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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年春季会议在京开幕。本次会议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探讨全球治理重构与转型发展，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危机和重大挑战，促进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开幕式由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主持。
国际金融论坛（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诸多的严峻挑战，本届年会围绕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这一重要的主题开展研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总部设于北京的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联合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20）”。从创立至今，国际金融论坛已成功举办了17届全球年会，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产生广泛影响。
在抗击疫情和稳定恢复经济的双重挑战面前，如何更好地开展全球合作，成为国际社会对后疫情时代共同关注的话题。
携手应对挑战
国际金融论坛（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在致辭中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加剧，G20在去年提出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以及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帮助缓解疫情所造成的债务困难。中国提供了总额超过13亿美元的缓债，是G20国家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将继续当好“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扩大开放，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开放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颠覆了人们的生活，并影响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必须缩小全球疫苗接种方面的差距，为处于债务危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发达国家应履行援助和气候融资承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复苏出现危险的分化，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疫苗接种、经济复苏、未来发展等方面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中国在全球抗疫合作方面付出的努力值得称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8.4%，并预计到2026年，中国对全球增长的平均贡献将超过四分之一。此外，中国提出力争在206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也凸显了在这方面达成的全球共识。开展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既有利于向新的气候经济转型，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认为，公共卫生安全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各国应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科研等资源，预防未来大流行病。要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发达国家应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帮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气候变化、金融系统稳定等问题，国际社会应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理解与互信，秉持多边主义，携手共同应对挑战。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保尔森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应避免不必要对抗，尽可能推动良性竞争，这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中美两国应扩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消除关税壁垒，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共同开发清洁技术，研究自然资源定价的方法和措施。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加快培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企业“国家队”，组织更多中国企业深入参与G20、APEC、金砖国家论坛等多边机制下的工商界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开放必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强动能，也将为各国工商界合作带来历史性机遇、开辟更广阔空间。
克服抗疫鸿沟
面对疫苗分配严重不均，世界该怎么办？未来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的国家合作机制应当如何建立和完善？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认为，尽管新冠疫苗已经研发成功，很多国家也已经摸索出了有效的防疫方法，但全球疫情防控仍面临挑战。其中，有病毒变异的问题，有很多国家过早放开管控的问题，有疫苗分配不公平问题。
张毓辉认为，这些问题的核心代表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着不足和短板，而若没有进一步的全球合作，“很难有把握地说在几个月内控制住疫情。”他说。
张毓辉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数据表示，2020年和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得全球GDP累计损失将超过12万亿美元，而这几乎是近十几年以来所有传染病带来损失总和的6—7倍。
在促进健康可持续方面，新开发银行全球卫生高级顾问埃尼斯·巴里斯认为，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务实的合作，而且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它是在全球卫生健康中起到非常关键作用的机构。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的平台和机制，更加有效地进行像疫苗这样的公共产品的分发和分配。”埃尼斯·巴里斯说。
IFF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前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指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全球机制，来确保价格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可以承受的，而且对于生产者来说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疫苗的合资企业。”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也谈到，除了疫苗，不要忘了还有一些非医药性的干预手段。比如要使洗手和戴口罩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人们必须要携手合作。 “在专业的层面，在社会的层面，在政府的层面，都要携手合作才行。”董小平说。
在合作创新科研方面，巴西联邦议员、巴西前卫生部长亚历山大·帕迪略盛赞中国对巴西的帮助，他表示，巴西人民使用的疫苗中有80%以上都是由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和大学与巴西疫苗生产机构之间双边合作的结果。
庄巨忠认为，从中短期上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需要分享自己所储备的疫苗，来帮助欠发达国家。长远来看，要想克服这种疫苗的鸿沟，有一些措施是需要考虑的。比如，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至少在疫情期间要放弃。这样的话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可以生产疫苗，有了足够多的供应就能够降低疫苗的成本。
同时，庄巨忠强调，低收入国家需要扩大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管理上也有待加强。他们需要多边发展金融机构。
在维护全球的卫生安全方面，IFF联合主席、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人类社会正进行深刻的转型。新冠病毒在此时出现，使得各国能够应用新兴的技术以及更加科学和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疫情。
IFF理事、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也提及，未来可以设置“疫苗护照”，比如航空公司的航班不允许没有打疫苗的人登机，国家不允许没有打疫苗的人入境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找到更多的策略，一直到最终疫苗接种率能够达到有效水平。
热议“数字货币”
论坛期间，多位业内专家学者就“数字货币”的话题展开头脑风暴。
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认为，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央银行有必要主动创新法定货币发行和流通方式，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以优化法定货币支付功能，缓解私人支付工具的冲击，提高法定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我国民众已经习惯支付宝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后，許多人身上已不再携带现金，事实上，第三方支付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所有实时交易的透明化，当然，也引发了数据隐私保护、可匿名性、垄断、监管透明度等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何平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具备先进的技术，可以帮助整个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加速，但是它在应用场景、与社会上其他支付手段的合作，包括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定位与合作竞争，都需要我们有更多的顶层设计，不能简单地盲目推进。
姚前指出，应该从多个方面重点考量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比如技术路线、运行架构是双层还是单层、是否计息、发行模式、智能合约等。
以智能合约为例，此前，有观点认为，加载除法定货币本身功能外的智能合约会影响其法偿功能，因此建议对央行数字货币加载智能合约持审慎态度。
姚前谈到，加拿大、新加坡、欧洲和日本央行等开展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均实现了智能合约。“央行数字货币不能只是对实物货币简单模拟，若要发挥数字优势，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一定要走向智能货币。”他指出。
在何平看来，未来更多的智能化可能不应在央行数字货币上实行，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和动力。
国际金融论坛（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诸多的严峻挑战，本届年会围绕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这一重要的主题开展研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总部设于北京的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联合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20）”。从创立至今，国际金融论坛已成功举办了17届全球年会，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产生广泛影响。
在抗击疫情和稳定恢复经济的双重挑战面前，如何更好地开展全球合作，成为国际社会对后疫情时代共同关注的话题。
携手应对挑战
国际金融论坛（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在致辭中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加剧，G20在去年提出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以及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帮助缓解疫情所造成的债务困难。中国提供了总额超过13亿美元的缓债，是G20国家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将继续当好“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扩大开放，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开放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颠覆了人们的生活，并影响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必须缩小全球疫苗接种方面的差距，为处于债务危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发达国家应履行援助和气候融资承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经济复苏出现危险的分化，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疫苗接种、经济复苏、未来发展等方面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中国在全球抗疫合作方面付出的努力值得称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8.4%，并预计到2026年，中国对全球增长的平均贡献将超过四分之一。此外，中国提出力争在206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也凸显了在这方面达成的全球共识。开展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既有利于向新的气候经济转型，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认为，公共卫生安全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各国应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科研等资源，预防未来大流行病。要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发达国家应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帮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气候变化、金融系统稳定等问题，国际社会应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理解与互信，秉持多边主义，携手共同应对挑战。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保尔森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应避免不必要对抗，尽可能推动良性竞争，这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中美两国应扩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消除关税壁垒，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共同开发清洁技术，研究自然资源定价的方法和措施。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加快培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企业“国家队”，组织更多中国企业深入参与G20、APEC、金砖国家论坛等多边机制下的工商界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开放必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强动能，也将为各国工商界合作带来历史性机遇、开辟更广阔空间。
克服抗疫鸿沟
面对疫苗分配严重不均，世界该怎么办？未来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的国家合作机制应当如何建立和完善？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认为，尽管新冠疫苗已经研发成功，很多国家也已经摸索出了有效的防疫方法，但全球疫情防控仍面临挑战。其中，有病毒变异的问题，有很多国家过早放开管控的问题，有疫苗分配不公平问题。
张毓辉认为，这些问题的核心代表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着不足和短板，而若没有进一步的全球合作，“很难有把握地说在几个月内控制住疫情。”他说。
张毓辉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数据表示，2020年和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得全球GDP累计损失将超过12万亿美元，而这几乎是近十几年以来所有传染病带来损失总和的6—7倍。
在促进健康可持续方面，新开发银行全球卫生高级顾问埃尼斯·巴里斯认为，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务实的合作，而且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它是在全球卫生健康中起到非常关键作用的机构。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的平台和机制，更加有效地进行像疫苗这样的公共产品的分发和分配。”埃尼斯·巴里斯说。
IFF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前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指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全球机制，来确保价格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可以承受的，而且对于生产者来说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疫苗的合资企业。”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也谈到，除了疫苗，不要忘了还有一些非医药性的干预手段。比如要使洗手和戴口罩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人们必须要携手合作。 “在专业的层面，在社会的层面，在政府的层面，都要携手合作才行。”董小平说。
在合作创新科研方面，巴西联邦议员、巴西前卫生部长亚历山大·帕迪略盛赞中国对巴西的帮助，他表示，巴西人民使用的疫苗中有80%以上都是由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和大学与巴西疫苗生产机构之间双边合作的结果。
庄巨忠认为，从中短期上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需要分享自己所储备的疫苗，来帮助欠发达国家。长远来看，要想克服这种疫苗的鸿沟，有一些措施是需要考虑的。比如，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至少在疫情期间要放弃。这样的话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可以生产疫苗，有了足够多的供应就能够降低疫苗的成本。
同时，庄巨忠强调，低收入国家需要扩大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管理上也有待加强。他们需要多边发展金融机构。
在维护全球的卫生安全方面，IFF联合主席、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人类社会正进行深刻的转型。新冠病毒在此时出现，使得各国能够应用新兴的技术以及更加科学和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疫情。
IFF理事、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也提及，未来可以设置“疫苗护照”，比如航空公司的航班不允许没有打疫苗的人登机，国家不允许没有打疫苗的人入境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找到更多的策略，一直到最终疫苗接种率能够达到有效水平。
热议“数字货币”
论坛期间，多位业内专家学者就“数字货币”的话题展开头脑风暴。
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认为，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央银行有必要主动创新法定货币发行和流通方式，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以优化法定货币支付功能，缓解私人支付工具的冲击，提高法定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我国民众已经习惯支付宝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后，許多人身上已不再携带现金，事实上，第三方支付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所有实时交易的透明化，当然，也引发了数据隐私保护、可匿名性、垄断、监管透明度等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何平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具备先进的技术，可以帮助整个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加速，但是它在应用场景、与社会上其他支付手段的合作，包括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定位与合作竞争，都需要我们有更多的顶层设计，不能简单地盲目推进。
姚前指出，应该从多个方面重点考量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比如技术路线、运行架构是双层还是单层、是否计息、发行模式、智能合约等。
以智能合约为例，此前，有观点认为，加载除法定货币本身功能外的智能合约会影响其法偿功能，因此建议对央行数字货币加载智能合约持审慎态度。
姚前谈到，加拿大、新加坡、欧洲和日本央行等开展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均实现了智能合约。“央行数字货币不能只是对实物货币简单模拟，若要发挥数字优势，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一定要走向智能货币。”他指出。
在何平看来，未来更多的智能化可能不应在央行数字货币上实行，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优势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