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汉朝起就有接纳庶民来访的专职机构。唐朝的信访受理，有一整套运作规则。宋朝的投诉上访，要收费取保，申报住址。
　　
　　两汉设立公车署
　　
　　两汉以公车署为中央信访接转机构，该制度沿袭到魏晋南北朝，唯隶属关系常有变化，如三国魏时，公车署归皇宫警卫司令(卫尉)领导，东晋和南朝宋、梁的公车署，归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门下省领导。总体上看，该机构一直是除行政、司法乃至监察系统以外君主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如北魏文成帝在455年发过一个诏书，说是特派尚书穆伏真等30人巡行州郡，民众对地方长官或褒或贬及冤屈等事，可以直接向这些中央特使反映，如果“使者受财，断察不平，听诣公车上诉”，就是说假定巡视团也腐败了，还有一条赴公车署上访投诉的门路。再如北齐制度，凡行政系统不予受理，而当事人认为有枉屈要申诉的，公车署必须接纳。
　　
　　唐朝设了“意见箱”
　　
　　汉魏南北朝的公车署前，大多竖有谤木和肺石当做标志。南朝的梁武帝尤其好作秀，以表现出自己多么地关心民情。他就曾多次颁诏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做到“细民有言事者，咸为申达”。他还有个创新，诏令“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凡批评时政、谠言谏议而当官者不肯代为奏闻的，可以投书谤木函中，凡受豪门欺凌、官长压制而“欲自申”的，可以投书肺石函。由于这两个信箱都是密封的，写信人可以相信它能不受任何阻隔地直呈御览。
　　唐时武则天对下情上通也很重视，有个参加徐敬业叛乱而获免的鱼保家为表忠诚，写信给她，“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实就是梁武帝搞大信箱的办法。按《唐会要》等文献记载，这是一个呈方形的铜箱，分为“四隔”即四个部分，表面按东南西北方位涂上青红白黑四色，“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就同现在的邮筒差不多。青色一面称“延恩匦”，专门接纳对国计民生方面的建议；红色一面称“招谏匦”，欢迎投书批评时政得失；白色一面称“申冤匦”，“有欲自陈屈抑者，可投书于素匦”；黑色一面称“通玄匦”，说是让大家“告朕以谋智”的。铜匦放在开放性的庙堂上，并设匦使院为专职机构，选谏议大夫、补阙等言官为知匦使，专管接受来信来访；侍御史等为理匦使，专司受理分析和据状奏闻。后来中书门下、御史台也择员参与知匦理匦，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信访受理班底。
　　
　　清朝“蹋皮球”激民变
　　
　　两宋以来，地方各级政府受理诉讼的第一道关口，是衙门前都设有开拆司，先检查诉状，按规定应该受理的，不收下便是违法，不合规定的便可以驳回。但如果是反映情况、投书建言或检举揭发之类，就未必有成文律例可依了。《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在道光年间以候补知县身份在杭州实习，曾亲眼见过一事：百姓认为苛捐杂税过重，便将事情捅到了“省府上司”。但省府“收呈之后，仍批发府、县，府、县再详上司，仍是带征带缓之一说”。就是把皮球蹋来踢去，税赋征收一文不能减免。府县官老爷坏就坏在这个地方，即使不能减免，操作时就不能搞得太急，打太极似的拖着，只要不闹出事来就行了。段光清感叹：“虽曰民情日坏，无乃临民之官又素无忠信以人民心也。”看来他对各级衙门如此敷衍民众上访是不太满意的。其实真要减免赋税，就需要逐级向上面直至皇帝本人反映情况，并正式提出建议，但后果很可能是自讨没趣，所以大多数官员是不肯承担这种责任的，宁可一天一天地拖着。但《年谱》又记载，随后便是“更闻奉化县以征收钱粮，乡民滋闹，县官逃至府城”，矛盾激化了。接下来，“庸官”被参是逃不了的，还要捉拿“刁民”。假使当初都能以务实态度对待群众信访，又何至闹出乱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