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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具有显著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人本价值，参与主体涉及到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各类教育机构、农业经营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基于职业教育的跨“场域”特征，在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过程中，职业院校应充分彰显自身实施多元合作的协调性、推进“场域”融合的主体性、履行育人职责的赋能性、实施技术服务的增值性以及传承历史文化的先进性，实现与农村社会各类组织的相融互促、多元合作、协同发展，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农村职业教育;场域理论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3-0052-07
作者简介
马玉玲（1970- ），女，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职业教育（秦皇岛，066004）;戴晓慧（1997- ），女，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经济与管理
通讯作者
闫志利（1963- ），男，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经济与管理（秦皇岛，066004）
基金項目
2020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重点资助课题（科研合作项目）“新时期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研究”（JRSHZ-2020- 01046），主持人：闫志利
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际，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适应性”。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要求“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强农村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回顾脱贫攻坚的历程，职业教育在技能扶贫、产业扶贫以及阻断“代际贫困”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乡村振兴行动的全面实施，乡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数量越来越大，技术技能种类越来越多，技术技能形成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已成为农村（含涉农，下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强农村职业教育适应性的一项重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提出，“场域（Field）”内类似功能主体具有相互依存的特征[1]。以此可推断，若将乡村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与乡村“场域”内的类似功能主体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内涵
“场域理论”认为，社会由若干独立的“小社会”构成，这些“小社会”称为“场域”。“场域”的生成具有独特的自身逻辑和必然的主客观关系，某一“场域”内的主体虽然不可以支配其他“场域”的运行，但可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场域”可以是一个实在的自然空间，也可以是一个想象的空间[2]。由于历史原因，在“场域”上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差异较为明显，城市与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内涵也不尽相同。新时代乡村振兴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开始吸收城市技能形成体系要素，与其形成互促互进、共生共存之势。
（一）我国传统技能形成体系内涵的社会认知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技能形成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乡村技能体系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首次做出了“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部署，技能形成体系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之，有关技能形成体系的研究逐步增多。刘晓认为，技能形成体系与职业培训密切关联，但更强调集体、产业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合作[3]。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就加快培养“三农”人才作出了系列部署。学界有关农村人才培养的研究逐步增多，但关于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内涵的研究较少。杨子舟认为，我国技能形成体系存在培训政策工具化、雇主参与意愿低、劳动者学习风险高、认证机制失灵等问题，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成本分担体系、持续的生涯教育体系、开放的劳动用工体系、产出导向的质量评估体系[4]。吴刚等认为，我国应推进技能投资体系、技能供给体系、技能认证体系、技能使用体系及社会合作体系建设[5]。杨钋认为，地方政府和区域禀赋提高了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系的价值，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促进了技能形成领域规则、信念和组织的形成以及彼此间的相互联系[6]。由此可确定，技能形成体系可解释为职业教育（含培训，下同）及其相关要素的合作体系和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二）乡村振兴赋予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新内涵
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具有“就业观”与“区域观”两个维度，“就业观”聚焦于建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可将“农民”理解为农业产业从业人员），能够有效促进民众就业和改善民生;“区域观”则聚焦于不同的“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技能形成体系、乡村与城市的技能形成体系等。乡村振兴“场域”与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生存“场域”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可用“场域理论”的“场域要素”解析乡村振兴赋予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新内涵。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可见，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不仅面向生产，而且要面向生活、生态和文化，且不断吸收城市技能形成体系的相关要素，与之互促互进、共生共存。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强调“坚持多元主体、分工配合”。显然，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应该是“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具体化，需要政府部门、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行业企业等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乡村各类人才的培养。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不仅面向农业产业工人，而且面向乡村各类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乡村技能培训体系，而且是多主体参与的职业教育合作体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是“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职业教育及其相关主体、要素参与的合作育人体系和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二、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的价值意蕴
布迪厄认为，场域、资本和惯习是“场域”的三大要素。“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的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不同“场域”主体持有不同的价值观。“资本”在既定的“场域”内灵验有效，“惯习”则是积淀在人身体上的知觉、评判和行动等各种身心图式[7]。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于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需要集聚各方面人力资本。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具有积累“场域”人力资本效能，实践主体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参与主体和农村居民，并受“惯习”影响。按照“场域 [（资本）（惯习）]=实践”的公式，资本与惯习的乘数决定了实践的效果，凸显了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价值意蕴。
（一）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指个人或社会组织通过自我实践活动，发现、创造社会或他人物质或精神发展规律及内在矛盾的贡献[8]。技术赋能社会发展已在学界形成广泛共识。同样，乡村振兴离不开技术赋能。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系统，在推进乡村社会发展和技术赋能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按照布迪厄的解释，技术本身也是“资本”，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9]。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乡村技術技能形成体系，能够促进人的发展、积累人力资本，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由“外源式”发展模式转变为“内源式”发展模式。职业教育横跨“职业场域”“技术场域”“教育场域”和“社会场域”等多个“场域”，具有明确的技术技能形成效能。职业、技术与教育均依附某个具体的人，可改变人的“惯习”;效能则分别指向于个人与社会。显然，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行动毋庸置疑的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面临着一些社会新情况，乡村劳动者的“资本”“惯习”以及学习“场域”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业领域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同时，乡村劳动者文化素质逐渐提高，网络学习、工作场所学习以及终身学习等渐成常态，学习方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要求农业职业教育必须与乡村“场域”内的其他主体合作，聚合乡村“场域”所有职业教育要素，推进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可见，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使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彰显更大的社会价值。
（二）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指某事物对于人或社会的经济意义，是经济行为体从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利益的衡量[10]。乡村振兴涉及乡村“场域”的各个方面，产业兴旺、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前提。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有效促进政策的集成和经济要素的集聚，不断优化乡村“场域”环境，进而形成多主体参与农业、多要素聚集农业、多业态发展农业的新格局，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技术技能水平，有效提升农村产业的经济价值。
从微观视角分析，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经济价值还体现在促进农民生活富裕方面。实践证明，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促进农民“离农”和“为农”两项职能。“离农”指农村职业教育使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离开农村，实现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表面上看，“离农”劳动者似乎不再与乡村振兴关联，但实际上他们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信息和资金，无形中壮大了农户“资本”，改变了乡村居民“惯习”，对乡村振兴产生了一系列正外部效应，包括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农业规模经营逐渐形成、农业综合效益逐步提升等各个方面。“为农”指农村职业教育使部分农民技术技能水平得到了持续提升，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产生了直接经济效益。可见，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有效壮大农村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益，推动乡村振兴实施进程。
（三）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是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一定文化需要的特殊性质或者能够反映一定文化形态的属性[11]。布迪厄认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空泛概念，一个分化的社会不可能共享一套文化[12]。乡村具有“区域性”，乡村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城市文化完全一致。布迪厄强调，“教育场域”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教育场域”的权力也是“文化权力”。这种“权力”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基础、背景、形式、途径甚至是过程的反思;互动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过程和结果，如视野拓展、经验积累、知识增加等均建立在知识与文化的基础之上[13]。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推进多元主体的互动，持续提升乡村“场域”的文化价值，也内在地影响着其他价值。
乡村“场域”形成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俗制度、治理体系、技术文化、教育制度等的集合，是世界文明史延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本身就镶嵌着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乡村相关主体融入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使其在丰富乡村文化内涵、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增强农村社会的包容性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四）人本价值
“人本价值”的核心要义在于不仅是一切“围绕人”，更要让一切“依靠人”[14]。“场域理论”未直接解释某一“场域”内人的具体作用，但却解释了“场域”内人的意识与行为。“场域”并非是自生的，而是人为了某一目标、目的有意策划、营造的，每个人在一定的“场域”内都具有一定的位置，扮演着一定角色，“场域”支撑了基于每个位置形成的某个角色的具体行为。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行动的具体目标之一，也需要不断优化人的发展“场域”。农村职业教育“场域”也是乡村振兴的具体“场域”，理应也是乡村振兴行动效能的具体指向。
乡村振兴多个方面交叉点的支撑就是其人力资本的开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提升乡村人力资本总量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有效途径。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能够促进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等的融合，使乡村“场域”内农业职业教育要素凝聚在一起，面向农民提供更为优质的职业教育服务，进而使广大农民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实践“场域”不断扩大，“场域”交往持续拓展，真正体会到自身的“人本价值”，并使其价值逐步“增值”。 三、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参与主体分析
按照“场域理论”解释，可将乡村“场域”继续划分为若干个小“场域”，不同“场域”内存在不同的实践主体，具有类似的功能。基于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现状，解析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可确认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应由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各类教育机构、农村经营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等4类主体共同参与。各类参与主体及具体任务如表1所示。
（一）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
“场域理论”认为，权力作为“场域”中的特殊资本，确定了“场域”运行和变化的规则，是支配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的工具[15]。乡村“场域”运行和变化的原动力来自于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快建立“乡村人才振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体系，具体包括农村工作干部培养锻炼制度、乡村人才培养制度、各类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鼓励人才向艰苦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激励制度、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等6项制度，以及乡村人才分级分类评价体系，不断提高乡村人才服务保障的能力。同时，建立政府引导、多元参与的投入机制，动员证券、保险、担保、基金等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引导工商资本投资乡村事业。积极改善农村发展条件，提高农村生活便利化水平，吸引各类人才流向农村、留在农村[16]。搭建乡村引才聚才平台，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农村创业创新园等建设，支持入园企业、科研院所等建设科研创新平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奖励补助等各项政策，加强乡村人才驿站、服务站等服务平台建设，不断优化乡村引才聚才的“场域”环境[17]。
（二）各类教育机构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了各类教育机构的主要任务，要求加强农村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优先支持高水平农业高职院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采取校企合作、政府划拨、整合资源等方式建设一批实习实训基地[18]。可见，农业职业院校也是“乡村振兴”的对象。随着乡村振兴行动的逐步推进，农业职业院校的“资本”实力将更为“雄厚”。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农业职业教育必然成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主要力量。
表面上看，《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将职业教育机构的任务确定为“培养农村基层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实际上，该文件确定的乡村急需的人才类型多达20种，绝大部分人才的培育属于职业教育机构的职能范围，见表2。农业职业院校应充分发挥“育训结合”的法定职能，持续强化与乡村“场域”类似功能主体的合作，不断壮大育人实力。要采取“学制教育”和“专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两后生”进行技能培训[19]。在加大高素质农民、能工巧匠、农村社会管理人才等培育力度的同时，鼓励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高素质农民、留守妇女等报考职业院校，为每一位村民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
（三）农业经营组织
广泛存在于乡村“场域”的各类农业经营组织也是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重要参与主体。工作场所学习（Work-place Learning）理论表明，员工工作“场域”对其技能形成具有较大影响。雇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会加大员工技能形成投入并督促员工技能形成[20]。各類农村经营组织均含有职业教育要素，理应使其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家庭农场是乡村“场域”内最为普遍的农业经营组织，农业农村部计划到2022年全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100万家[21]。由于家庭农场为培育高素质农民提供了实践“情景”，因此具有“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的效果[22];农民合作社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农村部计划到2022年全国农民合作社实现全面覆盖，服务能力和带动效应显著增强。传统农民加入合作社后会在综合素质方面发生较大变化，逐渐成为高素质农民[23]。此外，适应乡村振兴及促进“国际国内大循环”的需要，我国正在推行农村供销社村级布点工作。从“场域”视角分析，农村供销社具有从上到下完整的组织体系，理应作为乡村供销人员培养的平台和实践基地，进而有效缓解当下农村电商人才紧缺，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农业企业具有与工业企业同样的培训员工的职能，能够促进农民实现职业化、新型化和学习终身化，并对基地农民发挥示范带动作用[24]，也应该是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重要参与主体。
（四）农村社会组织
我国农村社会除农业经营组织之外，还存在众多的社会服务组织，主要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其他服务组织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具有自上（农业农村部）而下（乡镇政府）的组织体系，担负着农业技术（包括新品种、新肥料、新技术等）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以及植物病虫害、动物疫病和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预防等重要工作，在贯彻党和国家的农业农村方针政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农业科研院所不仅为乡村技术人员提供知识更新服务，还可通过建立科研示范基地、加强成果推广等措施，直接培养高素质农民。其他服务组织能够提供农民急需的技术服务、物资服务和设备设施服务等，相对于农户自身而言更具规模效益，也能够有效促进被服务者技术技能的形成。
四、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的行动逻辑
依据“场域理论”分析，职业教育属于“教育场域”，乡村振兴作用于“乡村场域”，故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之说[25]。实际上，农业职业教育既是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也是被“振兴”的对象，二者本为一体。按照202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表的《与世界同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报告的核心观点[26]，农业职业教育应全面融入农村社会。在政府逐步完善相关政策、强化保障措施的前提下，农业职业院校与农村社会各类组织多元合作、协同发展，是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行动逻辑。 （一）实施多元合作，彰显协调性
“资本”是“场域”运行与变革的主导力量，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可产生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已是不争的事实。职业教育是技术传承的社会活动，现代职业教育具有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知行合一等特征。显然，这与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成主体的多元性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主体类型中，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而言，职业教育在乡村“场域”拥有的育人“资本”以及技术研发、技术传承、技术推广“资本”数量最多，质量也最好，理应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
职业院校作为重要主体实施多元合作，首先要确定合作对象。然而，相对于二、三产业的职业教育而言，农业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农村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依然不够。依据“场域理论”分析，农业职业院校的合作对象应包括乡村“场域”内所有内含职业教育要素的各类组织。因此，农村职业院校的合作对象“数量少、规模小”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也存在“点多、面广”等优势。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农村职业院校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经验，形成了协调优势，理应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中再造新优势，积极推进多元主体合作。
再造新优势需要彰显职业院校的协调性，形成乡村“场域”内的育人共同体，实现社会育人、实践育人、环境育人等的相互融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人的成长环境和技能形成环境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反过来，这些变化也将带来人的变化和技能的变化。农村职业院校应主动适应这些变化，不断拓展合作平台，与合作对象建立平等的育人话语权，使合作对象由小变大、由少变多，进而推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由弱变强。
（二）推进场域融合，体现主体性
布迪厄提出，“场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是一个“进行思考的技术”，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网络”[27]。依据“场域理论”，广博的乡村地区内含“教育场域”“文化场域”以及“技术场域”等多个“场域”，各个“场域”之间存在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农村职业院校应发挥主体作用，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场域”与乡村各类“场域”的融合。按照国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城乡职业教育“场域”的融合，以此构建城乡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28]，实现城乡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事实上，职业教育不仅担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职责，还具有文化传承、技术研发、服务社会等职能。乡村振兴涉及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等各个方面，是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显然，职业院校应按照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积极开展多方合作，构建跨“场域”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进而形成更为宽阔的“职业教育场域”，在乡村振兴行动中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同时，也激发乡村“场域”内各类相关主体的活力，实现产业育人、文化育人、环境育人，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诚然，形成更为宽阔的“职业教育场域”，需要农村职业院校发挥主体作用，克服组织形式、所有制性质等多方面的制约。要围绕乡村振兴需求，动员社会力量，继续推进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造。特别是公办职业院校，要消除对社会资本的歧视，通过多主体合作建立“乡村职业教育与培训点”“乡村科技小院”等，进而延展职业教育服务链条，拓展职业教育服务领域，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
（三）强化育人职责，增强赋能性
“资本”是“場域”的三大要素之一，“资本”越多“场域”就越进步。人力资本是“场域”内最重要的资本，是对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存量，主要体现在知识和技能方面。依据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人力资本可分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社会一般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速度起直接作用的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将学校教育视为获取一般人力资本的途径，而将“在实践中学习”视为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29]。职业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是一类“赋能”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从“无能”变“有能”，人的“能量”由小变大，人力资本由少变多。
当下，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逐步实施，乡村人口呈逐年减少趋势。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必须加快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以提升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和乡村人力资本总量。农村职业院校应将继续教育、电化教育、社区教育融为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加快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体制机制，面向农村所有成员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终身化的职业教育服务。通过“赋能”，使乡村社会中每个人的技术技能“资本”均能得到持续提升，让所有人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有效统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增强职业教育的赋能性，需要农村职业院校关注“能力”与“能量”两个维度。在“能力”维度，要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的要求，使广大农村劳动者均有机会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创造条件;在“能量”维度，要通过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聚集各类社会职业教育要素，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创造型技术技能人才，满足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新型产业发展的人才需要，更加有力地支撑各类乡村振兴行动。
（四）发挥技术优势，展现增值性
若将“增值”的概念局限于“教育场域”，表达的是学生（学员）接受职业教育后在综合素质方面的改变量或增进量，与赋能中的“能量”同义。若将“增值”的概念延伸至“技术场域”，外在表现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则会展现出多种效能，甚至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职业教育本身就是“教育场域”与“技术场域”的融合教育，具有增值性教育的特征。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将多方面的技术技能赋予众多农村劳动者，农村劳动者再通过职业活动将技术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以劳动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形式体现，可更加完美地表达农村职业教育在乡村产业兴旺、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生活富裕等方面的“增值性”。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将有效推进农村职业院校持续增加自身的技术资本存量，提升其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增值量”。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技术优势，还需要农村职业院校坚定“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针，在积极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同时，不断拓展参与主体容量，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融合，确保职业教育接受者实现“技术学习”与“技术应用”的有效统一。要适应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推动农村职业院校实现从“经验办学”向“科学化办学”的转变，从“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向“特色教育和类型教育”的转变，立足技术技能的依赖性、多样性和普及性等特征，让农村社会每位公民都能掌握一项或几项技术技能，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五）传承优秀文化，保持先进性
布迪厄在谈及“教育场域”时多次运用了文化的概念，认为“教育场域”内的媒介资本就是文化资本，“教育场域”是生产、传播、传承文化资本的场地，“教育场域”的权力也是文化权力。知识和权力的“联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使“知识力量成为人类生命改变的代理人”。同时，“教育场域”也展现了文化的支配性，甚至形成了文化霸权[30]。由此可见，“教育场域”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场域”。当下，人们常用受教育年限表达某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也说明“惯习”中的“教育场域”始终与“文化场域”是连接在一起的。长期以来，我国农耕文明孕育了乡村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且始终充满活力。目前，农业农村部已经认定了5批118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8项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31]，足见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院校不仅要传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也要与乡村相关文化主体合作，构建乡村文化技能形成共同体，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乡村文化。要将乡村文化的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大力培养乡村文化人才，促进乡村文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效统一，以此凝聚人心，焕发乡村振兴活力。要以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为目标，充分挖掘乡村各类文化资源，并融入现代元素，保持乡村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方向性。特别是面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大力培育与文化和旅游等第三产业人才相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推动农村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乡村社会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崇尚技能”的技术技能形成环境。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培育对外乡村文化交流人才，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多层次对话，不断增强我国乡村文化、职业教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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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kills Forma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Field Theory of Bourdieu
Ma Yuling， Dai Xiaohui， Yan Zhili
Abstract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农村职业教育;场域理论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3-0052-07
作者简介
马玉玲（1970- ），女，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职业教育（秦皇岛，066004）;戴晓慧（1997- ），女，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经济与管理
通讯作者
闫志利（1963- ），男，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经济与管理（秦皇岛，066004）
基金項目
2020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重点资助课题（科研合作项目）“新时期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研究”（JRSHZ-2020- 01046），主持人：闫志利
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际，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适应性”。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要求“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强农村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回顾脱贫攻坚的历程，职业教育在技能扶贫、产业扶贫以及阻断“代际贫困”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乡村振兴行动的全面实施，乡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数量越来越大，技术技能种类越来越多，技术技能形成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已成为农村（含涉农，下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强农村职业教育适应性的一项重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提出，“场域（Field）”内类似功能主体具有相互依存的特征[1]。以此可推断，若将乡村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与乡村“场域”内的类似功能主体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内涵
“场域理论”认为，社会由若干独立的“小社会”构成，这些“小社会”称为“场域”。“场域”的生成具有独特的自身逻辑和必然的主客观关系，某一“场域”内的主体虽然不可以支配其他“场域”的运行，但可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场域”可以是一个实在的自然空间，也可以是一个想象的空间[2]。由于历史原因，在“场域”上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差异较为明显，城市与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内涵也不尽相同。新时代乡村振兴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开始吸收城市技能形成体系要素，与其形成互促互进、共生共存之势。
（一）我国传统技能形成体系内涵的社会认知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技能形成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乡村技能体系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首次做出了“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部署，技能形成体系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之，有关技能形成体系的研究逐步增多。刘晓认为，技能形成体系与职业培训密切关联，但更强调集体、产业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合作[3]。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就加快培养“三农”人才作出了系列部署。学界有关农村人才培养的研究逐步增多，但关于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内涵的研究较少。杨子舟认为，我国技能形成体系存在培训政策工具化、雇主参与意愿低、劳动者学习风险高、认证机制失灵等问题，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成本分担体系、持续的生涯教育体系、开放的劳动用工体系、产出导向的质量评估体系[4]。吴刚等认为，我国应推进技能投资体系、技能供给体系、技能认证体系、技能使用体系及社会合作体系建设[5]。杨钋认为，地方政府和区域禀赋提高了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系的价值，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促进了技能形成领域规则、信念和组织的形成以及彼此间的相互联系[6]。由此可确定，技能形成体系可解释为职业教育（含培训，下同）及其相关要素的合作体系和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二）乡村振兴赋予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新内涵
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具有“就业观”与“区域观”两个维度，“就业观”聚焦于建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可将“农民”理解为农业产业从业人员），能够有效促进民众就业和改善民生;“区域观”则聚焦于不同的“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技能形成体系、乡村与城市的技能形成体系等。乡村振兴“场域”与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生存“场域”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可用“场域理论”的“场域要素”解析乡村振兴赋予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新内涵。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可见，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不仅面向生产，而且要面向生活、生态和文化，且不断吸收城市技能形成体系的相关要素，与之互促互进、共生共存。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强调“坚持多元主体、分工配合”。显然，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应该是“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具体化，需要政府部门、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行业企业等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乡村各类人才的培养。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不仅面向农业产业工人，而且面向乡村各类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乡村技能培训体系，而且是多主体参与的职业教育合作体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是“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职业教育及其相关主体、要素参与的合作育人体系和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二、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的价值意蕴
布迪厄认为，场域、资本和惯习是“场域”的三大要素。“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的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不同“场域”主体持有不同的价值观。“资本”在既定的“场域”内灵验有效，“惯习”则是积淀在人身体上的知觉、评判和行动等各种身心图式[7]。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于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需要集聚各方面人力资本。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具有积累“场域”人力资本效能，实践主体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参与主体和农村居民，并受“惯习”影响。按照“场域 [（资本）（惯习）]=实践”的公式，资本与惯习的乘数决定了实践的效果，凸显了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价值意蕴。
（一）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指个人或社会组织通过自我实践活动，发现、创造社会或他人物质或精神发展规律及内在矛盾的贡献[8]。技术赋能社会发展已在学界形成广泛共识。同样，乡村振兴离不开技术赋能。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系统，在推进乡村社会发展和技术赋能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按照布迪厄的解释，技术本身也是“资本”，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9]。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乡村技術技能形成体系，能够促进人的发展、积累人力资本，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由“外源式”发展模式转变为“内源式”发展模式。职业教育横跨“职业场域”“技术场域”“教育场域”和“社会场域”等多个“场域”，具有明确的技术技能形成效能。职业、技术与教育均依附某个具体的人，可改变人的“惯习”;效能则分别指向于个人与社会。显然，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行动毋庸置疑的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面临着一些社会新情况，乡村劳动者的“资本”“惯习”以及学习“场域”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业领域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同时，乡村劳动者文化素质逐渐提高，网络学习、工作场所学习以及终身学习等渐成常态，学习方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要求农业职业教育必须与乡村“场域”内的其他主体合作，聚合乡村“场域”所有职业教育要素，推进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可见，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使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彰显更大的社会价值。
（二）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指某事物对于人或社会的经济意义，是经济行为体从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利益的衡量[10]。乡村振兴涉及乡村“场域”的各个方面，产业兴旺、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前提。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有效促进政策的集成和经济要素的集聚，不断优化乡村“场域”环境，进而形成多主体参与农业、多要素聚集农业、多业态发展农业的新格局，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技术技能水平，有效提升农村产业的经济价值。
从微观视角分析，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经济价值还体现在促进农民生活富裕方面。实践证明，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促进农民“离农”和“为农”两项职能。“离农”指农村职业教育使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离开农村，实现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表面上看，“离农”劳动者似乎不再与乡村振兴关联，但实际上他们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信息和资金，无形中壮大了农户“资本”，改变了乡村居民“惯习”，对乡村振兴产生了一系列正外部效应，包括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农业规模经营逐渐形成、农业综合效益逐步提升等各个方面。“为农”指农村职业教育使部分农民技术技能水平得到了持续提升，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产生了直接经济效益。可见，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有效壮大农村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益，推动乡村振兴实施进程。
（三）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是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一定文化需要的特殊性质或者能够反映一定文化形态的属性[11]。布迪厄认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空泛概念，一个分化的社会不可能共享一套文化[12]。乡村具有“区域性”，乡村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城市文化完全一致。布迪厄强调，“教育场域”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教育场域”的权力也是“文化权力”。这种“权力”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基础、背景、形式、途径甚至是过程的反思;互动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过程和结果，如视野拓展、经验积累、知识增加等均建立在知识与文化的基础之上[13]。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推进多元主体的互动，持续提升乡村“场域”的文化价值，也内在地影响着其他价值。
乡村“场域”形成的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俗制度、治理体系、技术文化、教育制度等的集合，是世界文明史延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本身就镶嵌着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乡村相关主体融入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使其在丰富乡村文化内涵、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增强农村社会的包容性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四）人本价值
“人本价值”的核心要义在于不仅是一切“围绕人”，更要让一切“依靠人”[14]。“场域理论”未直接解释某一“场域”内人的具体作用，但却解释了“场域”内人的意识与行为。“场域”并非是自生的，而是人为了某一目标、目的有意策划、营造的，每个人在一定的“场域”内都具有一定的位置，扮演着一定角色，“场域”支撑了基于每个位置形成的某个角色的具体行为。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行动的具体目标之一，也需要不断优化人的发展“场域”。农村职业教育“场域”也是乡村振兴的具体“场域”，理应也是乡村振兴行动效能的具体指向。
乡村振兴多个方面交叉点的支撑就是其人力资本的开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提升乡村人力资本总量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有效途径。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能够促进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等的融合，使乡村“场域”内农业职业教育要素凝聚在一起，面向农民提供更为优质的职业教育服务，进而使广大农民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实践“场域”不断扩大，“场域”交往持续拓展，真正体会到自身的“人本价值”，并使其价值逐步“增值”。 三、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参与主体分析
按照“场域理论”解释，可将乡村“场域”继续划分为若干个小“场域”，不同“场域”内存在不同的实践主体，具有类似的功能。基于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现状，解析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可确认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应由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各类教育机构、农村经营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等4类主体共同参与。各类参与主体及具体任务如表1所示。
（一）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
“场域理论”认为，权力作为“场域”中的特殊资本，确定了“场域”运行和变化的规则，是支配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的工具[15]。乡村“场域”运行和变化的原动力来自于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快建立“乡村人才振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体系，具体包括农村工作干部培养锻炼制度、乡村人才培养制度、各类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鼓励人才向艰苦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激励制度、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等6项制度，以及乡村人才分级分类评价体系，不断提高乡村人才服务保障的能力。同时，建立政府引导、多元参与的投入机制，动员证券、保险、担保、基金等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引导工商资本投资乡村事业。积极改善农村发展条件，提高农村生活便利化水平，吸引各类人才流向农村、留在农村[16]。搭建乡村引才聚才平台，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农村创业创新园等建设，支持入园企业、科研院所等建设科研创新平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奖励补助等各项政策，加强乡村人才驿站、服务站等服务平台建设，不断优化乡村引才聚才的“场域”环境[17]。
（二）各类教育机构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明确了各类教育机构的主要任务，要求加强农村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优先支持高水平农业高职院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采取校企合作、政府划拨、整合资源等方式建设一批实习实训基地[18]。可见，农业职业院校也是“乡村振兴”的对象。随着乡村振兴行动的逐步推进，农业职业院校的“资本”实力将更为“雄厚”。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农业职业教育必然成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主要力量。
表面上看，《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将职业教育机构的任务确定为“培养农村基层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实际上，该文件确定的乡村急需的人才类型多达20种，绝大部分人才的培育属于职业教育机构的职能范围，见表2。农业职业院校应充分发挥“育训结合”的法定职能，持续强化与乡村“场域”类似功能主体的合作，不断壮大育人实力。要采取“学制教育”和“专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两后生”进行技能培训[19]。在加大高素质农民、能工巧匠、农村社会管理人才等培育力度的同时，鼓励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高素质农民、留守妇女等报考职业院校，为每一位村民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
（三）农业经营组织
广泛存在于乡村“场域”的各类农业经营组织也是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重要参与主体。工作场所学习（Work-place Learning）理论表明，员工工作“场域”对其技能形成具有较大影响。雇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会加大员工技能形成投入并督促员工技能形成[20]。各類农村经营组织均含有职业教育要素，理应使其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家庭农场是乡村“场域”内最为普遍的农业经营组织，农业农村部计划到2022年全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100万家[21]。由于家庭农场为培育高素质农民提供了实践“情景”，因此具有“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的效果[22];农民合作社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农村部计划到2022年全国农民合作社实现全面覆盖，服务能力和带动效应显著增强。传统农民加入合作社后会在综合素质方面发生较大变化，逐渐成为高素质农民[23]。此外，适应乡村振兴及促进“国际国内大循环”的需要，我国正在推行农村供销社村级布点工作。从“场域”视角分析，农村供销社具有从上到下完整的组织体系，理应作为乡村供销人员培养的平台和实践基地，进而有效缓解当下农村电商人才紧缺，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农业企业具有与工业企业同样的培训员工的职能，能够促进农民实现职业化、新型化和学习终身化，并对基地农民发挥示范带动作用[24]，也应该是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重要参与主体。
（四）农村社会组织
我国农村社会除农业经营组织之外，还存在众多的社会服务组织，主要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其他服务组织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具有自上（农业农村部）而下（乡镇政府）的组织体系，担负着农业技术（包括新品种、新肥料、新技术等）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以及植物病虫害、动物疫病和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预防等重要工作，在贯彻党和国家的农业农村方针政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农业科研院所不仅为乡村技术人员提供知识更新服务，还可通过建立科研示范基地、加强成果推广等措施，直接培养高素质农民。其他服务组织能够提供农民急需的技术服务、物资服务和设备设施服务等，相对于农户自身而言更具规模效益，也能够有效促进被服务者技术技能的形成。
四、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的行动逻辑
依据“场域理论”分析，职业教育属于“教育场域”，乡村振兴作用于“乡村场域”，故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之说[25]。实际上，农业职业教育既是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也是被“振兴”的对象，二者本为一体。按照202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表的《与世界同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报告的核心观点[26]，农业职业教育应全面融入农村社会。在政府逐步完善相关政策、强化保障措施的前提下，农业职业院校与农村社会各类组织多元合作、协同发展，是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行动逻辑。 （一）实施多元合作，彰显协调性
“资本”是“场域”运行与变革的主导力量，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可产生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已是不争的事实。职业教育是技术传承的社会活动，现代职业教育具有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知行合一等特征。显然，这与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成主体的多元性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主体类型中，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而言，职业教育在乡村“场域”拥有的育人“资本”以及技术研发、技术传承、技术推广“资本”数量最多，质量也最好，理应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
职业院校作为重要主体实施多元合作，首先要确定合作对象。然而，相对于二、三产业的职业教育而言，农业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农村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依然不够。依据“场域理论”分析，农业职业院校的合作对象应包括乡村“场域”内所有内含职业教育要素的各类组织。因此，农村职业院校的合作对象“数量少、规模小”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也存在“点多、面广”等优势。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农村职业院校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经验，形成了协调优势，理应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中再造新优势，积极推进多元主体合作。
再造新优势需要彰显职业院校的协调性，形成乡村“场域”内的育人共同体，实现社会育人、实践育人、环境育人等的相互融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人的成长环境和技能形成环境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反过来，这些变化也将带来人的变化和技能的变化。农村职业院校应主动适应这些变化，不断拓展合作平台，与合作对象建立平等的育人话语权，使合作对象由小变大、由少变多，进而推动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由弱变强。
（二）推进场域融合，体现主体性
布迪厄提出，“场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是一个“进行思考的技术”，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网络”[27]。依据“场域理论”，广博的乡村地区内含“教育场域”“文化场域”以及“技术场域”等多个“场域”，各个“场域”之间存在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农村职业院校应发挥主体作用，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场域”与乡村各类“场域”的融合。按照国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城乡职业教育“场域”的融合，以此构建城乡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28]，实现城乡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事实上，职业教育不仅担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职责，还具有文化传承、技术研发、服务社会等职能。乡村振兴涉及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等各个方面，是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显然，职业院校应按照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积极开展多方合作，构建跨“场域”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进而形成更为宽阔的“职业教育场域”，在乡村振兴行动中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同时，也激发乡村“场域”内各类相关主体的活力，实现产业育人、文化育人、环境育人，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诚然，形成更为宽阔的“职业教育场域”，需要农村职业院校发挥主体作用，克服组织形式、所有制性质等多方面的制约。要围绕乡村振兴需求，动员社会力量，继续推进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造。特别是公办职业院校，要消除对社会资本的歧视，通过多主体合作建立“乡村职业教育与培训点”“乡村科技小院”等，进而延展职业教育服务链条，拓展职业教育服务领域，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
（三）强化育人职责，增强赋能性
“资本”是“場域”的三大要素之一，“资本”越多“场域”就越进步。人力资本是“场域”内最重要的资本，是对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存量，主要体现在知识和技能方面。依据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人力资本可分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社会一般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速度起直接作用的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将学校教育视为获取一般人力资本的途径，而将“在实践中学习”视为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29]。职业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是一类“赋能”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从“无能”变“有能”，人的“能量”由小变大，人力资本由少变多。
当下，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逐步实施，乡村人口呈逐年减少趋势。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必须加快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以提升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和乡村人力资本总量。农村职业院校应将继续教育、电化教育、社区教育融为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加快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体制机制，面向农村所有成员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终身化的职业教育服务。通过“赋能”，使乡村社会中每个人的技术技能“资本”均能得到持续提升，让所有人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有效统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增强职业教育的赋能性，需要农村职业院校关注“能力”与“能量”两个维度。在“能力”维度，要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的要求，使广大农村劳动者均有机会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创造条件;在“能量”维度，要通过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聚集各类社会职业教育要素，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创造型技术技能人才，满足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新型产业发展的人才需要，更加有力地支撑各类乡村振兴行动。
（四）发挥技术优势，展现增值性
若将“增值”的概念局限于“教育场域”，表达的是学生（学员）接受职业教育后在综合素质方面的改变量或增进量，与赋能中的“能量”同义。若将“增值”的概念延伸至“技术场域”，外在表现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则会展现出多种效能，甚至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职业教育本身就是“教育场域”与“技术场域”的融合教育，具有增值性教育的特征。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可将多方面的技术技能赋予众多农村劳动者，农村劳动者再通过职业活动将技术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以劳动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形式体现，可更加完美地表达农村职业教育在乡村产业兴旺、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生活富裕等方面的“增值性”。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技能形成体系建设，将有效推进农村职业院校持续增加自身的技术资本存量，提升其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增值量”。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技术优势，还需要农村职业院校坚定“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针，在积极构建乡村技能形成体系的同时，不断拓展参与主体容量，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融合，确保职业教育接受者实现“技术学习”与“技术应用”的有效统一。要适应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推动农村职业院校实现从“经验办学”向“科学化办学”的转变，从“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向“特色教育和类型教育”的转变，立足技术技能的依赖性、多样性和普及性等特征，让农村社会每位公民都能掌握一项或几项技术技能，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五）传承优秀文化，保持先进性
布迪厄在谈及“教育场域”时多次运用了文化的概念，认为“教育场域”内的媒介资本就是文化资本，“教育场域”是生产、传播、传承文化资本的场地，“教育场域”的权力也是文化权力。知识和权力的“联姻”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使“知识力量成为人类生命改变的代理人”。同时，“教育场域”也展现了文化的支配性，甚至形成了文化霸权[30]。由此可见，“教育场域”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场域”。当下，人们常用受教育年限表达某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也说明“惯习”中的“教育场域”始终与“文化场域”是连接在一起的。长期以来，我国农耕文明孕育了乡村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且始终充满活力。目前，农业农村部已经认定了5批118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8项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31]，足见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院校不仅要传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也要与乡村相关文化主体合作，构建乡村文化技能形成共同体，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乡村文化。要将乡村文化的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大力培养乡村文化人才，促进乡村文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效统一，以此凝聚人心，焕发乡村振兴活力。要以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为目标，充分挖掘乡村各类文化资源，并融入现代元素，保持乡村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方向性。特别是面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大力培育与文化和旅游等第三产业人才相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推动农村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乡村社会文化，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崇尚技能”的技术技能形成环境。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培育对外乡村文化交流人才，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多层次对话，不断增强我国乡村文化、职业教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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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kills Forma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Field Theory of Bourdieu
Ma Yuling， Dai Xiaohui， Yan Zhili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