗对于时局的关心和叹息，或许对现实官吏毓贤等人的影射及对南拳北革的否定带有个人倾向，不符合鲁迅所论之“公心”，但整体上并非为了逢迎“时人嗜好”，而是立足晚清社会，甚至是在探究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气度不狭。
除了以上三点外，另有学者高旭东先生指出，鲁迅本人在半年后于西安讲小说史， 就不再将《老残游记》《孽海花》同《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归为同一类型的小说，这被认为这是鲁迅先生自我纠错的体现。f
在以上论点的基础上，后世学者提出更多论据进行丰富，并且分析鲁迅先生安放概念时的心理，从而得出《老残游记》不符合“谴责小说”定义这一结论。
三、版本问题及去“典型”的探讨
夏志清先生等人的分析无疑是到位的，也是基于文本的，但深究他们发文的日期及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写就的日期，双方所探讨的文本可能并不统一。1969年夏志清先生发表《〈老残游记〉新论》，周汝昌先生的《“游方郎中”的足迹与心迹———纪念〈老残游记〉发表 90周年》则发表于1993年，王学钧先生的两篇论文更分别是写于2004年及2007年，而无论哪一篇论文写作时间都晚于1935年，即《二集》资料那一年，也即这些学者所阅读、研究的更多的是《老残游记》的二集全本。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是写于1923年，而这本书的成书时间还可继续推演。具体来说，1920年，鲁迅应邀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中国小说史，他把讲义油印出来散发给学生，是为《小说史大略》。而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在《小说史大略》的基础上修补增订而成，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从最初的十七篇扩大到二十六篇，题目也改为《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正式出版，分为上下两卷，共二十八篇，题目也正式定为《中国小说史略》。因而鲁迅先生阅读《老残游记》至迟在1923年，也有可能在1920年之前。而1923年前《老残游记》的版本状况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g：
1.《老残游记》，天津日日新闻，1904年开始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
2.《老残游记》，商务印书馆，卷一至卷十三连载于《绣像小说》九至十八期（1903—1904），未完，有图。
3.《老残游记》，上海神州日报馆，二册，1907年版。有自评。
4.《老残游记》（大本），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
5.《老残游记》（小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二册。有自序、自评。
6.《老残游记》，上海图书馆，二册，1913年版，有自序、自评。
7.《老残游记》，上海广益书局，二册，石印本，1913年版。
8.《绘图老残游记》，新小说社，1915年版，无自序，有自评十回。
9.《精图老残游记》，上海文艺书室，四册，1915年初版，线装（1915年校正重印）。有自序、自评，四十幅插图。
10.《刘氏原本老残游记》，上海百新公司，二册，1916年初版。有自序、自评。上编一至二十章，钱启猷序。
11.《老残游记》，上海泰东书局，一册四卷，1922年初版。
据以上版本信息可知，1923年二集并未被收录初版，鲁迅先生几乎不可能接触到《老残游记》二集全本，其阅读文本更多集中在第一集，而夏志清先生在《〈老残游记〉新论》提到“刘鹗借尼姑逸云写出佛家慈悲更精纯的一面”，周汝昌先生在《“游方郎中”的足迹与心迹———纪念〈老残游记〉发表 90周年》对比《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时也明确提到“但试与刘铁云写出来的，特别是像泰山斗姥宫尼僧逸云来比比看，真是雅俗不同，高下立见了”h，其中“逸云”形象皆出于二集，在第一集中并未出现，王学钧先生则在其1992年的著作《刘鹗与老残游记》中花了整整一个部分（全书一共四部分）来分析二集的内容i，其在2004年的论文《〈老残游记〉非谴责小说论》也明确指出：“我们知道，鲁迅所论及的只是《老残游记》初集。”j可见这三位对于《老残游记》的研究都涉及鲁迅先生并没有阅读到的二集。
现将《老残游记》第一集及第二集完整回目及主要内容绘制成表格，又如下：
在第二集中，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k的划分，宏观上可以看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至六回，尼庵逸云，第二部分是七至九回，下阴曹的故事。根据上表概括及原文可知，在尼庵逸云的部分，虽仍有对于纨绔子弟欺软怕硬的批判，也间杂了逸云本人对于官场心理的观察，如她说：“遇见驯良百姓，他治死了还要抽筋剥皮，挫骨扬灰。遇见有权势的人，他装王八给人家踹在脚底下，还要昂起头来叫两声。”l但更多内容还是集中在写逸云由“华云”转为“逸云”的证禅过程，引出类似“三教合一”的观点上，原文中甚至写道：“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就去同儒、释、道三教的圣人玩耍。”而这些内容与作者刘鹗所接受的太古学派教义有关，同时具有相当的宗教性，很难称得上是在进行对于时弊的揭露或时政的纠弹等，在“谴责因素”上显得不够明显。而在第二部分时，则又是设景于地府，给老残本人一次自白的机会。这种自白又有着作者本人的影子，即在告诉世人，自己并非汉奸或其他样式的小人，而是坦坦荡荡的君子，哪怕面见阎王，也不会有丝毫惧色。因而这部分从某种程度上与“谴责性”存在一定距离，难以称得上在鲁迅先生的框架之下。
而即使在鲁迅先生必定阅读的第一集，根据表格及原文可知，文本在第三回有人谈论酷吏、第四五六回集中讨论玉贤、第七回开头仍在叹息，第七回结束依旧在通过与店小二的交谈侧面勾勒玉贤的残酷形象，如第七回结束书店掌柜告诉老残曹州府玉贤在找他，倘若行李不值钱，舍去快走，保命要紧，否则凶多吉少，第十五到二十回连续地讨论案情并涉及刚弼、白子寿等官员形象，这样看来，文本就围绕官员的内容虽然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在探讨，但在比重上也占到全书的一半左右，并非分量很少。同时，前辈学者反驳中提到的清官形象看似确实不算攻击，但从另一角度看则像是补充，即在鲁迅的框架下，其实这部分内容近似“而于时政，严加纠弹”，即把白子寿及老残看作是“纠弹”之法，那有关的内容比重便完全可以坐实，并且还能有所增加，如第一回梦中救船的内容一直广为学者谈论，人们认为那部分隐含着作家刘鹗对于时局的判断，对于实业救国反被当作汉奸的叹息，又如第十一回三元甲子说论南拳北革，其实也是以一种寓言式的方法，论说作者对于时政的看法。而另一方面，“谴责小说”的方向除了对于官员的攻击和对时弊的纠弹，另有“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而这部分内容，《老残游记》在其余回目无疑是提及并补充的，无论是老残在路上听曲、书中为人称道的景物描写等等，所可算作对于风俗的介绍。但对于这一方面也不应过度延伸，因如果以此延伸，那绝大部分小说都包括对于风俗的扩充，而显然绝大多数小说并非谴责小说。此外，在立意上，《老残游记》无疑是为了“匡世”，而这部分立意在老残的整个行迹及其行动目的上都有所体现。
于是可以看出，本身第一集虽然和常识下的“谴责”概念有所出入，但仍有不少特点贴合鲁迅先生本人定义的“谴责”，将其归入“谴责小说”的行列似乎并不过分。可从另一层面来看，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老残游记》为根据，第一集占到219页，第二集占到74页，而第二集本身在谴责方面又有所游离，因而倘若前辈学者在加入第二集后对文本进行分析，或是带着对于第二集的阅读印象进行分析，那小说的“谴责性”难免下降。但除此之外，前辈们的反驳确实一针见血，尤其在行文特征等方面，鲁迅既然将那些特征作为“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的最大区别，那当《老残游记》在第一二集本身都存在对行文特征的反叛时，确实很难将其完全划入“谴责小说”的范畴之内，尤其当鲁迅先生并未看到文本全貌时，概念的修正或是对文本进行再定位便确实存在必要性。但与此同时，《老残游记》确实有“首揭清官之恶”的开创性写法，同时在诸多内容上仍满足鲁迅先生所提出框架，即使是相对游离谴责的第二集，也不无相关内容，贸然删去又有所不妥，因而本文认为宜将其看作是“非典型”的“谴责小说”，至少就文本全貌而言，可从“四大谴责小说”这一讲法中移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非典型”的说法并非看低《老残游记》的文学价值，有关《老残游记》的文学价值，前辈学者已有诸多论述，本文仅进行事实判断，认为其全本离“典型”的“谴责小说”定义仍有距离，认作“典型”相对不妥。
四、结语
《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鲁迅自陈道：“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不过“疏其大要”，后人对个中概念如此细究，或许显得过于苛刻，但文本存在的版本问题以及后世研究的推进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前辈的看法，也正是在这种重新审视中，文学研究才能永远富有活力。
al 刘鹗著、陈翔鹤校、戴鸿森注：《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第270页。
b 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第1页。
c 夏志清：《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250页。
dh 周汝昌著、周伦玲编：《砚霓小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32页，第329页。
e 王学钧：《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误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63—68页。
f 高旭东：《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0卷第2期，第2页。
g 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6—538页。
i 王学钧：《刘鹗与〈老残游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13頁。
j 王学钧：《〈老残游记〉非谴责小说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7卷第4期，第23页。
k 刘德隆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页。
作 者： 朱子劼，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在读本科生。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老残游记》 《中国小说史略》 谴责小说 刘鹗
作为晚清小说中的经典，《老残游记》a的定位问题经历过一系列讨论。就书籍本身，“谴责小说”的标识依旧作为一种荣誉称号，被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社的图书之上；而在文学史的叙述中，以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为例，教材上对《老残游记》的界定仍沿用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意见，认为其是“‘谴责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在之后第三节的虽也提到《老残游记》“首揭‘清官’之恶”的特色，但对于“谴责”二字的探讨实则远少于先前对《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分析。可见教材在此处也有深层次考虑，后人对此亦多有反思，部分学者也提出《老残游记》并非“谴责小说”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基于的版本和鲁迅先生所看到的版本或许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在笔者的阅读体验中，《老残游记》无可否认地存在着极具特色的“谴责”因素，将其直接排除出“谴责小说”的行列似乎有所不妥，但以此将其定位为“谴责小说”的典型，也是不甚恰当的。因而，《老残游记》一书更应当被视作是“非典型”的“谴责小说”。
一、“四大谴责小说”之由来
就“谴责小说”的概念来源来说，该讲法来源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原文如下：
光绪庚子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b
此概念的界定既包括了“谴责小说”的时间缘由、内容主题、行文特征、创作目的等基本条件，也包含了鲁迅先生本人将其与相邻概念“讽刺小说”进行的区分及对该类小说的情感倾向，此界定不可谓不精准严谨。
从创作时间及缘由看，《老残游记》产生于光绪庚子之后，进一步可以说，庚子事变导致了当时的文人乃至整个社会对政府产生“不足”的认识评价，这种油然而生的失望情绪刺激了文人，他们通过创作“谴责小说”以抨击时弊、谴责官场。
从内容主题上来看，笔者在此认为存在至少三个面向，这也是笔者后部分的分析和其他前辈学者存在差异之处：在笔者看来，鲁迅定义第一部分是发现问题，即揭发社会的隐蔽之恶，第二部分是提出关于社会问题的方案，即如何“纠弹”，第三部分是扩充的部分，涉及社会问题之外的风俗。而无论如何，命意都在匡世之上。
从行文特征、气度技术等来看，按鲁迅先生的话即“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而在格局或者说目的上，则是为了“合时人嗜好”，气度和技术都显得不足，鲁迅先生将这些特征视作是“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的重要区别特征之所在，即“谴责小说”的基本属性，按鲁迅先生的逻辑反推，如果丧失这些特质，甚至会与“讽刺小说”同伦。
由最后之区分可知，鲁迅先生在情感倾向上更推崇“讽刺小说”而看低“谴责小说”，因而当出版社将“四大谴责小说”等类似字眼作为荣誉印在封面时，在内在逻辑上实则有些违和。
二、“非谴责小说”的呼声
后世部分学者对于鲁迅先生“谴责小说”定义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并且提出相抗意见，认为《老残游记》不应列入“谴责小说”之列，其主要的反对者有汉学家夏志清先生c、红学家周汝昌先生d及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均先生e等，他们主要论点现概括如下。
其一，从内容主题上，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老残游记》“攻击官吏之处亦多”，且“首揭清官之恶”，但从比重上，实则攻击部分占据全书内容不多，且在对于官员描写的过程中也不是全然“攻击”，书中不仅写到可恶之官玉贤，还有可悔过之官，如刚弼，刚弼最后诚心认了白子寿的断案，“红涨了脸”，对老残的认识出现改观；除此之外，另有完全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清官”白子寿，帮忙断案洗冤。因而，《老残游记》同《官场现形记》等不同，其旨不在官场。
其二，从行文特征来看，鲁迅自己也承认“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这种“可观”和鲁迅所贬低的“笔无藏锋”等夸张、淺陋的行文特征出入甚大，后世学者对于《老残游记》的文笔也多有称赞，小说大量运用写实、象征等技巧，行文和技术上并无问题，
其三，从气度技术上看，《老残游记》开篇的救船隐喻也可以看到作者刘鹗对于时局的关心和叹息，或许对现实官吏毓贤等人的影射及对南拳北革的否定带有个人倾向，不符合鲁迅所论之“公心”，但整体上并非为了逢迎“时人嗜好”，而是立足晚清社会，甚至是在探究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气度不狭。
除了以上三点外，另有学者高旭东先生指出，鲁迅本人在半年后于西安讲小说史， 就不再将《老残游记》《孽海花》同《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归为同一类型的小说，这被认为这是鲁迅先生自我纠错的体现。f
在以上论点的基础上，后世学者提出更多论据进行丰富，并且分析鲁迅先生安放概念时的心理，从而得出《老残游记》不符合“谴责小说”定义这一结论。
三、版本问题及去“典型”的探讨
夏志清先生等人的分析无疑是到位的，也是基于文本的，但深究他们发文的日期及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写就的日期，双方所探讨的文本可能并不统一。1969年夏志清先生发表《〈老残游记〉新论》，周汝昌先生的《“游方郎中”的足迹与心迹———纪念〈老残游记〉发表 90周年》则发表于1993年，王学钧先生的两篇论文更分别是写于2004年及2007年，而无论哪一篇论文写作时间都晚于1935年，即《二集》资料那一年，也即这些学者所阅读、研究的更多的是《老残游记》的二集全本。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是写于1923年，而这本书的成书时间还可继续推演。具体来说，1920年，鲁迅应邀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中国小说史，他把讲义油印出来散发给学生，是为《小说史大略》。而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在《小说史大略》的基础上修补增订而成，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从最初的十七篇扩大到二十六篇，题目也改为《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正式出版，分为上下两卷，共二十八篇，题目也正式定为《中国小说史略》。因而鲁迅先生阅读《老残游记》至迟在1923年，也有可能在1920年之前。而1923年前《老残游记》的版本状况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g：
1.《老残游记》，天津日日新闻，1904年开始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
2.《老残游记》，商务印书馆，卷一至卷十三连载于《绣像小说》九至十八期（1903—1904），未完，有图。
3.《老残游记》，上海神州日报馆，二册，1907年版。有自评。
4.《老残游记》（大本），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
5.《老残游记》（小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二册。有自序、自评。
6.《老残游记》，上海图书馆，二册，1913年版，有自序、自评。
7.《老残游记》，上海广益书局，二册，石印本，1913年版。
8.《绘图老残游记》，新小说社，1915年版，无自序，有自评十回。
9.《精图老残游记》，上海文艺书室，四册，1915年初版，线装（1915年校正重印）。有自序、自评，四十幅插图。
10.《刘氏原本老残游记》，上海百新公司，二册，1916年初版。有自序、自评。上编一至二十章，钱启猷序。
11.《老残游记》，上海泰东书局，一册四卷，1922年初版。
据以上版本信息可知，1923年二集并未被收录初版，鲁迅先生几乎不可能接触到《老残游记》二集全本，其阅读文本更多集中在第一集，而夏志清先生在《〈老残游记〉新论》提到“刘鹗借尼姑逸云写出佛家慈悲更精纯的一面”，周汝昌先生在《“游方郎中”的足迹与心迹———纪念〈老残游记〉发表 90周年》对比《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时也明确提到“但试与刘铁云写出来的，特别是像泰山斗姥宫尼僧逸云来比比看，真是雅俗不同，高下立见了”h，其中“逸云”形象皆出于二集，在第一集中并未出现，王学钧先生则在其1992年的著作《刘鹗与老残游记》中花了整整一个部分（全书一共四部分）来分析二集的内容i，其在2004年的论文《〈老残游记〉非谴责小说论》也明确指出：“我们知道，鲁迅所论及的只是《老残游记》初集。”j可见这三位对于《老残游记》的研究都涉及鲁迅先生并没有阅读到的二集。
现将《老残游记》第一集及第二集完整回目及主要内容绘制成表格，又如下：
在第二集中，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k的划分，宏观上可以看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至六回，尼庵逸云，第二部分是七至九回，下阴曹的故事。根据上表概括及原文可知，在尼庵逸云的部分，虽仍有对于纨绔子弟欺软怕硬的批判，也间杂了逸云本人对于官场心理的观察，如她说：“遇见驯良百姓，他治死了还要抽筋剥皮，挫骨扬灰。遇见有权势的人，他装王八给人家踹在脚底下，还要昂起头来叫两声。”l但更多内容还是集中在写逸云由“华云”转为“逸云”的证禅过程，引出类似“三教合一”的观点上，原文中甚至写道：“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就去同儒、释、道三教的圣人玩耍。”而这些内容与作者刘鹗所接受的太古学派教义有关，同时具有相当的宗教性，很难称得上是在进行对于时弊的揭露或时政的纠弹等，在“谴责因素”上显得不够明显。而在第二部分时，则又是设景于地府，给老残本人一次自白的机会。这种自白又有着作者本人的影子，即在告诉世人，自己并非汉奸或其他样式的小人，而是坦坦荡荡的君子，哪怕面见阎王，也不会有丝毫惧色。因而这部分从某种程度上与“谴责性”存在一定距离，难以称得上在鲁迅先生的框架之下。
而即使在鲁迅先生必定阅读的第一集，根据表格及原文可知，文本在第三回有人谈论酷吏、第四五六回集中讨论玉贤、第七回开头仍在叹息，第七回结束依旧在通过与店小二的交谈侧面勾勒玉贤的残酷形象，如第七回结束书店掌柜告诉老残曹州府玉贤在找他，倘若行李不值钱，舍去快走，保命要紧，否则凶多吉少，第十五到二十回连续地讨论案情并涉及刚弼、白子寿等官员形象，这样看来，文本就围绕官员的内容虽然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在探讨，但在比重上也占到全书的一半左右，并非分量很少。同时，前辈学者反驳中提到的清官形象看似确实不算攻击，但从另一角度看则像是补充，即在鲁迅的框架下，其实这部分内容近似“而于时政，严加纠弹”，即把白子寿及老残看作是“纠弹”之法，那有关的内容比重便完全可以坐实，并且还能有所增加，如第一回梦中救船的内容一直广为学者谈论，人们认为那部分隐含着作家刘鹗对于时局的判断，对于实业救国反被当作汉奸的叹息，又如第十一回三元甲子说论南拳北革，其实也是以一种寓言式的方法，论说作者对于时政的看法。而另一方面，“谴责小说”的方向除了对于官员的攻击和对时弊的纠弹，另有“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而这部分内容，《老残游记》在其余回目无疑是提及并补充的，无论是老残在路上听曲、书中为人称道的景物描写等等，所可算作对于风俗的介绍。但对于这一方面也不应过度延伸，因如果以此延伸，那绝大部分小说都包括对于风俗的扩充，而显然绝大多数小说并非谴责小说。此外，在立意上，《老残游记》无疑是为了“匡世”，而这部分立意在老残的整个行迹及其行动目的上都有所体现。
于是可以看出，本身第一集虽然和常识下的“谴责”概念有所出入，但仍有不少特点贴合鲁迅先生本人定义的“谴责”，将其归入“谴责小说”的行列似乎并不过分。可从另一层面来看，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老残游记》为根据，第一集占到219页，第二集占到74页，而第二集本身在谴责方面又有所游离，因而倘若前辈学者在加入第二集后对文本进行分析，或是带着对于第二集的阅读印象进行分析，那小说的“谴责性”难免下降。但除此之外，前辈们的反驳确实一针见血，尤其在行文特征等方面，鲁迅既然将那些特征作为“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的最大区别，那当《老残游记》在第一二集本身都存在对行文特征的反叛时，确实很难将其完全划入“谴责小说”的范畴之内，尤其当鲁迅先生并未看到文本全貌时，概念的修正或是对文本进行再定位便确实存在必要性。但与此同时，《老残游记》确实有“首揭清官之恶”的开创性写法，同时在诸多内容上仍满足鲁迅先生所提出框架，即使是相对游离谴责的第二集，也不无相关内容，贸然删去又有所不妥，因而本文认为宜将其看作是“非典型”的“谴责小说”，至少就文本全貌而言，可从“四大谴责小说”这一讲法中移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非典型”的说法并非看低《老残游记》的文学价值，有关《老残游记》的文学价值，前辈学者已有诸多论述，本文仅进行事实判断，认为其全本离“典型”的“谴责小说”定义仍有距离，认作“典型”相对不妥。
四、结语
《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鲁迅自陈道：“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不过“疏其大要”，后人对个中概念如此细究，或许显得过于苛刻，但文本存在的版本问题以及后世研究的推进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前辈的看法，也正是在这种重新审视中，文学研究才能永远富有活力。
al 刘鹗著、陈翔鹤校、戴鸿森注：《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第270页。
b 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第1页。
c 夏志清：《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250页。
dh 周汝昌著、周伦玲编：《砚霓小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32页，第329页。
e 王学钧：《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误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63—68页。
f 高旭东：《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0卷第2期，第2页。
g 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6—538页。
i 王学钧：《刘鹗与〈老残游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13頁。
j 王学钧：《〈老残游记〉非谴责小说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7卷第4期，第23页。
k 刘德隆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页。
作 者： 朱子劼，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在读本科生。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