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初期国际仲裁思想的起源——论杜波瓦的仲裁思想

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jhzjhzjh11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杜波瓦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倡导建立国际常设仲裁机构的思想家。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其仲裁思想只停留在简单介绍或标签化认识的层次,对此,本文结合13世纪后期-14世纪初期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形势和思想语境展开精细化研究。在这个时期,"城市国家"和"没有上级的君主"等主权性政治体逐渐崛起,严重冲击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秩序。杜波瓦建议设立一个理事会管理基督教世界公共事务,通过常设性仲裁制度解决国家间争端,确立新的战争与和平法则。本质上,杜波瓦的仲裁思想是为了抑制强权政治的负面效应。杜波瓦的构思在中世纪晚期并未得到落实,但其对于现代主权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区域政治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他文献
康德主张启蒙的关键在于理性的公共运用,而这种运用指任何一个人作为学者面向全体公众表达和阐释自身的思想,其目的在于自由交流和寻求真理。理性的公共运用体现了每个人都具备思想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身份。对应于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身份之相应性质,思想意义上的世界公民的三种基本特征分别是:以交流为旨趣;以自由讨论与理性论辩的方式,追求哲学事业中的永久和平,追求真理与德性;以批判和自我批判实现理性的成熟这一最终目的。思想意义上的世界公民理念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批判达到理性的成熟,而这恰好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基本构想。作为启蒙
低音提琴因长期担任着交响乐队的低音声部职能而缺乏独立表现的价值,但随着现代作曲技术和低音提琴演奏技法的发展,低音提琴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表现可能。作曲家姚晨的三部作品《骏》、《婵娟》和《走索》,集中体现了低音提琴在当代作品中的表现力。同时,演奏家和作曲家在合作中对低音提琴在表现不同情景中的独特音响进行了诸多探索。
宋代地方行政区划,是路、州、县三级制,抑是准三级制,州、县二级制?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然而,深入考察两宋地方行政管理历史可知,宋代确实存在路、州(府、军、监)、县三级管理体制。所以出现不同观点,原因在于宋代路级行政区划,不是单元的路长官管理体制,而是多元路长官,即路监司集体分工管理路级行政、财政、刑法的体制,且在南宋因军事需要,旁生帅司路,路级监司管理体制,又增入了新的成分,使宋代路级地方行政管理呈现出权力分散、相互牵制的特色。在维持两宋三百年中央集权过程中,监司路、帅司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值得重视。
概念主义和非概念主义之争是当代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场争论也渗透到康德学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立场。非概念主义认为"无概念则盲"并不表明概念对于感知是必要的,形成感知对象所需的综合功能能够在非概念的条件下完成,且提出了一些感知的非概念特征;相反,概念主义则认为范畴在感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综合有赖于知性的作用,如果否认了概念在感知对象中的作用,先验演绎的任务就是失败的。相较而言,概念主义解读更有说服力,在康德那里范畴对于感知对象是不可或缺的,但康德式的概念主义并不同于麦克道威尔式的概念主义,前者能够
期刊
明代洪武末年创设的19座山东海疆卫所城市,大大改变了区域内城市群体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宏观尺度来看,海岸地理形态及海口布局、明初半岛东部的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城市选址的两大因素。就微观尺度而言,选址特征有二:城址多位于小型半岛、岬角之上,襟海以控制海湾,枕山以居高临下;在城市用水方面,卫城与所城存在优劣之别,卫城多优于所城。时至20世纪中期,19座卫所城市全部退出"城市"序列。对明代山东海疆卫所城市在区域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宜估计过高,根本原因是当初选址的首要考量在于军事防守。明代以降山东沿海城市群体的兴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学者普遍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大量名流"出山",投身政治实践并卷入高层政争。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学者从政改善了当时的人才流动机制,改变了当时的学术生态,也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格局,然而并未根本改善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更无法扭转国运、改变大势。对许多学者个人来说,反而因此影响了学术生产,甚至下场不佳;于公于私,均可谓得不偿失。因此,该热潮的实效不宜片面高估。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深度扞格或本质性差异。这也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难题。
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曾计划借川黔力量牵制滇唐对北伐的干预;蒋介石虽知诸实力派与其之接触系投机行为,但仍对他们表示笼络。唐继尧执掌滇政之时,蒋介石视云南为敌对力量,二六政变后则逐渐调整了对滇政策。宁汉对峙时期,蒋介石对滇川黔地方实力派多予怀柔,滇川黔地方实力派亦在宁汉之间选择支持蒋介石。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对滇川黔地方实力派主要仍实行怀柔之策,但其间亦根据形势变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三省政局走向,但并未触动三省政治之根本核心。滇川黔三省地方实力派并无角逐中央政治的欲望,对南京政府主要采取"观望"或象征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以权利为中心而建构起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样态。从商法角度看,农地三权分置旨在推动集体、农户与经营者三类主体之间构建商事准备法律关系。这种商事准备一旦完成,便进入到商事交易阶段。在商事交易中,合作社商人应该遵循农地、商事与同构等三个原则,并据此形成管道、契约和组织参与等三种参与方式,以有效实践农地三权分置。从纵向看,集体化以来,我国农村遭遇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激烈变革,合作社也随之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嬗变过程。
社与社祭是中国社会的古老传统,起源于上古并遗留至今,既存在于国家礼仪,又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国家和社区的认同标识,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最具贯通性的表征。人们通常认为社与社祭已经消亡,但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它或继续存在,或不断变身,在各个区域多元而不同步的发展过程中持续生成或得到重塑。从不同区域现存的社与社祭的观察出发,可以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对历史过程中的"折叠"与"拉伸"有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