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后，党的各项工作实现了拨乱反正，民族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在继承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基础上，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族工作方面的基本观点作了持续概括与提升，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指引各族人民沿著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共同富起来。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作 者】杨社平，广西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教授;郭亮，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7，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072-0007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中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族人民一道走向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生深刻变化，民族工作已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形势，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做出回应。随着改革开放跳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超期服役观念，民族工作克服了“民族问题就是民族矛盾”的狭隘观点，从“两个包括”和“五个共性”的视域拓展了民族问题的理论视野，更加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隆重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告别贫困并“富起来”的思想保障。
一、持续中国化的四大历史背景
从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向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转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民族工作拨乱反正后的现实需要，也有苏联解体后的复杂国际局势逼迫;既有理论界学人的不懈探索，更有党和国家一代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这是在历史转换背景下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实现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转换生成。
（一）民族工作实现拨乱反正
“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形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党的民族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1978年召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委，并任命杨静仁为主任。197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中共中央宣布：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到牵连的人员，都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民族工作领域全面开始拨乱反正工作。
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酝酿重建和巩固边防、加速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计。会议报告针对“文革”对民族工作的冲击和破坏，重申了一系列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同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这一报告，是“文革”结束后首个重申党的民族政策的文件，标志着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的民族工作重新回到健康运转的轨道上来。这场被载入我国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史册的会议，实现了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由乱而治的转折。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召开后，地方民（宗）委（厅、局）也陆续得到恢复。自此，一度被破坏殆尽的民族工作体制和领导机制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苏联解体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经济长期停滞，物资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水平出现滑坡和倒退，引起了各族人民的普遍不满，对国家经济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对国家存在本身的不满，认为是加入苏联导致受拖累，社会不满情绪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于一个多民族大国来说，能否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内部民族问题。苏联的民族问题并不是作为单独的因素起作用，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的政治经济战略都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样民族政策就成为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苏联社会建设中失误的承担者和表现者。苏联各民族间潜伏的矛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爆发出来，最终引发加速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苏联的解体，对于中国人是一个极大的精神震撼和心灵冲击，一些人担忧中国会不会在民族问题上重蹈覆辙，以至于发出“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悲剧会不会重演呢”[1] 的忧思。
（三）党的历代领导对民族工作做过诸多论述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历来重视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邓小平非常重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强调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巩固民族团结的关键，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条件。同时提醒，“民族工作确有很多问题要提起注意。当前是如何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有些少数民族中也有大民族主义”[2]161。这不仅提出了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正确标准，还为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奠定思想基础。
江泽民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3]180“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4]387
十六大后，胡锦涛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为做好民族工作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同时指出，二十一世纪头20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关键时期。必须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努力把民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5] 三代领导人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形成的理论背景。
（四）民族理论研究蓬勃开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理论学科迎来大发展。这期间，恢复和新建了一批民族理论教学研究机构，研究隊伍不断发展壮大，民族理论学科建设和教学积极推进。民族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为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提供了支持。
“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巨变，民族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因而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和科研提出了新要求。”[6] 在这种需求推动下，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中央与国家机关和科研及教学单位相继恢复或新设了专门性的民族理论研究部门。除此之外，中央党校、地方民族学院也恢复设立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研室。1979年，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民族理论研究会”（今中国民族理论学会），负责联络和组织全国的学者开展民族理论研究，并于1990年升格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是唯一一家全国性的民族理论研究学术团体。各省、市、自治区也多次召开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理论学科、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人员深入研究了许多民族理论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开展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等。学术界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努力推动关于民族问题实质、民族问题概念等重大基础命题的讨论，拓展和深化了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整理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民族政策文献汇编等基础文献资料，极大方便了相关学者学术研究。
总之，民族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学术水准的上升，支持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推出。
二、改革开放带来的三大理论突破
改革开放破除了人们脑中超期“服役”的阶级民族问题观念，引导人们深刻了解中国特色多民族统一国家基本国情，形成了新的民族问题概念，最终建立起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
（一）突破了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实质”观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精华，并趁着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势头，纠正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时代化，拉开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转型的序幕。
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相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7]186 这段话，反映党中央对我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作出了两个基本估计：一是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二是民族矛盾的性质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198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造成严重误解。”同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篇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紧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观点的三大政治理论要害，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陈旧观念的反思和批判，形成了代表民族理论界思想解放高潮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形成的共识是“民族问题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个定义，从而在民族工作领域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显然，“民族问题实质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国民族工作思想的拨乱反正，由此开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转型。
（二）突破了随之而来的民族问题概念狭隘界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民族工作在民族问题定义和党的基本路线之间的一些摇摆状况，强调了民族问题的两个“包括”，关切各民族“自身发展”，形成了民族发展理念。1992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江泽民以总书记讲话的形式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4]384～386 这“两个包括”是在民族问题实质大讨论之后，在民族问题概念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获得的新理念。民族问题概念在民族问题实质大讨论之后聚焦于民族之间的矛盾，但那样定义过于狭窄，实际上无法涵盖民族工作所应对的问题。
在“两个包括”的理论视野里，民族工作不再仅仅局限在“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更多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虽然首先是个经济问题，但它对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同样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西部地区，西部的“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各民族共同富裕了，就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大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民族地区稳定和巩固祖国边防，也就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政治基础”[8]344。
（三）突破了长期缺乏中国特色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发展与创新过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逐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之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长期缺乏系统化民族理论政策，党在民族工作实践上出现过“极左”的失误，而社会上也因缺乏官方推出的权威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而对民族政策有误解言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又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从阶级斗争学说向科学发展观的跨越。党中央、国务院2005年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跨越，其中对民族理论做出十二条概括。“中央十二条”是我国第一个民族理论政策体系。这个新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全面吸纳了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又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世界民族格局和国内民族形势做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确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总和。[9]
三、理论话语体系的两大板块内容
“中央十二条”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从宏观上可以分作两大基本板块，即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
（一）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
第一条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10]488 这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深处和现实工作实际，既可以用在中华民族的一体层面，又可以用在56个民族的多元层面的中国特色民族概念。这个民族概念富有开放性和生态性。第二条指出：“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10]488 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民族现象的上限与下限，充分论证了民族的历史性。第三条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10]488～489 这是结合我们所处的时代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族性规律“变中守常”，依然是交融涵化。这三条是从最高哲学层面对民族现象做出的观察与定义，为后续的民族问题概念以及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性原则做了铺垫。
第四条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10]489 在这里正式确立了民族问题概念，即前文所述的“两个包括”“五个共性”。这个概念明确了民族问题有别于一般社会问题，是因为它跟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认同形式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了一般社会问题所不具备的系统特征。第五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10]489 点明我国国内各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一部分，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高质量发展走向伟大复兴才可能解决。第六条指出：“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10]489 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强调需要树立和谐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社会主义祖国观。
第四至第六条是在世界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个原则，在充分认识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两个包括”和“五种特性”系统特征基础上，强调国家和民族和顺，从而确立了我国妥善处理民族事务、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性方略。
（二）基于“两个包括”推进“两个共同”的民族政策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都是在上述理论原则指导下，具体针对民族与民族、阶级、国家等三个“关系”上的民族问题提出的应对方略。第七条指出：“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国家为少数民族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都有义务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10]489 各有侧重地应对民族问题概念中的“三个关系”，这三层含义虽然各有侧重，但每一层都与保障民族平等息息相关。因此，这一条的核心概念是“保障民族平等”。第八条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必须全面贯彻执行。”[10]489 重申民族区域自治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地位，是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长期坚持并完善的基本政策，并提出要依法保障实施。第七条与第八条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以往处理民族与民族、阶级、国家关系方面的成功经验。接着，第九条指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族人民要相互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0]489～490 进一步在民族关系本质特征里强调“和谐”，在巩固发展民族大团结的目标上凸显“和谐”，并着眼于民族关系建设，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并明确了各族人民通过“四个互相”促进民族大团结。
第十条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10]490 这是侧重于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更强调全面协调科学发展。第十一条指出：“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優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10]490 第十二条指出：“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是一项战略任务，要大力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10]490 这是依然紧扣“两个共同”主题，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从文化和人才两个角度提出我国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的基本策略。这三条集中应对民族自身发展方面客观存在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因而更深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由此可见，“中央十二条”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抽象到具体，从外围到核心，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基本概念、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重大方针等，都做了明确而精辟的论述。
四、接力建设一个完整民族家园
民族共有家园是相关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和环境，又是其情感寄托、精神支柱和心灵归宿。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民族共有家园是民族成员共同赖以生存发展、共同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建设一个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各民族共有家园，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题中之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工作的重心回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特别强调，“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11]246～247。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各民族的现代化、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富裕，是这一时期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党和政府在全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针对民族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方针，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也同全国一道进行改革开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党中央针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存在失衡的问题，重点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抓手。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个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12]250 这一时期，党中央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做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部署，将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作为一个长期坚持的方针。
党的十六大以来，世界大格局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的新趋势、新特点，民族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为进一步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胡锦涛强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各族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解决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13]75～76 因此，党和政府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适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既有涵盖整个民族地区的全局性重大举措，又有为民族八省区量身定做的专项政策;既有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优惠政策，又有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的具体举措;既有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针对特殊群体的专项规划，又有针对边境地区、牧区、特困民族地区等特定区域的政策;同时还有针对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项培训政策。[14]133～134 在这些政策安排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迈上了新台阶，为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各民族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具体到民族工作领域而言，物质家园富足，只是民族共有家园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好精神家园的建设，解决各民族成员精神层面的问题，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实现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和谐统一，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和强有力的精神保障，是民族家园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命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部署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进一步繁荣。民族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弘扬，展现出勃勃生机;民族文艺作品不断推陈出新，极大丰富了各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涵养，内容不断丰富。
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富起来，这是一种物质家园的富足，也是摆脱贫困的重要目标。因此，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判断和依此所制定的民族政策，更集中于经济发展。随着物质家园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华民族逐渐走向富起来，精神层面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显露。比如，民族观领域的争鸣日益激烈，“仿苏”“仿美”观念持续对撞，在社会层面造成困惑;在全球化形势下，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日益凸显。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界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是“仿苏”“仿美”两种理论观点在中国民族问题解释上的对垒，是这两种各持一端的偏见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自信的综合挑战。在根深蒂固的“仿苏”民族理论和“仿美”决策意向两大对撞观念之间，以“中央十二条”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在理论界的认同度和社会上的认知度都显然不足，这种状态在我国民族问题解决道路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惑，构成了一个“川”字形的理论幻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一个民族也不少”地实现了全面小康目标，并且聚焦于“三交一铸”的民族工作主线，相关问题才得到进一步解决。
参考文献：
[1] 陈建樾.族际沟通与民族主义——族际政治的一种分析框架[J].世界民族，1996（1）.
[2] 邓小平.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 江泽民.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4] 江泽民.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5] 胡锦涛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要求做好民族工作[EB/OL].（2004-10-21）[2021-02-15].http：//www.gov.cn/ldhd/2004-10/21/content_11675.htm.
[6] 周竞红.新中国70年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9（9）.
[7] 鄧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 龚学增.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J].民族研究，2008（2）.
[10]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二〇〇三——二〇〇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4]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THE ETHNIC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ETTING-RICH OF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The Second Review of Sinicized Achievement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in
A Century of Party History
Yang Sheping， Guo Liang
Abstract：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work has realized the goal of 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 and its ethnic work has also presented new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ao Zedong's Thought on ethnic equality and unity， generations of central leadership groups continue to summarize and sublimate the basic ideas of ethnic work， therefor to build up the ethnic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guide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to get rich together along the right way to solve ethnic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thnic theory; ethnic policy
〔責任编辑：俸代瑜〕
【关键词】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民族政策
【作 者】杨社平，广西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教授;郭亮，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7，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072-0007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中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族人民一道走向富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生深刻变化，民族工作已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形势，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做出回应。随着改革开放跳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超期服役观念，民族工作克服了“民族问题就是民族矛盾”的狭隘观点，从“两个包括”和“五个共性”的视域拓展了民族问题的理论视野，更加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隆重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告别贫困并“富起来”的思想保障。
一、持续中国化的四大历史背景
从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向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转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民族工作拨乱反正后的现实需要，也有苏联解体后的复杂国际局势逼迫;既有理论界学人的不懈探索，更有党和国家一代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这是在历史转换背景下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实现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转换生成。
（一）民族工作实现拨乱反正
“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对我国的民族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形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党的民族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1978年召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委，并任命杨静仁为主任。197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中共中央宣布：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到牵连的人员，都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民族工作领域全面开始拨乱反正工作。
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酝酿重建和巩固边防、加速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计。会议报告针对“文革”对民族工作的冲击和破坏，重申了一系列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着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同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这一报告，是“文革”结束后首个重申党的民族政策的文件，标志着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的民族工作重新回到健康运转的轨道上来。这场被载入我国边防工作和民族工作史册的会议，实现了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由乱而治的转折。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召开后，地方民（宗）委（厅、局）也陆续得到恢复。自此，一度被破坏殆尽的民族工作体制和领导机制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苏联解体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经济长期停滞，物资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水平出现滑坡和倒退，引起了各族人民的普遍不满，对国家经济的不满逐渐发展成为对国家存在本身的不满，认为是加入苏联导致受拖累，社会不满情绪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于一个多民族大国来说，能否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内部民族问题。苏联的民族问题并不是作为单独的因素起作用，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的政治经济战略都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样民族政策就成为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苏联社会建设中失误的承担者和表现者。苏联各民族间潜伏的矛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爆发出来，最终引发加速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苏联的解体，对于中国人是一个极大的精神震撼和心灵冲击，一些人担忧中国会不会在民族问题上重蹈覆辙，以至于发出“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悲剧会不会重演呢”[1] 的忧思。
（三）党的历代领导对民族工作做过诸多论述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历来重视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邓小平非常重视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强调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巩固民族团结的关键，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条件。同时提醒，“民族工作确有很多问题要提起注意。当前是如何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有些少数民族中也有大民族主义”[2]161。这不仅提出了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正确标准，还为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奠定思想基础。
江泽民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3]180“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4]387
十六大后，胡锦涛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为做好民族工作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同时指出，二十一世纪头20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关键时期。必须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努力把民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5] 三代领导人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形成的理论背景。
（四）民族理论研究蓬勃开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理论学科迎来大发展。这期间，恢复和新建了一批民族理论教学研究机构，研究隊伍不断发展壮大，民族理论学科建设和教学积极推进。民族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为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提供了支持。
“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巨变，民族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因而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和科研提出了新要求。”[6] 在这种需求推动下，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中央与国家机关和科研及教学单位相继恢复或新设了专门性的民族理论研究部门。除此之外，中央党校、地方民族学院也恢复设立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研室。1979年，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民族理论研究会”（今中国民族理论学会），负责联络和组织全国的学者开展民族理论研究，并于1990年升格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是唯一一家全国性的民族理论研究学术团体。各省、市、自治区也多次召开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理论学科、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人员深入研究了许多民族理论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开展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等。学术界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努力推动关于民族问题实质、民族问题概念等重大基础命题的讨论，拓展和深化了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整理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民族政策文献汇编等基础文献资料，极大方便了相关学者学术研究。
总之，民族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学术水准的上升，支持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推出。
二、改革开放带来的三大理论突破
改革开放破除了人们脑中超期“服役”的阶级民族问题观念，引导人们深刻了解中国特色多民族统一国家基本国情，形成了新的民族问题概念，最终建立起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
（一）突破了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实质”观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精华，并趁着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势头，纠正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时代化，拉开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转型的序幕。
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相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7]186 这段话，反映党中央对我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作出了两个基本估计：一是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二是民族矛盾的性质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198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造成严重误解。”同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篇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紧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观点的三大政治理论要害，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陈旧观念的反思和批判，形成了代表民族理论界思想解放高潮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形成的共识是“民族问题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个定义，从而在民族工作领域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显然，“民族问题实质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国民族工作思想的拨乱反正，由此开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转型。
（二）突破了随之而来的民族问题概念狭隘界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民族工作在民族问题定义和党的基本路线之间的一些摇摆状况，强调了民族问题的两个“包括”，关切各民族“自身发展”，形成了民族发展理念。1992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江泽民以总书记讲话的形式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4]384～386 这“两个包括”是在民族问题实质大讨论之后，在民族问题概念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获得的新理念。民族问题概念在民族问题实质大讨论之后聚焦于民族之间的矛盾，但那样定义过于狭窄，实际上无法涵盖民族工作所应对的问题。
在“两个包括”的理论视野里，民族工作不再仅仅局限在“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更多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虽然首先是个经济问题，但它对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同样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西部地区，西部的“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各民族共同富裕了，就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大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民族地区稳定和巩固祖国边防，也就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政治基础”[8]344。
（三）突破了长期缺乏中国特色民族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发展与创新过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逐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之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长期缺乏系统化民族理论政策，党在民族工作实践上出现过“极左”的失误，而社会上也因缺乏官方推出的权威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而对民族政策有误解言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又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从阶级斗争学说向科学发展观的跨越。党中央、国务院2005年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跨越，其中对民族理论做出十二条概括。“中央十二条”是我国第一个民族理论政策体系。这个新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全面吸纳了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又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世界民族格局和国内民族形势做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确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总和。[9]
三、理论话语体系的两大板块内容
“中央十二条”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从宏观上可以分作两大基本板块，即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
（一）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
第一条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10]488 这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深处和现实工作实际，既可以用在中华民族的一体层面，又可以用在56个民族的多元层面的中国特色民族概念。这个民族概念富有开放性和生态性。第二条指出：“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10]488 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民族现象的上限与下限，充分论证了民族的历史性。第三条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10]488～489 这是结合我们所处的时代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族性规律“变中守常”，依然是交融涵化。这三条是从最高哲学层面对民族现象做出的观察与定义，为后续的民族问题概念以及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性原则做了铺垫。
第四条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10]489 在这里正式确立了民族问题概念，即前文所述的“两个包括”“五个共性”。这个概念明确了民族问题有别于一般社会问题，是因为它跟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认同形式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了一般社会问题所不具备的系统特征。第五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10]489 点明我国国内各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一部分，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高质量发展走向伟大复兴才可能解决。第六条指出：“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10]489 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强调需要树立和谐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社会主义祖国观。
第四至第六条是在世界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个原则，在充分认识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两个包括”和“五种特性”系统特征基础上，强调国家和民族和顺，从而确立了我国妥善处理民族事务、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性方略。
（二）基于“两个包括”推进“两个共同”的民族政策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都是在上述理论原则指导下，具体针对民族与民族、阶级、国家等三个“关系”上的民族问题提出的应对方略。第七条指出：“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国家为少数民族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都有义务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10]489 各有侧重地应对民族问题概念中的“三个关系”，这三层含义虽然各有侧重，但每一层都与保障民族平等息息相关。因此，这一条的核心概念是“保障民族平等”。第八条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必须全面贯彻执行。”[10]489 重申民族区域自治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地位，是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长期坚持并完善的基本政策，并提出要依法保障实施。第七条与第八条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以往处理民族与民族、阶级、国家关系方面的成功经验。接着，第九条指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族人民要相互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0]489～490 进一步在民族关系本质特征里强调“和谐”，在巩固发展民族大团结的目标上凸显“和谐”，并着眼于民族关系建设，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并明确了各族人民通过“四个互相”促进民族大团结。
第十条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10]490 这是侧重于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但更强调全面协调科学发展。第十一条指出：“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優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10]490 第十二条指出：“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是一项战略任务，要大力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10]490 这是依然紧扣“两个共同”主题，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从文化和人才两个角度提出我国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的基本策略。这三条集中应对民族自身发展方面客观存在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因而更深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由此可见，“中央十二条”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抽象到具体，从外围到核心，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基本概念、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重大方针等，都做了明确而精辟的论述。
四、接力建设一个完整民族家园
民族共有家园是相关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和环境，又是其情感寄托、精神支柱和心灵归宿。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民族共有家园是民族成员共同赖以生存发展、共同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建设一个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各民族共有家园，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题中之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工作的重心回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特别强调，“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11]246～247。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各民族的现代化、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富裕，是这一时期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党和政府在全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针对民族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方针，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也同全国一道进行改革开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党中央针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存在失衡的问题，重点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抓手。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个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12]250 这一时期，党中央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做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部署，将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作为一个长期坚持的方针。
党的十六大以来，世界大格局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的新趋势、新特点，民族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为进一步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胡锦涛强调：“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各族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解决现阶段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13]75～76 因此，党和政府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适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既有涵盖整个民族地区的全局性重大举措，又有为民族八省区量身定做的专项政策;既有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优惠政策，又有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的具体举措;既有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针对特殊群体的专项规划，又有针对边境地区、牧区、特困民族地区等特定区域的政策;同时还有针对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专项培训政策。[14]133～134 在这些政策安排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迈上了新台阶，为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各民族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具体到民族工作领域而言，物质家园富足，只是民族共有家园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好精神家园的建设，解决各民族成员精神层面的问题，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实现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和谐统一，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和强有力的精神保障，是民族家园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命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部署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进一步繁荣。民族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弘扬，展现出勃勃生机;民族文艺作品不断推陈出新，极大丰富了各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涵养，内容不断丰富。
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富起来，这是一种物质家园的富足，也是摆脱贫困的重要目标。因此，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判断和依此所制定的民族政策，更集中于经济发展。随着物质家园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华民族逐渐走向富起来，精神层面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显露。比如，民族观领域的争鸣日益激烈，“仿苏”“仿美”观念持续对撞，在社会层面造成困惑;在全球化形势下，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日益凸显。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界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是“仿苏”“仿美”两种理论观点在中国民族问题解释上的对垒，是这两种各持一端的偏见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自信的综合挑战。在根深蒂固的“仿苏”民族理论和“仿美”决策意向两大对撞观念之间，以“中央十二条”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话语体系在理论界的认同度和社会上的认知度都显然不足，这种状态在我国民族问题解决道路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惑，构成了一个“川”字形的理论幻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一个民族也不少”地实现了全面小康目标，并且聚焦于“三交一铸”的民族工作主线，相关问题才得到进一步解决。
参考文献：
[1] 陈建樾.族际沟通与民族主义——族际政治的一种分析框架[J].世界民族，1996（1）.
[2] 邓小平.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 江泽民.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4] 江泽民.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5] 胡锦涛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要求做好民族工作[EB/OL].（2004-10-21）[2021-02-15].http：//www.gov.cn/ldhd/2004-10/21/content_11675.htm.
[6] 周竞红.新中国70年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9（9）.
[7] 鄧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 龚学增.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J].民族研究，2008（2）.
[10]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二〇〇三——二〇〇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4]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THE ETHNIC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ETTING-RICH OF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The Second Review of Sinicized Achievement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in
A Century of Party History
Yang Sheping， Guo Liang
Abstract：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work has realized the goal of 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 and its ethnic work has also presented new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ao Zedong's Thought on ethnic equality and unity， generations of central leadership groups continue to summarize and sublimate the basic ideas of ethnic work， therefor to build up the ethnic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guide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to get rich together along the right way to solve ethnic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thnic theory; ethnic policy
〔責任编辑：俸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