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遭贬海南的著名官员有四十八位，宰相则多达十五位，其中李德裕地位最高，名声最大。他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八四0）被贬崖州，不到一年即病逝于崖州司户任上。海口五公祠祭祀的五公，即以他为首。
　　千百年来，海南本地士人和来琼为官者，对谪琼贬官一直抱有相当高的尊崇敬意。大陆未能亲履此地的官员士大夫，则鲜有人对他们在海南的境遇及其后代的存亡续绝表示过关切。当然，苏轼在海南的三年，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研究。苏轼之外的历代贬官在海南的遭际行迹，基本上被大陆人遗忘了。
　　但近代有个例外。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听说李德裕后裔在崖州多冈村，且“已变为黎俗”，即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二月十八日致电崖州守唐镜沅，要他“务速访求两三人……善为劝导，资送来省，当优给衣粮，令谋出路。其家如有李相故物，婉为购置一两种，重价不惜”。二十七日唐镜沅回电：“其裔李亚法为黎首，计二十余家，询知前存玉带玉盅，被匪抢失，无他遗物。”三个月后，唐镜沅又报告说，李德裕的后裔李亚法“率子弟十余人来，选年二十以外者，粗俗难化，且惧赴省，幼者皆在十二三岁以上，尚有韶秀者数人，其父母怯于远离，容再开导”。一年多后，张之洞调任湖北总督，他对李德裕后裔“性质愚蒙，不敢远来”仍“于心耿耿”，希望海南官员“务须劝导晓谕，携两人同来，许以终身衣食不缺，吾将带往鄂省，将来携之北归中原，为古今忠臣劝”。但是地方官员报告说，费尽周折选出的两个孩子，十八岁的亚六和十六岁的亚洪，“均不愿意远出”。张之洞的一片苦心和良好愿望，最终也落空了（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清代卷）。
　　那么顺理成章，我们很想知道，李德裕后代今天怎样了？是保持黎族身份，还是重新汉化如张之洞期望的那样？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德裕并无后裔留在海南。但自称李氏后裔的李亚法一族，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学界研究，大体有两种可能。一是李德裕直系后裔虽无人留滞海南，但不排除其远亲旁支乃至家人仆役，落籍海南且以李氏后人自居。二是某些精明的人，拉大旗作虎皮，以李德裕后裔之名自高身价，以求自保或谋利。于是才有上述传说，使得张之洞和海南地方官员信以为真。但长期研究海南历史的周伟民教授，经过详细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认为根据迄今为止的所有证据，都不能確定，李德裕是否有后裔留在海南并且黎化（详见周泉根：《隋唐五代海南人物志》）。冷静的历史研究，常使神奇的杜撰祛魅。既然研究仍不能定案，则张文襄公的这个寻人故事，就仍有其特殊的意味与价值，值得略加申说。
　　在张之洞看来，身处“荒服”以远的李德裕后裔，显然已经“夷狄”化了，按老说法，即所谓“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他希望已经夷狄化的李德裕后裔再“入华夏而华夏之”。因为他们真正的故乡是北方，最终应该脱离蛮荒，叶落归根回中原。
　　但问题是，“李德裕后裔”不愿远离崖州。虽然历史文献没有记载李亚法及其族人的片言只语，但他们的拒绝足以表明，那个一千年前的北方“故乡”，那个文明先进之地，是令人畏惧的陌生“蛮荒”之所。张之洞本人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在做有文化意义与价值的事（为古今忠臣劝）。他大概不会考虑李亚法及其子孙到底是怎么想的。身居高位的两广总督、大学者，对蛮荒之地的草民百姓，难有真正“同情之了解”。
　　张之洞式的良好愿望，后来颇有继承而发扬光大者。上世纪中叶以后，海南地方政府为了改善黎族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曾经在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两次把深山老林的黎族移民到靠近海边的平原地区。但没多久，这些人不能习惯滨海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自发回到了山里老家。
　　类似情形，全国乃至全球，所在多有。如今流行各种陷阱说。从张之洞“拯救”李德裕后裔的举动开始，各种精英先进，为了让民众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喜欢采取移民的方式来达成现代化。但效果常常不如人意，尤其不为被移民者所接受。这种事与愿违的尴尬处境，不妨称之为“张之洞陷阱”。其要害在于，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蛮荒”之地民众的渔猎、采集、牧耕是落后的，不幸的，亟须改变。“原始人”或落后愚昧族群就应该尽可能快地“被现代化”，进城上楼，享受现代文明的幸福生活。然而，被移民者的后续生活和工作，不如意者甚多。从文明的美好愿望出发而导致粗暴乃至野蛮的悲剧结果，此之谓“张之洞陷阱”也。
　　进言之，即便我们认定李德裕无后裔在海南，李亚法们纯属冒名“傍大款”，此事也仍然值得议论几句。
　　李亚法攀附李德裕的名门高第，除了现实利害的考量，还有一个极为深厚普遍的文化心理——重视郡望，重视家族的历史源流。众所周知，一千多年前，中原汉族开始经由闽粤，移民海南，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南文化。但如今走遍全岛，观看宗祠的匾额，过年的门联，浏览形形色色的族谱，绝大多数汉族人家，都会强烈表示，他们的根在大陆，在北方，在中原，甚至就在河南某府某县。但仅此而已。那个古老、遥远、陌生的原乡，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无论语言、饮食、服饰乃至某些生活习俗，两地的差异都不可以道里计。
　　尤其是族谱所呈现的家族迁徙和开枝散叶的历程，让我对所谓中国人安土重迁的古老说法产生了怀疑。也许可以这么说，安土重迁是个美好愿望，几千年来人们出于种种原因——躲避战乱、逃荒、谋生……或主动或被动地迁徙到了很远的地方，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华文明的蔓延扩散，主要是家族迁徙和开枝散叶的结果。官方移民，小如官员罪犯的流放，大如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和清朝的“湖广填四川”，并不是中华文明扩散的常规现象。《诗经》里公刘由豳迁岐的记载，显示的是整个部落国家的迁徙，这种壮举，在南北朝以后就极少发生了。几千年历史上，更为常见的是家族乃至小家庭的自发、自由的迁徙。
　　但是这种普遍的迁徙，在官方的正史中很少记载，其中的人物传记或有对迁徙的简单叙述，其着眼点在人物而非迁徙本身。近世以来，社会史研究日渐兴盛。宗族文化研究也颇有可观，尤其是伴随民间编修族谱而产生的宗族历史叙事，充斥于各种宗亲会的网站，已然蔚为大观。但这种叙事，甚少进入正史撰写者的视野。至少在现今通行的中学、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宗族文化特别是移民迁徙还缺乏具体的记载叙述。尤其近世以来，华人散布到地球每一个角落，这一惊人现象，对中国和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尚未见有深入的研究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