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耀晨先生是一位资深记者，他倾心研究区域经济国际化战略传播。面对“新晋商”这一概念与群体，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思维方式与观点。那就是，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审视“新晋商”这个概念的时候，需要设立几个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的背景之下来探讨“新晋商”。他开列出来的四个参照系是：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
　　侯耀晨先生提出，在这几个参照系的烛照下审视和考察“新晋商”的现实意义以及它的种种可能性的时候，首先可以摒弃几个误会：
　　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因为今天的山西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较之很多地区明显滞后，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和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我们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清除了以上误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侯耀晨先生这样提出自己的分析思路：
　　提起美国的宪政历史和200年来持续繁荣的商业奇迹，无论理论界学者还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亚当-斯密的贡献。他的《国富论》不仅明确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依据，也界定了个人财富、个人创富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因此，《国富论》被尊为美国200多年宪政和经济成功的第一块奠基石。
　　然而，国内的商业人士和学者们在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的时候，至少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的贡献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重要的。
　　简单点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国家和他的每个公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道德情操论》解决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钱的问题。
　　如果一个商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可以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从事商业奋斗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荣耀；
　　如果这个商人正好也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就会对社会和谐，对财富的终极价值有全新的认识，继宗教价值的号召之后，从事推动社会和谐的公益事业，就会成为他的理论动力。
　　这样的商人，既有勇气和智慧去赚钱，也有理性和责任感，抱着感恩的心理去回报社会，而不是把公益事业当作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赚取更多商业资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亚当-斯密的信仰者不会把夸富斗狠当作自己的荣耀，而这正好是老晋商最终走向覆灭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在上个世纪纳粹猖獗的时期，其群体命运和个人空间被压缩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犹太人在内，大家都认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可能轮不到自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犹太种族以及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灾难。在那个充满悲剧的历史阶段，最终觉醒的犹太商人们被迫把个人及种族的生存摆在第一位，很多犹太商人为了最后的救赎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财富。此后，这种恐怖的洗礼导致的人生觉悟成为犹太商人继续称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资源。
　　和犹太人面临的种族灾难相比，历史上的晋商们没有面临过如此残酷的灾难，即便跟异族统治者的关系中，他们也是相对处于被保护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历史中山西晋商有无数的个人曾经牺牲在漫长的商路上，这个数量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考察中国的历史，其总体数量不会少于犹太人的死亡数据。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寻找财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纳粹的直接残杀。还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对于历代统治者都有过巨额的“捐助”，有时因为当局囊中羞涩，有时由于国破家亡的危险。
　　无论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商人的群体，在他们的商业和人生之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灾难，有的是商业领域的残酷竞争，但是犹太商人能够屡次挫折，屡次崛起，山西的老晋商曾有着500多年持续的商业实践，最终一蹶不振，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晋商们反思吗？
　　第三个参照系，韩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在战后的勃兴以及他们如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滥觞，对今天的“新晋商”们也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韩国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仁义”等重要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同时，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以走出去的勇气，以不断创新的精神磨砺自己，最终不仅实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开辟的商业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指向的个人规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韩国商人在上世纪以来的成功之路是老晋商们所没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晋商们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
　　最后，我们看看新晋商在国内的对手们，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这些群体。在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浙商、粤商、鲁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几大区域的商人群体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的旗号，在国内形成几大势力，在国际上谋求新的突破，他们不仅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济势力，也有历史上他们的先辈们积累的文化资本。
　　和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比较，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晋商需要开放自己的心态，跳出这个怪圈，因为无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还不能作为一个长期成功的样板来参考。同时，山西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浙江、广东、山东、安徽乃至中国的每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仅仅停留在地缘商业势力和地方群体力量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商业不相信故乡，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由此，侯先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如果新晋商，是一个特大号的鞋子，那么新晋商群体必须拥有一双勇于走向市场，敢于浪迹天涯的热血男儿的大脚丫，他们的脚步应该走出山西，行进在国际竞争的道路上。在没有盟友的时候，他们能够像历史上的祖先一样以空前的韧性进行个人奋斗，在机缘到来的时候，则无论是新晋商、新浙商还是犹太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晋商群体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心理空间中打滚，则谈不到什么出头之日。
　　浙江德士风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水荣曾经谈道：其实商帮构成并不是因为地域的特点，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浙商从精神层面上讲它就是一个浙江精神，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浙江范围内的商人，而不是全球浙江商人的思维模式，而是浙商代表精神的一种体现，
　　 套用《世纪末的山西》一文作者的一段话：作为新晋商，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地域上的概念，不是说我们生在山西就是新晋商，同样也不能说那些在山西的外地人不是新晋商。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的定义应该是一种文化上的，是一种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甚至经济的因素把许多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纽带。它决不单单是一个名词是一个符号，应该是一面旗帜一种咒语一尊神像。一个新晋商应经过自觉的奋斗，依靠有意识的抉择，经过自觉的反省而把三晋的文化内化，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新晋商。
　　然而。
　　然而的背后是，我们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包括“新晋商”在内的“商帮热”。
　　面对近年来越来越热闹的商帮活动，包括新晋商的不断升温，我们也应更加冷静地思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是否有必要刻意强化和经营新的“商帮”概念，是否应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心态丰富“商”的内涵。
　　我们可以看到，侯耀晨先生上述的分析与结论，是建立在新晋商这个概念可以成立的基础上。实际上，在“世界是平的”、“地球都成了一个村子”的今天，有一个概念已经浮现出来，那就是，现在的“商帮”与时俱进了吗？或者说，到处冠以“新X商”的新商帮概念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旧商帮相比，究竟有多少传承关系？市场经济的自由环境与蕴含强烈地域色彩的“商帮”概念是否能够相依共存？这个问题直指一个核心：新晋商以及与新晋商类似的概念与组织是不是该就此死去？
　　我们纵向分析就可以知道，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的旧商帮相比，新商帮们植根于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的“旧商帮”相比，业务上既少传承，即便在文化上也无太多承继关系。换言说，这新商帮顶多只是一种“借壳”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商帮”的“疯炒”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夸大商帮的精神力量。有人说，山西人天生就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视为“陶朱事业”；徽商则是讲究诚信、吃苦耐劳、注重文化传统的“徽骆驼”；广东商人敢拼敢闯，处处都想喝“头啖汤”；福建商人也不差，没事就爱用闽南话吼上两嗓子“爱拼才会赢”；浙商喜欢从小物件做起，成立商会、抱团发展。仿佛一个地方的商人就应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要把昔日传统商帮成功的“DNA”检测出来，坚持下去，便能顺着来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年的十大商帮如今已乘黄鹤去。
　　历史上出现的商帮有其特定条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制约，我国各地商界形成了“帮”的概念，“帮”是“商”的支撑，行“商”必有“帮”。而现代工业文明强调合作、开放，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调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的形势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融为一体，行“商”必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方能生生不息，可谓开放赢得合作，合作成就未来。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今日商帮的概念用于同乡交流等倒未尝不可，但过于强化地域概念，路子会越走越窄。一位商人戏言：“英雄不问出处，做生意又不是挑宠物犬，不必细查祖宗八代的血脉。”事实上，现今意义上的“商帮”实际上只是一个大的商业族群的方便叫法，早已与传统商帮“以地域为中心”的特征相去甚远。曾经有一位在英国学成归国的专家，在听了一场关于“新商帮之崛起”的讲座后，饶有兴趣地询问了在英国读ＭＢＡ时结识的伦敦商人杰克：“您是否为自己是‘伦敦商人’而感到骄傲？”结果这个问题倒让那个留络腮胡子的英国人大吃一惊：“为‘伦敦商人’称号而感到骄傲？你大概是说伊丽莎白时代吧。今天，‘伦敦商人’跟‘曼彻斯特商人’没什么不同，无论‘伦敦商人’、‘巴黎商人’还是‘纽约商人’，除了说明他们住在‘那旮旯’之外，没什么特殊涵义。”这位专家顿感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而今的中国的商人，已经穿山越岭，万里跋涉，投身于全球市场这一块老商帮们见都没见过、想都想不到的天地之中。因此，有专家指出，在中国商人本应有更大的胸襟和气度的今天，没有必要把狭小的地域之见、血统之论堂而皇之地请到堂上、冠个“新”字招摇过市。传化集团董事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认为，在各国文明相互交融、我国加速融入世界的时代背景下，总结研究有区域文化特点的“商帮”很有必要，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没有必要刻意强化和经营新的“商帮”概念，而应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心态丰富“商”的内涵。他认为，今日“商帮”的概念用于同乡交流等倒未尝不可，但过于强化地域概念，路子会越走越窄。“一个好汉三个帮”，从商本就是个讲人缘、讲关系的活计。一位学者表示，“商帮”的兴起其实在很大一个层面上是今天的商人为了拉关系而找的理由。这些本来不过是依各地商人性格特色总结出的诀窍，却有好事者非要归纳出个“一二三四”，并贴上“×商”的标签。
　　朱芳文先生更是干脆，他提出包括“新晋商”在内，所谓的商帮文化是一种虚拟的自慰而已。
　　他认为，在世界上，我们最熟悉的商帮（如果有的话），莫如犹太商人。在无数历史典籍及文学作品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会赚钱的商帮（而非民族），其经商的观点与手段在世人的心智中占有极强的印象：最会赚钱。
　　可是，在我们对徽商、晋商的总结上呢？找不到最具说服力的特征来总结其价值。如果仅仅是局限在地域上，那么这种研究的角度就不该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在资源分配、资源调整、促进社会物质进步等方面的成就和意义了。中国的商帮文化，其实根本没有存在过！至少在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乔家大院》的热播，就一厢情愿地相信山西人就是怎样地信守诚、义；我们也不能因为胡雪岩，就一定要说左延安、尹同耀如何如何，中国的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他们也是红顶商人么？
　　他认为，所谓的商帮以及新商帮的概念之所以喧嚣尘上，是出于媒体的炒作与报道需要，涌现出了美商、日商、韩商、台商、港商、浙商、苏商、京商、新沪商、新徽商、新晋商等名词。所指无非是一些具有共同属地的商人，并人为地把他们强加在一个群体之列。
　　他以台商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官方资料显示，在现在的中国，有100多个大、中、小型城市居住着120多万台籍人士，其中大约有10万台籍人士是大陆6万多家台资企业的企业主，或者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企业高管。而我国官方及民间合作的机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企业会员及个人会员，却只有2万余名。也就是说，认同这种划分标准的商人，不足这个群体的1/5（或者说1/60）。而台商还是目前华人世界中公认的最具代表的商帮群体之一。
　　朱先生认为，这说明了商帮文化的幼稚。如果硬要说有商帮文化的，那这种文化也仅仅处于萌芽期。如果仅仅依靠过去的记忆来引导现在的商帮进化，无疑是一个无趣的过程。
　　由此，我们呐喊：打倒商帮！打倒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