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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常常做梦，梦中总是与父亲在一起。父亲去世已十二年了，我也到了六十好几的年纪，按理说，从理智上、感情上都转过了几个大弯，把世事都想开了。但岁月怎么就没冲淡我对父亲的思念呢？
那年母亲去世后，料理完后事，我便把父亲从老家接到部队家属院居住，我要赡养父亲以尽孝道，父亲则是出于无奈只好随我而来。虽说他老人家住在农村老家不愁吃不愁穿了，但生活条件还是远远赶不上城里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身边没个人照应是不行的呀。再说，父亲对部队生活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在连长、营长、团长的位置上时，他都曾来部队小住过。不过每次都是没来之前特别想来，来了之后闲喝坐吃不出三日，就嚷嚷着要回去。说是闲得没事心慌难受不习惯。我生气地说您住三天就要走，能对得住那几十块车票钱吗？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住在老家那对沿六间的厦子房里，那六间房若算不上他的丰功也是他终生的伟绩，住在那里他便拥有了无限的自豪。他虽然已无力下田劳作，但能看到麦子发黄、苞谷抽穗他心里舒坦；看着狗儿跑听着鸡儿叫，他能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打点水扫会地招呼邻居来家里喝着茶拉拉家常，他能找到幸福感。
他住我在部队的家里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我是早上部队没响起床号便出了家门，晚上十点熄灯号响了还没回家，身为一师之长，压根儿就没有节假日的概念。爱人一日三餐想法调剂饭菜，花样也算丰盛，但她是端着公家饭碗的人，总是要去上班呀。晚上他俩看一会电视，爱人本就言寡，再说，儿媳妇与公公又有多少话可聊的呢？父亲白天没事也只能是在营院转转，看看官兵操练，部队官兵操练本来就是一项单调枯燥的活动，他看多了自然觉得枯燥无味没意思了。其实父亲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想让我每天陪他拉拉家常。他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我却没法让父亲如愿。
姐姐借住在千里之外青铜峡镇她女儿家里，帮着女儿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征得父亲同意，我和姐姐商量，让她照顾父亲一段时间。我给姐姐说：“您出力，我出钱，父亲觉得哪里住着自在就住哪里。”不成想这一住就是两年多。我们师有几个团驻扎在青铜峡附近，我每次下部队检查工作，总要挤出点时间去看望父亲，每次去总见父亲颤悠悠地老早就站在门前盼着我出现在他的面前。父亲那年七十八岁了，患有帕金森症多年，生活有点不能自理，好在饭量好又有姐姐精心照顾，忠厚朴实的脸上总溢满着幸福。他口水流下来了姐姐帮他擦干净，吃饭时帮他把菜放到碗里，甚至有时拿小勺喂给他吃。洗澡时帮他调好水温，每晚临睡前把洗脚水端到跟前给他洗好脚扶上床盖好被子。
在2004年4月的一天早上，伴随着部队的起床号声，姐姐的电话也随之而来，她说父亲昨晚突然昏迷叫不灵醒了，连夜请救护车送到了解放军第五医院，现正在抢救中。我心头猛的一紧，尽管电话那头姐姐尽量语气平缓让我不要着急，我依然能想象并感受到姐姐的焦虑急促与忐忑。“上个月还好着怎么突然间……什么病呀？”我问。“大（爸）中午吃了一碗羊肉泡，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八点多就昏迷了，现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姐姐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您别急！”我对姐姐说。挂断姐姐的电话，我当即拨通了解放军五院种院长的电话。种院长是好朋友又是同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检查结果是大脑萎缩，但更多的是给我以宽慰，我叮嘱他我们不怕花钱，要用最好的药……
父親住院已经整整半个月了，请专家会过诊，该用的药都用过了，医生们也觉得有点无力回天，而我是一天一个电话在催问。父亲的病不但毫无起色，而且每况愈下。我们老家有个习俗和忌讳，老人是不能客死他乡的，况且医院早就下了病危通知。我和姐姐商量后，她们在银川买了四张火车软卧车票，堂妹小玲在西安雇了救护车，老战友黄副局长协调西安火车站提供了方便，我请假后赶到西安，我们心情沉重、小心翼翼地总算把父亲平安顺利地送回到了富平的老家。
父亲静静地躺在土坑上。看着父亲满头稀疏的白发，憔悴的面容，半张的嘴巴，插在鼻孔边的氧气管子，手臂上滴答滴答地输着液体，我内心充满了无以言状的苦楚。他老人家已近二十天水米未进，全凭那点滴维持着生命的体征。
晚上，只有父亲的房间里亮着灯，姊妹轮流静静地守候在他的身旁，幻想着奇迹能够发生。哪怕是父亲再能看上我们一眼也行啊！
我躺在隔壁房间里，熄灯后漆黑一片，整个院子都是漆黑的，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见父亲微微的鼾声。
1960年，我6岁，父母经常按着自己的小腿肚子，一按一个小坑，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只知道肚子饿。家里没有任何能吃的。我经常在院子里打着滚，哭着闹着向母亲要馍吃，母亲也很无奈，每逢此时，回应我的总是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拖着顺地磨去！”好不容易盼来政府要给大家发救济粮了，母亲拿着一个大老碗，拖着我到村西边的路上去领救济粮。村民们有拿着碗的，有端着盆的，有提着袋子的，五花八门，但是一个姿势是相同的，都站在路边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向南边镇上粮站的方向眺望着。太阳都两杆子高了，还不见队上派去领粮的人回来。“来了！来了！”随着人群中的喊声，我终于看见远方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个挑着担子，另一个杠杆枪在后边护驾着。
队长按照每人每天三两的标准，把救济粮分发给村民们，我们家六口人，分到半碗白生生的大米。回到家，母亲烧了半锅水，下了一半米。米在锅里煮熟后就像天上的星星，稀里巴叉的。母亲用勺子在锅里搅几下，然后给每人盛一碗清亮的米汤，就算吃饭了。我那会不懂事，总嚷嚷着：“我不喝汤，我要吃稠的！”父亲喝完一大碗米汤，把沉在碗底的米粒倒在我手中的小洋瓷碗里，我不解地抬头望着父亲，只看到父亲满脸的无奈与怜爱。也听见母亲在一旁叹息道：“别给娃了，你还要下地干重活哩！”
我十多岁时，有天晚上刚睡下不久，肚子疼得厉害，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只有镇上的一个小医院，离我们家好几里地呢。父亲把我抱在怀里，用食指和中指一会提我的肚皮，一会慢慢地轻揉我的肚子，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在 父亲怀里睡着了。待我睁开双眼时，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1979年初春，祖国南疆燃起了战火。我和弟弟各自所在的部队都奉命进入一级战备，进行临战训练。为了保密，部队规定不能给任何人写信。弟弟随他所在的部队出境参加了自卫还击作战，我所在的部队原地待命。两个多月时间，我们弟兄俩杳无信息，父母心急如焚，日夜熬煎着自己俩儿子。之后我听乡邻说，在那段日子里，父母坐卧不宁，茶饭不思，串村走巷地与军属们互相打探儿子的消息，更多的时间则是伫立在村口的大路旁向县城方向张望，一夜之间两位老人头发白了许多。一直等到我在临战训练中荣立三等功的喜报和弟弟荣立三等战功的喜报双双被政府敲锣打鼓地送到家中，才使父母焦虑的心情有了些许安定。 1984年初夏，父亲感觉胃部极不舒服，在当地看了几次医生也不见好。我只好请假陪他到西安解放军323医院做胃镜检查，镜检发现是胃黄色瘤，活检结果确诊为癌变，这个结果让我始料不及，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主检医生当时给我说的话：“老人这么大年纪了，就不要做手术了，想吃啥给买点啥，回家抓紧准备后事吧。”医生的建议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但在父亲面前，我不能把忧愁写在脸上，必须尽最大努力展示出自己的平静，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告诉父亲说是胃炎，吃一阶段药就好了。随即买了几瓶进口的抗癌药并逐一撕去了瓶身上的中文标签，四处打听偏方土方未果。好友海丁却告诉我，他们军分区卫生所有一种“化瘀片”，是根据一位李姓医生的祖传秘方炮制的，对食道癌、乳腺癌很有效。河南林县一带是食道癌高发区，许多人都治好了。抱着一丝希望，我便托他一次就买了三个月的量，一日三次，一次服十二片，反正是有病乱投医呗。大概是听信了当时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宣传，说日本人发现大蒜具有抗癌作用的缘故吧，父亲一日三餐还坚持吃七八瓣大蒜呢。我们就这样一边让父亲坚持吃药，一边悄悄地给父亲准备后事。我买了副上好的棺材放在了几里路外的姑姑家，姐姐为父亲准备的寿衣寿冠等物品也放在她自己家里。我们担心的是父亲见到这些物品会增加心理压力。其实，我们既没猜透父亲的心思，更低估了他的承受能力。这不，有一次午饭后，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硬邦邦地给我撂下一句话：“我死了你们都不要劳神，用席一卷埋了就行了。”我听后一怔，赶忙解释：“您不要多想，病没那么严重，再说，该准备的我们都准备了。”我当即托人赶紧把棺材寿衣等拉回了家请父亲过目，他老人家看后立马有了精神。我们做儿女的所思所想所做的，并不是父亲内心所需要的。
就这样一晃两年多过去了，父亲的身体没见好多少，更没见坏多少。
那年冬天，我在陇县驻军的一个部队任营长。我把父亲接到营部来住。我想，能多陪父亲一天算一天，他想吃什么就买回来给他吃吧，谁知道他老人家还能吃上几顿啊！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在吃饭穿衣上没给我提过任何要求，平时手头再拮据，也从来没跟我伸手要过钱。但我知道父亲喜欢吃羊肉泡，便买了个保温饭盒。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到距营部三公里多的县城去买碗羊肉泡，赶在早上开饭时给父亲吃。记得有次天下了雨雪，早上起来路面上尽是冰溜子，明晃晃的非常光滑，我把买好的羊肉泡盛在饭盒里，挂在车前把上，小心翼翼地骑着车子往回赶。一不留神，哧溜一声，车子倒了，把我摔在地上，保温饭盒叮叮当当滚出老远，所幸羊肉汤没撒出来。
我注意到父亲每顿饭饭量还不小，气色也越来越好。每次吃羊肉泡都是两个饼，有点不像是癌症晚期的病人啊？莫非是病情有所好转了？带着这个疑问，我便陪他到解放军六○医院去复查，消化科李主任亲自操作。看了后说：“好着哩呀！浅表性胃炎。”我赶紧把两年前的检查结果给他看，他看后又复查了一遍，十分肯定地说：“好了，没问题！”我真是欣喜若狂啊！至今我都不能肯定到底是哪种药物发挥了作用，还是由于父亲意志特别的坚韧，抑或是他终生善良辛苦感动了上苍，我想这些因素都有吧。此后二十年间，每当遇见有人夸赞父亲身体好有福气时，他总会说：“多亏了武平，是他让我多活了这么多年，不然早就死了。”
父亲病倒那年我刚好五十岁。我第一次有时间在这万籁俱静的夜里回忆往事，突然，父亲的鼾声停息了，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父亲的房间，刚站定，父亲又有点了气息。一晚上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弄得我的血压又升高了。第二天，昏沉沉地睡了大半天。
大约到了晚上八点，我们几个人正在聊着家常往事，只听见姐姐在父亲房间里急促地大声呼唤：“快！大（爸）醒来了！”我们姊妹赶紧跑过去围拢在父亲的身旁。父亲睁圆了双眼，挣扎着要坐起来。嫂子急忙给他背后垫了床棉被，父亲张了几次嘴巴，这才吃力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在咱老屋哩！”我们齐声回答。嫂子问父亲：“您认识这几个人不？”父亲竟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大家高兴地笑了，几十天沉闷、凝固了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东平哩？”父亲又问。大家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东平是我三弟，1986年1月31日在作战中光荣牺牲，荣立一等战功，这些父亲是知道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怎么又问起这个来？他老人家一定是发现自己的骨肉少了一块。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东平早就牺牲了，您就安心睡吧！”父亲没吭声，只见两行浑浊的泪水从他眼角流淌下来。少许，父亲喘了几口气又说：“你们扶我起来，让我在咱院子里走走，再看看……”我们劝他：“今天晚了，明天再看吧。”父亲无力地慢慢合上了双眼，又长一声短一声地打起呼噜来。
漆黑的夜里，我睁着双眼，努力地追寻着往日我与父亲的足迹。我掰着指头算了算在五十年的岁月里，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确实是少得可怜。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少言寡语，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教育过我。不知咋的，父亲在我心目中却永远都是一座能靠得住的大山，他那贴满了半面墙的“劳动模范”的奖状，曾给我带来无限的荣光；他那“共产党员”的称号，曾给我平添了无限的自豪；东家有难，西家有忙，他都主动去帮，他的为人曾让我从村子东头走到村子西头都能感受到左邻右舍投来友善的目光。以至我退休后回老家给父母上坟，碰到村上的熟人，他们还念叨着：“你大（爸）人好！你前些年拿回的好茶叶他让我们喝了，你拿回来的好烟他给我们抽了！”是啊！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时，我体会不到多少父亲的含义，待我成为父亲，对父亲有了牵挂之时，却又远在千里，军务繁忙难得相见。每次回家总是来去匆匆，无非是给父亲放几个零花钱，买上一堆食品，吃完母亲擀的一碗面，抹完嘴就走人了。这次回来倒是有时间与父亲说话了，可惜父亲却在昏迷中，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十分酸楚，眼泪扑籁扑籁往下掉。
次日早晨，我约姐姐一同去附近村上看看舅舅、姑姑。到了舅家一杯茶還没喝完，我突然觉得心里慌得很。多年来我有这个灵验，家中凡遇大事，我都有心灵感应。弟弟牺牲，母亲病逝，我虽然身在千里之外，但当时就是这种感受。
我和姐姐赶快与舅舅告别急忙驱车返回家中。我一摸父亲的双腿，膝盖以下已经冰凉，再一摸脉搏，非常缓慢微弱，我把父亲抱在怀里，对着父亲耳边喊道：“大，您坚持一会，给您把新衣裳换好您再走啊！”随即招呼嫂嫂，姐姐：“快！赶紧给大把寿衣穿上！”她俩很麻利地给父亲穿好了衣服，收拾停当。此时，父亲在我怀里头一歪，长出了一口气，永远地停止了呼吸。嫂子、姐姐在一旁边哭边念叨着，又是烧纸，又是招魂的。我没有哭，我只是静静地紧紧地抱着父亲不忍松手，我企图用自己炽热的胸腔温暖着曾经给我生命、给我血脉、给我温度的躯体，但我终究没能留住父亲身上的温度。
我在他的怀抱里健康快乐地成长，他在我的怀抱里优雅尊严地老去，这，就是我们父子！
责任编辑：蒋建伟
那年母亲去世后，料理完后事，我便把父亲从老家接到部队家属院居住，我要赡养父亲以尽孝道，父亲则是出于无奈只好随我而来。虽说他老人家住在农村老家不愁吃不愁穿了，但生活条件还是远远赶不上城里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身边没个人照应是不行的呀。再说，父亲对部队生活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在连长、营长、团长的位置上时，他都曾来部队小住过。不过每次都是没来之前特别想来，来了之后闲喝坐吃不出三日，就嚷嚷着要回去。说是闲得没事心慌难受不习惯。我生气地说您住三天就要走，能对得住那几十块车票钱吗？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住在老家那对沿六间的厦子房里，那六间房若算不上他的丰功也是他终生的伟绩，住在那里他便拥有了无限的自豪。他虽然已无力下田劳作，但能看到麦子发黄、苞谷抽穗他心里舒坦；看着狗儿跑听着鸡儿叫，他能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打点水扫会地招呼邻居来家里喝着茶拉拉家常，他能找到幸福感。
他住我在部队的家里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我是早上部队没响起床号便出了家门，晚上十点熄灯号响了还没回家，身为一师之长，压根儿就没有节假日的概念。爱人一日三餐想法调剂饭菜，花样也算丰盛，但她是端着公家饭碗的人，总是要去上班呀。晚上他俩看一会电视，爱人本就言寡，再说，儿媳妇与公公又有多少话可聊的呢？父亲白天没事也只能是在营院转转，看看官兵操练，部队官兵操练本来就是一项单调枯燥的活动，他看多了自然觉得枯燥无味没意思了。其实父亲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想让我每天陪他拉拉家常。他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我却没法让父亲如愿。
姐姐借住在千里之外青铜峡镇她女儿家里，帮着女儿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征得父亲同意，我和姐姐商量，让她照顾父亲一段时间。我给姐姐说：“您出力，我出钱，父亲觉得哪里住着自在就住哪里。”不成想这一住就是两年多。我们师有几个团驻扎在青铜峡附近，我每次下部队检查工作，总要挤出点时间去看望父亲，每次去总见父亲颤悠悠地老早就站在门前盼着我出现在他的面前。父亲那年七十八岁了，患有帕金森症多年，生活有点不能自理，好在饭量好又有姐姐精心照顾，忠厚朴实的脸上总溢满着幸福。他口水流下来了姐姐帮他擦干净，吃饭时帮他把菜放到碗里，甚至有时拿小勺喂给他吃。洗澡时帮他调好水温，每晚临睡前把洗脚水端到跟前给他洗好脚扶上床盖好被子。
在2004年4月的一天早上，伴随着部队的起床号声，姐姐的电话也随之而来，她说父亲昨晚突然昏迷叫不灵醒了，连夜请救护车送到了解放军第五医院，现正在抢救中。我心头猛的一紧，尽管电话那头姐姐尽量语气平缓让我不要着急，我依然能想象并感受到姐姐的焦虑急促与忐忑。“上个月还好着怎么突然间……什么病呀？”我问。“大（爸）中午吃了一碗羊肉泡，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八点多就昏迷了，现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姐姐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您别急！”我对姐姐说。挂断姐姐的电话，我当即拨通了解放军五院种院长的电话。种院长是好朋友又是同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检查结果是大脑萎缩，但更多的是给我以宽慰，我叮嘱他我们不怕花钱，要用最好的药……
父親住院已经整整半个月了，请专家会过诊，该用的药都用过了，医生们也觉得有点无力回天，而我是一天一个电话在催问。父亲的病不但毫无起色，而且每况愈下。我们老家有个习俗和忌讳，老人是不能客死他乡的，况且医院早就下了病危通知。我和姐姐商量后，她们在银川买了四张火车软卧车票，堂妹小玲在西安雇了救护车，老战友黄副局长协调西安火车站提供了方便，我请假后赶到西安，我们心情沉重、小心翼翼地总算把父亲平安顺利地送回到了富平的老家。
父亲静静地躺在土坑上。看着父亲满头稀疏的白发，憔悴的面容，半张的嘴巴，插在鼻孔边的氧气管子，手臂上滴答滴答地输着液体，我内心充满了无以言状的苦楚。他老人家已近二十天水米未进，全凭那点滴维持着生命的体征。
晚上，只有父亲的房间里亮着灯，姊妹轮流静静地守候在他的身旁，幻想着奇迹能够发生。哪怕是父亲再能看上我们一眼也行啊！
我躺在隔壁房间里，熄灯后漆黑一片，整个院子都是漆黑的，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见父亲微微的鼾声。
1960年，我6岁，父母经常按着自己的小腿肚子，一按一个小坑，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只知道肚子饿。家里没有任何能吃的。我经常在院子里打着滚，哭着闹着向母亲要馍吃，母亲也很无奈，每逢此时，回应我的总是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拖着顺地磨去！”好不容易盼来政府要给大家发救济粮了，母亲拿着一个大老碗，拖着我到村西边的路上去领救济粮。村民们有拿着碗的，有端着盆的，有提着袋子的，五花八门，但是一个姿势是相同的，都站在路边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向南边镇上粮站的方向眺望着。太阳都两杆子高了，还不见队上派去领粮的人回来。“来了！来了！”随着人群中的喊声，我终于看见远方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个挑着担子，另一个杠杆枪在后边护驾着。
队长按照每人每天三两的标准，把救济粮分发给村民们，我们家六口人，分到半碗白生生的大米。回到家，母亲烧了半锅水，下了一半米。米在锅里煮熟后就像天上的星星，稀里巴叉的。母亲用勺子在锅里搅几下，然后给每人盛一碗清亮的米汤，就算吃饭了。我那会不懂事，总嚷嚷着：“我不喝汤，我要吃稠的！”父亲喝完一大碗米汤，把沉在碗底的米粒倒在我手中的小洋瓷碗里，我不解地抬头望着父亲，只看到父亲满脸的无奈与怜爱。也听见母亲在一旁叹息道：“别给娃了，你还要下地干重活哩！”
我十多岁时，有天晚上刚睡下不久，肚子疼得厉害，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只有镇上的一个小医院，离我们家好几里地呢。父亲把我抱在怀里，用食指和中指一会提我的肚皮，一会慢慢地轻揉我的肚子，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在 父亲怀里睡着了。待我睁开双眼时，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1979年初春，祖国南疆燃起了战火。我和弟弟各自所在的部队都奉命进入一级战备，进行临战训练。为了保密，部队规定不能给任何人写信。弟弟随他所在的部队出境参加了自卫还击作战，我所在的部队原地待命。两个多月时间，我们弟兄俩杳无信息，父母心急如焚，日夜熬煎着自己俩儿子。之后我听乡邻说，在那段日子里，父母坐卧不宁，茶饭不思，串村走巷地与军属们互相打探儿子的消息，更多的时间则是伫立在村口的大路旁向县城方向张望，一夜之间两位老人头发白了许多。一直等到我在临战训练中荣立三等功的喜报和弟弟荣立三等战功的喜报双双被政府敲锣打鼓地送到家中，才使父母焦虑的心情有了些许安定。 1984年初夏，父亲感觉胃部极不舒服，在当地看了几次医生也不见好。我只好请假陪他到西安解放军323医院做胃镜检查，镜检发现是胃黄色瘤，活检结果确诊为癌变，这个结果让我始料不及，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主检医生当时给我说的话：“老人这么大年纪了，就不要做手术了，想吃啥给买点啥，回家抓紧准备后事吧。”医生的建议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但在父亲面前，我不能把忧愁写在脸上，必须尽最大努力展示出自己的平静，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告诉父亲说是胃炎，吃一阶段药就好了。随即买了几瓶进口的抗癌药并逐一撕去了瓶身上的中文标签，四处打听偏方土方未果。好友海丁却告诉我，他们军分区卫生所有一种“化瘀片”，是根据一位李姓医生的祖传秘方炮制的，对食道癌、乳腺癌很有效。河南林县一带是食道癌高发区，许多人都治好了。抱着一丝希望，我便托他一次就买了三个月的量，一日三次，一次服十二片，反正是有病乱投医呗。大概是听信了当时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宣传，说日本人发现大蒜具有抗癌作用的缘故吧，父亲一日三餐还坚持吃七八瓣大蒜呢。我们就这样一边让父亲坚持吃药，一边悄悄地给父亲准备后事。我买了副上好的棺材放在了几里路外的姑姑家，姐姐为父亲准备的寿衣寿冠等物品也放在她自己家里。我们担心的是父亲见到这些物品会增加心理压力。其实，我们既没猜透父亲的心思，更低估了他的承受能力。这不，有一次午饭后，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硬邦邦地给我撂下一句话：“我死了你们都不要劳神，用席一卷埋了就行了。”我听后一怔，赶忙解释：“您不要多想，病没那么严重，再说，该准备的我们都准备了。”我当即托人赶紧把棺材寿衣等拉回了家请父亲过目，他老人家看后立马有了精神。我们做儿女的所思所想所做的，并不是父亲内心所需要的。
就这样一晃两年多过去了，父亲的身体没见好多少，更没见坏多少。
那年冬天，我在陇县驻军的一个部队任营长。我把父亲接到营部来住。我想，能多陪父亲一天算一天，他想吃什么就买回来给他吃吧，谁知道他老人家还能吃上几顿啊！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在吃饭穿衣上没给我提过任何要求，平时手头再拮据，也从来没跟我伸手要过钱。但我知道父亲喜欢吃羊肉泡，便买了个保温饭盒。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到距营部三公里多的县城去买碗羊肉泡，赶在早上开饭时给父亲吃。记得有次天下了雨雪，早上起来路面上尽是冰溜子，明晃晃的非常光滑，我把买好的羊肉泡盛在饭盒里，挂在车前把上，小心翼翼地骑着车子往回赶。一不留神，哧溜一声，车子倒了，把我摔在地上，保温饭盒叮叮当当滚出老远，所幸羊肉汤没撒出来。
我注意到父亲每顿饭饭量还不小，气色也越来越好。每次吃羊肉泡都是两个饼，有点不像是癌症晚期的病人啊？莫非是病情有所好转了？带着这个疑问，我便陪他到解放军六○医院去复查，消化科李主任亲自操作。看了后说：“好着哩呀！浅表性胃炎。”我赶紧把两年前的检查结果给他看，他看后又复查了一遍，十分肯定地说：“好了，没问题！”我真是欣喜若狂啊！至今我都不能肯定到底是哪种药物发挥了作用，还是由于父亲意志特别的坚韧，抑或是他终生善良辛苦感动了上苍，我想这些因素都有吧。此后二十年间，每当遇见有人夸赞父亲身体好有福气时，他总会说：“多亏了武平，是他让我多活了这么多年，不然早就死了。”
父亲病倒那年我刚好五十岁。我第一次有时间在这万籁俱静的夜里回忆往事，突然，父亲的鼾声停息了，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父亲的房间，刚站定，父亲又有点了气息。一晚上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弄得我的血压又升高了。第二天，昏沉沉地睡了大半天。
大约到了晚上八点，我们几个人正在聊着家常往事，只听见姐姐在父亲房间里急促地大声呼唤：“快！大（爸）醒来了！”我们姊妹赶紧跑过去围拢在父亲的身旁。父亲睁圆了双眼，挣扎着要坐起来。嫂子急忙给他背后垫了床棉被，父亲张了几次嘴巴，这才吃力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在咱老屋哩！”我们齐声回答。嫂子问父亲：“您认识这几个人不？”父亲竟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大家高兴地笑了，几十天沉闷、凝固了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东平哩？”父亲又问。大家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东平是我三弟，1986年1月31日在作战中光荣牺牲，荣立一等战功，这些父亲是知道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怎么又问起这个来？他老人家一定是发现自己的骨肉少了一块。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东平早就牺牲了，您就安心睡吧！”父亲没吭声，只见两行浑浊的泪水从他眼角流淌下来。少许，父亲喘了几口气又说：“你们扶我起来，让我在咱院子里走走，再看看……”我们劝他：“今天晚了，明天再看吧。”父亲无力地慢慢合上了双眼，又长一声短一声地打起呼噜来。
漆黑的夜里，我睁着双眼，努力地追寻着往日我与父亲的足迹。我掰着指头算了算在五十年的岁月里，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确实是少得可怜。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少言寡语，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教育过我。不知咋的，父亲在我心目中却永远都是一座能靠得住的大山，他那贴满了半面墙的“劳动模范”的奖状，曾给我带来无限的荣光；他那“共产党员”的称号，曾给我平添了无限的自豪；东家有难，西家有忙，他都主动去帮，他的为人曾让我从村子东头走到村子西头都能感受到左邻右舍投来友善的目光。以至我退休后回老家给父母上坟，碰到村上的熟人，他们还念叨着：“你大（爸）人好！你前些年拿回的好茶叶他让我们喝了，你拿回来的好烟他给我们抽了！”是啊！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时，我体会不到多少父亲的含义，待我成为父亲，对父亲有了牵挂之时，却又远在千里，军务繁忙难得相见。每次回家总是来去匆匆，无非是给父亲放几个零花钱，买上一堆食品，吃完母亲擀的一碗面，抹完嘴就走人了。这次回来倒是有时间与父亲说话了，可惜父亲却在昏迷中，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十分酸楚，眼泪扑籁扑籁往下掉。
次日早晨，我约姐姐一同去附近村上看看舅舅、姑姑。到了舅家一杯茶還没喝完，我突然觉得心里慌得很。多年来我有这个灵验，家中凡遇大事，我都有心灵感应。弟弟牺牲，母亲病逝，我虽然身在千里之外，但当时就是这种感受。
我和姐姐赶快与舅舅告别急忙驱车返回家中。我一摸父亲的双腿，膝盖以下已经冰凉，再一摸脉搏，非常缓慢微弱，我把父亲抱在怀里，对着父亲耳边喊道：“大，您坚持一会，给您把新衣裳换好您再走啊！”随即招呼嫂嫂，姐姐：“快！赶紧给大把寿衣穿上！”她俩很麻利地给父亲穿好了衣服，收拾停当。此时，父亲在我怀里头一歪，长出了一口气，永远地停止了呼吸。嫂子、姐姐在一旁边哭边念叨着，又是烧纸，又是招魂的。我没有哭，我只是静静地紧紧地抱着父亲不忍松手，我企图用自己炽热的胸腔温暖着曾经给我生命、给我血脉、给我温度的躯体，但我终究没能留住父亲身上的温度。
我在他的怀抱里健康快乐地成长，他在我的怀抱里优雅尊严地老去，这，就是我们父子！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