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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抗日的战场上活跃着多支抗日义勇军,在这些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武装——流亡到关内的冯庸大学的女子义勇军。她们来自沈阳,怀揣着失去家园的国恨家仇,一路含泪唱着《松花江上》,在颠沛流离的泥泞路上,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她们风餐露宿,不怕牺牲,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屡建奇功,谱写了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中曾有大批女战士,比如七七事变后广西组织的广西女子学生军和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组织的广东女兵,都曾在抗日战场上颇有名气。但在抗战文献史中最早出现的女兵身影,就是冯庸大学的女子义勇军。
冯庸大学对今天的沈阳人来说有些陌生。这份陌生不仅是因为冯庸大学在沈阳仅仅存在4年,更是因为这所大学的遗址虽然能找到,但已没有了任何遗迹。或许,很多居住在沈阳市铁西区滑翔小区的人只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一座滑翔机场,却不曾想到,那里曾是冯庸大学。冯庸大学之名来自校长冯庸,这是中国第一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私立大学。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是张作霖的至交,曾任民初陆军第28师师长。冯庸与张学良同年生,两人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同称“东北两公子”,感情深厚,至死不渝。冯庸早年毕业于北平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空军司令。
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26岁的冯庸决定弃兵办学,走工业救国之路。他拿出冯家几乎全部的私产投资办学,包括几十万亩田地、钱款,总价值近400万银元,在沈阳铁西汪家河子村(今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创办了冯庸大学。当时设机械、木工、法律等9个系,学费全免,从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进步学生来此求学,学生总数达700多人,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面对内忧外患,馮庸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工业落后,而“工业兴国,先育人才”,这是他创办“冯大”的初衷。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教育机会均等”,青年人不论出身贵贱贫富,不论男女享受教育的机会都应该是均等的。他冀图通过办学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快工业救国步伐,从而有力地抵制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冯庸大学不仅教授学生学习文化,除课堂上应该讲授的课程外,冯庸规定,人人都要在雪地上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的品质。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成为后来冯庸大学义勇军的骨干力量,其中包括那些日后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女学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冯庸大学本该平静的教学和生活被打破,由于冯庸一向以爱国、独立、自由为宗旨,日军早已对其不满。冯庸被日军软禁,冯庸大学也被洗劫一空。被软禁之后,冯庸秘密嘱托“冯大”师生撤退至北平,坚持办学。9月21日晚,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在校监和秘书长的组织下,集体从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北平,当时张学良同情流亡学生,将北平西直门里崇元观5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拨给了“冯大”师生,供其临时生活和教学。
这期间,冯庸通过多方面的帮助逃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几经辗转到了北平,并宣布冯庸大学复校。在“国将不国,校何存焉”的情况之下,冯庸很快将撤离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一面继续办学,一面组建学生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1日,在张学良支持下,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在冯庸的率领下,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的学生们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奔赴前线。“冯大”抗日义勇军到达上海后编成3个中队,配合守军第十九路军警戒浏河前线。冯庸的战前动员慷慨激昂:“本义勇军这次南来,不辞跋涉,关山千里,声援十九路军,参加对日作战,全体战士个个抱必死之心……以歼丑虏。”由于冯庸办学主张兼容并包,男女平等,学生义勇军中有16名女学生,组成“女子抗日义勇中队”,由冯庸夫人、冯庸大学体育系学生龙文彬出任队长,她们短发男装,当时被称为“抗日花木兰”。为阻击日军在浏河附近登陆,她们与其他抗日力量并肩战斗,同仇敌忾,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当年,战地摄影记者陈昺德、王兰、卢振文等人,用照相机记录了冯庸大学女子义勇军的飒爽英姿,并把这些照片刊发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华画报》上,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人们看到了全国民众支持淞沪抗战,尤其是来自东北的女学生义勇军,风餐露宿不怕牺牲,战斗在淞沪抗战最前线,社会各界立即掀起了抗日的狂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支援淞沪抗战。
照片中,女学生们皆戴式样优雅的船形帽,而且服装得体,英姿飒爽。这些怀着国恨家仇的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军,在战场上并非镀金或走秀,根据历史记载,她们确实深入前线,参加了多场直接的对日战斗。她们克服对南方潮湿气候的不适应,肩负着歼灭倭寇、战地救护、监视敌情、阵地宣传等多项任务。3月1日,日军以一个师团兵力在十九路军侧背的七丫口登陆,直扑其后方咽喉浏河。此时,十九路军在浏河没有驻军,守在那里的就是冯庸大学的男女学生军。幸而增援的中央军第五军宋希濂旅长率521团第1营及时赶到,否则这些学生可能全部要牺牲在浏河。
1933年年初,日军进攻热河,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从后来发现的一份日方资料《热河长城血战录》证实,“冯大”女子义勇军也参加了热河保卫战。热河——长城战役中冯庸大学的3名学生兵在凌源战斗中被俘,其中包括一名叫作杨淑真的女子义勇军战士。幸好,在同为海城老乡的翻译帮助下,这名女生后来脱离险境。
这些女大学生,她们本都是性格温柔、清纯可人、才华横溢的女子,如果不是战争,她们都会成为优秀的女人,平静地度过余生。但是世事无常,抗日战争爆发,她们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流离失所。从此,她们由一个个清纯秀丽的温柔才女变为与冯庸一起共赴国难的战士,成为无数抗日义勇军中的一员,一个个抗日版的“花木兰”由此诞生。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面对家国仇、民族恨,在与保家卫国的男人们并肩杀敌的血火淬炼中,女子义勇军壮怀激烈,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似硬汉堆里的一株株“山茶花”,芬芳夺目,她们的壮举永载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史册。
曾经的冯庸大学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中曾有大批女战士,比如七七事变后广西组织的广西女子学生军和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组织的广东女兵,都曾在抗日战场上颇有名气。但在抗战文献史中最早出现的女兵身影,就是冯庸大学的女子义勇军。
冯庸大学对今天的沈阳人来说有些陌生。这份陌生不仅是因为冯庸大学在沈阳仅仅存在4年,更是因为这所大学的遗址虽然能找到,但已没有了任何遗迹。或许,很多居住在沈阳市铁西区滑翔小区的人只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一座滑翔机场,却不曾想到,那里曾是冯庸大学。冯庸大学之名来自校长冯庸,这是中国第一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私立大学。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是张作霖的至交,曾任民初陆军第28师师长。冯庸与张学良同年生,两人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同称“东北两公子”,感情深厚,至死不渝。冯庸早年毕业于北平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空军司令。
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26岁的冯庸决定弃兵办学,走工业救国之路。他拿出冯家几乎全部的私产投资办学,包括几十万亩田地、钱款,总价值近400万银元,在沈阳铁西汪家河子村(今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创办了冯庸大学。当时设机械、木工、法律等9个系,学费全免,从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进步学生来此求学,学生总数达700多人,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面对内忧外患,馮庸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工业落后,而“工业兴国,先育人才”,这是他创办“冯大”的初衷。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教育机会均等”,青年人不论出身贵贱贫富,不论男女享受教育的机会都应该是均等的。他冀图通过办学培养高层次人才,加快工业救国步伐,从而有力地抵制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冯庸大学不仅教授学生学习文化,除课堂上应该讲授的课程外,冯庸规定,人人都要在雪地上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的品质。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成为后来冯庸大学义勇军的骨干力量,其中包括那些日后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女学生。
组建女子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冯庸大学本该平静的教学和生活被打破,由于冯庸一向以爱国、独立、自由为宗旨,日军早已对其不满。冯庸被日军软禁,冯庸大学也被洗劫一空。被软禁之后,冯庸秘密嘱托“冯大”师生撤退至北平,坚持办学。9月21日晚,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在校监和秘书长的组织下,集体从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北平,当时张学良同情流亡学生,将北平西直门里崇元观5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拨给了“冯大”师生,供其临时生活和教学。
这期间,冯庸通过多方面的帮助逃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几经辗转到了北平,并宣布冯庸大学复校。在“国将不国,校何存焉”的情况之下,冯庸很快将撤离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一面继续办学,一面组建学生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1日,在张学良支持下,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在冯庸的率领下,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的学生们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奔赴前线。“冯大”抗日义勇军到达上海后编成3个中队,配合守军第十九路军警戒浏河前线。冯庸的战前动员慷慨激昂:“本义勇军这次南来,不辞跋涉,关山千里,声援十九路军,参加对日作战,全体战士个个抱必死之心……以歼丑虏。”由于冯庸办学主张兼容并包,男女平等,学生义勇军中有16名女学生,组成“女子抗日义勇中队”,由冯庸夫人、冯庸大学体育系学生龙文彬出任队长,她们短发男装,当时被称为“抗日花木兰”。为阻击日军在浏河附近登陆,她们与其他抗日力量并肩战斗,同仇敌忾,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驰骋战场的“抗日花木兰”
当年,战地摄影记者陈昺德、王兰、卢振文等人,用照相机记录了冯庸大学女子义勇军的飒爽英姿,并把这些照片刊发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华画报》上,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人们看到了全国民众支持淞沪抗战,尤其是来自东北的女学生义勇军,风餐露宿不怕牺牲,战斗在淞沪抗战最前线,社会各界立即掀起了抗日的狂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支援淞沪抗战。
照片中,女学生们皆戴式样优雅的船形帽,而且服装得体,英姿飒爽。这些怀着国恨家仇的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军,在战场上并非镀金或走秀,根据历史记载,她们确实深入前线,参加了多场直接的对日战斗。她们克服对南方潮湿气候的不适应,肩负着歼灭倭寇、战地救护、监视敌情、阵地宣传等多项任务。3月1日,日军以一个师团兵力在十九路军侧背的七丫口登陆,直扑其后方咽喉浏河。此时,十九路军在浏河没有驻军,守在那里的就是冯庸大学的男女学生军。幸而增援的中央军第五军宋希濂旅长率521团第1营及时赶到,否则这些学生可能全部要牺牲在浏河。
1933年年初,日军进攻热河,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从后来发现的一份日方资料《热河长城血战录》证实,“冯大”女子义勇军也参加了热河保卫战。热河——长城战役中冯庸大学的3名学生兵在凌源战斗中被俘,其中包括一名叫作杨淑真的女子义勇军战士。幸好,在同为海城老乡的翻译帮助下,这名女生后来脱离险境。
这些女大学生,她们本都是性格温柔、清纯可人、才华横溢的女子,如果不是战争,她们都会成为优秀的女人,平静地度过余生。但是世事无常,抗日战争爆发,她们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流离失所。从此,她们由一个个清纯秀丽的温柔才女变为与冯庸一起共赴国难的战士,成为无数抗日义勇军中的一员,一个个抗日版的“花木兰”由此诞生。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面对家国仇、民族恨,在与保家卫国的男人们并肩杀敌的血火淬炼中,女子义勇军壮怀激烈,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似硬汉堆里的一株株“山茶花”,芬芳夺目,她们的壮举永载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