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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于斯
不要相信一本太厚的非工具书。不要拿上一个朝代的那些事儿赚钱。不要用历史人物的物质性局限建立现代生活的舒适指数。不要取消考古队的编制。不要自我加冕。不要减少现有国家的存在数量。不要乞求肤色承担教养的责任。不要视夜间道路为黑暗的方向。不要相信油价上涨的理由。不要酒后写诗。不要讥笑袁隆平不发表论文。不要猜测井井有条来自哪个谜面，也不要相信历史的巧合。不要用保温桶的凉开水检测耐心。不要在春天讲述乡村色情故事。不要加入偷菜者的行列。不要在广场上用地理老师的眼光爱抚风景。不要向屈原、梁祝和魏晋的月亮吐痰。不要赞成把天津市变成北京郊区。
1
替受了委屈的弟弟出气就是为自己伸张正义——他也只是一个少年，但他毫不犹豫地把对方的柴刀扔入山谷，宁肯让父亲责骂自己一顿，再赔偿人家一把新柴刀。三十年后他游荡于家乡山中，在山谷里意外地发现了那把锈蚀不堪的柴刀。因为已经赔过人家，从法律上讲柴刀已是父亲的财产可以被他继承。他小心地捡起它来，像找回遗失已久的尊严——作为柴刀的新主人，他用抓阄的方式决定不带它下山，弟弟和父亲去世后他已惯于孤独，不想再让一把柴刀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触景生情的角色。
2
科学家创造了光年用来计算星体间的距离，但这个虚拟的速度单位却披着一件永恒的偷梁换柱的外衣：没有一位科学家能亲身完成光年的体验，所有对光年的陈述都来自于光年之外的借代：十万亿公里，一个超出人类想象的距离，连不服气的孙悟空也会累个半死。跃跃欲试的光年其实是一个静止的近似无用的概念活在纸上谈兵的理论中，甚至连概念也称之不上：它既不具备生活的存在价值，也谈不上艺术的虚构贡献。情况就是这样，所有速度太快的事物都难逃不受历史青睐的厄运。
3
梦游的记忆。他打开电脑修改了文件中的一个标点符号，然后关闭电脑，长久地凝视着插排上面的红色指示灯，从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无言的世界。但他在清晨证明不了自己——如果他梦游，清醒就不成立；如果他清醒，梦游就不再是梦游。他从被修改的文件中找到了时间的证据，但一个标点符号根本不可能完成对句子生病后的拘捕、审判或流放。
4
沿着城里唯一热闹的街道（一条公路穿越县城的那部分）闲逛荡。那时，从城南端的外贸公司到城北头的造纸厂，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工厂或者机关里的临时工已不鲜见，因此他时不时会遇上另一个闲逛的自己嘴里叼着“红梅”牌香烟，或在小广场的台球桌上击来捣去，或在脏兮兮的酒馆里一边听邓丽君一边冲着小老板喊“再来两瓶” ！他不看电影，不发电报，偶尔买书，从没有想到要跟县政府对簿公堂，但不影响电影院、邮电局、新华书店和县政府成为县城的必需品，它们的光环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完全褪尽：电影院被拆除，上面盖起了两栋高层建筑，工厂组织观看演出时他曾坐过的11排6号也许已是一家住户的马桶；邮电局一分再分，至少已成为互不相干的四家单位；新华书店的一层变身眼镜店、文具店和服饰店，图书以“上层建筑”的身份被请上二楼一角；只有县政府历经沧桑而不减“侯门深似海”的威严。但那又如何，它早已老得认不出这个曾在城里唯一热闹的街道上闲逛的前青年了，它甚至有点不值得前青年为它多写下一两行文字。
5
他生活的这座城市背靠一条著名的大河。时光流逝，大河越来越疲倦，政府和舆论的挽留更多的是基于对大河的利用。大河曾经是母亲，但如今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奶妈羞于谈论乳汁（1996年，断流126天；1997年，断流226天）：大河面临着和诗歌一样的难题。他在二十岁和三十岁时分别以大河为依据写过两首诗，在四十岁时他想再写一首献给大河——他相信大河奔流是永恒的诗篇而非其他；他必须相信，大河不再奔流也是永恒的诗篇，死在记忆中而非其他。
6
诗人的写作究竟该不该考虑读者的因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他对那些宣称视读者为不存在的诗人深表怀疑：如此，写作已完全没有必要与生活和人发生关系，只需让心灵中的东西在心灵中自生自灭就行了——所谓：“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很荣幸自己是博尔赫斯的支持者。博尔赫斯说，诗人的劳动不在于诗歌，而在于发明理由让诗歌受到称赞。尽管博尔赫斯没有说明受到谁的称赞，但称赞者应该包括读者。
7
法国小说家乔治·佩雷克在其作品《消失》中自始至终隐藏了字母E，以预示某种东西的消失。这是个体的有效努力，但没有获得公共准则的多数通过。字母E在《消失》中消失后，却以另一种面孔宣告归来：每当人们谈论《消失》，必定绕不过消失的字母E，这意味着佩雷克只是把字母E变成了“被消失的字母E”，消失的东西不但没有湮灭，反倒以强化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存在。
8
电信局建议他开通来电显示功能，说每月只需三块钱，所有打来的电话均将无处藏身。他谢绝了。他喜欢目前的状态，拿起话筒才知道对方是谁；也接受这样的事实，有人给他打过电话但他并不知晓。生活中已知的东西已经太多，来电显示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扼杀诗意和想象力的帮凶（瘦比胖更裸露，更下流）。
9
有两个城市可能会带给他“故地重游”的抒怀，它们分别是潍坊和北京。尽管他在济南生活的时间最长（十五年了），但因为至今还居住在这里，济南之于他目前还不能称为“故地”，自然谈不上“重游”。至于出生地五莲，说成“故地”是数典忘祖的行径，根本不为他所容忍。十几年来，去北京的机会并不比去潍坊少，奇怪的是他在北京从未想到“故地重游”这个词，如此说来，只有潍坊配享“故地重游”的礼遇了。在过去的时光中，他也的确有限的表达了他对潍坊的这种感激，有诗为证，有他说给老马的话为证：为了你出行顺畅才修建这么宽的马路，开通这么多公交路线，甚至设了汽车站和火车站；为了你生活方便才有这么多商场、饭店、银行、马路市场；为了你不寂寞，人口从未停止增加而且女性的比例从未减少；为了你租房消磨家庭以外的时光，庞大的市政府迁到了时为农田的东郊；为了你既有飞的感觉又不至于一去无返，制作风筝的人成了工艺大师；为了朋友们谈诗论艺，一份没有公开刊号的报纸苦苦支撑了很多年；为了你心平气和地与这个世界道别，透露一个一般人不告诉他的秘密，你百年之后，这座城市亦将不复存在。最后，为了你午休有人必须主动告辞，以便你在有酒、女人和鼾声的睡眠中完成不知所终的梦幻之旅。 10
幸福变味了吗？不，幸福从来不会变味，变味的是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在一首罗马民歌中，勇敢的小伙子爱上了漂亮的姑娘，于是他请一只鸽子帮忙，把一封信送给远方的姑娘，临行之前，小伙子叮嘱鸽子说：“如果她甜睡还没有醒来/请留下信，悄悄飞开。”不知道今天的人有此际遇，会对鸽子怎样说。幸福和科学技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幸福不是递进的，比如现在——有人一边打着手机，一边对古代的鸿雁传书充满了在路上的期待和怀念。
11
这是一个比喻：地图上的五莲县
形似一只乌龟从黄海爬上岸来
它有四只脚，分别是
于里镇，许孟镇，石场乡，户部乡
它还有一个尾巴，叫作潮河镇
蓦然回首时，脑袋变成了
汪湖镇。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当然，形象的比喻也可能是无趣的联想
多年以来，人们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见而不语—— 一只乌龟
在人世间承受了太多与己无关的
弦外之音，它大概搞不明白
读图时代的世俗问题
为什么中国被喻为雄鸡而五莲县
即使在地图上也那么忌讳
一个只有单向意义的象形比喻
12
汪精卫绝命之时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之前他还曾写过：“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此丰沛、顿悟、酣畅淋漓的诗篇，因为出自汉奸之手而被不齿，被弃置，令人感慨。不知道汪精卫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人们宁愿相信他后悔了，宁愿相信他在生前没有读到过清人胡怀琛的诗：“祖国人人爱，公理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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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号码，听筒里传来占线的语音提示。一次失败的联系，或许是永远失败的联系。他是自己的失踪者，为没有接到过自己的求助电话感到懊恼（这个多余的人，这颗多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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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缺失的年代，历经实践检验的“一诺千金”同样在实践的检验中一再缩水，贬值，谎言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虚伪构成了写作的一部分，德艺双馨构成了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与其玩欺骗的游戏，不如玩真诚的游戏，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问题是，很多时候命运并不听从道理的安排。尼采说，人类的痛苦是最深的痛苦，按照这个逻辑，人类的谎言将是最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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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讲，诗人创造了数量众多的诗篇，但时代的诗意却在众多诗篇的堆砌中日益淡薄。他当然不是指责诗人们热衷于一己的悲欢和得失，因为他自己便经常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恢复时代的诗意不仅仅是诗人的责任，不过，诗人们必须承担起属于诗人的那份责任，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于诗人而言，假如高尚和纯粹勉为其难，那么，守住道德和脱离低级趣味的底线应该不成问题。但愿这不是过于乐观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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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几位诗人的观点中，他断章取义地理解了中西诗歌的差异。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于坚说：“拒绝隐喻。”西川说：“通俗易懂的诗歌就是不道德的诗歌。”维特根斯坦说：“我存在的边界就是我语言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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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钱锺书至死也不认可别人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钱钟书”，也许这只是他的个人洁癖，但在一个简化的时代洁癖何尝不是有风格的勇气？王锺仙因为生活在汉字简化之前从而避开了简化汉字的即时性冒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现在王锺仙面临的“王钟仙”困局和“钱钟书”命运一模一样，却比钱锺书更加无辜：钱至少还有机会在有生之年坚决反对“钱钟书”，而王锺仙只能在不辩一词的被动中接受汉字强行缩水的事实（哦，这个可怜的明朝诗人）。
18
只有航拍的黄河入海才配得上这条大河的最后尊严，那一半浊黄一半深蓝的景观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浪漫给现实主义开出来的现实主义理解不了的心灵处方。今天，当人们面对一张非彩色的黄河入海图时，十有八九给不出正确的答案：说来惭愧，他本人就犯过这种错误而且羞于承认。大海、陆地和长河——在三者相得益彰的地平线上，人类拒不后移，败笔拒不收场，扩大版的泾渭分明拒不妥协：只有航拍的黄河入海才配得上这条大河的最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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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秘密的访问者，他几乎拒绝这里的一切。从一个市镇步行一个小时回到另一个市镇，只是因为那里有一张付费的床位在静候他，而他的访问目的并不在此。在一个岔路口他犹豫了一会儿，不是面临选择，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方向感，而是想通过片刻的犹豫赋予犹豫一种“意在过程”的层次之美：山海之间，夏夜的风拉长了他的孤独，而头顶的路灯散发出带腥味的光芒，只为提醒他身处异乡。
20
渔港小镇有一条叫听云的街道曾令他越走越远。可以肯定，这个名字不会属于时间或者生活的崭新奉献（在奥体中心命名圣火路，市政局的智慧到此为止）。山峰岿然而大海动荡，漫长的听云路走过静谧的诗意的黄昏，直到尽头鱼粉厂的腥味扑面而来，只有一个人和他打招呼，只有一辆旧自行车载着少女的爱情往来于风雨中的乡村，忽然在他身边停住，但却不是为了给他讲述听云路上归去来兮的前世和今生。
21
你听到一个女人说：我深深地爱我丈夫——你凝视着她的眼睛，就会看出这是谎言甚至是诡计：但她毫不羞耻。这不是她的话，这是D.H.劳伦斯的意思。基于对D.H.劳伦斯的尊敬，女人的这句话也不能被信任：我为你而流泪。事实上眼泪只是她自己的水库灌溉自己的农田。像他哀悼父亲，并不是哀悼父亲的死亡，而是恐惧于死者给予生者的新身份——他为自己成为半个孤儿感到一种黑暗慢慢降临的绝望。 22
“愿飞安得翼，欲济何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与其说他喜欢曹丕，不如说他喜欢曹丕的这首诗；与其说他喜欢曹丕的这首诗，不如说他喜欢曹丕所经历的那个时代。
23
偶尔，他回过头读自己的诗。很遗憾，每一次阅读都让他感到失望，每一次阅读都是一个消磨自信的过程。因为自信的缺失，他应该向自信的诗人表示敬意，事实却是他对那些过于自信的诗人充满由衷的不屑。
24
到夏日的海边做客算得上必然的选择。
海滩上的垃圾是去年的粗心人留下来的纪念品。
他试图走向更深的海水，
但初夏以远远不够的热情提醒着
水温偏于严肃。一艘退役的小木船
在海边公园里重新上岗。
一个幼儿园的小姑娘坐在上面
做出划桨的姿势（不能把它称之为旱船
尽管它早已习惯了没有水的生活）
她的父母在旁边摁动相机快门。
斑驳的油漆和朽烂的木质构成了道理的正比例关系。
一艘退役的小木船不愿在记忆中
走得太远，这里的人也不曾把更多意义
装入船舱。他是一个来自异乡的
秘密访问者，邂逅一艘退役的小木船
并不在计划中。他是一个诗人
哦，见过风浪的小木船对此毫无惊讶。
25
勤奋的诗人每年至少写下上千首诗，勤奋而有才的作家兼诗人写小说累了时就通过写诗放松一下自己——在他们眼中，写作成了体力劳动，而诗歌则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斟酌，回味，文章千古事，全都是不过大脑的词汇。他不赞成向文学的“劳动模范”们学习，但要给予勤奋的诗人和勤奋而有才的作家兼诗人们以同行的祝贺。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当他怀念乡村时他生活在城市；当他渴望感动时他的麻木与日俱增；当他愤愤不平时他知道自己又在重复眼高手低的毛病而且乐此不疲。
26
松弛的语言犹似被处无期的囚徒，
等待是唯一的尊严遭受着等待本身的凌辱。
所有的懒惰都找到了借口，
当勤奋写作被视为怜悯时。
27
每次回到父母的村庄，下棋和饮酒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了解这个村子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是局部的。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子有着许多文字记录不了的幽默。但他从不谈论诗歌，因为村子里的另一个诗人早在1633年就去世了。诗人的墓碑上镌刻着：明故诗人王公锺仙之墓。刻有“诗人”字样并且保留至今的墓碑，方圆数百里绝无仅有——但这并非他不谈诗歌的理由，在父母的村庄里下棋和饮酒已经基本完成了诗歌所承担的任务，从古诗到新诗。
28
十几年前，一个受到中学生热烈欢迎的“警句诗人”被另外一些诗人和评论家称之为“小木匠”，他的作品顺理成章地成了批量制造的小板凳。庙堂冷清，小板凳却坐满了人，由不得诗人和评论家们愤愤不平。后来中学生变成了新新人类，毫不怜惜地踢翻了那些曾经沾有他们体温的诗歌小板凳。化用警句的诗篇难免撞到警句的枪口上。失落的小木匠发现，新出场的木匠由于进过庙堂，虽然还是一木匠，但已经不再被称之为“小木匠了”。
29
几百米长的条幅上写满一堆不相关的名字，这种大规模的签名活动近些年颇为盛行。组织者从意义的角度替形式辩解，不仅不知所云，而且不够诚实。最近，又有一个类似的活动开始了，这次的挡箭牌是诗歌，组织者宣称要搞一个百万群众签名的诗歌宣言，打造一个品牌，创建十个基地，走进一百个城市，扶持一千个诗社，培养一万名诗人……这些可笑的递进数字准确地暴露了组织者的“二政府”嘴脸，他们在活动开始时就已经写好了他们需要的工作总结。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曾提出：“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与这位乱世教育家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概比较，上面的事业连配角也称不上。
30
他不需要谎言，但他的生活充满谎言。因此，谎言的问题成为一个一分为二的问题。有的人说谎身不由己，有的人说谎，不但心安理得而且洋洋自得。后者的本领是一种天生的才能。褒贬天生的才能等于褒贬人类自身，这意味着他的生活，他的诗篇，他的野蛮与文明，都曾为谎言预留过有所期待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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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在乡村开了一间小诊所，替别人治病，替别人治病之余偶尔替自己读书和写作。他一直觉得这是一种诗意郁葱的生存状态。有一次朋友跟他谈到了这个问题，朋友说，想象的诗意和被夸大的诗意往往是生活在别处的诗意，而生活在别处的诗意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无用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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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撞碎眉骨吓唬父母；摔折胳膊吓唬父母；藏在废弃的护林小屋里玩失踪吓唬父母——在饱尝冷落的童年，她脑袋里装满各种古怪的念头只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父母时时担心的坏孩子。夜晚降临，没有月亮升起来，只有父母焦灼的呼唤回荡在秋天的山野。她知道自己早晚要向着那喊声跑过去，此前她既不着急也不害怕，镇定地躲在护林小屋哗哗流泪。多年以后她依然孤独地走着但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刻：在孤独开始的地方游戏已经不能带给她任何欢乐和胜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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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他的生活始终笼罩着格言的阴影。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不断地引用其他时代的格言，好像他所生活的是另外一个时代，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他理解今天的人为什么对格言越来越缺乏耐心和热情，因为格言面临着与诗歌差不多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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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诗歌就是自由。这样的论断不值一驳。自文明诞生，绝对意义的自由便已退化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诗歌就是自由，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段。诗歌是什么？这个问题谈论得不是少了而是太多。感谢歌德。他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35
偶尔，他去诗歌网站转转，走马观花而已。那些用母牛的生殖器完成的吹捧和比街头市井更甚的谩骂让他深切地感到，有欲望的诗人比有欲望的诗歌要多得多。他愿意读朋友的诗篇，对好玩的诗篇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对朋友们写好玩的诗篇，他想说：“不。”当诗歌遭遇网络的江湖，还是让他做一个变革时代的沉默者和落伍者吧。
36
他对好人的理解是从伯父开始的，他为世界制定的好人标准隐藏着伯父的身影和伯父对生活目不识丁的爱。这是谁，这是谁，这又是谁。每年春节到墓地去祭扫，伯父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去世的亲人一一指给他记住。没有墓碑的提醒，他必须用心记住：伯父日益衰老，伯父希望百年之后他也能像伯父这样把去世的亲人一一指给他的儿子记住。这片逝者生活的土地如此缓慢，以至于伯父和他离开时看上去有些无关紧要，但他们知道一切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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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欢冒险的生活，也不喜欢冒险的写作——多年来他像拒绝冒险的生活一样拒绝冒险的写作，所以，在众人中他像众人一样循规蹈矩，乏善可陈，像一个哑巴经历灵魂的起义欲言不能。
38
决赛结束，希腊队创造了欧洲杯历史上的又一个童话，与之对应的，是葡萄牙的泪在飞。其实亚军已是葡萄牙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应该欢呼。葡萄牙的泪水并非因为得不到冠军，而是曾与冠军如此近在咫尺。在擦肩而过的瞬间，足球仿佛不再是游戏，它变成了具体的人生。
39
他买回一本著名的诗集，差不多有六百个页码。整整三年，他没有看完甚至根本就没有去看它。这是诗歌的命运吗？他无法回答。他感到羞愧。但这就是诗歌的命运。必须有一个伟大的时代为它搭建歌唱的平台。必须有倾听者。而今天，在许多人眼中伟大的时代已不大于十七的电脑屏幕，倾听也不再是美德露出历尽沧桑后的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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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有自身规律，这是自然、时间与人相互妥协或不妥协的结果。生活和写作也不例外。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试图寻找一条折中的道路。但他发现这个问题是一个无休无止的战斗，永远没有结局或胜利可言，除了自相矛盾，除了顾此失彼。他所有的痛苦和欢乐均源出于此，而他的命运——无论作为人的命运还是诗人的命运，都终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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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不断地增长，想象的空间却越来越小。想象变成了过于奢侈的形式。他的困惑是，如果把想象理解为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配合，那么，诗歌的命运是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不配合？接下来的问题是，有谁能够回答什么是诗歌的命运。
不要相信一本太厚的非工具书。不要拿上一个朝代的那些事儿赚钱。不要用历史人物的物质性局限建立现代生活的舒适指数。不要取消考古队的编制。不要自我加冕。不要减少现有国家的存在数量。不要乞求肤色承担教养的责任。不要视夜间道路为黑暗的方向。不要相信油价上涨的理由。不要酒后写诗。不要讥笑袁隆平不发表论文。不要猜测井井有条来自哪个谜面，也不要相信历史的巧合。不要用保温桶的凉开水检测耐心。不要在春天讲述乡村色情故事。不要加入偷菜者的行列。不要在广场上用地理老师的眼光爱抚风景。不要向屈原、梁祝和魏晋的月亮吐痰。不要赞成把天津市变成北京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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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受了委屈的弟弟出气就是为自己伸张正义——他也只是一个少年，但他毫不犹豫地把对方的柴刀扔入山谷，宁肯让父亲责骂自己一顿，再赔偿人家一把新柴刀。三十年后他游荡于家乡山中，在山谷里意外地发现了那把锈蚀不堪的柴刀。因为已经赔过人家，从法律上讲柴刀已是父亲的财产可以被他继承。他小心地捡起它来，像找回遗失已久的尊严——作为柴刀的新主人，他用抓阄的方式决定不带它下山，弟弟和父亲去世后他已惯于孤独，不想再让一把柴刀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触景生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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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创造了光年用来计算星体间的距离，但这个虚拟的速度单位却披着一件永恒的偷梁换柱的外衣：没有一位科学家能亲身完成光年的体验，所有对光年的陈述都来自于光年之外的借代：十万亿公里，一个超出人类想象的距离，连不服气的孙悟空也会累个半死。跃跃欲试的光年其实是一个静止的近似无用的概念活在纸上谈兵的理论中，甚至连概念也称之不上：它既不具备生活的存在价值，也谈不上艺术的虚构贡献。情况就是这样，所有速度太快的事物都难逃不受历史青睐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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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的记忆。他打开电脑修改了文件中的一个标点符号，然后关闭电脑，长久地凝视着插排上面的红色指示灯，从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无言的世界。但他在清晨证明不了自己——如果他梦游，清醒就不成立；如果他清醒，梦游就不再是梦游。他从被修改的文件中找到了时间的证据，但一个标点符号根本不可能完成对句子生病后的拘捕、审判或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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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城里唯一热闹的街道（一条公路穿越县城的那部分）闲逛荡。那时，从城南端的外贸公司到城北头的造纸厂，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工厂或者机关里的临时工已不鲜见，因此他时不时会遇上另一个闲逛的自己嘴里叼着“红梅”牌香烟，或在小广场的台球桌上击来捣去，或在脏兮兮的酒馆里一边听邓丽君一边冲着小老板喊“再来两瓶” ！他不看电影，不发电报，偶尔买书，从没有想到要跟县政府对簿公堂，但不影响电影院、邮电局、新华书店和县政府成为县城的必需品，它们的光环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完全褪尽：电影院被拆除，上面盖起了两栋高层建筑，工厂组织观看演出时他曾坐过的11排6号也许已是一家住户的马桶；邮电局一分再分，至少已成为互不相干的四家单位；新华书店的一层变身眼镜店、文具店和服饰店，图书以“上层建筑”的身份被请上二楼一角；只有县政府历经沧桑而不减“侯门深似海”的威严。但那又如何，它早已老得认不出这个曾在城里唯一热闹的街道上闲逛的前青年了，它甚至有点不值得前青年为它多写下一两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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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活的这座城市背靠一条著名的大河。时光流逝，大河越来越疲倦，政府和舆论的挽留更多的是基于对大河的利用。大河曾经是母亲，但如今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奶妈羞于谈论乳汁（1996年，断流126天；1997年，断流226天）：大河面临着和诗歌一样的难题。他在二十岁和三十岁时分别以大河为依据写过两首诗，在四十岁时他想再写一首献给大河——他相信大河奔流是永恒的诗篇而非其他；他必须相信，大河不再奔流也是永恒的诗篇，死在记忆中而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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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写作究竟该不该考虑读者的因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他对那些宣称视读者为不存在的诗人深表怀疑：如此，写作已完全没有必要与生活和人发生关系，只需让心灵中的东西在心灵中自生自灭就行了——所谓：“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很荣幸自己是博尔赫斯的支持者。博尔赫斯说，诗人的劳动不在于诗歌，而在于发明理由让诗歌受到称赞。尽管博尔赫斯没有说明受到谁的称赞，但称赞者应该包括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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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小说家乔治·佩雷克在其作品《消失》中自始至终隐藏了字母E，以预示某种东西的消失。这是个体的有效努力，但没有获得公共准则的多数通过。字母E在《消失》中消失后，却以另一种面孔宣告归来：每当人们谈论《消失》，必定绕不过消失的字母E，这意味着佩雷克只是把字母E变成了“被消失的字母E”，消失的东西不但没有湮灭，反倒以强化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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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局建议他开通来电显示功能，说每月只需三块钱，所有打来的电话均将无处藏身。他谢绝了。他喜欢目前的状态，拿起话筒才知道对方是谁；也接受这样的事实，有人给他打过电话但他并不知晓。生活中已知的东西已经太多，来电显示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扼杀诗意和想象力的帮凶（瘦比胖更裸露，更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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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城市可能会带给他“故地重游”的抒怀，它们分别是潍坊和北京。尽管他在济南生活的时间最长（十五年了），但因为至今还居住在这里，济南之于他目前还不能称为“故地”，自然谈不上“重游”。至于出生地五莲，说成“故地”是数典忘祖的行径，根本不为他所容忍。十几年来，去北京的机会并不比去潍坊少，奇怪的是他在北京从未想到“故地重游”这个词，如此说来，只有潍坊配享“故地重游”的礼遇了。在过去的时光中，他也的确有限的表达了他对潍坊的这种感激，有诗为证，有他说给老马的话为证：为了你出行顺畅才修建这么宽的马路，开通这么多公交路线，甚至设了汽车站和火车站；为了你生活方便才有这么多商场、饭店、银行、马路市场；为了你不寂寞，人口从未停止增加而且女性的比例从未减少；为了你租房消磨家庭以外的时光，庞大的市政府迁到了时为农田的东郊；为了你既有飞的感觉又不至于一去无返，制作风筝的人成了工艺大师；为了朋友们谈诗论艺，一份没有公开刊号的报纸苦苦支撑了很多年；为了你心平气和地与这个世界道别，透露一个一般人不告诉他的秘密，你百年之后，这座城市亦将不复存在。最后，为了你午休有人必须主动告辞，以便你在有酒、女人和鼾声的睡眠中完成不知所终的梦幻之旅。 10
幸福变味了吗？不，幸福从来不会变味，变味的是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在一首罗马民歌中，勇敢的小伙子爱上了漂亮的姑娘，于是他请一只鸽子帮忙，把一封信送给远方的姑娘，临行之前，小伙子叮嘱鸽子说：“如果她甜睡还没有醒来/请留下信，悄悄飞开。”不知道今天的人有此际遇，会对鸽子怎样说。幸福和科学技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幸福不是递进的，比如现在——有人一边打着手机，一边对古代的鸿雁传书充满了在路上的期待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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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比喻：地图上的五莲县
形似一只乌龟从黄海爬上岸来
它有四只脚，分别是
于里镇，许孟镇，石场乡，户部乡
它还有一个尾巴，叫作潮河镇
蓦然回首时，脑袋变成了
汪湖镇。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当然，形象的比喻也可能是无趣的联想
多年以来，人们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见而不语—— 一只乌龟
在人世间承受了太多与己无关的
弦外之音，它大概搞不明白
读图时代的世俗问题
为什么中国被喻为雄鸡而五莲县
即使在地图上也那么忌讳
一个只有单向意义的象形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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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绝命之时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之前他还曾写过：“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此丰沛、顿悟、酣畅淋漓的诗篇，因为出自汉奸之手而被不齿，被弃置，令人感慨。不知道汪精卫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人们宁愿相信他后悔了，宁愿相信他在生前没有读到过清人胡怀琛的诗：“祖国人人爱，公理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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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号码，听筒里传来占线的语音提示。一次失败的联系，或许是永远失败的联系。他是自己的失踪者，为没有接到过自己的求助电话感到懊恼（这个多余的人，这颗多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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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缺失的年代，历经实践检验的“一诺千金”同样在实践的检验中一再缩水，贬值，谎言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虚伪构成了写作的一部分，德艺双馨构成了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与其玩欺骗的游戏，不如玩真诚的游戏，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问题是，很多时候命运并不听从道理的安排。尼采说，人类的痛苦是最深的痛苦，按照这个逻辑，人类的谎言将是最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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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讲，诗人创造了数量众多的诗篇，但时代的诗意却在众多诗篇的堆砌中日益淡薄。他当然不是指责诗人们热衷于一己的悲欢和得失，因为他自己便经常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恢复时代的诗意不仅仅是诗人的责任，不过，诗人们必须承担起属于诗人的那份责任，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于诗人而言，假如高尚和纯粹勉为其难，那么，守住道德和脱离低级趣味的底线应该不成问题。但愿这不是过于乐观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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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几位诗人的观点中，他断章取义地理解了中西诗歌的差异。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于坚说：“拒绝隐喻。”西川说：“通俗易懂的诗歌就是不道德的诗歌。”维特根斯坦说：“我存在的边界就是我语言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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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钱锺书至死也不认可别人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钱钟书”，也许这只是他的个人洁癖，但在一个简化的时代洁癖何尝不是有风格的勇气？王锺仙因为生活在汉字简化之前从而避开了简化汉字的即时性冒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现在王锺仙面临的“王钟仙”困局和“钱钟书”命运一模一样，却比钱锺书更加无辜：钱至少还有机会在有生之年坚决反对“钱钟书”，而王锺仙只能在不辩一词的被动中接受汉字强行缩水的事实（哦，这个可怜的明朝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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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航拍的黄河入海才配得上这条大河的最后尊严，那一半浊黄一半深蓝的景观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浪漫给现实主义开出来的现实主义理解不了的心灵处方。今天，当人们面对一张非彩色的黄河入海图时，十有八九给不出正确的答案：说来惭愧，他本人就犯过这种错误而且羞于承认。大海、陆地和长河——在三者相得益彰的地平线上，人类拒不后移，败笔拒不收场，扩大版的泾渭分明拒不妥协：只有航拍的黄河入海才配得上这条大河的最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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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秘密的访问者，他几乎拒绝这里的一切。从一个市镇步行一个小时回到另一个市镇，只是因为那里有一张付费的床位在静候他，而他的访问目的并不在此。在一个岔路口他犹豫了一会儿，不是面临选择，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方向感，而是想通过片刻的犹豫赋予犹豫一种“意在过程”的层次之美：山海之间，夏夜的风拉长了他的孤独，而头顶的路灯散发出带腥味的光芒，只为提醒他身处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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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港小镇有一条叫听云的街道曾令他越走越远。可以肯定，这个名字不会属于时间或者生活的崭新奉献（在奥体中心命名圣火路，市政局的智慧到此为止）。山峰岿然而大海动荡，漫长的听云路走过静谧的诗意的黄昏，直到尽头鱼粉厂的腥味扑面而来，只有一个人和他打招呼，只有一辆旧自行车载着少女的爱情往来于风雨中的乡村，忽然在他身边停住，但却不是为了给他讲述听云路上归去来兮的前世和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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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到一个女人说：我深深地爱我丈夫——你凝视着她的眼睛，就会看出这是谎言甚至是诡计：但她毫不羞耻。这不是她的话，这是D.H.劳伦斯的意思。基于对D.H.劳伦斯的尊敬，女人的这句话也不能被信任：我为你而流泪。事实上眼泪只是她自己的水库灌溉自己的农田。像他哀悼父亲，并不是哀悼父亲的死亡，而是恐惧于死者给予生者的新身份——他为自己成为半个孤儿感到一种黑暗慢慢降临的绝望。 22
“愿飞安得翼，欲济何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与其说他喜欢曹丕，不如说他喜欢曹丕的这首诗；与其说他喜欢曹丕的这首诗，不如说他喜欢曹丕所经历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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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他回过头读自己的诗。很遗憾，每一次阅读都让他感到失望，每一次阅读都是一个消磨自信的过程。因为自信的缺失，他应该向自信的诗人表示敬意，事实却是他对那些过于自信的诗人充满由衷的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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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夏日的海边做客算得上必然的选择。
海滩上的垃圾是去年的粗心人留下来的纪念品。
他试图走向更深的海水，
但初夏以远远不够的热情提醒着
水温偏于严肃。一艘退役的小木船
在海边公园里重新上岗。
一个幼儿园的小姑娘坐在上面
做出划桨的姿势（不能把它称之为旱船
尽管它早已习惯了没有水的生活）
她的父母在旁边摁动相机快门。
斑驳的油漆和朽烂的木质构成了道理的正比例关系。
一艘退役的小木船不愿在记忆中
走得太远，这里的人也不曾把更多意义
装入船舱。他是一个来自异乡的
秘密访问者，邂逅一艘退役的小木船
并不在计划中。他是一个诗人
哦，见过风浪的小木船对此毫无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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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的诗人每年至少写下上千首诗，勤奋而有才的作家兼诗人写小说累了时就通过写诗放松一下自己——在他们眼中，写作成了体力劳动，而诗歌则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斟酌，回味，文章千古事，全都是不过大脑的词汇。他不赞成向文学的“劳动模范”们学习，但要给予勤奋的诗人和勤奋而有才的作家兼诗人们以同行的祝贺。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当他怀念乡村时他生活在城市；当他渴望感动时他的麻木与日俱增；当他愤愤不平时他知道自己又在重复眼高手低的毛病而且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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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弛的语言犹似被处无期的囚徒，
等待是唯一的尊严遭受着等待本身的凌辱。
所有的懒惰都找到了借口，
当勤奋写作被视为怜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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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父母的村庄，下棋和饮酒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了解这个村子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是局部的。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子有着许多文字记录不了的幽默。但他从不谈论诗歌，因为村子里的另一个诗人早在1633年就去世了。诗人的墓碑上镌刻着：明故诗人王公锺仙之墓。刻有“诗人”字样并且保留至今的墓碑，方圆数百里绝无仅有——但这并非他不谈诗歌的理由，在父母的村庄里下棋和饮酒已经基本完成了诗歌所承担的任务，从古诗到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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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一个受到中学生热烈欢迎的“警句诗人”被另外一些诗人和评论家称之为“小木匠”，他的作品顺理成章地成了批量制造的小板凳。庙堂冷清，小板凳却坐满了人，由不得诗人和评论家们愤愤不平。后来中学生变成了新新人类，毫不怜惜地踢翻了那些曾经沾有他们体温的诗歌小板凳。化用警句的诗篇难免撞到警句的枪口上。失落的小木匠发现，新出场的木匠由于进过庙堂，虽然还是一木匠，但已经不再被称之为“小木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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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米长的条幅上写满一堆不相关的名字，这种大规模的签名活动近些年颇为盛行。组织者从意义的角度替形式辩解，不仅不知所云，而且不够诚实。最近，又有一个类似的活动开始了，这次的挡箭牌是诗歌，组织者宣称要搞一个百万群众签名的诗歌宣言，打造一个品牌，创建十个基地，走进一百个城市，扶持一千个诗社，培养一万名诗人……这些可笑的递进数字准确地暴露了组织者的“二政府”嘴脸，他们在活动开始时就已经写好了他们需要的工作总结。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曾提出：“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与这位乱世教育家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概比较，上面的事业连配角也称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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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需要谎言，但他的生活充满谎言。因此，谎言的问题成为一个一分为二的问题。有的人说谎身不由己，有的人说谎，不但心安理得而且洋洋自得。后者的本领是一种天生的才能。褒贬天生的才能等于褒贬人类自身，这意味着他的生活，他的诗篇，他的野蛮与文明，都曾为谎言预留过有所期待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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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在乡村开了一间小诊所，替别人治病，替别人治病之余偶尔替自己读书和写作。他一直觉得这是一种诗意郁葱的生存状态。有一次朋友跟他谈到了这个问题，朋友说，想象的诗意和被夸大的诗意往往是生活在别处的诗意，而生活在别处的诗意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无用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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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撞碎眉骨吓唬父母；摔折胳膊吓唬父母；藏在废弃的护林小屋里玩失踪吓唬父母——在饱尝冷落的童年，她脑袋里装满各种古怪的念头只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父母时时担心的坏孩子。夜晚降临，没有月亮升起来，只有父母焦灼的呼唤回荡在秋天的山野。她知道自己早晚要向着那喊声跑过去，此前她既不着急也不害怕，镇定地躲在护林小屋哗哗流泪。多年以后她依然孤独地走着但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刻：在孤独开始的地方游戏已经不能带给她任何欢乐和胜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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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他的生活始终笼罩着格言的阴影。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不断地引用其他时代的格言，好像他所生活的是另外一个时代，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他理解今天的人为什么对格言越来越缺乏耐心和热情，因为格言面临着与诗歌差不多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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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诗歌就是自由。这样的论断不值一驳。自文明诞生，绝对意义的自由便已退化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诗歌就是自由，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段。诗歌是什么？这个问题谈论得不是少了而是太多。感谢歌德。他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35
偶尔，他去诗歌网站转转，走马观花而已。那些用母牛的生殖器完成的吹捧和比街头市井更甚的谩骂让他深切地感到，有欲望的诗人比有欲望的诗歌要多得多。他愿意读朋友的诗篇，对好玩的诗篇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对朋友们写好玩的诗篇，他想说：“不。”当诗歌遭遇网络的江湖，还是让他做一个变革时代的沉默者和落伍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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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好人的理解是从伯父开始的，他为世界制定的好人标准隐藏着伯父的身影和伯父对生活目不识丁的爱。这是谁，这是谁，这又是谁。每年春节到墓地去祭扫，伯父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去世的亲人一一指给他记住。没有墓碑的提醒，他必须用心记住：伯父日益衰老，伯父希望百年之后他也能像伯父这样把去世的亲人一一指给他的儿子记住。这片逝者生活的土地如此缓慢，以至于伯父和他离开时看上去有些无关紧要，但他们知道一切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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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喜欢冒险的生活，也不喜欢冒险的写作——多年来他像拒绝冒险的生活一样拒绝冒险的写作，所以，在众人中他像众人一样循规蹈矩，乏善可陈，像一个哑巴经历灵魂的起义欲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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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结束，希腊队创造了欧洲杯历史上的又一个童话，与之对应的，是葡萄牙的泪在飞。其实亚军已是葡萄牙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应该欢呼。葡萄牙的泪水并非因为得不到冠军，而是曾与冠军如此近在咫尺。在擦肩而过的瞬间，足球仿佛不再是游戏，它变成了具体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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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买回一本著名的诗集，差不多有六百个页码。整整三年，他没有看完甚至根本就没有去看它。这是诗歌的命运吗？他无法回答。他感到羞愧。但这就是诗歌的命运。必须有一个伟大的时代为它搭建歌唱的平台。必须有倾听者。而今天，在许多人眼中伟大的时代已不大于十七的电脑屏幕，倾听也不再是美德露出历尽沧桑后的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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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有自身规律，这是自然、时间与人相互妥协或不妥协的结果。生活和写作也不例外。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试图寻找一条折中的道路。但他发现这个问题是一个无休无止的战斗，永远没有结局或胜利可言，除了自相矛盾，除了顾此失彼。他所有的痛苦和欢乐均源出于此，而他的命运——无论作为人的命运还是诗人的命运，都终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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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不断地增长，想象的空间却越来越小。想象变成了过于奢侈的形式。他的困惑是，如果把想象理解为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配合，那么，诗歌的命运是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不配合？接下来的问题是，有谁能够回答什么是诗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