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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眼于杭州市所开展的第二課堂计划与博物馆教育，讲述其渊源、发展与现状，分析其机制。同时结合国外案例，与国内现状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国内不足之处。
第二课堂与博物馆教育
在教育概念中，第二课堂也称第二渠道教育，是在第一课堂即课堂教学之外，在教师指导下以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开发智力，培养学生的探索创造和应变能力等，有组织、有计划、有要求的教学活动。
第二课堂具有第一课堂所不具有的许多优点。首先第二课堂克服了传统课堂知识的不及时性，能即时传递最新信息，并突破了教学大纲与教材的局限，将学习内容多样化。同时，第二课堂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由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处理者，学生可以通过亲手实践内化知识，从而趋向知行合一。
在传统课堂弊病暴露的情况下，第二课堂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杭州下城区所开展的第二课堂计划主要依靠各博物馆及纪念馆、展览馆进行，因而其在实践实质上应主要为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教育是依托于博物馆展品与展览而进行的教育，与学校教育相对，属第二课堂中的一支。博物馆教育勃兴于公共学校与公共博物馆的出现，随着博物馆的发展而发展，其教育形态与内容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以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前，博物馆教育主要模式为宣扬理性教化与意识形态，其往往作为民族国家构建的工具而出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教育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而吸收了更多要素，逐渐转向个体化学习与体验。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博物馆教育便由此发展而来。
博物馆教育通过建立展品与参观者之间的联系，见微知著，对参观者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以“物”和“实证”为核心进行，通过展品资料及其可视化呈现给予参观者学习内容。同时，博物馆精心排列展品形成展览，或纵向展示历史，或横向比较历史，或以小见大点出历史，给予参观者以发展脉络与学习方向，促成参观者所受经验随“实物-流程-观念”这一流程阶梯上升，最终影响参观者之人生观念与世界观念。英国博物馆学家格林黑尔对博物馆教育功能总结道：“博物馆的所有活动都具有教育的目的，包括资料的收集、展览设计和产生、特殊活动以及教学会议的安排。”
在《欧洲博物馆教育项目策划的特点分析》一文中，作者总结了四种欧洲乃至全世界博物馆所采用的教育方式：第一，教导解说型，即由教导者按照一定理性程序，由简单至复杂进行教学，教导者可以是解说员、教师，也可以由资料文本、录音等预先设好的资料承担角色；第二，刺激—反应型，与教导解说型同属较为传统教导方式。举例来说，博物馆电子屏上为参观者所设互动键便是此种方式之体现；第三，发现学习型，注重构建一定空间引导学习者探索，如探索角等区域的设置；第四，建构主义型，完全以学习者为中心，他物只起引导之作用。 我国现今大多数博物馆只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讲解人员和交互设备，属教导解说型与刺激—反应型，但同时也有少数博物馆为参观者设计了探索区域，如杭州博物馆所设计的亲子考古体验区。总的来说，我国博物馆教育形式依旧较为保守与传统，未能调动参观者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也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博物馆教育的特色与优势，我国的博物馆教育体系依旧不成熟。
杭州市第二课堂与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教育作为第二课堂开展的重要形式，已在西方普遍开展。许多西方国家都会专门设置博物馆参观课程作为学习的一部分，在博物馆开展的课程不仅限于艺术类，许多历史类、自然科学类课程也会在博物馆开设。国外的公益场馆教育开展较早，且一直将与学校交流沟通作为公益场馆教育的中心内容，将学生作为主要对象，同时设计适合成人学习的展览与区域，推动终身学习。
杭州历史悠久，经济发达。博物馆、纪念馆等场馆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开展博物馆教育。2007 年，杭州市出台实施《杭州市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行动计划》，配套出台了《杭州市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场馆考核奖励试行办法》《杭州市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券使用及管理试行办法》等 6 个文件安排相关事宜，并从 2008 年开始正式实施。第一批开放 67 个场馆，第二批新增 7 个场馆。
第二课堂之场馆及场馆补贴形式
第二课堂活动地点设置在杭州市各大场馆。政府推出了包括文博类、名人纪念馆故居类、革命历史纪念类、文化科普类、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5 大类场所作为“第二课堂活动基地”。其中文博类包括：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杭州西湖博物馆等；名人纪念馆、故居类包括：岳飞墓、陆游纪念馆、盖叫天故居等；革命历史纪念馆包括杭州革命烈士纪念馆、梅家坞周总理纪念室等；文化科普类包括杭州植物园、杭州动物园、西溪湿地国家公园等；青少年活动中心两个，即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杭州青少年发展中心。《计划》就博物馆教育方面对场馆做出了如下要求：第一，根据青少年需求布展；第二，为青少年专设课程、探索空间与辅导机构；第三，推进场馆与街道合作，进行展览流动。不难看出，政府正积极施加压力让博物馆方重视自己的教育职能，并推动博物馆教育从教导解说型与刺激—反应型向发现学习型与建构主义型转变。
同时，《计划》规划政府为公益场馆提供财政补贴。为调动各场馆建设第二课堂的积极性，杭州市政府设计了第二课堂券，政府部门根据券纸回收份额为各个场馆分配财政补贴。且政府给予了进行第二课堂建设的场馆税收优惠。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免费向全市 25 万名中小学生发放由市区两级财政出资 600 万元的第二课堂券，每人 6 张/年，价值 22 元。 第二课堂券包括学校券和学生券两种。其中学校券两张，每张券票面额为 5 元（含 2 元交通费联），学生券四张，每张票面额为3 元。市级在校中、小学生第二课堂券补助资金由市财政承担，各区在校中、小学生第二课堂券补助资金由市、区财政各承担 50%。第二课堂券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印制并向下发放给学校，由学校发给学生。学生前往公益性场馆时，使用该券。馆方将券纸收集，结合经费花费情况做出总结表后，要接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考核验收。考核完毕后，小组将公布考核结果并通报市、区财政部门直接将补助资金拨付至各公益单位与学校。其次，实行支持第二课堂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来说，对列入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名录的公益性活动场所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用于该场所的事业发展。课堂券的发放与回收，在规避场馆“收钱不办事”态度的同时，建立了量化考核标准，并将其与补助资金直接挂钩，优化了补助资金配置，同时以势在必得的强硬态度和论功行赏的原则推动博物馆进行课程建设。税收政策则给予各大场馆以直接优惠，行政力量通过对资金流的控制，在场馆内铺开了第二课堂计划。 第二课堂之场馆中联动机制
博物馆等场馆是杭州市第二课堂计划重镇，杭州市在读学生则是第二课堂最重要的主体。在第二课堂领导组队补贴资金的计划中，第二课堂券的分发由学校负责。且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学生的第二课堂成绩便逐渐受到学校重视。由此出现了第一种联动方式：学校与博物馆联动。该联动由学校与博物馆组织，由学校教师与博物馆讲解员担任引导者，其主要形式是将课堂搬至博物馆，使用博物馆的丰富藏品与展览结合将课本知识进行课程的再编排，组织学生前往博物馆参与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部分学校中，教师作为第二课堂的主要引导者，课程由教师编排；而在另一部分学校，课程引导与编排主要由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如浙江自然博物馆推出的“走进岩石世界——自然梦想课堂”主题实践活动便通过馆内矿石标本的展示讲授了小学四年级一个单元的矿物岩石科学课程。学校与博物馆进行联动，不仅限于将眼光放在馆内，博物馆所编排课程中还包括户外实践拓展类课程。如浙江自然博物馆与下城区江心岛小学联动研发出的拓展性课程“探寻苔藓足迹”活动，便通过对户外植物进行介绍与辨别来达到活用知识的效果。在现今责任体制内，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第二课堂的开展仍然大多依靠学校与博物馆之間的联动。
第二种联动的主体为学生与博物馆。第二课堂计划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博物馆中学习，要实现这个目标，步骤有二：其一，通过规定将学生纳入计划轨道；其二，潜移默化施加影响。根据步骤一，杭州市将第二课堂活动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计划》规定，从 2008 年起，六个老城区的中小学生每学年必须参与 6 次以上第二课堂活动，即每学期三次，其中学校集体组织 1 次，学生自行参与 2 次。各学校要通过《成长记录手册》（小学和初中）、《综合实践活动评价手册》（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职业高中），记载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内容、过程和成果，以此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同时，学校将统一发放“第二场馆护照”，学生参与活动后可在各场馆盖章以作认定。
第三种联动存在于社会力量与学生间。在《计划》中，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第二课堂活动场所（包括新建）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因而不少企业积极与学校对接，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如肯德基便向杭州市中小学生开放，建设“学习厨房”，开设课程教导学生进行简单的食物制作。企业与学生之间的联动，显然更具有生活气息，也通过第二课堂的开展为学生打开了职业学习的大门。学生根据规定参与第二课堂活动后，会根据其喜好对将来与场馆间的关系做出选择。只要场馆做好馆内展览建设，营造出适合青少年活动、符合青少年兴趣的氛围，便能与学生之间达成良好的联动契约。
第二课堂中博物馆教育的具体内容与形式
中国许多博物馆具有先进的用户交互设备，如电子触摸屏、3D 仿真体验。但博物馆教育之内容与形式却往往不能与其先进设施相匹配。在现有条件下，多数博物馆通过与学校联动行使其教育职能，但就教学模式与方法而言，却往往是学校教学模式的再复制，未能更好地发挥场馆优势。
目前，博物馆中第二课堂的开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结合春秋游进行外出实践，前往博物馆进行体验，学习层次不深，以游览为主；第二，在场馆内结合班会队会活动主题，如长寿桥小学师生在陆游纪念馆开展“位卑未感忘忧国”主题队会活动；第三，结合学校社团性质开展活动，如扎染社团在织锦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第四，由家长或教师陪同直接参与场馆内成熟主题活动；第五，进行体验实践类课程学习。此外，部分学校与博物馆之间达成了沟通协议：部分教师进入场馆内接受培训，使其能熟练运用馆内教学素材；同时，部分博物馆工作人员也会参与学校课堂，通过了解课纲与课程疑难点，结合博物馆内藏品，向教师提出中肯建议并将知识内容融入博物馆所开设的活动。受限于现阶段课程与学习体系，第二课堂实际上有着向第一课堂靠拢的趋势。许多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实质上只改变了第一课堂知识学习的方式，并趋向于弥补原有课程中的知识空白，依靠博物馆新鲜感吸引学生的兴趣。这样的方法固然是对现有学习体系的妥协，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但所涉内容过于浅显，不利于学生的进一步探索与研究。在教育方式上，属于初级教导解说型与刺激—反应型的教育方式，还未能引导学生进入更深层次的拓展阶段。
与中国不同，许多西方国家在博物馆教育具体方式上的设置显得更为别具一格。以巴黎科学宫为例，巴黎科学宫构建了由学校、科研院所、家庭、社区与其他机构等多个主体所形成的多元教育合作模式，将高校与研究所中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博物馆课程策划联系起来，形成一系列既具有科普性又走在科研前沿的课程。同时，科学宫会设计课题，面向高校与科研机构进行征集，调动尖端人力资源进行教育活动。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上，科学宫在常设展览中安排了专业人员进行短小科学演示项目，还专门为之设置了 58 间专业演示厅、45 位从社会征集的教师以保障演示活动的进行。与巴黎科学宫相比，中国博物馆的教育方式体现出了明显的不足。现今中国博物馆教育工作仍以科普为主，与科研前沿知识缺少对接，在知识讲解上显得老生常谈，缺乏吸引人的教学形式。若抛开课程必须要与场馆对接的固有思维，将关注点放在学生兴趣点上，尝试讲究“无用之学”，课程形式可拓展的空间便大了许多。
第二课堂与博物馆教育之维持机制探讨
现阶段中国教育之发展，往往在观望与借鉴间踌躇。长期落后的学术与实践经验催生出拿来主义心态，在人们心中，西方在某种程度上便代表了先进与科学。但现有教育体制又宛如一只庞大巨兽，还未等到动刀之时便已掣肘良多。庞大的体量与维稳心态，加之众口铄金的压力，使得改革步履维艰，而先天性崇拜心态所携来照搬照抄的可能性也被无限放大。或许国外各大博物馆之教育方式令国人羡慕，但少有国人重视国外博物馆教育模式如何建立及其发展。若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便不可能以鼓舞爱国精神与公民精神为名义，发展博物馆教育。以美国为例，若无 1969 年《税务改革法案》给予慈善组织优惠税收待遇，便不可能有美国博物馆兴建高潮与社群主义之繁荣。当国人期望拥有与西方相同质量的博物馆教育时，却往往忽略了制度本身的推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杭州市第二课堂计划借鉴了美国经验，一方面向博物馆及慈善社会力量提供税收优惠，另一方面采用第二课堂券博物馆工作进行评估。现行杭州博物馆教育发展机制便是建立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上，而经济效益所带来的持久性并非指令与规定可比。如此，博物馆与社会慈善力量便自愿成为第二课堂建设的主力军。将来国内是否会出现社群主义高潮，从杭州的变化便可见一斑。同时，为青少年提供活动场所的企业与场馆除了能得到经济利益之外，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成功塑造了热爱公益、回报社会的良好形象，从而有利于企业与场馆的进一步发展。杭州市作为国内首个提出第二课堂建设的地区，在教育改革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从 2008 年至今，杭州市第二课堂机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场馆数量增长、参与人数增加，更体现在第二课堂活动组织思维之变化上。重视学生个体，重视自由思维，重视动手与实践的意识，不仅仅是第二课堂的专利，还应该被纳入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识中，从而让孩子更好地发展自身，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二课堂与博物馆教育
在教育概念中，第二课堂也称第二渠道教育，是在第一课堂即课堂教学之外，在教师指导下以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开发智力，培养学生的探索创造和应变能力等，有组织、有计划、有要求的教学活动。
第二课堂具有第一课堂所不具有的许多优点。首先第二课堂克服了传统课堂知识的不及时性，能即时传递最新信息，并突破了教学大纲与教材的局限，将学习内容多样化。同时，第二课堂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由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处理者，学生可以通过亲手实践内化知识，从而趋向知行合一。
在传统课堂弊病暴露的情况下，第二课堂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杭州下城区所开展的第二课堂计划主要依靠各博物馆及纪念馆、展览馆进行，因而其在实践实质上应主要为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教育是依托于博物馆展品与展览而进行的教育，与学校教育相对，属第二课堂中的一支。博物馆教育勃兴于公共学校与公共博物馆的出现，随着博物馆的发展而发展，其教育形态与内容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以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前，博物馆教育主要模式为宣扬理性教化与意识形态，其往往作为民族国家构建的工具而出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教育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而吸收了更多要素，逐渐转向个体化学习与体验。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博物馆教育便由此发展而来。
博物馆教育通过建立展品与参观者之间的联系，见微知著，对参观者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以“物”和“实证”为核心进行，通过展品资料及其可视化呈现给予参观者学习内容。同时，博物馆精心排列展品形成展览，或纵向展示历史，或横向比较历史，或以小见大点出历史，给予参观者以发展脉络与学习方向，促成参观者所受经验随“实物-流程-观念”这一流程阶梯上升，最终影响参观者之人生观念与世界观念。英国博物馆学家格林黑尔对博物馆教育功能总结道：“博物馆的所有活动都具有教育的目的，包括资料的收集、展览设计和产生、特殊活动以及教学会议的安排。”
在《欧洲博物馆教育项目策划的特点分析》一文中，作者总结了四种欧洲乃至全世界博物馆所采用的教育方式：第一，教导解说型，即由教导者按照一定理性程序，由简单至复杂进行教学，教导者可以是解说员、教师，也可以由资料文本、录音等预先设好的资料承担角色；第二，刺激—反应型，与教导解说型同属较为传统教导方式。举例来说，博物馆电子屏上为参观者所设互动键便是此种方式之体现；第三，发现学习型，注重构建一定空间引导学习者探索，如探索角等区域的设置；第四，建构主义型，完全以学习者为中心，他物只起引导之作用。 我国现今大多数博物馆只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讲解人员和交互设备，属教导解说型与刺激—反应型，但同时也有少数博物馆为参观者设计了探索区域，如杭州博物馆所设计的亲子考古体验区。总的来说，我国博物馆教育形式依旧较为保守与传统，未能调动参观者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也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博物馆教育的特色与优势，我国的博物馆教育体系依旧不成熟。
杭州市第二课堂与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教育作为第二课堂开展的重要形式，已在西方普遍开展。许多西方国家都会专门设置博物馆参观课程作为学习的一部分，在博物馆开展的课程不仅限于艺术类，许多历史类、自然科学类课程也会在博物馆开设。国外的公益场馆教育开展较早，且一直将与学校交流沟通作为公益场馆教育的中心内容，将学生作为主要对象，同时设计适合成人学习的展览与区域，推动终身学习。
杭州历史悠久，经济发达。博物馆、纪念馆等场馆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开展博物馆教育。2007 年，杭州市出台实施《杭州市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行动计划》，配套出台了《杭州市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场馆考核奖励试行办法》《杭州市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券使用及管理试行办法》等 6 个文件安排相关事宜，并从 2008 年开始正式实施。第一批开放 67 个场馆，第二批新增 7 个场馆。
第二课堂之场馆及场馆补贴形式
第二课堂活动地点设置在杭州市各大场馆。政府推出了包括文博类、名人纪念馆故居类、革命历史纪念类、文化科普类、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5 大类场所作为“第二课堂活动基地”。其中文博类包括：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杭州西湖博物馆等；名人纪念馆、故居类包括：岳飞墓、陆游纪念馆、盖叫天故居等；革命历史纪念馆包括杭州革命烈士纪念馆、梅家坞周总理纪念室等；文化科普类包括杭州植物园、杭州动物园、西溪湿地国家公园等；青少年活动中心两个，即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杭州青少年发展中心。《计划》就博物馆教育方面对场馆做出了如下要求：第一，根据青少年需求布展；第二，为青少年专设课程、探索空间与辅导机构；第三，推进场馆与街道合作，进行展览流动。不难看出，政府正积极施加压力让博物馆方重视自己的教育职能，并推动博物馆教育从教导解说型与刺激—反应型向发现学习型与建构主义型转变。
同时，《计划》规划政府为公益场馆提供财政补贴。为调动各场馆建设第二课堂的积极性，杭州市政府设计了第二课堂券，政府部门根据券纸回收份额为各个场馆分配财政补贴。且政府给予了进行第二课堂建设的场馆税收优惠。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免费向全市 25 万名中小学生发放由市区两级财政出资 600 万元的第二课堂券，每人 6 张/年，价值 22 元。 第二课堂券包括学校券和学生券两种。其中学校券两张，每张券票面额为 5 元（含 2 元交通费联），学生券四张，每张票面额为3 元。市级在校中、小学生第二课堂券补助资金由市财政承担，各区在校中、小学生第二课堂券补助资金由市、区财政各承担 50%。第二课堂券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印制并向下发放给学校，由学校发给学生。学生前往公益性场馆时，使用该券。馆方将券纸收集，结合经费花费情况做出总结表后，要接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考核验收。考核完毕后，小组将公布考核结果并通报市、区财政部门直接将补助资金拨付至各公益单位与学校。其次，实行支持第二课堂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来说，对列入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名录的公益性活动场所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用于该场所的事业发展。课堂券的发放与回收，在规避场馆“收钱不办事”态度的同时，建立了量化考核标准，并将其与补助资金直接挂钩，优化了补助资金配置，同时以势在必得的强硬态度和论功行赏的原则推动博物馆进行课程建设。税收政策则给予各大场馆以直接优惠，行政力量通过对资金流的控制，在场馆内铺开了第二课堂计划。 第二课堂之场馆中联动机制
博物馆等场馆是杭州市第二课堂计划重镇，杭州市在读学生则是第二课堂最重要的主体。在第二课堂领导组队补贴资金的计划中，第二课堂券的分发由学校负责。且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学生的第二课堂成绩便逐渐受到学校重视。由此出现了第一种联动方式：学校与博物馆联动。该联动由学校与博物馆组织，由学校教师与博物馆讲解员担任引导者，其主要形式是将课堂搬至博物馆，使用博物馆的丰富藏品与展览结合将课本知识进行课程的再编排，组织学生前往博物馆参与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部分学校中，教师作为第二课堂的主要引导者，课程由教师编排；而在另一部分学校，课程引导与编排主要由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如浙江自然博物馆推出的“走进岩石世界——自然梦想课堂”主题实践活动便通过馆内矿石标本的展示讲授了小学四年级一个单元的矿物岩石科学课程。学校与博物馆进行联动，不仅限于将眼光放在馆内，博物馆所编排课程中还包括户外实践拓展类课程。如浙江自然博物馆与下城区江心岛小学联动研发出的拓展性课程“探寻苔藓足迹”活动，便通过对户外植物进行介绍与辨别来达到活用知识的效果。在现今责任体制内，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第二课堂的开展仍然大多依靠学校与博物馆之間的联动。
第二种联动的主体为学生与博物馆。第二课堂计划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博物馆中学习，要实现这个目标，步骤有二：其一，通过规定将学生纳入计划轨道；其二，潜移默化施加影响。根据步骤一，杭州市将第二课堂活动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计划》规定，从 2008 年起，六个老城区的中小学生每学年必须参与 6 次以上第二课堂活动，即每学期三次，其中学校集体组织 1 次，学生自行参与 2 次。各学校要通过《成长记录手册》（小学和初中）、《综合实践活动评价手册》（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职业高中），记载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内容、过程和成果，以此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同时，学校将统一发放“第二场馆护照”，学生参与活动后可在各场馆盖章以作认定。
第三种联动存在于社会力量与学生间。在《计划》中，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第二课堂活动场所（包括新建）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因而不少企业积极与学校对接，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如肯德基便向杭州市中小学生开放，建设“学习厨房”，开设课程教导学生进行简单的食物制作。企业与学生之间的联动，显然更具有生活气息，也通过第二课堂的开展为学生打开了职业学习的大门。学生根据规定参与第二课堂活动后，会根据其喜好对将来与场馆间的关系做出选择。只要场馆做好馆内展览建设，营造出适合青少年活动、符合青少年兴趣的氛围，便能与学生之间达成良好的联动契约。
第二课堂中博物馆教育的具体内容与形式
中国许多博物馆具有先进的用户交互设备，如电子触摸屏、3D 仿真体验。但博物馆教育之内容与形式却往往不能与其先进设施相匹配。在现有条件下，多数博物馆通过与学校联动行使其教育职能，但就教学模式与方法而言，却往往是学校教学模式的再复制，未能更好地发挥场馆优势。
目前，博物馆中第二课堂的开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结合春秋游进行外出实践，前往博物馆进行体验，学习层次不深，以游览为主；第二，在场馆内结合班会队会活动主题，如长寿桥小学师生在陆游纪念馆开展“位卑未感忘忧国”主题队会活动；第三，结合学校社团性质开展活动，如扎染社团在织锦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第四，由家长或教师陪同直接参与场馆内成熟主题活动；第五，进行体验实践类课程学习。此外，部分学校与博物馆之间达成了沟通协议：部分教师进入场馆内接受培训，使其能熟练运用馆内教学素材；同时，部分博物馆工作人员也会参与学校课堂，通过了解课纲与课程疑难点，结合博物馆内藏品，向教师提出中肯建议并将知识内容融入博物馆所开设的活动。受限于现阶段课程与学习体系，第二课堂实际上有着向第一课堂靠拢的趋势。许多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实质上只改变了第一课堂知识学习的方式，并趋向于弥补原有课程中的知识空白，依靠博物馆新鲜感吸引学生的兴趣。这样的方法固然是对现有学习体系的妥协，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但所涉内容过于浅显，不利于学生的进一步探索与研究。在教育方式上，属于初级教导解说型与刺激—反应型的教育方式，还未能引导学生进入更深层次的拓展阶段。
与中国不同，许多西方国家在博物馆教育具体方式上的设置显得更为别具一格。以巴黎科学宫为例，巴黎科学宫构建了由学校、科研院所、家庭、社区与其他机构等多个主体所形成的多元教育合作模式，将高校与研究所中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博物馆课程策划联系起来，形成一系列既具有科普性又走在科研前沿的课程。同时，科学宫会设计课题，面向高校与科研机构进行征集，调动尖端人力资源进行教育活动。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上，科学宫在常设展览中安排了专业人员进行短小科学演示项目，还专门为之设置了 58 间专业演示厅、45 位从社会征集的教师以保障演示活动的进行。与巴黎科学宫相比，中国博物馆的教育方式体现出了明显的不足。现今中国博物馆教育工作仍以科普为主，与科研前沿知识缺少对接，在知识讲解上显得老生常谈，缺乏吸引人的教学形式。若抛开课程必须要与场馆对接的固有思维，将关注点放在学生兴趣点上，尝试讲究“无用之学”，课程形式可拓展的空间便大了许多。
第二课堂与博物馆教育之维持机制探讨
现阶段中国教育之发展，往往在观望与借鉴间踌躇。长期落后的学术与实践经验催生出拿来主义心态，在人们心中，西方在某种程度上便代表了先进与科学。但现有教育体制又宛如一只庞大巨兽，还未等到动刀之时便已掣肘良多。庞大的体量与维稳心态，加之众口铄金的压力，使得改革步履维艰，而先天性崇拜心态所携来照搬照抄的可能性也被无限放大。或许国外各大博物馆之教育方式令国人羡慕，但少有国人重视国外博物馆教育模式如何建立及其发展。若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便不可能以鼓舞爱国精神与公民精神为名义，发展博物馆教育。以美国为例，若无 1969 年《税务改革法案》给予慈善组织优惠税收待遇，便不可能有美国博物馆兴建高潮与社群主义之繁荣。当国人期望拥有与西方相同质量的博物馆教育时，却往往忽略了制度本身的推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杭州市第二课堂计划借鉴了美国经验，一方面向博物馆及慈善社会力量提供税收优惠，另一方面采用第二课堂券博物馆工作进行评估。现行杭州博物馆教育发展机制便是建立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上，而经济效益所带来的持久性并非指令与规定可比。如此，博物馆与社会慈善力量便自愿成为第二课堂建设的主力军。将来国内是否会出现社群主义高潮，从杭州的变化便可见一斑。同时，为青少年提供活动场所的企业与场馆除了能得到经济利益之外，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成功塑造了热爱公益、回报社会的良好形象，从而有利于企业与场馆的进一步发展。杭州市作为国内首个提出第二课堂建设的地区，在教育改革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从 2008 年至今，杭州市第二课堂机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场馆数量增长、参与人数增加，更体现在第二课堂活动组织思维之变化上。重视学生个体，重视自由思维，重视动手与实践的意识，不仅仅是第二课堂的专利，还应该被纳入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识中，从而让孩子更好地发展自身，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