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器思想肇始于汉魏之际,它是在以器为用、成用为德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文才出发讨论德,就必然要涉及这一论题。具体到文艺范畴的才器思想,其于主体素养强调器量、器识,关注文才的涵受居守之道;于创作则以文学艺术美学价值与现实功用的关系协调为归趋。从魏晋六朝至隋唐,相关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时期强调贵器用而兼文采;隋朝李谔代表政府发声,继承《诗大序》所宣扬的儒家文学思想本义,从文艺本位立论,强调崇本(质)抑末(华);唐代裴行俭则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先器识而后文艺"说。后世才器思想的继承大致延续了以下两个维度:器识与文艺离、器识与文艺合。但无论离合,关注主体人格境界、文艺社会价值的立场是一致的。以器识为观照,王国维所批判的羔雁的文学、啜的文学,既是古代文艺创作的弊病,也是当代文艺的镜鉴。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虽然不乏功利主义的偏见,但作为一种警示,也时时提醒文人不能沉醉于风花雪月的梦幻与辞事韵调的经营,要具有济世热肠与现实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