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公布，比3月猛涨了2.6%，达到4.2%。这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最高季度通胀涨幅。与此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齐齐上涨，以至于日经新闻网用一个标题写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全球通胀要来临了吗？》。
　　全球通胀实际上已在预期中。长期以来，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链全球配置全球分工和以美元结算的交易方式，美国可以以低价在全球采购商品，确保了低通胀和平稳的经济发展。但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美国政府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制地超发货币。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初美國国债约为20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107%。4年后美国国债猛增到27万亿美元，与GDP之比接近达到130%。由于拜登政府在货币政策上采取了“现代货币理论”，加速发行货币刺激经济，美国国债在可预期的未来还会继续快速增长。美元是全球性货币，它在全球流动性的迅速增加，必然会传导到各国，产生输入性通胀。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供需不平衡问题也显著加重了这种通胀现象。
　　全球性通胀将会阻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会对民生产生重要影响，也将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影响。除了美元信用进一步被削弱，各国产生耳熟能详的“滞涨”问题外，如果未来美联储采取紧缩政策，则将会导致许多国家本币贬值、资本外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部分国家央行在今年春天已经采取预防性加息。但这一做法付出的代价则是迟滞了经济的恢复发展。
　　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下，输入性通胀是结构性的。它也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外贸领域，由于人民币具有升值预期，这会使企业出口价格增加，不利于出口。不过从去年到今年的出口情况来看，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保持较高增速，显示出汇率与需求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强，发达国家的需求保持旺盛。短期内中国出口不会受到较大冲击。但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已经开始挤压中国生产商的利润空间，价格压力迟早会传递到终端。
　　当前情况下，中国在应对通胀问题上首先需要保持足够的定力，这体现在货币政策上保持稳健，稳定宏观杠杆率，避免货币政策急转弯对经济发展的伤害；其次，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来影响进出口格局，降低通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第三，通过各种经济政策，鼓励消费，促进内需，以激发国内市场的潜力；第四，人民币汇率实现更加自主的动态调整、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对冲美元泛滥的影响。
　　从去年“双循环”战略提出到今年“十四五”规划的启动，可以看到相关政策的背后思路正在进行调整。类似的政策微调也在不断进行中，以此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输入性通胀为经济和民生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