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共识是政治体系顺利运转的前提，也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中国的政治共识是通過中国共产党来推动构建的，这种政治共识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与充分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政治共识构建历程中能始终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寻求“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之间的动态平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已有的经验和成功做法，补齐体制短板，采取综合评价和差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化解困境，全方位推动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政治共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共识;百年历程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5-0066-08
政治共识是政治体系顺利运转的前提，也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既有文献对政治共识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其中以“两分法”和“三分法”著称。两分法的代表人物是英国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他将政治共识区分为“程序性共识”和“实质性共识”，前者是指政治主体之间通过磋商和妥协作出决定的意愿和规则，后者是指政治主体之间在意识形态取向上的交叉重叠，表现为政策目标上的一致[1]（p21）。国内学者吕元礼、王孝勇和郭志勇持有相似的观点，并将政治共识分为基本价值共识和程序共识两个层次。[2-3]“三分法”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他借鉴了伊斯顿政治权力合法性层次分类和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将政治共识分成三个层次：价值信仰和价值目标的共识、制度规则的共识和政策层次的共识[4]（pp106-107）。国内学者王明生、王海洲、郭中军持有相似的观点，并提出了价值、程序和政策的共识三分法[5-7]。另有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对当代中国政治共识作出具体的分析：许江认为，当前我国政治共识主要体现在基本理念层面、价值共识层面和程序共识层面[8];张树平认为，政治共识是一种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构建，包含时代共识、空间共识、合法性共识、主体共识和制度共识[9]。总之，既有文献主要是从静态和抽象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共识。事实上，政治共识作为精神层面的支撑，贯穿于一国的政治发展的始终，并且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如果能将政治共识与一国政治发展过程结合起来，就可以对政治共识作出动态和具体的分析。对政治共识的具体化研究有助于各国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思路，探索自身的政治共识构建之道和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
在一国建国之初，强化国家认同是最紧迫的任务，没有国家认同就不存在完整的政治共同体，政治共识将无从谈起，一些国家的经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上，政治精英或政治群体之间常常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制度设计理念的对立而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需要通过商议和实践达成共识，只有当一国具备了初步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共识，政治体系才能顺利运转[10]。具备了基本意识形态和制度共识的国家需要依靠绩效来维系和发展。有研究表明，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绩效（主要表现为经济绩效）与政治共同体的稳定之间存在直接的正相关[11]，宏观绩效的不理想预示着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受限[12]（p106），微观绩效的不平衡或将引发社会不安和政治冲突[13]，而良好的绩效可以阻止更为强烈的政治冲突，或者减轻冲突的程度[14]。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将政治共识的内容分为四个维度：国家认同、意识形态共识、制度共识和绩效共识。在国家建设初期，应注重强化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共识;在巩固和发展时期，应侧重于制度共识和绩效共识的构建;在提升治理能力时期，应着力于政治共识的全方位推进。
中国属于政党中心主义国家[15]（p154），中国共产党是凝聚政治共识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自党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全新的政权，创立了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党自身也成了国家合法性的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党与国家实现了有机统一。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和努力，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从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只代表部分群体的竞争型政党，而是传承了中国历史传统，能带领国家进行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人民型政党。这种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可以有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敌人;可以保持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和政策的延续性，鼓舞人民接续奋斗;可以有效实现利益表达和聚合，画出改革事业的最大同心圆;可以勇于自我革命，跳出兴亡的历史周期律。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政治功能，党才能在各个发展阶段凝聚起政治共识。当然，党在不同时期构建政治共识的内容侧重有所不同，百年政治共识构建的历程可以从侧重点的变化上进行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共识构建的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重构国家认同和主流意识形态为侧重
现代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与政权的关系直接决定着政权是否具备合法性。只有凝聚人心的政权才具备合法性，也只有具备合法性的政权才能凝聚人心。从近代以来，中国就一直面临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课题，但旧政权的统治不仅没有解决中国的内忧外患，反而使中国持续陷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历史境地。在不良的政权和制度结构中，统治阶级总是以自身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的分崩离析。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正是因为党领导的新政权具有人民性，才使得党从局部执政走向了全面执政。因而在这段时期内，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必然经历着一个更替和再造的过程。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中国实际，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并成功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政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得到极大激发，国家概念、国家意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得到极大增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摧毁了旧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新的政治精英和政治群体进入政治过程，政治共同体被重新界定，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得以更新，国家认同得以重构。
除了重构国家认同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从内容上看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等，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二是对民族主义的宣传，从国民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到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16]（p483），从抗日战争时期“停止内战，一致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都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强化了民族意识;三是统一战线的宣传与实践，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到工农联盟统一战线，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为革命凝聚了力量，也为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强化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共识为侧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设，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的性质，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制度，规定了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象征，强化了国家认同。在农村，为了打破与国家认同存在竞争关系的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共产党致力于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完善，通过“政党下乡”，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被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组织和领导下的政治社会[17]。在城市，担负着整合、规制、分配、动员等全方位职能的单位体制开始兴起，个人被整合进政治过程之中，形成了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归属关系。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次级认同的淡化、单位体制的兴起，人民群众的国家向心力不断增强，国家认同得到空前强化。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党谨慎而有效地处理了民族间关系，对于少数民族占多数的边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保障了民族自治区的各族人民（特别是聚居少数民族）自主平等地管理本民族自治地方事务，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同时兼顾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
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逐步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树立了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对于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要让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上，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价值，实行以全面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思想文化上，突出文艺为人民服务，弘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崇尚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集体利益，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党还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了差异化的意识形态改造策略。周期性的群众性运动更是为凝聚意识形态共识扫除了障碍，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建设新社会的積极性。
这一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国家建设，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对强化这一时期的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共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制度共识和绩效共识为侧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国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没有广泛共识，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推进了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18]（p591）这句话道出了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功的一个关键：只有充分尊重人民意愿，形成广泛共识，人民才会积极支持改革、踊跃投身改革。保持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也是这一时期凝聚共识的两个主要因素。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推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也进一步巩固了新时期的政治共识，使人们对我国的国家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加坚定。
改革开放之初，“左”的思想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另有极少数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在这样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思想领域的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主张。四项基本原则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东欧剧变和国内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共产党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厘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手段之间的区别，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帮助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增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和认同。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探索新生事物的过程中，党始终保持定力，破除了危机，凝聚了制度共识，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进行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最大共识，甚至具有了政治合法性的意味。邓小平同志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9]（p370）。从改革开放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工作，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取得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都要在改革开放领域作出新的战略安排和部署，每一项决策和安排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中国迈入逐梦强国富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还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时代。
（四）进入新时代：全方位的政治共识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顺应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愿望，抓住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进一步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全方位加强对政治共识的构建。
强化国家认同方面，在处理港、澳、台地区问题上，党中央致力于巩固两岸和平发展大格局，明确将祖国统一纳入民族复兴的战略规划，明确了“一国”与“两制”的基础与从属关系，提出并阐释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将“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与“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统一起来。港版国安立法的出台对于香港未来的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经济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是加快香港融入祖国发展大局、塑造香港民众国家意识和认同感的强有力保障。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党中央秉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p299）的信念，从基础设施援建到提升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能力，多次出台民族优待政策。此外，党中央在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地区民族分裂活动、融合民族价值观、优化民族事务管理体系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在意识形态领域，党中央积极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意识形态领导能力和斗争能力，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创新，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并从对外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此外，以激发社会成员奋斗积极性、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重点，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倡导实现中国梦与个人梦想的结合。
经过长期的改革实践，我们形成了一套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法治等十三个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制度体系是凝聚人民共识的重要载体。为了解决改革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党中央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一目标既规定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体现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新要求。在党中央顶层设计的框架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都制定了详细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一项又一项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新规不断落地生根。党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化为了治国理政的实践，制度共识进一步巩固。
在绩效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保持稳步增长，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們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展现出举世瞩目的中国效率。在十四五期间，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领导全国人民育先机、开新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推进，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注重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这一切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绩效共识的有力诠释和生动注解。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共识构建之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政治共识构建反映了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生活主题的变迁。尽管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党始终坚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善于把握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寻求共识主体间的双向平衡，为今后在更加复杂多样的发展环境中凝聚政治共识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坚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在政治共识的四个层次内容中，国家认同是根基，意识形态共识是构建其他共识的基础，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否在社会性质、国家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上达成一致，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对于成功构建政治共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成立了宣传机构负责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党的六大以后设立中央宣传部作为干部群众意识形态教育的最高指导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使人民群众建立起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在宣传教育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常抓不懈，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等都是党的理论宣传的前沿阵地，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坚定人民的理想信念、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时代，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进一步坚持和巩固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注重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新时代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第二，注重把握历史方位，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来构建政治共识的重心。政治发展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政治共识的动态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抓住每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构建政治共识的重心，从而在动态构建过程中实现政治共识的不断优化升级。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以重构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为己任，改变了国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状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国内外诸多严峻考验，我们党着力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以爱国主义引领国家认同，以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精神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目标，我们党注重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共识和改革开放的绩效共识，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催生了社会发展新动力;在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为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全方位增进政治共识构建，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切无不与党能科学判断历史方位、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有关。
第三，注重寻求“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属于“政治输入”的范畴，政治体系产生的价值体系、制度和政策属于“政治输出”的范畴。政治共识的构建是在“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在改革开放之前，党引领的政治共识主要围绕“政治输出”来展开，通过政治体系的价值、制度和政策输出来获得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公民个人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人诉求得到极大的释放，“政治输入”不断催生“政治输出”的更新升级，政治共识的构建逐步聚焦于“政治输入”，公众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双向支持的政治机制开始建立起来。为了拓宽“政治输入”的途径，我们党稳步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为了更好地回应“政治输入”中的特殊群体和特殊目标，我们党注重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在寻求动态平衡过程中，党驾驭各种风险挑战和利益诉求的本领显著提升，制定共识型政策的能力不断增强。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共识构建之展望
当今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加，风险和机遇并存。有效化解风险、应对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凝聚民心、扩大共识，确保国家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并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国内自由主义的西化思潮也时有出现。同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生的一些负面现象逐步显现，主流意识形态在部分群体中存在弱化、淡化的现象。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自由空间扩大的过程。人的自由竞争、自由发展是好事情，但是也会造成个人对国家、对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疏离以及对个体自由、个体利益、家庭利益的专注。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是物质利益的激励，由此导致社会生活的物质导向。人们专注于获取物质利益，专注于物质生存，远离了价值追求、精神追求，这一现象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市场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产生了多元化的思想，这使得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更不容易。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生的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形象，不利于团结统一。而当前，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研究和宣传的科学性、创新性不足，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阶段，学理性研究不足，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形式较为单一，说服力不强。这些问题给意识形态共识构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第二，我国已经迈入改革攻坚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社会建设是与人民群众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领域，我们的社会体制还存在短板，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建设领域，我们尚未完全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在社会治理领域，矛盾纠纷不易化解，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的能力有限，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非法集资、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依然猖獗。这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成为下一阶段党推动构建政治共识的动力所在。
第三，当前我国公民大众的异质性凸显，公民个体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自我实现意识不断增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大众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热情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利益的冲突、政府政策的不足、体制机制的不完善都有可能引发公众不满，进而造成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困境。而在现实中，公民大众的异质性被忽略的现象仍然存在，政治参与的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互联网以其共享性、便捷性、经济性、时效性、交互性等特点拓宽了公民大众政治参与的渠道，降低了公民个体参与政治的门槛，但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去中心化等特征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个体的宣泄效应在时空上进一步放大，对传统政治共识及其政治话语体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解构。
基于中國政治共识构建的轨迹和经验，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在现阶段和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应继续抓牢意识形态主动权，丰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形式，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构建政治共识的出发点，尊重公民个体的差异性，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
在意识形态领域，要继续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领导，提升构建共识型话语体系的能力。当代中国构建意识形态共识，必须对当代中国所经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深刻认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寻求理论合法性。这种理论合法性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不能赋予的。必须从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出发，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才能解释好当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丰富宣传形式，注重理念创新和手段创新，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补齐体制短板，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提升人民满意度。在民生领域，要对群众最关切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住房、贫困等问题发力，切实抓住“七有社会”，保持区域间城乡间均衡发展，要针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加强帮扶，保障基本民生，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社会治理方面，要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对社会舆情、治安动态、热点敏感问题的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处理好“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21]（p102）。
采取综合评价和差异化相结合的策略，提升政治共识构建的科学性。公民大众异质化的特点要求我们不断拓展和细化政治共识构建的内容，下沉政治共识构建的层次和重心。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突出问题导向，加强分类指导。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为人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积极拓展政治参与渠道，确保公众政治参与按步骤、有秩序、制度化发展。积极回应网民关切，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与网络群体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从而化解当前政治共识构建困境，全方位推动构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政治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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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慧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