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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当人们沉浸在玛雅人世界末日的恐慌中时，一直拒绝社交网络的戴军，注册了微博账号，“周围到处都是负面情绪，抱怨生活，抱怨工作，我想开通微博，每天发一个段子，让愿意看的人，能开心一下。”
但戴军最大的改变并非在此，短短一个多月，戴军的微博粉丝就已经累计100万，他凭借“段王爷”的称号再次走红。如今回想起来，这次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让他又一次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初次见到戴军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他正在潍坊的一家海鲜小店，边吃海鲜边和同坐的人侃侃而谈，“瞿颖有一次半夜两点给我打电话，她和朋友吃饭，有一个段子忘了，让我给她再讲一遍，我睡得迷迷糊糊，就给她讲段子，我刚把结尾讲完，她狂笑不止，然后把电话挂了。”
17岁背井离乡，从工厂小工做起，驯过海豚，唱过夜总会，凭借一首歌一夜爆红，然后又迅速沉寂，转型做主持人，做天使投资，演话剧。在娱乐圈21年，历经数次转型和人生起伏。但他平静的脸上没有太多故事的叠加，你很难从他习惯性笑得眯成缝隙的眼睛里，读出更多有关于他人生的来龙去脉。
然而当他深情款款地讲述起自己的过往时，语句中的停顿、转折、感叹，眉宇之间的细微变化，成了还原“段王爷”一段段不同经历的线索和注脚。
好友李静评价他“胸无大志”，但戴军的人生更像“鸭子浮水”，表面上悠然自得，水面下，鸭蹼却拼命划动。
1987年夏天，刚刚初中毕业的戴军，就遭遇现实的冰冷一击，“我上高中那年我哥要上大学，家里没办法供两个孩子读书，我妈和我说，你要不出去找份工作吧。”
在现实坚不可摧的阻碍面前，是该迎头撞击还是虚与委蛇？17岁的戴军反复地询问自己。对未来茫然无措，但也别无选择，最终他拎起背包，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他选择了离家1500公里外的深圳，理由很简单，那里一个月的工资要比内地城市高出五倍。
戴军离家不久，父亲去世，养家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为了赚钱，他一天打三份工，早上六点钟起床，在八卦岭工业区做流水线。他的工作是丝网印刷，一天刷上千张网面，一个动作不停地重复，“我现在还有肩周炎”。工作时不许说话，想上厕所的时候要举手示意，需要有人过来顶替，但五分钟内必须回来。
四点下班以后，戴军要赶到海豚乐园，开始另一份工作。五点开始站柜台接待观众，七点摇身一变，成为驯兽师，进行海豚表演。每天两场，十一点结束后要打扫水池、观众席，折腾到凌晨一点才能睡觉。第二天六点起床，日复一日。
“为了弄人工海水，我们得往大池子里投三吨盐，每包100斤重，我当时也就110斤。扛着盐一包包往里投，投到第五六包的时候，累得不行，自己和盐包一头扎到水里，然后还得爬出来再去扛。”深夜回忆起往事，戴军垂下眼帘，仿佛在漫不经心讲述别人的故事。一眼看去便知，知足常乐绝对是他的人生态度，“命运待我不薄，我真的得到了太多。”
少年为生存背井离乡，多少带些悲凉的色彩，戴军没有“断肠人在天涯”的悲壮，反而对未来充满期待，难得闲暇，他和工友到不收门票的荔枝公园，地上铺一张报纸，一人一瓶啤酒，配上水煮花生，坐在一起畅想未来，“十七八岁的小孩，天天吵着赚够了钱去香港，回家讨老婆，每天都做着微不足道的梦。”
然而，命运眷顾这个在外漂泊的小男孩，一次偶然的机会，舞台的聚光灯从天而降，悬在他的头顶，也照亮了他的未来。
年末工厂搞歌唱比赛，戴军因为出众的外表被选中，“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只会唱《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初赛唱到决赛，评委都听烦了，最后竟然拿了一等奖。”但最大的奖项并不在此，“当时台下有个人觉得我唱得不错，就把我介绍给夜总会唱歌。”
在夜总会，戴军过起了黑白颠倒的生活。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开始，要唱五六场，一场半个小时，“一晚上唱下来，嗓子都要冒烟了。”后来戴军开始“投机取巧”，一场唱一两首，剩下的时间就靠在墙上和观众互动，讲段子。“那会儿年轻又可爱，很多香港的货车司机在台下，他们很喜欢听我在那里胡说八道。”
从原来工厂里一天八小时不许说话，到口若悬河地讲段子、活跃舞台气氛，这期间的转变，被戴军认为是“被生存逼出来的”。戴军的段子一般来源于夜总会内部的笑话，每次听到有趣的故事，他都默默记下来，然后自己再加工一下，成为在台上发挥的素材。为了能更贴近观众的表达方式，他花了一个月学会了粤语，“我每天和房东用粤语聊天，很多人都是跟着TVB剧学，特别洋气，我一开口，一股浓重的郊区口音，特别接地气儿，好多人都误以为我是广东人。”
时间久了，戴军觉得自己身上“潜伏”多年的逗逼基因，被慢慢激活，他不再为每天找段子发愁，自己可以根据一个情景编出段子来，讲起来也渐渐得心应手。然而讲段子虽然让他初尝甜头，但是“谐星”的气质，也让他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走红的机会。
因为能说会道，又会唱歌，夜总会老板很喜欢戴军，把广州著名音乐人李海鹰介绍给他，“李老师来听我唱歌，不巧的是，去了我平时最能侃大山的场子，看我在台上满嘴跑火车。”李海鹰坐了十分钟，起身就走，丢下一句话，“这哪是歌手，就是一个卖菜的。”
虽然戴军心里“巨后悔”，但是仍“屡教不改”，“没法改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谐星。”戴军调侃自己。
从这时开始，戴军将自己异乡漂泊的艰辛岁月，活成了一个个有趣的段子。
苦中作乐的“北漂”
1994年，24岁的戴军决定脱离自己的舒适区。
这一年夏天，戴军受邀到杭州夜总会演出。杭州的生活对他来说太舒适了。“白天睡觉，晚上到夜总会唱歌，唱完之后在西湖边的一家酒吧喝酒，看世界杯，到天亮回家睡觉。” 世界杯结束了，戴军的生活又回归到枯燥无聊中，他开始渐渐感到自己的人生开始失重。“我们到半夜喝完酒没事干了，跑到西湖看通宵电影，早上五六点钟就租一条船在西湖上漂，大妈出来舞剑了，我们就上岸，回去睡觉。”
或许生活就该这样波澜不惊地进行下去。
但这一年，曾受“上帝之手”眷顾的马拉多纳，没能带领阿根廷冲进八强，这给24岁的戴军一个警醒——每个人的好运都有用完的时候。“我是一个有点危机感的人”，对所有的好运都掺杂着不祥的预感，似乎是他的天性。过完中秋，戴军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北漂，去感受另外一种人生。“再去体会吃苦，打拼，异乡漂泊的感觉。”
这一次戴军对北上的征程做了“错误估计”，北漂的生活远比他想象的艰难。然而弓往相反的方向拉，虽然费力，但将会弹出数倍力度。
戴军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磁器口附近三块钱一天的地下室。“地下室特别潮湿，有比我早来的歌手，身上都长癣，像蜥蜴的皮肤。”
地下室里住着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乐队，每个人都调侃自己是“地下音乐人”。大家基本昼伏夜出——白天在屋里睡觉、练歌、等活，晚上出去演出。刚住进去时，戴军觉得特别“惊悚”，每天都能听见隔壁“咚咚”的敲打声，“好像永远有人在隔壁打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隔壁住的男孩是一个乐队的鼓手，每天练鼓但怕声音太大影响别人，就拿一个棉被把鼓包上。
在那段日子里，传达室窗台上的BB机，成了这些“地下音乐人”的救命稻草。地下室没有信号，半地下的传达室窗台上，放着一排排BB机。BB机一响，传达室的大爷就扯开嗓子喊，某某房间谁谁的BB机响了。“然后就听见有人噌噌地往外跑，觉得机会来了。”戴军回忆道。
90年代的北京，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叫“面的”，十公里十块钱，但超过十公里，计费器每一公里就会跳好几块钱。戴军和吴秀波、满文军同在一个夜总会驻唱，每天要打面的到夜总会，“我们仨一坐上车就盯着计费器看，显示9.9的时候，我们就和司机说，到了到了，我们到了。”然后跳下车，三人要跑好几百米才能到夜总会，“每次司机都会恨得咬牙。”
虽然生活有些艰苦，但戴军骨子里的冷幽默，让黑白格调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色彩。每隔三五天，戴军都要到和平门附近吃烤肉改善伙食。很窄的一条街，挤满了一个个很小很破的店铺，吃饭只能在门外支个小桌，冬天也是如此。戴军和朋友们每人一瓶啤酒，坐在小马扎上，围着小炭炉边搓手取暖边烤肉。每一次戴军都要带点忿忿不平又调侃的语气，和友人立下“豪言壮志”，“妈的，等老子唱歌出人头地，一定要进店里吃。”
生命的奇妙之处在于，未来总是充满未知，不可控才让它更有趣。90年代北京有大批唱片公司呈井喷式增长，这成了北漂音乐人的福音。一家名为大藏音乐的唱片公司成立之初，在夜总会选拔会唱歌的年轻人，“当时找了差不多25个年轻人，每个人拿着一大堆歌在那儿练。”戴军自认底子薄，耍了个“小心机”，“我和大家说，我不太会唱，等最后一个唱好了。先进去的人可能唱得磕磕巴巴，等到我进去唱的时候，听都听会了。”
最终，戴军还是占了外貌协会的便宜，身为老板的刘仪伟给出的评价是“就签他吧，光看长相就能红。”
签公司后的第一张唱片《阿莲》卖出一百万张，让这个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一夜成名，更广袤的世界开始向他敞开怀抱。
但戴军说，“我有时太逗比了，没办法成为一个偶像。”他的这种特质从夜总会延续至今，他注定没办法包装成那个年代的偶像派。
1996年，戴军到湖南某市演出，协议里表明，戴军只需要唱一首《阿莲》，可一到彩排现场，主办方告诉他，“别人都没来，你得唱20分钟，给你配了歌舞团，你压轴出来唱一会儿就行。”戴军傻了眼，不过觉得自己还能应付。到了晚上正式演出，又被告知，“歌舞团来不了了，你自己唱吧。”“那时候只录了《阿莲》一首歌，其他的歌还没出，完全傻了眼。”
在现场，当戴军把《阿莲》唱到第八遍的时候，观众席上丢上来一把斧子，“我当时都傻啦，赶紧缓解尴尬，‘谁吃饭的家伙在这，快点捡回去’。”唱歌观众不买账，戴军就杵在台上讲段子。明星太接地气儿，观众反而活跃起来，舞台比交警的岗亭大一圈，观众从栏杆翻到舞台上和戴军合影，“照完一个人就又接上来一个，1000多人就这么照完了，表演也就结束了。”
采访时戴军还调侃，偶像怎么能像我那样，站在台上又唱歌又讲段子，“完全没什么形象可言。”
戴军的“阿莲效应”没有持续太久，“第二张唱片只卖了三万张，第三张没人买，唱片公司一箱箱拉到塘沽去填海。渔民捞鱼能捞上来很多CD，那时候在餐厅点基围虾，点一斤基围虾送一张戴军的CD。”戴军自黑起来。
没有商演，戴军的生活又一次跌入谷底。再次回忆，戴军说，那段时间，让他感受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危机感。“从歌手转型做幕后，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看不到未来。”
“做幕后也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呆着，竟然有人找我上节目，我觉得他们疯了。”
1999年，李静录制访谈节目《小鸡捉老鹰》。节目组给戴军打电话，“他们特别客气地和我说，‘戴老师，我们想采访您。’我说采访我干什么，我都过气了，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就忽悠我说好喜欢我啊。后来一想反正没事就去吧。”
本来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举，却又给戴军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看似不可能的大门。
这一期嘉宾除了戴军，还有歌手何静。后期导演剪片子发现，整期节目变成了戴军和李静一起采访嘉宾，“你们俩真的是天生绝配，不如做个更大的节目吧。”对于节目组的建议，戴军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人到了绝境也是什么都不怕了。”
这个“更大的节目”就是内地做的时间最长的访谈节目 《超级访问》。 《超级访问》第一年，李静作为制作人，已经负债100万。戴军尝到了创业的艰辛和挫败感，但他不是一个情绪外放的人，每天还要一次次把李静从焦虑的漩涡中打捞出来。
“西单一个很繁华的商场里，我和李静每次看到里面的奢侈品就说，以后有钱了我们到这里使劲买。有时我们坐在西单地铁口，看着从里面冒出来的一堆人，然后我们就发誓，有一天，让所有出来的人都认识我们。”
这些场景让戴军想起了北漂初期的艰辛生活，有时候命运上演的一幕幕，其实都大同小异。但是每一次经历，对戴军来说就像珍藏的宝贝一样，“（那时）日子虽然苦，但是真的特别快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珍贵。”
第一次走在荧幕前主持，对戴军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什么时候活跃氛围，什么时候煽情，都需要巧妙的设计。戴军拿出了自黑的本事，“先黑自己，然后再黑嘉宾，他们就很容易接受。”
戴军黑起自己从不设下限。“有一年情人节我自己过，在桌上点了一根蜡烛，点完以后我就和自己说节日快乐，我就把火柴扔到桌子下的废纸篓里去了。过一会儿那个废纸篓就着了，我在卧室就听到轰的一声，茶几烧塌了，恰好把火压灭了，整个地毯全烧了，差点酿成火灾。后来我就不敢这么过了，第二年情人节我就在家包粽子，告诉自己这是端午节。”
每次和大家吃饭，戴军在开场都会抛出几个段子“热场”，有自黑，也有明星好友的“糗事”，讲完一个就有人起哄，“段王爷，再来一个。”后来戴军想，为什么不把台上台下这些有意思的段子，传播到更多的群体中？微博试水成功，让戴军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私人花园”。自此，戴军每天一个段子，从2012年年末，坚持到现在。
然而，有时调侃明星，也会闹出十分尴尬的事情。某明星在体育馆开演唱会，对着台下的歌迷深情讲述，“今天我很感动，我爸爸也来到了现场，他还生病了，我不能总在你身边很对不起你。爸爸你坐哪里，能不能站起来让我看到你。”话音刚落，全场一半的人都站了起来。
戴军把这个段子写在微博上，“他看了之后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记得那事了，我就把那篇删了，就是开得起玩笑就无所谓。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就像所有的励志故事一样，每一段奋斗的故事，都会配上一个完美的结局，《超级访问》做了16年，成了内地最红的访谈节目之一，戴军凭借《超级访问》成功转型为一名主持人，也成了大家心中的“段王爷”。
私下的戴军在工作人员眼中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录制《超级访问》时，每次对台本，戴军都会靠在一旁的沙发上闭目养神，偶尔旁边的人还会听见轻微的鼾声。“他特别神，有一次我走神，等我回过神来，我问‘对到哪了’，就听见一旁的戴军幽幽飘来一句‘说他为什么来北京’，真是吓到我了。”李静回忆。
有时节目要连着录两三场，戴军永远不会忘流程，“有时候录着录着，李静就糊涂了，踢我一脚，‘死爸爸的是他吗。我说死爸爸的是下一场’。”
不较劲但很认真，每一次上场之前，戴军都会提前看一遍流程，有时再补充一些自己对嘉宾的了解。到了台上，不仅不慌，反而能侃侃而谈。
现在，戴军开始涉足更多的领域，搞天使投资，搞环保，开餐厅，“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现在管的事很多，虽然比以前更烧脑，但这种生活状态是自己想要的，很直观的知道做了什么，很有成就感。”
工作再繁忙，戴军也要见缝插针去旅行。他曾一个人自驾七天，从旧金山开到洛杉矶再到拉斯维加斯，“没有订酒店，开到哪里，就临时住在哪里，无拘无束，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现在每个月，戴军工作十天，剩下的时间就是旅行和陪家人。
戴军经常会回头想这些年得到的一切，觉得很知足。“当年自己做流水线是什么德性，现在得到那么多，只要一比较，自己获得的太多了，已经超出自己所有的预期。”
“十年前没在北京多买几套房。开玩笑了，其实没什么遗憾，过去了也没办法改变，遗憾也没有用，但要想好弥补的办法。”
然而，这些年，戴军心里一直有个心结。“87年我父亲去世，我92年才第一次回家给他扫墓。”在深圳打工时的工资，戴军留出一部分生活费，剩下的全部邮到家里，哥哥结婚、妈妈再婚的钱全部依靠他的收入。“从深圳回上海的路费，我当时都要再三考虑。”
五年后第一次来到父亲墓前，戴军一直没有说话。多年之后再回忆起这一幕，他停顿片刻，平静地说道，“只希望父亲能理解我那几年没去看他的苦衷。”
但戴军最大的改变并非在此，短短一个多月，戴军的微博粉丝就已经累计100万，他凭借“段王爷”的称号再次走红。如今回想起来，这次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让他又一次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初次见到戴军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他正在潍坊的一家海鲜小店，边吃海鲜边和同坐的人侃侃而谈，“瞿颖有一次半夜两点给我打电话，她和朋友吃饭，有一个段子忘了，让我给她再讲一遍，我睡得迷迷糊糊，就给她讲段子，我刚把结尾讲完，她狂笑不止，然后把电话挂了。”
17岁背井离乡，从工厂小工做起，驯过海豚，唱过夜总会，凭借一首歌一夜爆红，然后又迅速沉寂，转型做主持人，做天使投资，演话剧。在娱乐圈21年，历经数次转型和人生起伏。但他平静的脸上没有太多故事的叠加，你很难从他习惯性笑得眯成缝隙的眼睛里，读出更多有关于他人生的来龙去脉。
然而当他深情款款地讲述起自己的过往时，语句中的停顿、转折、感叹，眉宇之间的细微变化，成了还原“段王爷”一段段不同经历的线索和注脚。
好友李静评价他“胸无大志”，但戴军的人生更像“鸭子浮水”，表面上悠然自得，水面下，鸭蹼却拼命划动。
“讲段子是被生存逼出来的”
1987年夏天，刚刚初中毕业的戴军，就遭遇现实的冰冷一击，“我上高中那年我哥要上大学，家里没办法供两个孩子读书，我妈和我说，你要不出去找份工作吧。”
在现实坚不可摧的阻碍面前，是该迎头撞击还是虚与委蛇？17岁的戴军反复地询问自己。对未来茫然无措，但也别无选择，最终他拎起背包，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他选择了离家1500公里外的深圳，理由很简单，那里一个月的工资要比内地城市高出五倍。
戴军离家不久，父亲去世，养家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为了赚钱，他一天打三份工，早上六点钟起床，在八卦岭工业区做流水线。他的工作是丝网印刷，一天刷上千张网面，一个动作不停地重复，“我现在还有肩周炎”。工作时不许说话，想上厕所的时候要举手示意，需要有人过来顶替，但五分钟内必须回来。
四点下班以后，戴军要赶到海豚乐园，开始另一份工作。五点开始站柜台接待观众，七点摇身一变，成为驯兽师，进行海豚表演。每天两场，十一点结束后要打扫水池、观众席，折腾到凌晨一点才能睡觉。第二天六点起床，日复一日。
“为了弄人工海水，我们得往大池子里投三吨盐，每包100斤重，我当时也就110斤。扛着盐一包包往里投，投到第五六包的时候，累得不行，自己和盐包一头扎到水里，然后还得爬出来再去扛。”深夜回忆起往事，戴军垂下眼帘，仿佛在漫不经心讲述别人的故事。一眼看去便知，知足常乐绝对是他的人生态度，“命运待我不薄，我真的得到了太多。”
少年为生存背井离乡，多少带些悲凉的色彩，戴军没有“断肠人在天涯”的悲壮，反而对未来充满期待，难得闲暇，他和工友到不收门票的荔枝公园，地上铺一张报纸，一人一瓶啤酒，配上水煮花生，坐在一起畅想未来，“十七八岁的小孩，天天吵着赚够了钱去香港，回家讨老婆，每天都做着微不足道的梦。”
然而，命运眷顾这个在外漂泊的小男孩，一次偶然的机会，舞台的聚光灯从天而降，悬在他的头顶，也照亮了他的未来。
年末工厂搞歌唱比赛，戴军因为出众的外表被选中，“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只会唱《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初赛唱到决赛，评委都听烦了，最后竟然拿了一等奖。”但最大的奖项并不在此，“当时台下有个人觉得我唱得不错，就把我介绍给夜总会唱歌。”
在夜总会，戴军过起了黑白颠倒的生活。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开始，要唱五六场，一场半个小时，“一晚上唱下来，嗓子都要冒烟了。”后来戴军开始“投机取巧”，一场唱一两首，剩下的时间就靠在墙上和观众互动，讲段子。“那会儿年轻又可爱，很多香港的货车司机在台下，他们很喜欢听我在那里胡说八道。”
从原来工厂里一天八小时不许说话，到口若悬河地讲段子、活跃舞台气氛，这期间的转变，被戴军认为是“被生存逼出来的”。戴军的段子一般来源于夜总会内部的笑话，每次听到有趣的故事，他都默默记下来，然后自己再加工一下，成为在台上发挥的素材。为了能更贴近观众的表达方式，他花了一个月学会了粤语，“我每天和房东用粤语聊天，很多人都是跟着TVB剧学，特别洋气，我一开口，一股浓重的郊区口音，特别接地气儿，好多人都误以为我是广东人。”
时间久了，戴军觉得自己身上“潜伏”多年的逗逼基因，被慢慢激活，他不再为每天找段子发愁，自己可以根据一个情景编出段子来，讲起来也渐渐得心应手。然而讲段子虽然让他初尝甜头，但是“谐星”的气质，也让他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走红的机会。
因为能说会道，又会唱歌，夜总会老板很喜欢戴军，把广州著名音乐人李海鹰介绍给他，“李老师来听我唱歌，不巧的是，去了我平时最能侃大山的场子，看我在台上满嘴跑火车。”李海鹰坐了十分钟，起身就走，丢下一句话，“这哪是歌手，就是一个卖菜的。”
虽然戴军心里“巨后悔”，但是仍“屡教不改”，“没法改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谐星。”戴军调侃自己。
从这时开始，戴军将自己异乡漂泊的艰辛岁月，活成了一个个有趣的段子。
苦中作乐的“北漂”
1994年，24岁的戴军决定脱离自己的舒适区。
这一年夏天，戴军受邀到杭州夜总会演出。杭州的生活对他来说太舒适了。“白天睡觉，晚上到夜总会唱歌，唱完之后在西湖边的一家酒吧喝酒，看世界杯，到天亮回家睡觉。” 世界杯结束了，戴军的生活又回归到枯燥无聊中，他开始渐渐感到自己的人生开始失重。“我们到半夜喝完酒没事干了，跑到西湖看通宵电影，早上五六点钟就租一条船在西湖上漂，大妈出来舞剑了，我们就上岸，回去睡觉。”
或许生活就该这样波澜不惊地进行下去。
但这一年，曾受“上帝之手”眷顾的马拉多纳，没能带领阿根廷冲进八强，这给24岁的戴军一个警醒——每个人的好运都有用完的时候。“我是一个有点危机感的人”，对所有的好运都掺杂着不祥的预感，似乎是他的天性。过完中秋，戴军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北漂，去感受另外一种人生。“再去体会吃苦，打拼，异乡漂泊的感觉。”
这一次戴军对北上的征程做了“错误估计”，北漂的生活远比他想象的艰难。然而弓往相反的方向拉，虽然费力，但将会弹出数倍力度。
戴军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磁器口附近三块钱一天的地下室。“地下室特别潮湿，有比我早来的歌手，身上都长癣，像蜥蜴的皮肤。”
地下室里住着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乐队，每个人都调侃自己是“地下音乐人”。大家基本昼伏夜出——白天在屋里睡觉、练歌、等活，晚上出去演出。刚住进去时，戴军觉得特别“惊悚”，每天都能听见隔壁“咚咚”的敲打声，“好像永远有人在隔壁打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隔壁住的男孩是一个乐队的鼓手，每天练鼓但怕声音太大影响别人，就拿一个棉被把鼓包上。
在那段日子里，传达室窗台上的BB机，成了这些“地下音乐人”的救命稻草。地下室没有信号，半地下的传达室窗台上，放着一排排BB机。BB机一响，传达室的大爷就扯开嗓子喊，某某房间谁谁的BB机响了。“然后就听见有人噌噌地往外跑，觉得机会来了。”戴军回忆道。
90年代的北京，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叫“面的”，十公里十块钱，但超过十公里，计费器每一公里就会跳好几块钱。戴军和吴秀波、满文军同在一个夜总会驻唱，每天要打面的到夜总会，“我们仨一坐上车就盯着计费器看，显示9.9的时候，我们就和司机说，到了到了，我们到了。”然后跳下车，三人要跑好几百米才能到夜总会，“每次司机都会恨得咬牙。”
虽然生活有些艰苦，但戴军骨子里的冷幽默，让黑白格调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色彩。每隔三五天，戴军都要到和平门附近吃烤肉改善伙食。很窄的一条街，挤满了一个个很小很破的店铺，吃饭只能在门外支个小桌，冬天也是如此。戴军和朋友们每人一瓶啤酒，坐在小马扎上，围着小炭炉边搓手取暖边烤肉。每一次戴军都要带点忿忿不平又调侃的语气，和友人立下“豪言壮志”，“妈的，等老子唱歌出人头地，一定要进店里吃。”
生命的奇妙之处在于，未来总是充满未知，不可控才让它更有趣。90年代北京有大批唱片公司呈井喷式增长，这成了北漂音乐人的福音。一家名为大藏音乐的唱片公司成立之初，在夜总会选拔会唱歌的年轻人，“当时找了差不多25个年轻人，每个人拿着一大堆歌在那儿练。”戴军自认底子薄，耍了个“小心机”，“我和大家说，我不太会唱，等最后一个唱好了。先进去的人可能唱得磕磕巴巴，等到我进去唱的时候，听都听会了。”
最终，戴军还是占了外貌协会的便宜，身为老板的刘仪伟给出的评价是“就签他吧，光看长相就能红。”
签公司后的第一张唱片《阿莲》卖出一百万张，让这个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一夜成名，更广袤的世界开始向他敞开怀抱。
但戴军说，“我有时太逗比了，没办法成为一个偶像。”他的这种特质从夜总会延续至今，他注定没办法包装成那个年代的偶像派。
1996年，戴军到湖南某市演出，协议里表明，戴军只需要唱一首《阿莲》，可一到彩排现场，主办方告诉他，“别人都没来，你得唱20分钟，给你配了歌舞团，你压轴出来唱一会儿就行。”戴军傻了眼，不过觉得自己还能应付。到了晚上正式演出，又被告知，“歌舞团来不了了，你自己唱吧。”“那时候只录了《阿莲》一首歌，其他的歌还没出，完全傻了眼。”
在现场，当戴军把《阿莲》唱到第八遍的时候，观众席上丢上来一把斧子，“我当时都傻啦，赶紧缓解尴尬，‘谁吃饭的家伙在这，快点捡回去’。”唱歌观众不买账，戴军就杵在台上讲段子。明星太接地气儿，观众反而活跃起来，舞台比交警的岗亭大一圈，观众从栏杆翻到舞台上和戴军合影，“照完一个人就又接上来一个，1000多人就这么照完了，表演也就结束了。”
采访时戴军还调侃，偶像怎么能像我那样，站在台上又唱歌又讲段子，“完全没什么形象可言。”
戴军的“阿莲效应”没有持续太久，“第二张唱片只卖了三万张，第三张没人买，唱片公司一箱箱拉到塘沽去填海。渔民捞鱼能捞上来很多CD，那时候在餐厅点基围虾，点一斤基围虾送一张戴军的CD。”戴军自黑起来。
没有商演，戴军的生活又一次跌入谷底。再次回忆，戴军说，那段时间，让他感受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危机感。“从歌手转型做幕后，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看不到未来。”
转型
“做幕后也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呆着，竟然有人找我上节目，我觉得他们疯了。”
1999年，李静录制访谈节目《小鸡捉老鹰》。节目组给戴军打电话，“他们特别客气地和我说，‘戴老师，我们想采访您。’我说采访我干什么，我都过气了，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就忽悠我说好喜欢我啊。后来一想反正没事就去吧。”
本来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举，却又给戴军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看似不可能的大门。
这一期嘉宾除了戴军，还有歌手何静。后期导演剪片子发现，整期节目变成了戴军和李静一起采访嘉宾，“你们俩真的是天生绝配，不如做个更大的节目吧。”对于节目组的建议，戴军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人到了绝境也是什么都不怕了。”
这个“更大的节目”就是内地做的时间最长的访谈节目 《超级访问》。 《超级访问》第一年，李静作为制作人，已经负债100万。戴军尝到了创业的艰辛和挫败感，但他不是一个情绪外放的人，每天还要一次次把李静从焦虑的漩涡中打捞出来。
“西单一个很繁华的商场里，我和李静每次看到里面的奢侈品就说，以后有钱了我们到这里使劲买。有时我们坐在西单地铁口，看着从里面冒出来的一堆人，然后我们就发誓，有一天，让所有出来的人都认识我们。”
这些场景让戴军想起了北漂初期的艰辛生活，有时候命运上演的一幕幕，其实都大同小异。但是每一次经历，对戴军来说就像珍藏的宝贝一样，“（那时）日子虽然苦，但是真的特别快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珍贵。”
第一次走在荧幕前主持，对戴军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什么时候活跃氛围，什么时候煽情，都需要巧妙的设计。戴军拿出了自黑的本事，“先黑自己，然后再黑嘉宾，他们就很容易接受。”
戴军黑起自己从不设下限。“有一年情人节我自己过，在桌上点了一根蜡烛，点完以后我就和自己说节日快乐，我就把火柴扔到桌子下的废纸篓里去了。过一会儿那个废纸篓就着了，我在卧室就听到轰的一声，茶几烧塌了，恰好把火压灭了，整个地毯全烧了，差点酿成火灾。后来我就不敢这么过了，第二年情人节我就在家包粽子，告诉自己这是端午节。”
每次和大家吃饭，戴军在开场都会抛出几个段子“热场”，有自黑，也有明星好友的“糗事”，讲完一个就有人起哄，“段王爷，再来一个。”后来戴军想，为什么不把台上台下这些有意思的段子，传播到更多的群体中？微博试水成功，让戴军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私人花园”。自此，戴军每天一个段子，从2012年年末，坚持到现在。
然而，有时调侃明星，也会闹出十分尴尬的事情。某明星在体育馆开演唱会，对着台下的歌迷深情讲述，“今天我很感动，我爸爸也来到了现场，他还生病了，我不能总在你身边很对不起你。爸爸你坐哪里，能不能站起来让我看到你。”话音刚落，全场一半的人都站了起来。
戴军把这个段子写在微博上，“他看了之后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记得那事了，我就把那篇删了，就是开得起玩笑就无所谓。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就像所有的励志故事一样，每一段奋斗的故事，都会配上一个完美的结局，《超级访问》做了16年，成了内地最红的访谈节目之一，戴军凭借《超级访问》成功转型为一名主持人，也成了大家心中的“段王爷”。
以退为进
私下的戴军在工作人员眼中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录制《超级访问》时，每次对台本，戴军都会靠在一旁的沙发上闭目养神，偶尔旁边的人还会听见轻微的鼾声。“他特别神，有一次我走神，等我回过神来，我问‘对到哪了’，就听见一旁的戴军幽幽飘来一句‘说他为什么来北京’，真是吓到我了。”李静回忆。
有时节目要连着录两三场，戴军永远不会忘流程，“有时候录着录着，李静就糊涂了，踢我一脚，‘死爸爸的是他吗。我说死爸爸的是下一场’。”
不较劲但很认真，每一次上场之前，戴军都会提前看一遍流程，有时再补充一些自己对嘉宾的了解。到了台上，不仅不慌，反而能侃侃而谈。
现在，戴军开始涉足更多的领域，搞天使投资，搞环保，开餐厅，“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现在管的事很多，虽然比以前更烧脑，但这种生活状态是自己想要的，很直观的知道做了什么，很有成就感。”
工作再繁忙，戴军也要见缝插针去旅行。他曾一个人自驾七天，从旧金山开到洛杉矶再到拉斯维加斯，“没有订酒店，开到哪里，就临时住在哪里，无拘无束，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现在每个月，戴军工作十天，剩下的时间就是旅行和陪家人。
戴军经常会回头想这些年得到的一切，觉得很知足。“当年自己做流水线是什么德性，现在得到那么多，只要一比较，自己获得的太多了，已经超出自己所有的预期。”
“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十年前没在北京多买几套房。开玩笑了，其实没什么遗憾，过去了也没办法改变，遗憾也没有用，但要想好弥补的办法。”
然而，这些年，戴军心里一直有个心结。“87年我父亲去世，我92年才第一次回家给他扫墓。”在深圳打工时的工资，戴军留出一部分生活费，剩下的全部邮到家里，哥哥结婚、妈妈再婚的钱全部依靠他的收入。“从深圳回上海的路费，我当时都要再三考虑。”
五年后第一次来到父亲墓前，戴军一直没有说话。多年之后再回忆起这一幕，他停顿片刻，平静地说道，“只希望父亲能理解我那几年没去看他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