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春之歌》是一部有着多重主题的红色经典作品。不同论者有着各异的解读,本文认为林道静的生命历程充满着女性意识关注下的自我追求,以及时代蒙蔽下女性追求的被动和无奈,从而呈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压抑—张扬—压抑的悖论。
　　关键词张扬压抑林道静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300-01
　　
　　《青春之歌》是一部红色经典小说,作家以特有的女性视角着重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林道静的成长道路,富有层次且细致入微地展示了林道静告别“旧我”,重塑“新我”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若以女性视角重读《青春之歌》,可以发现林道静的生命历程充满着女性意识关注下的自我追求,以及时代蒙蔽下女性追求的被动和无奈。本文认为林道静的人生抉择是她作为一个时代女性的“不得已而为之”,而走上革命也并不意味她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张扬。
　　
　　一、压抑
　　
　　林道静出生在封建地主家庭,尽管是富贵家庭子女,但从小就生活在异母虐待之下,得不到家庭的温暖。由于长得漂亮,异母在她身上投资,送她去读书,“把她认定是一件非卖出去不可的商品”①。在她高中即将毕业前夕,父亲破产跑掉了,异母把她当作摇钱树,逼她嫁给国民党汉奸胡梦安。而此时已是20世纪30年代,高中快毕业的林道静已经受到“五四”启蒙新思想的洗礼,具有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和争取女性独立、自由意识等“新女性”的时代品格。“我宁死也不能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可以视为她与腐朽旧家庭决裂的“宣言”。于是林道静像娜拉一样愤然勇敢地离家出走。
　　
　　二、张扬与再压抑
　　
　　小说开头对林道静一身白色着装的精细描述,不仅仅是单纯外貌的刻画,同时也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从未涉世、内心纯洁、充满幻想的女学生渴望在社会舞台上拥有独立地位的信息。然而,在以男性价值为主导的社会里,女性的命运极其飘摇,女性独立自由的宣言在触及生存现实时又极其脆弱!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堂收留她,实则企图把她作人情献给鲍县长!梦想的破灭,表面柔弱而内心倔强的林道静便选择了投海自杀。这时“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救了她,并给予了她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人间暖意。
　　其实作为女性,林道静潜意识中期望得到温暖和保护。余永泽作为初恋情人,不仅拯救了她的生命,同时也使她第一次体验到爱情的喜悦。初恋是真诚、甜蜜的,对爱情怀有浪漫遐想的林道静便开始了与余永泽的同居生活。但小家庭的生活终究是琐屑的,随着时日渐长,逐渐趋于平淡。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分歧。林道静渴望人格自由和自我实现,“要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余永泽尽管是现代知识分子,却因袭了传统家庭观念,认为只有男人的成功才能给女人带来真正的安定和幸福,自以为是为爱情作奉献。婚后他只期望林道静做个贤内助。在这样的家庭中林道静的女性主体意识再一次被压抑: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靠余永泽供养;没有自由交友的权利,被余永泽以“安全”的名义加以干涉;甚至没有平等的交流,在余永泽看来,林道静不过是花瓶或金丝雀。林道静所追求的独立、自主、平等并没有实现。但林道静不是鲁迅笔下的子君,而是有着主观追求的女性。她未曾忘记自己离家出走的目的并非只是找个可靠的丈夫和组建自己选择的小家庭,她还有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和许多新女性一样,“宁肯与丈夫或情人分手,也不愿再作一个旧式妇女。”②于是不甘整日过“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相夫教子的生活,不甘做男人附属品的林道静再次离家出走,重新举起女性独立意识的大旗。
　　
　　三、再度张扬与再度压抑
　　
　　林道静离开余永泽,多少折射了女性命运的坎坷和奋斗的辛酸。当然林道静此次离开自由结合的“新”家庭时,已不再幼稚与盲目,因为她走进了另一种新生活,有了精神导师——卢嘉川。她认识了一群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学生。他们的热情和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使她自惭形秽,也搅乱了她那颗陷于小家庭的疲惫、消沉的心。在这里,她那对传统家庭角色的拒绝,对自我的寻求的女性意识似乎彻底被唤醒,也将以新的面貌—革命—出现。对于身处乱世,爱幻想的林道静,革命展现给她的是新奇、浪漫,是冲破束缚的自由和幸福。而卢嘉川滔滔的救国演说打动了她。再则,仅就外貌而言,与又黑又瘦,暮气沉沉的余永泽相比,有着 “高高挺秀的身材,聪明英俊的大眼睛”的卢嘉川可谓魅力无穷!在林道静的眼里,卢嘉川既是她作为女性所倾慕的男子,又是她所崇拜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强意志的革命引路人。她总是把对革命者的敬与个人的爱含混在一起。作为新女性,林道静可以流露她对卢的爱慕,甚至可以向卢坦陈她的真实情感,但作品对此的叙述却是模糊的,亦或是有所保留。林道静对党,对卢嘉川满怀着崇敬与仰视,使她遗落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又时常站在从属的位置仰视着男性权威。正如一论者所说“虽然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被新女性打破,但是,精神上对男子的依附依然残留下来。”③
　　卢嘉川牺牲后,江华作为卢的精神延续出现在林道静面前,接替卢完成对林道静的革命救助和引导。“卢嘉川牺牲后,他几乎完全负起领导、教育林道静的责任。”④江华尽管形象朴实,没有卢嘉川鲜亮,但他既有成熟男人的稳重,又有革命者的激情。林道静在江华的引领下最终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完成了精神上的“成长”。但在这个更加成熟的共产党面前,林道静“像个答不上老师提问的小学生”,于是她以崇拜的心理接受男性话语,再次悬置了自己的女性独立意识。当两人的关系“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时,林道静接受江华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对革命理性的“屈从”,因为她头脑中仍有卢嘉川的影子。不断想逃离父权统治的林道静,虽有内心的矛盾甚或情感的拒绝,但却停止挣扎,最终放弃了女性主体意识,趋于从属地位。
　　如果说林道静和余永泽的关系印证了五四女性命运的艰难追求,和江华的结合则充满着新时代女性追求的失落和无奈。江华是如此高大,林道静只是一个亟待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她将永远走不出江华的英雄光环,永远成为江华的附庸,这和嫁给余永泽的结局殊途同归。
　　从对林道静人生道路的廓晰中不难发现:作者在对林道静成长的描述中呈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压抑-张扬-压抑的悖论。尽管作家本人曾说过“我以生来是个女人而骄傲”⑤但她在作品中隐现的女性追求这一矛盾却再次诉说了女性命运的无奈:当女性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和能力时,不论前方何路,她都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无从改变其屈从、依附的地位。女性如何才能真正张扬自己的主体意识,诉说独特的女性经验,也便成了一个言说已久却又无法言尽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