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着人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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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低头把书本收拾完,在同学们惊愕的目光中走出教室。门外,父亲一把接过书包,急急地说:“抓紧点,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
  从初中起,父亲就多次说我不务正业,做学生却不努力学习,非要写点狗屁文章,像盐碱地,播撒谷子收获秕子,考学的路是没指望了。这次,矿上破天荒地招子弟当工人。父亲认为,要是抓不住这机会,到时候考不上大学的话,我迟早会游荡为祸害四方的闲汉。
  我极不情愿地在后头磨蹭,心情灰暗地想,我完了,这辈子就这么算交代了。我开始抱怨自己的笨拙,那讨人厌的英语总是不留情面地将我的分数拉得很低,大学已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也不是人们传说中的少年作家,我必须在800米深的井下猫腰心惊肉颤地挖煤,前路被厚厚的煤层封死了,我即便猫一辈子腰也不能把厚厚的煤层挖穿。三十年前,父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养家糊口的,现在轮到我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孩子也要这样。我悲伤,我的心在流泪。
  这时,班主任来了,父亲忙赔笑,撕烟纸、取烟、递烟、点火。在我看来,戒烟多年的父亲的这套动作极蹩脚,他还不如不做的好。大我不到十岁的班主任美美地抽了口烟,压低声音说:咱这学校教学质量,也实在太一般般了,一年也考不上几个,把眼前的机会先抓住再说。末了,很亲近地拍拍我的肩膀,安慰说:“也好,当老大哥了,可要记着人的好,要常来看老师噢……”
  填完招工报名表,一名劳资干事对我们一群半大不小的青春男孩说:“下午去卫生所体检,一星期后会把结果说给大人的。”
  于是,我便回家等结果。
  第一天,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也平静地过去了。
  第三天,班长捎来我的信,是两份样报,我的一篇文章被陕西师范大学《写作导报》采用了。随报寄的,还有报纸总编刘路教授的信,他约我给《写作导报》写些稿,并透露师大开新闻学专业的计划被教育部批下来了,问我是否愿报考陕西师大……
  我的双眼起雾了,泪珠在眼框打着旋儿,我垂下头咬着嘴唇,避开班长的目光,任凭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中。
  第四天,起床时我的铺还是凉的。我说,要去邮局给师大的刘老师回个电话。于是,父亲便陪我去打电话。
  知道我的情况后,刘老师让我把电话给父亲。我在一旁听见———
  “家里真的不能让孩子上了吗?”
  “不是的。上学为的是找工作,现在也是找个工作。”
  “这次不招工不行吗?”
  “怕以后没了机会,把娃耽误了。”
  “招工是能有个工作,可是……,你不觉着可惜?”
  “我担心,考不上,就把娃荒了……”
  接着,我听见电话里传来一声辛酸而无奈的叹息。那声音真诚地让人听后心悸。听了那一声叹息后,父亲的眉头锁得更深了。
  最后,父亲和刘老师商定:见面再谈。
  第五天凌晨两点,父亲带着我发表的作品剪贴本,独自坐车去了西安城。天黑后回到家中,他把全家人都叫到一块,问我:“去下井,还是去读书,你自个定!”
  第六天,我再次在同学们惊愕的目光中回到了教室。
  后来,母亲告诉我,你爸回来一个劲地说娃遇上贵人了,刘老师是个好先生。母亲说,末了,你爸还羡慕地说,吃过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一句讲道理的话都没有,却把什么道理都讲透了。
  刘老师究竟和父亲说了哪些话,促使父亲改变主意,我一直无从知晓。
  让我的同学羡慕的是,刘老师隔段时间就写信给我,询问我的学习状况,勉励我:“你人生的路才刚开始,目前吃点苦没什么。因为,在现实的中国,一个没文凭的人,吃的苦肯定要比别人多的多……”
  多年后,我终于迈进陕西师范大学的门,成为新闻学专业的一名学生,聆听到许多个如刘路般的先生的教诲,并最终辗转到一家报社工作。
  前些天,刘路先生60岁寿辰,七八个学生自发聚集为他庆贺。三杯过后,先生打开话匣,说:“你们不是我最好的学生,但在座的每人都很有个性,我喜欢和有性格的人交往。”接着,他即兴逐一点评。点评到我时,先生用低沉的声音,娓娓陈出十多年前的心迹:学锋因为太爱写文章,高中时把考大学都丢在一边,家里准备让招工下井,他当时很沉沦也很无奈。知道他要招工的消息后,我的心顫抖了好久,心想,如果任凭一个有潜力的学生就这么在我眼前消失,是我这个教师的失败。我也是做学生过来的,也是从成长的困惑和抉择中一路走来的,所以,我尽我的力量给学锋以帮助和鼓励……
  我感到,时间的巨手又把我推成那个正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我,耳边又响起电话里那一声沉重的叹息。那一声叹息,是一位普通教师对学子的虔诚祈祷,是照亮学子前行的路灯,也是一个教师所给予的爱的泉源啊……
  (选自《谁把春天吵醒了》,章学锋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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