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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猩红色在古代西方被认为是罪恶的，但古代欧洲的精英贵族还是非常渴求红色，因为红色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他们花费大量精力挖空心思去寻找这种美丽的色彩。直到以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 ）为首的征服者们发现了在古墨西哥的特诺奇提特兰城（今天的墨西哥城）的大市场存在着一种令人心醉的饱和颜料：它是通过碾压胭脂虫得到的。这种神秘的染料成为新世界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并推动西班牙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这是欧洲的一股红色热潮。墨西哥的帕拉西奥博物馆揭示了红色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的艺术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
《包着红头巾的男子》（局部），来自扬·范·艾克
在中世纪和古典时期的欧洲，工匠和商人在寻求一种稳定饱和度很高的色彩上都相继失败，相反，富贵感只能体现在疲软、潮湿的织品上。染工行会紧守着染色的秘密，他们如点金术一般神奇地在羊毛、丝绸和棉织品上使用颜料。他们使用植物的根和树脂来产生一种令人满意的黄色、绿色和蓝色。从海蜗牛中榨出的上等紫色布匹染料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贵。但真正鲜艳的红颜料还是难以得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大多数普通红色来自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种土耳其红产自一种茜草属植物的根茎，欧洲染工竭尽全力尝试还原东方同行的成果，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土耳其红颜料生产过程需要花费数月时间，它需要包含混合着奶牛粪便，腐臭的橄榄油和小公牛血液这样有害的原料。艾米·巴勒特·格林菲尔德（Amy Butler Greenfield）在她的书《完美的红色》（A Perfect Red）中记述了这段历史。
染工也从巴西苏木、虫胶和地衣中提取颜料，但是结果通常都很难令人满意，颜色最终很快蜕变为偏褐色或桔红色。对于皇室和贵族，他们使用的“圣约翰血”和亚美尼亚红（可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据巴勒特·格林菲尔德记述），在十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最鲜艳饱和的红颜色。但是由不同的原料（磷斑根寄生虫）生产的颜料具有高昂的价格，它需要耗费大量劳力，具有很低的实用性。
据墨西哥纺织专家桑切斯（Quetzalina Sanchez）介绍，在欧洲征服者来到美洲之前，早在公元前两千年，中南美洲人就开始使用胭脂虫来生产颜料。普埃布拉州、特拉斯卡拉州和瓦哈卡州都具有系统育种胭脂虫的能力，从胭脂虫提炼的色素可以生产用于法律文本和壁画的颜料，染料布和羽毛，甚至是药品。
当征服者来到墨西哥，阿兹台克帝国的首府的红颜色无处不在，边远村民会给帝国的统治者纳捐数公斤的胭脂虫和红色的布匹。桑切斯说：“这种鲜艳的红色是一种血的颜色，它是从胭脂虫中获取的。颜色总是有寓意的，有时它的神秘感来自于宗教。”
从仙人掌上捕捉胭脂虫的墨西哥妇女
科尔特斯立刻意识到墨西哥蕴藏的财富，他给西班牙君主查理五世写了数封信，“我想告诉您我所看到的事情，虽然我的描述不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会使人难以置信，因为即使我亲眼看到这些，也无法理解这些现实。” 科尔特斯告诉国王，特诺奇蒂特兰城有着巨大的市场，“那里相当于萨拉曼卡（西班牙西北部城市）的两倍”，“他们还卖不同种类颜色的布匹，这就像一个格拉纳达的丝绸市场，尽管规模更大。”
据一手资料显示，科尔特斯其实并没有受到胭脂虫的过多影响，他更关心的是劫掠黄金和白银。他回到西班牙时，当时国王受制于各方压制，只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维系他的权威统治。所以，尽管他起初不相信来自美洲的承诺，但他痴迷于美洲胭脂虫的奇异故事，同时他看到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支撑皇家的金库。到1523年，胭脂虫红颜料被带回到了西班牙，引起了国王的注意，他写信给科尔特斯，要他把这种颜料出口到欧洲。
通过荒谬的法律和法令，西班牙垄断了格拉纳贸易。桑切斯说：“西班牙人责成印第安人尽可能多地专项生产这种颜料，在这个过程中本地人没有被疾病杀死或被屠杀，但他们只得到了微薄的报酬，而西班牙人则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根据巴特勒记载，从美洲胭脂虫得到的颜料是“圣约翰血”的十倍，每盎司的颜料含量是亚美尼亚红的30倍。所以当欧洲染工开始试用这种颜料时，对它的潜力欣喜不已。最重要的是，这种颜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响亮最饱和的红色。到了十六世纪中叶，胭脂虫红已经在欧洲广泛使用，1570年，它成了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之一——从1570年仅仅50000磅到了1574年就猛增到150000磅。
在墨西哥的帕拉西奥博物馆关于红色的展览中显示，胭脂虫红是从17世纪初被引入到欧洲人的调色板并应用于巴洛克绘画中。这种颜料产业化后就在欧洲和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扩展。当时的巴洛克画家，如在墨西哥（新西班牙）工作的路易斯·华雷斯、西班牙出生的塞巴斯蒂安·洛佩兹·德·阿尔特加（Sebastian Lopez de Arteaga）、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等人都受此影响。
阿尔特加的作品《圣·托马斯·帕尔斯的怀疑》与卡拉瓦乔的同版本的作品相对比，就显得相形见绌。托马斯惊愕的表情会清晰的展现在皱纹上。在阿尔特加作品中，基督所穿的红色罩衫显得黯淡无光。这显然意味着神圣感已经从画布上消失了。两个艺术家都使用胭脂虫红，它的引入使得艺术家能够创作出浪漫而具有强烈戏剧性的巴洛克风格。
几步之遥的距离外是鲁本斯的伊莎贝拉·勃兰特（1610）肖像，画面显示出由胭脂虫红色绘制出的油画具有的丰富层次感。这位女士身后的背景处使用了响亮的深红色，这使她浮现在微妙的光线氛围里。她手中拿着的圣经也呈现出精致的细节，鲁本斯以精确娴熟的技术掌握了笔中的胭脂虫色，画面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进入现代主义，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胭脂虫红已经被化学合成物取代而成为最著名的红色染料。印象派画家则继续使用从墨西哥进口的这种珍贵的红颜料。经过分析，在帕拉西奥·德·贝拉斯·阿尔特、保罗·高更、奥古斯特·雷诺阿和文森特·梵·高的作品都被检测出了大量胭脂虫红的成分。就像鲁本斯一样，雷诺阿的绘画对象在画布上栩栩如生，但作为一个印象派画家，他笔下的人物是由充满活力的抽象笔触构成。高更也使用大量色彩，尤其是红色，他创造了一种轻松有趣的笔调，但如果与梵高相比，梵高作品的色彩饱和度则更胜一筹。展览中从芝加哥美术馆借来一幅梵高1888年的“卧室”，作品中的红色仿佛像燃烧一般令人惊叹。
在合成色素在墨西哥以外的地區普及之后，它们被大批量应用于工业食用色素——这是今天它的主要用途。独立后的新墨西哥不再控制对胭脂虫红的贸易垄断。但它也得到了一些回报——被西班牙劫掠的神圣红色。“在欧洲发生了很多事，但对墨西哥原住民的历史影响不大。” 桑切斯对BBC记者说，“对于墨西哥人而言，‘墨西哥红’将持续地与墨西哥祖先神秘文化发生着深远的连接，它会保佑那些穿胭脂虫红染色服装的人。”
在中世纪和古典时期的欧洲，工匠和商人在寻求一种稳定饱和度很高的色彩上都相继失败，相反，富贵感只能体现在疲软、潮湿的织品上。染工行会紧守着染色的秘密，他们如点金术一般神奇地在羊毛、丝绸和棉织品上使用颜料。他们使用植物的根和树脂来产生一种令人满意的黄色、绿色和蓝色。从海蜗牛中榨出的上等紫色布匹染料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贵。但真正鲜艳的红颜料还是难以得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大多数普通红色来自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种土耳其红产自一种茜草属植物的根茎，欧洲染工竭尽全力尝试还原东方同行的成果，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土耳其红颜料生产过程需要花费数月时间，它需要包含混合着奶牛粪便，腐臭的橄榄油和小公牛血液这样有害的原料。艾米·巴勒特·格林菲尔德（Amy Butler Greenfield）在她的书《完美的红色》（A Perfect Red）中记述了这段历史。
染工也从巴西苏木、虫胶和地衣中提取颜料，但是结果通常都很难令人满意，颜色最终很快蜕变为偏褐色或桔红色。对于皇室和贵族，他们使用的“圣约翰血”和亚美尼亚红（可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据巴勒特·格林菲尔德记述），在十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最鲜艳饱和的红颜色。但是由不同的原料（磷斑根寄生虫）生产的颜料具有高昂的价格，它需要耗费大量劳力，具有很低的实用性。
据墨西哥纺织专家桑切斯（Quetzalina Sanchez）介绍，在欧洲征服者来到美洲之前，早在公元前两千年，中南美洲人就开始使用胭脂虫来生产颜料。普埃布拉州、特拉斯卡拉州和瓦哈卡州都具有系统育种胭脂虫的能力，从胭脂虫提炼的色素可以生产用于法律文本和壁画的颜料，染料布和羽毛，甚至是药品。
新世界的胭脂虫红
当征服者来到墨西哥，阿兹台克帝国的首府的红颜色无处不在，边远村民会给帝国的统治者纳捐数公斤的胭脂虫和红色的布匹。桑切斯说：“这种鲜艳的红色是一种血的颜色，它是从胭脂虫中获取的。颜色总是有寓意的，有时它的神秘感来自于宗教。”
科尔特斯立刻意识到墨西哥蕴藏的财富，他给西班牙君主查理五世写了数封信，“我想告诉您我所看到的事情，虽然我的描述不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会使人难以置信，因为即使我亲眼看到这些，也无法理解这些现实。” 科尔特斯告诉国王，特诺奇蒂特兰城有着巨大的市场，“那里相当于萨拉曼卡（西班牙西北部城市）的两倍”，“他们还卖不同种类颜色的布匹，这就像一个格拉纳达的丝绸市场，尽管规模更大。”
据一手资料显示，科尔特斯其实并没有受到胭脂虫的过多影响，他更关心的是劫掠黄金和白银。他回到西班牙时，当时国王受制于各方压制，只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维系他的权威统治。所以，尽管他起初不相信来自美洲的承诺，但他痴迷于美洲胭脂虫的奇异故事，同时他看到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支撑皇家的金库。到1523年，胭脂虫红颜料被带回到了西班牙，引起了国王的注意，他写信给科尔特斯，要他把这种颜料出口到欧洲。
通过荒谬的法律和法令，西班牙垄断了格拉纳贸易。桑切斯说：“西班牙人责成印第安人尽可能多地专项生产这种颜料，在这个过程中本地人没有被疾病杀死或被屠杀，但他们只得到了微薄的报酬，而西班牙人则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红色的艺术史
根据巴特勒记载，从美洲胭脂虫得到的颜料是“圣约翰血”的十倍，每盎司的颜料含量是亚美尼亚红的30倍。所以当欧洲染工开始试用这种颜料时，对它的潜力欣喜不已。最重要的是，这种颜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响亮最饱和的红色。到了十六世纪中叶，胭脂虫红已经在欧洲广泛使用，1570年，它成了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之一——从1570年仅仅50000磅到了1574年就猛增到150000磅。
在墨西哥的帕拉西奥博物馆关于红色的展览中显示，胭脂虫红是从17世纪初被引入到欧洲人的调色板并应用于巴洛克绘画中。这种颜料产业化后就在欧洲和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扩展。当时的巴洛克画家，如在墨西哥（新西班牙）工作的路易斯·华雷斯、西班牙出生的塞巴斯蒂安·洛佩兹·德·阿尔特加（Sebastian Lopez de Arteaga）、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等人都受此影响。
阿尔特加的作品《圣·托马斯·帕尔斯的怀疑》与卡拉瓦乔的同版本的作品相对比，就显得相形见绌。托马斯惊愕的表情会清晰的展现在皱纹上。在阿尔特加作品中，基督所穿的红色罩衫显得黯淡无光。这显然意味着神圣感已经从画布上消失了。两个艺术家都使用胭脂虫红，它的引入使得艺术家能够创作出浪漫而具有强烈戏剧性的巴洛克风格。
几步之遥的距离外是鲁本斯的伊莎贝拉·勃兰特（1610）肖像，画面显示出由胭脂虫红色绘制出的油画具有的丰富层次感。这位女士身后的背景处使用了响亮的深红色，这使她浮现在微妙的光线氛围里。她手中拿着的圣经也呈现出精致的细节，鲁本斯以精确娴熟的技术掌握了笔中的胭脂虫色，画面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进入现代主义，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胭脂虫红已经被化学合成物取代而成为最著名的红色染料。印象派画家则继续使用从墨西哥进口的这种珍贵的红颜料。经过分析，在帕拉西奥·德·贝拉斯·阿尔特、保罗·高更、奥古斯特·雷诺阿和文森特·梵·高的作品都被检测出了大量胭脂虫红的成分。就像鲁本斯一样，雷诺阿的绘画对象在画布上栩栩如生，但作为一个印象派画家，他笔下的人物是由充满活力的抽象笔触构成。高更也使用大量色彩，尤其是红色，他创造了一种轻松有趣的笔调，但如果与梵高相比，梵高作品的色彩饱和度则更胜一筹。展览中从芝加哥美术馆借来一幅梵高1888年的“卧室”，作品中的红色仿佛像燃烧一般令人惊叹。
在合成色素在墨西哥以外的地區普及之后，它们被大批量应用于工业食用色素——这是今天它的主要用途。独立后的新墨西哥不再控制对胭脂虫红的贸易垄断。但它也得到了一些回报——被西班牙劫掠的神圣红色。“在欧洲发生了很多事，但对墨西哥原住民的历史影响不大。” 桑切斯对BBC记者说，“对于墨西哥人而言，‘墨西哥红’将持续地与墨西哥祖先神秘文化发生着深远的连接，它会保佑那些穿胭脂虫红染色服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