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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时间〕 2020-12-07
〔基金项目〕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翻译与创作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基于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编号： 16YJC740098）、
北京科技大学课程思政特色示范课程《计算机辅助翻译》（编号： KC2019SZ22）和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大数据视
角下的本科生学生译者语言特征研究”（编号： JG2020M45）。
〔作者简介〕 周荣娟（1972—），女，湖南衡阳人，北京科技大学讲师。
赵秋荣（1978—），女，山东潍坊人，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
① 收录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英译本的合集中。
② 这是第一部英文全译本，增加了1979版译文中删除的第6章和第7章。
〔摘要〕 缩合是英语口语体典型的语言特征之一，这一现象在翻译文本是如何体现的？研究以葛浩文《呼兰河传》初译本和自我重译本为语料，对比两译本中的缩合现象，探究译者自我重译的特征。研究发现：重译本中缩合现象出现频率更高，形式更丰富，更贴近原创英语的特征和使用规范。重译中缩合形式使用频率升高与目标语规范和期待规范有一定关系，是目标语规范化与译者主体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自我重译呈现出明显的翻译规范化特征，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忠实”又“为读者考虑”的翻译思想。
〔关键词〕 《呼兰河传》; 自我重译; 缩合; 翻译规范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339-08
《呼兰河传》描绘了20世纪早期我国东北农村的社会现实与人物命运，是中国当代女作家萧红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独一无二”的自传体小说是她“个人回忆文体的巅峰之作”[1]。目前该小说共有三个英译本，均由葛浩文翻译。依次为：《呼兰河传》英语首译本（1979）[2]①，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单行本（1988）[3]，由香港联合出版社出版②;再版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英译本合集（2002）[4]，由美国波士顿Cheng & Tsui公司出版。此版中葛浩文大幅修改了初译本。根据《中国译学大辞典》[5]113中的定义，译者对旧译进行大幅度修改润色本质上是重译，译者本人修改、润色自己的旧译则是一种独特意义上的重译，称之为自我重译。《呼兰河传》初译本开启了葛浩文中国文学译介之路，为中国现代文学走进西方读者做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贡献”[6]。目前研究多基于此译本，其他译本的研究相对有限[7]。
葛浩文研究、译介中国文学源于对萧红及其作品的热爱，尤以《呼兰河传》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为代表。1979年葛浩文首次英译《呼兰河传》，之后两次重译，这在葛浩文本人的翻译生涯中屈指可数，在中国文学外译史中也不多见。《呼兰河传》初译与重译前后跨度20余年。期间，葛浩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实践和翻译模式也都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变化[8]。两译本在遣词用句等方面呈现大量差异。从这些差异可以看出：初译到重译这一过程中译者翻译规范发生了变化，语义和结构由繁入简、段落安排由合到分、文化因素由归化到异化。其中语言特征的显著差异之一体现在缩合形式的使用上。
现代英语逐步向口语化发展，17世纪到20世纪英语书面文体整体呈现口语化发展态势[9]，典型表现之一是缩合现象出现频率增加。缩合指不需要重读的单词与其前面的主语“附着”在一起[10]，主要包括动词缩合和否定缩合两大类。动词缩合指系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与前面的主语缩合，如she’s vs. she is has， we’ve vs. we have， I’ll vs. I will等[11];否定缩合指not与前面的动词缩写为n’t，如isn’t， hadn’t， wouldn’t等。缩合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体中，或者偏口语化的书面语体中，如小说中的对话[12]。缩合现象的出现频率和表现形式与动词类型、动词前代词主语、文本类型及正式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10-11]。
翻译文本中的缩合现象同样受到研究者关注。Olohan[12]提出缩合形式是识别译者风格的有效因子之一。翻译文本中缩合现象的出现频率、表达方式的种类不仅低于英语原创文本，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缩合现象与翻译方向也有一定关系。译出过程中缩合现象更接近翻译语言，译入过程则更接近原创语言[13-14]。上述研究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但多基于不同译者的多译本对比，对源语、译者个体差异或目标语言发展等因素考虑相对不足。缩合形式不仅是口语体或口语体发展趋势下音韵和句法结构变化在词汇层面的体现[10]，也具有特殊的语用价值或语篇意义。正如新闻标题和导语中缩合形式高频出现一样，缩合形式是作者或译者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遵循某种特定規范，或实现某种特殊表达效果[15]。
《呼兰河传》初译本（1979）与重译本（2002）分别代表了葛浩文早期和转型后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重译中改译的语言现象以及由此反映的自我重译规律和动机都值得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以葛浩文译《呼兰河传》初译本和重译本为语料，以缩合现象为个案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缩合现象在重译与初译中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2）译者的修改动因是什么？与译本传播和接受、目标语规范等是否有一定联系？（3）译者自我重译是否遵守翻译规范化倾向？
一、 翻译规范与翻译规范化假设
20世纪70年代Levy把“规范”（norm）正式引入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译者遵循或背离社会规范的产物。Toury[16]56-61把译本纳入译入语文化的框架，认为翻译受目标语历史、社会、文化等规范制约，包括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预备规范指影响译本选择的各种译前因素，如译者选择作者、文本、出版社等;初始规范指在翻译起始阶段，译者确定翻译总体倾向性，即靠近源语语言文化，追求“合适性”，或靠近译语语言文化，寻求“可接受性”;操作规范指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具体决策，既包括章节、段落等宏观层面的结构、规范，又包括选词、构句、标点等微观层面的规范。这些规范以译者为中心，涵盖翻译过程中的宏观翻译考量和微观翻译操作。 与Toury关注译者的角度不同，Chesterman[17]64-70强调翻译的“社会行为”，认为规范属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因（meme）决定。翻译规范分为社会规范、伦理规范和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规范直接适用于翻译行为，包括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期待规范指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期待，如语言、风格等;专业规范包括义务规范、传意规范和关系规范，分别涉及译者对原作者、潜在读者等的忠诚态度，译者为实现最优化传意效果采取的方式和策略，以及译者根据具体场景建立源文本和译入文本之间的关系。期待规范着眼于目标语读者，专业规范侧重译者的主体性，也可以看作是译者期待。
Toury和Chesterman提出的翻译规范相互关联、互为补充，为具体翻译行为过程中的规范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方法，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普遍性研究打下了基础[18]。20世纪90年代随着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研究翻译普遍规律或翻译共性，其中最突出的是显化（explicit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和规范化假设（standardization，normalization或conventionalization）[19]。翻译规范化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倾向遵循目标语的典型特征或方式，使译文遵从或者夸大目标语特征的文本规范[20]。Vanderauwera[21]研究英译荷兰小说时发现，语言各个层面普遍存在遵循英语文本规范的倾向。Shlesinger[22]研究希伯来语译成英语的口译语料时发现，译者会补充或调整原文中不完整或不合语法的句子。Kenny[23]对比德语文学作品及其英译时发现，译者修改了原文中特殊的词汇和搭配，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规范。此外，英汉翻译文本中，词语和句法操作层面也存在规范化现象，如翻译散文文本遵循了汉语多用动词的习惯，汉语译本多使用汉语特殊的“把”字句等[24-28]，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翻译规范化假设。
但翻译中的规范是多元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内化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为了平衡各种规范之间的关系，译者通常选择最优化表达。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与目标语规范完全吻合、部分吻合甚至偏离的现象[29]。规范化是翻译普遍性假说之一，但并不是所有语言现象都支持这一假说，如翻译汉语中句子容量更大、被动结构使用更频繁[30-33]。偏离主流翻译规范的选择可能使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容易遭遇失败[34]。翻译规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受语言、社会文化语境、译者风格、受众群体等因素的影响，翻译规范可能经历各种嬗变[35]，也在不断发展演变。译者需要根据新的规范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选择，这时重译便应运而生。
翻译规范化的研究大多采用语料库的方法：首先对比某一特定语言现象或结构在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中的使用频率，然后通过文本细读判断该现象是否存在规范化趋势。然而，目前翻译规范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于欧洲语言对之间，基于英汉语言对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现有的翻译规范化研究主要基于不同译者的翻译行为或从不同语言现象入手进行证实或证伪，对同一译者不同阶段修改或重译翻译行为的（自我重译）研究还十分缺乏。
二、 研究步骤
（一） 语料库建设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包括：197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最早的版本是1941年上海杂志图书公司出版的《呼兰河传》，之后多次再版。的《呼兰河传》[36]原文，共96 410字;葛浩文1979年初译本，55 890个词;1988年首次全译本中的第6章和第7章，16 172个词;2002年重译全译本，69 748个词1988版译文增加了1979版省略的第6章和第7章，对话部分改用了拼音系统（译者语），其余章节改译非常少。本研究使用的初译本语料包括1979年译本（第1至5章）和1988年译本（第6至7章），重译本语料为2002年全译本。。建成英汉平行语料库，库容为238 220个字词，所有语料均达到句级对齐。
（二） 数据提取与分析
首先检索《呼兰河传》两译本各章节中缩合形式标记（’），人工剔除所有格’s的形式后，统计两译本中缩合形式的总频率。其次，参考Olohan[12]提出的分类标准，提取两译本中所有的缩合形式，分析其语言特征，结合统计学工具考察该现象在重译本与初译本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再次，进一步统计使用频率增长最明显的缩合形态，描述和分析译者修订过程的特征和规律。最后，分析译者的修改动因。
三、 研究发现
（一） 使用频率
《呼兰河传》两译本中的缩合现象共有七种形态，分别是’s，’re，’ll，’ve，n’t，’d和’m，每种形态同时含有多种缩略形式，如’s就有it’s，that’s，he’s，there’s，who’s，what’s，let’s，noun+’s等’re缩合包括weyouthey’re等形式; ‘ll缩合包括Iyousheheitwetheywhat’ll等形式; ‘ve 缩合包括Iyouwethey’ve形式; n’t缩合包括don’tdoesn’tdidn’t， aren’tisn’t wasn’tweren’t， hasn’thaven’thadn’t， won’twouldn’t， can’tcouldn’t， shouldn’t等形式;’d缩合包括hewetheytherewho’d等形式;’m缩合指I’m。 。这些缩合形态存在于初译本和重译本的各个章节，说明缩合现象在葛译本中较普遍。
统计发现，重译本中缩合频率总体高于初译本中的使用频率（见图1）。对数似然比值為120.81，p<0.0001，说明两译本在缩合现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我们统计了每一章节的缩合频率，以探索译本缩合现象的差异是偶然行为还是规范化操作。研究发现：重译本每个章节多种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都高于初译本，说明重译过程中对缩合形式的修改不是译者一时兴起或偶然行为，而是一种常规化操作，是译者有意识的修改行为。 统计缩合形式在各章的频率后进一步发现：两译本中n’t缩合形式出现的频率最高，缩合形式修改频率最突出的是’d和’s缩合形式。此外，各章节之间缩合形式的增长幅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如图2所示。
总体来说，两译本缩合使用频率最高的章节集中在第3、5、6、7章，分别描写了与“我”童年生活中交往密切的人物：祖父祖母（第3章）、团圆媳妇（第5章）、有二伯（第6章）和冯歪嘴子（第7章）。这四章中人物对话部分和直接引语比例也最高，分别占整部小说对话部分的26%、23%、18%和14%。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话是使用缩合形式的主要语境之一[9，12]。
（二） 高频缩合形式
从图3可以看出，初译本中缩合出现频率最高的形式为n’t和’s，重译本中依次为n’t、’d和’s。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中n’t使用频率保持平衡，增幅较小，而’d和’s尤其是’d的改动则比较显著。
否定缩合是初译本和重译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缩合形式，分别占58%和21%，一定程度上证实了Kjellmer[11]的发现：n’t缩合形式在小说类文本中使用最普遍。也说明了两译本否定缩合现象较贴近英语原创小说的使用规范和特征。
此外，从图3三种高频缩合形式可以看出，重译本中’d缩合分布分散，各章之间频率差距较大，’s缩合分布最集中，但不对称，而n’t缩合的分布最对称。结合图2可以看出，’d缩合现象集中在人物描述章节，也是重译本中缩合增长幅度最突出的部分。重译本第6、7章中’d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是初译本的8倍，第3章和第5章的使用频率是初译本的90倍和30倍左右。’s缩合使用频率的增长则主要集中在第1、2章，为初译本的4到5倍。
（三） 增长显著的缩合形式
‘d和’s缩合形式在重译本中增长最明显，每个章节分布有一定差异，具体出现的语境和类型也呈现出一定特点。
‘d是助动词had和would的缩合形式，完整的对应形式主要包括had done，would do have done以及had better全书第7章出现两次’d better，两译本之间没有改动，故此处未纳入讨论范围。。’s缩合完整的对应形式是is和has。统计’d和’s完整形式和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后发现：初译本中’d的缩合使用频率非常低，平均为0.03%;重译本中则高达40%。而’s的缩合使用频率在两译本中相差不大，重译本仅比初译本多7%。
进一步分析’d缩合的使用发现：各章节分布差异较大，可能与内容相关。第2章主要描述当地跳大神、放河灯台子戏、逛庙会等习俗，对话数量最少，直接引语仅占全书的4%。该章缩合形式基本未改动。
除了使用频率差异外，重译本中’d的缩合形式也更丰富。初译本中出现7种，重译本增加到16种，如增加复数主语使用缩合的形式，即theywe’d，以及therewho’d。
与Biber等[9]的研究一致，动词缩合更频繁地出现在人称代词后面。重译本中使用人称代词+’d的现象非常频繁，占所有’d缩合形式的97%。常见人称代词又以I、he、she、they之后动词缩合更常见，重译本中第三人称单数he、she和第一人称I的缩合频率分别是初译本的23倍、15倍和20倍。这三类人称代词缩合在重译本中的频率远高于初译本，与小说叙述视角密切相关。整部小说从主人公“我”或书中其他人物的视角讲述，如第3章中I’d使用频率高（讲述“我”和祖父母之间的故事），第5章she’d使用次数最多（描写团圆媳妇），第6章中he’d形式最為频繁（以有二伯为主角）。此外，重译本新增加了9次there’d的缩合，其中there would do占8次，there had been 占1次;who’d增加了3次。
初译本与重译本中’s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仅次于n’t和’d形式，缩合类型丰富，共有10种。进一步统计后发现：两译本中it is，that is，there is，（s）he is缩合形式使用频率最高。部分证实了Olohan[12]的观点：it’s，that’s，he’s，there’s和she’s是原创英语和翻译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s缩合。’s的完整形式是is和has，其中is使用缩合的频率高于has，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原创英语中系动词缩合频率高于助动词缩合的这一规律[11]。
总体看来，相比初译本，重译本中缩合使用频率显著增加，更符合原创英语小说中的使用比例;重译本中的缩合形式更丰富，缩合形式的使用语境和特征更加贴近原创英语的特征和使用规范。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就缩合形式而言，葛浩文的自我重译呈现出翻译规范化趋势。
四、 动因分析
重译尤其是自我重译的主要目的是修正和完善初译中的不足，提高翻译质量。修改动因与语言能力、社会背景、目标语读者、译者自身、翻译行为本身等各方面都有关系。葛浩文自我重译《呼兰河传》增加了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与类别，呈现出规范化特征。此外，目标语规范和期待规范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目标语规范
翻译中的规范化指译文尽量向目标语的某些典型样态靠拢[37]63。缩合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体中，与英语口语化（colloquialization）趋势密切相关[38]。现代英语中，书面文体整体呈现口语化趋势，缩合形式使用频率增长明显。通过研究LOB和FLOB语料库中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语料，发现这一阶段动词和否定缩合形式增长了25%[38]。考察BNC和TEC中的小说、传记类文本的语料后发现：英语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普遍存在缩合现象，BNC中常见的缩合形式有12种，TEC有11种，但BNC中缩合形式出现频率更高，多达翻译英语中的两倍[15]。可以说，缩合现象是原创英语的典型样态，使用频率大大超出了翻译英语。
与1979年初译本相比，2002年重译本中缩合形式使用频率、类别均有了明显增长。从时间跨度看，重译本中缩合现象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英语源语的口语化发展趋势有一定关系。重译本中该现象的特征与规律更贴近英语原创文本。可以说，重译本中缩合现象频率更高，形式更丰富多样，是遵循目标语规范而做出的翻译选择。 例1：
A： When Granddad discovered that the plot of ground I had been hoeing译例中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was covered only with foxtails， he asked me：“What is all that？”（1979）
B： When Granddad discovered that the plot of ground I’d been hoeing was covered only with foxtails， he asked me：
“What’s all that？”（2002）
此例选自小说中的第3章，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描述童年时和祖父母生活过的园子。和祖父的对话中，初译本使用完整的拼写形式“What is all that？”，重译本改为“What’s all that？”，改译后的缩合形式与英语对话体的典型特点相吻合。非直接引语“I had been hoeing.”也改为缩合形式，符合书面文体口语化的特征。此外，常见的一些口语体表达，如’d like，直接引语后人称代词+’d answerask等结构，初译本中采用了完整形式。初译本译文偏离了英语口语体的规范，显得更正式。重译本改用缩合形式后更符合小说语体口语化的特征和目标语规范，也将原小说口语化的风格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
重译本将初译本中直接引语和叙述部分的完整形式修改为缩略形式，说明译者遵循了英语原创语言的规范，有意使译本的缩合现象更接近原创英语小说的语言特征。因靠近目标语规范而形成的翻译规范既有一定的客观约束性，也是译者主观选择的结果。葛浩文翻译思想的核心之一是为读者翻译。他认为译者首要的职责在于读者，翻译要对得起读者，译文的语言必须使用地道和当代的表达法[39-40]。重译本中译者大量采用缩合形式，使之更贴近原创英语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他的翻译思想。
（二） 期待规范
翻译过程中译者就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目标读者等做出选择，这些选择不同程度地受译者自身喜好、认知水平、读者期待等各方面的影响。翻译行为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动态变化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目标读者和译者的接受能力、认知水平、期待变化等都是译者自我重译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正如葛浩文所说“格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每隔20年左右就需要有新的译文”[41]，自我重译是期待规范下葛浩文的自觉选择。
《呼兰河传》1979版英译本是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的开篇之作，但他本人对初译本并不满意[1]。之后葛浩文还翻译了杨绛、张洁、莫言在内的多部中国知名文学家的作品，他的译作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广泛传播，激发了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和关注。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学有了进一步了解后，随之对翻译作品的期待也越来越高。读者的阅读期待、需求等推动译者不断完善译文。为了提升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让读者尽可能地接近原文和原作者，译者以最优化的方式构建译文。此外，随着葛浩文更深入理解萧红及其作品，以及更成熟的汉英小说翻译实践，初译本完成20年后葛浩文再次重译该部小说，以更符合目标语规范的地道表达为英语世界读者介绍萧红以及她笔下的世界。
葛浩文在《呼兰河传》重译中增加了缩合形式的使用頻率，丰富了缩合的形式，使译文中的缩合现象更加贴近目的语源语中缩合的规范，努力构建译本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契合，从而进一步提高该译本在英语读者中的接受度，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种基于目标语规范及读者期待规范的翻译实践，是译者为达到特殊交际效果进行的有意选择。
例2：
A： And granted that she had often been remiss in going to the temple to worship and light incense， still she had never once stayed home from the temple festival on the eighteenth day of the fourth lunar month... （1979）
B： And granted that she’d often been remiss in going to the temple to worship and light incense， but still she’d never once stayed home from the temple festival on the eighteenth day of the fourth lunar month... （2002）
此句描写的是童养媳团圆媳妇被她婆婆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她婆婆却觉得自己一生善良，每逢初一、十五吃斋念佛，怎么会这么命苦，摊上一位短命的儿媳妇。原文通过“我”的叙述视角，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位善良却愚昧的农村妇女形象。儿童的视角和口语化表达消除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感，使读者对其充满同情也感到悲哀。虽然所选译例是陈述口吻，she had在重译中都改译成了she’d缩合形式。重译本中葛浩文不仅在对话部分，在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的叙述部分也大量采用缩合形式，使译文贴近原自传体小说口语体以及原小说叙述视角形成的语言风格，而且在目标语语境中构建了源语、译语与读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使目标语读者与作者和文本中人物产生共情、移情，最终理解作者传达的意图。自我重译的缩合形式充分发挥了其语用意义。正如Fowler[42]61所言：使用缩合形式可以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和熟悉感，帮助作者与读者建立起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关系。可见，使用缩合形式充分体现了译者和读者的期待规范，是译者主观能动的选择。
五、 结 语 本文以《呼兰河传》葛浩文初译本和自我重译本为语料，对比分析了初译本和重译本中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葛浩文自我重译本与初译本中使用的缩合现象存在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1）重译本中缩合形式不仅总体使用频率高，而且体现在各个章节，说明重译中增加缩合频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译者有意为之。（2）重译本中缩合形式更为丰富，增加了he’d，we’d，they’d，who’d，there’d，where’s等多种缩合形式。使用缩合的语境也从单纯的人物对话扩展到了叙述部分。（3）重译本中最高频的缩合形态为n’t缩合，其中’d和’s缩合增长最显著，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代词后的动词缩合形式使用频率明显增长。葛浩文重译本中的缩合无论从使用频率、表现形式还是规律上都更接近原创英语的特征，更吻合小说的口语体特征，也更贴近原文口语化风格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葛浩文的自我重译展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寻求忠实和读者接受两者之间的平衡;体现了自我重译这一特殊翻译行为的规律性特征，即自我重译具有翻译规范化趋势。本文从历时、动态的视角探究译者自我重译行为，有助于更全面宏观地分析、探讨译者自我重译行为体现的规律以及重译背后语言、文化、社会等因素发挥的作用。本文仅以缩合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其他語言现象的改动也值得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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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ization in Self-re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Contraction
in English Versions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by Howard Goldblatt
ZHOU Rong-juan， ZHAO Qiu-r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ontraction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spoken English， but how is it presented in translated texts？ Based on corpus of the first translation and the self-retranslation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by Howard Goldblatt， the study analyzes contraction in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or’s self-retranslation. It finds that contraction is more frequent and the variety of contracted forms is larger in the self-retranslation， and closer to the pattern and norm in non-translated English. The wide use of contractions is related to the norm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expectancy norm， illustrating the impact of normalization and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Goldblatt’s self-retranslation shows an obvious tendency of normalization and reflects the translator’s faithfulness and reader-centered approach.
Key words： Tales of Hulan River; self-retranslation; contraction; normalization
〔基金项目〕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翻译与创作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基于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研究”（编号： 16YJC740098）、
北京科技大学课程思政特色示范课程《计算机辅助翻译》（编号： KC2019SZ22）和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大数据视
角下的本科生学生译者语言特征研究”（编号： JG2020M45）。
〔作者简介〕 周荣娟（1972—），女，湖南衡阳人，北京科技大学讲师。
赵秋荣（1978—），女，山东潍坊人，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
① 收录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英译本的合集中。
② 这是第一部英文全译本，增加了1979版译文中删除的第6章和第7章。
〔摘要〕 缩合是英语口语体典型的语言特征之一，这一现象在翻译文本是如何体现的？研究以葛浩文《呼兰河传》初译本和自我重译本为语料，对比两译本中的缩合现象，探究译者自我重译的特征。研究发现：重译本中缩合现象出现频率更高，形式更丰富，更贴近原创英语的特征和使用规范。重译中缩合形式使用频率升高与目标语规范和期待规范有一定关系，是目标语规范化与译者主体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自我重译呈现出明显的翻译规范化特征，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忠实”又“为读者考虑”的翻译思想。
〔关键词〕 《呼兰河传》; 自我重译; 缩合; 翻译规范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339-08
《呼兰河传》描绘了20世纪早期我国东北农村的社会现实与人物命运，是中国当代女作家萧红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独一无二”的自传体小说是她“个人回忆文体的巅峰之作”[1]。目前该小说共有三个英译本，均由葛浩文翻译。依次为：《呼兰河传》英语首译本（1979）[2]①，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单行本（1988）[3]，由香港联合出版社出版②;再版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英译本合集（2002）[4]，由美国波士顿Cheng & Tsui公司出版。此版中葛浩文大幅修改了初译本。根据《中国译学大辞典》[5]113中的定义，译者对旧译进行大幅度修改润色本质上是重译，译者本人修改、润色自己的旧译则是一种独特意义上的重译，称之为自我重译。《呼兰河传》初译本开启了葛浩文中国文学译介之路，为中国现代文学走进西方读者做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贡献”[6]。目前研究多基于此译本，其他译本的研究相对有限[7]。
葛浩文研究、译介中国文学源于对萧红及其作品的热爱，尤以《呼兰河传》这部半自传体小说为代表。1979年葛浩文首次英译《呼兰河传》，之后两次重译，这在葛浩文本人的翻译生涯中屈指可数，在中国文学外译史中也不多见。《呼兰河传》初译与重译前后跨度20余年。期间，葛浩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实践和翻译模式也都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变化[8]。两译本在遣词用句等方面呈现大量差异。从这些差异可以看出：初译到重译这一过程中译者翻译规范发生了变化，语义和结构由繁入简、段落安排由合到分、文化因素由归化到异化。其中语言特征的显著差异之一体现在缩合形式的使用上。
现代英语逐步向口语化发展，17世纪到20世纪英语书面文体整体呈现口语化发展态势[9]，典型表现之一是缩合现象出现频率增加。缩合指不需要重读的单词与其前面的主语“附着”在一起[10]，主要包括动词缩合和否定缩合两大类。动词缩合指系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与前面的主语缩合，如she’s vs. she is has， we’ve vs. we have， I’ll vs. I will等[11];否定缩合指not与前面的动词缩写为n’t，如isn’t， hadn’t， wouldn’t等。缩合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体中，或者偏口语化的书面语体中，如小说中的对话[12]。缩合现象的出现频率和表现形式与动词类型、动词前代词主语、文本类型及正式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10-11]。
翻译文本中的缩合现象同样受到研究者关注。Olohan[12]提出缩合形式是识别译者风格的有效因子之一。翻译文本中缩合现象的出现频率、表达方式的种类不仅低于英语原创文本，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缩合现象与翻译方向也有一定关系。译出过程中缩合现象更接近翻译语言，译入过程则更接近原创语言[13-14]。上述研究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但多基于不同译者的多译本对比，对源语、译者个体差异或目标语言发展等因素考虑相对不足。缩合形式不仅是口语体或口语体发展趋势下音韵和句法结构变化在词汇层面的体现[10]，也具有特殊的语用价值或语篇意义。正如新闻标题和导语中缩合形式高频出现一样，缩合形式是作者或译者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遵循某种特定規范，或实现某种特殊表达效果[15]。
《呼兰河传》初译本（1979）与重译本（2002）分别代表了葛浩文早期和转型后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重译中改译的语言现象以及由此反映的自我重译规律和动机都值得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以葛浩文译《呼兰河传》初译本和重译本为语料，以缩合现象为个案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缩合现象在重译与初译中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2）译者的修改动因是什么？与译本传播和接受、目标语规范等是否有一定联系？（3）译者自我重译是否遵守翻译规范化倾向？
一、 翻译规范与翻译规范化假设
20世纪70年代Levy把“规范”（norm）正式引入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译者遵循或背离社会规范的产物。Toury[16]56-61把译本纳入译入语文化的框架，认为翻译受目标语历史、社会、文化等规范制约，包括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预备规范指影响译本选择的各种译前因素，如译者选择作者、文本、出版社等;初始规范指在翻译起始阶段，译者确定翻译总体倾向性，即靠近源语语言文化，追求“合适性”，或靠近译语语言文化，寻求“可接受性”;操作规范指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具体决策，既包括章节、段落等宏观层面的结构、规范，又包括选词、构句、标点等微观层面的规范。这些规范以译者为中心，涵盖翻译过程中的宏观翻译考量和微观翻译操作。 与Toury关注译者的角度不同，Chesterman[17]64-70强调翻译的“社会行为”，认为规范属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因（meme）决定。翻译规范分为社会规范、伦理规范和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规范直接适用于翻译行为，包括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期待规范指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期待，如语言、风格等;专业规范包括义务规范、传意规范和关系规范，分别涉及译者对原作者、潜在读者等的忠诚态度，译者为实现最优化传意效果采取的方式和策略，以及译者根据具体场景建立源文本和译入文本之间的关系。期待规范着眼于目标语读者，专业规范侧重译者的主体性，也可以看作是译者期待。
Toury和Chesterman提出的翻译规范相互关联、互为补充，为具体翻译行为过程中的规范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方法，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普遍性研究打下了基础[18]。20世纪90年代随着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研究翻译普遍规律或翻译共性，其中最突出的是显化（explicit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和规范化假设（standardization，normalization或conventionalization）[19]。翻译规范化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倾向遵循目标语的典型特征或方式，使译文遵从或者夸大目标语特征的文本规范[20]。Vanderauwera[21]研究英译荷兰小说时发现，语言各个层面普遍存在遵循英语文本规范的倾向。Shlesinger[22]研究希伯来语译成英语的口译语料时发现，译者会补充或调整原文中不完整或不合语法的句子。Kenny[23]对比德语文学作品及其英译时发现，译者修改了原文中特殊的词汇和搭配，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规范。此外，英汉翻译文本中，词语和句法操作层面也存在规范化现象，如翻译散文文本遵循了汉语多用动词的习惯，汉语译本多使用汉语特殊的“把”字句等[24-28]，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翻译规范化假设。
但翻译中的规范是多元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内化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为了平衡各种规范之间的关系，译者通常选择最优化表达。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与目标语规范完全吻合、部分吻合甚至偏离的现象[29]。规范化是翻译普遍性假说之一，但并不是所有语言现象都支持这一假说，如翻译汉语中句子容量更大、被动结构使用更频繁[30-33]。偏离主流翻译规范的选择可能使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容易遭遇失败[34]。翻译规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受语言、社会文化语境、译者风格、受众群体等因素的影响，翻译规范可能经历各种嬗变[35]，也在不断发展演变。译者需要根据新的规范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选择，这时重译便应运而生。
翻译规范化的研究大多采用语料库的方法：首先对比某一特定语言现象或结构在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中的使用频率，然后通过文本细读判断该现象是否存在规范化趋势。然而，目前翻译规范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于欧洲语言对之间，基于英汉语言对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现有的翻译规范化研究主要基于不同译者的翻译行为或从不同语言现象入手进行证实或证伪，对同一译者不同阶段修改或重译翻译行为的（自我重译）研究还十分缺乏。
二、 研究步骤
（一） 语料库建设
本研究使用的语料包括：197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最早的版本是1941年上海杂志图书公司出版的《呼兰河传》，之后多次再版。的《呼兰河传》[36]原文，共96 410字;葛浩文1979年初译本，55 890个词;1988年首次全译本中的第6章和第7章，16 172个词;2002年重译全译本，69 748个词1988版译文增加了1979版省略的第6章和第7章，对话部分改用了拼音系统（译者语），其余章节改译非常少。本研究使用的初译本语料包括1979年译本（第1至5章）和1988年译本（第6至7章），重译本语料为2002年全译本。。建成英汉平行语料库，库容为238 220个字词，所有语料均达到句级对齐。
（二） 数据提取与分析
首先检索《呼兰河传》两译本各章节中缩合形式标记（’），人工剔除所有格’s的形式后，统计两译本中缩合形式的总频率。其次，参考Olohan[12]提出的分类标准，提取两译本中所有的缩合形式，分析其语言特征，结合统计学工具考察该现象在重译本与初译本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再次，进一步统计使用频率增长最明显的缩合形态，描述和分析译者修订过程的特征和规律。最后，分析译者的修改动因。
三、 研究发现
（一） 使用频率
《呼兰河传》两译本中的缩合现象共有七种形态，分别是’s，’re，’ll，’ve，n’t，’d和’m，每种形态同时含有多种缩略形式，如’s就有it’s，that’s，he’s，there’s，who’s，what’s，let’s，noun+’s等’re缩合包括weyouthey’re等形式; ‘ll缩合包括Iyousheheitwetheywhat’ll等形式; ‘ve 缩合包括Iyouwethey’ve形式; n’t缩合包括don’tdoesn’tdidn’t， aren’tisn’t wasn’tweren’t， hasn’thaven’thadn’t， won’twouldn’t， can’tcouldn’t， shouldn’t等形式;’d缩合包括hewetheytherewho’d等形式;’m缩合指I’m。 。这些缩合形态存在于初译本和重译本的各个章节，说明缩合现象在葛译本中较普遍。
统计发现，重译本中缩合频率总体高于初译本中的使用频率（见图1）。对数似然比值為120.81，p<0.0001，说明两译本在缩合现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我们统计了每一章节的缩合频率，以探索译本缩合现象的差异是偶然行为还是规范化操作。研究发现：重译本每个章节多种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都高于初译本，说明重译过程中对缩合形式的修改不是译者一时兴起或偶然行为，而是一种常规化操作，是译者有意识的修改行为。 统计缩合形式在各章的频率后进一步发现：两译本中n’t缩合形式出现的频率最高，缩合形式修改频率最突出的是’d和’s缩合形式。此外，各章节之间缩合形式的增长幅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如图2所示。
总体来说，两译本缩合使用频率最高的章节集中在第3、5、6、7章，分别描写了与“我”童年生活中交往密切的人物：祖父祖母（第3章）、团圆媳妇（第5章）、有二伯（第6章）和冯歪嘴子（第7章）。这四章中人物对话部分和直接引语比例也最高，分别占整部小说对话部分的26%、23%、18%和14%。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话是使用缩合形式的主要语境之一[9，12]。
（二） 高频缩合形式
从图3可以看出，初译本中缩合出现频率最高的形式为n’t和’s，重译本中依次为n’t、’d和’s。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中n’t使用频率保持平衡，增幅较小，而’d和’s尤其是’d的改动则比较显著。
否定缩合是初译本和重译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缩合形式，分别占58%和21%，一定程度上证实了Kjellmer[11]的发现：n’t缩合形式在小说类文本中使用最普遍。也说明了两译本否定缩合现象较贴近英语原创小说的使用规范和特征。
此外，从图3三种高频缩合形式可以看出，重译本中’d缩合分布分散，各章之间频率差距较大，’s缩合分布最集中，但不对称，而n’t缩合的分布最对称。结合图2可以看出，’d缩合现象集中在人物描述章节，也是重译本中缩合增长幅度最突出的部分。重译本第6、7章中’d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是初译本的8倍，第3章和第5章的使用频率是初译本的90倍和30倍左右。’s缩合使用频率的增长则主要集中在第1、2章，为初译本的4到5倍。
（三） 增长显著的缩合形式
‘d和’s缩合形式在重译本中增长最明显，每个章节分布有一定差异，具体出现的语境和类型也呈现出一定特点。
‘d是助动词had和would的缩合形式，完整的对应形式主要包括had done，would do have done以及had better全书第7章出现两次’d better，两译本之间没有改动，故此处未纳入讨论范围。。’s缩合完整的对应形式是is和has。统计’d和’s完整形式和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后发现：初译本中’d的缩合使用频率非常低，平均为0.03%;重译本中则高达40%。而’s的缩合使用频率在两译本中相差不大，重译本仅比初译本多7%。
进一步分析’d缩合的使用发现：各章节分布差异较大，可能与内容相关。第2章主要描述当地跳大神、放河灯台子戏、逛庙会等习俗，对话数量最少，直接引语仅占全书的4%。该章缩合形式基本未改动。
除了使用频率差异外，重译本中’d的缩合形式也更丰富。初译本中出现7种，重译本增加到16种，如增加复数主语使用缩合的形式，即theywe’d，以及therewho’d。
与Biber等[9]的研究一致，动词缩合更频繁地出现在人称代词后面。重译本中使用人称代词+’d的现象非常频繁，占所有’d缩合形式的97%。常见人称代词又以I、he、she、they之后动词缩合更常见，重译本中第三人称单数he、she和第一人称I的缩合频率分别是初译本的23倍、15倍和20倍。这三类人称代词缩合在重译本中的频率远高于初译本，与小说叙述视角密切相关。整部小说从主人公“我”或书中其他人物的视角讲述，如第3章中I’d使用频率高（讲述“我”和祖父母之间的故事），第5章she’d使用次数最多（描写团圆媳妇），第6章中he’d形式最為频繁（以有二伯为主角）。此外，重译本新增加了9次there’d的缩合，其中there would do占8次，there had been 占1次;who’d增加了3次。
初译本与重译本中’s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仅次于n’t和’d形式，缩合类型丰富，共有10种。进一步统计后发现：两译本中it is，that is，there is，（s）he is缩合形式使用频率最高。部分证实了Olohan[12]的观点：it’s，that’s，he’s，there’s和she’s是原创英语和翻译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s缩合。’s的完整形式是is和has，其中is使用缩合的频率高于has，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原创英语中系动词缩合频率高于助动词缩合的这一规律[11]。
总体看来，相比初译本，重译本中缩合使用频率显著增加，更符合原创英语小说中的使用比例;重译本中的缩合形式更丰富，缩合形式的使用语境和特征更加贴近原创英语的特征和使用规范。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就缩合形式而言，葛浩文的自我重译呈现出翻译规范化趋势。
四、 动因分析
重译尤其是自我重译的主要目的是修正和完善初译中的不足，提高翻译质量。修改动因与语言能力、社会背景、目标语读者、译者自身、翻译行为本身等各方面都有关系。葛浩文自我重译《呼兰河传》增加了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与类别，呈现出规范化特征。此外，目标语规范和期待规范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目标语规范
翻译中的规范化指译文尽量向目标语的某些典型样态靠拢[37]63。缩合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体中，与英语口语化（colloquialization）趋势密切相关[38]。现代英语中，书面文体整体呈现口语化趋势，缩合形式使用频率增长明显。通过研究LOB和FLOB语料库中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语料，发现这一阶段动词和否定缩合形式增长了25%[38]。考察BNC和TEC中的小说、传记类文本的语料后发现：英语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普遍存在缩合现象，BNC中常见的缩合形式有12种，TEC有11种，但BNC中缩合形式出现频率更高，多达翻译英语中的两倍[15]。可以说，缩合现象是原创英语的典型样态，使用频率大大超出了翻译英语。
与1979年初译本相比，2002年重译本中缩合形式使用频率、类别均有了明显增长。从时间跨度看，重译本中缩合现象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英语源语的口语化发展趋势有一定关系。重译本中该现象的特征与规律更贴近英语原创文本。可以说，重译本中缩合现象频率更高，形式更丰富多样，是遵循目标语规范而做出的翻译选择。 例1：
A： When Granddad discovered that the plot of ground I had been hoeing译例中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was covered only with foxtails， he asked me：“What is all that？”（1979）
B： When Granddad discovered that the plot of ground I’d been hoeing was covered only with foxtails， he asked me：
“What’s all that？”（2002）
此例选自小说中的第3章，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描述童年时和祖父母生活过的园子。和祖父的对话中，初译本使用完整的拼写形式“What is all that？”，重译本改为“What’s all that？”，改译后的缩合形式与英语对话体的典型特点相吻合。非直接引语“I had been hoeing.”也改为缩合形式，符合书面文体口语化的特征。此外，常见的一些口语体表达，如’d like，直接引语后人称代词+’d answerask等结构，初译本中采用了完整形式。初译本译文偏离了英语口语体的规范，显得更正式。重译本改用缩合形式后更符合小说语体口语化的特征和目标语规范，也将原小说口语化的风格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
重译本将初译本中直接引语和叙述部分的完整形式修改为缩略形式，说明译者遵循了英语原创语言的规范，有意使译本的缩合现象更接近原创英语小说的语言特征。因靠近目标语规范而形成的翻译规范既有一定的客观约束性，也是译者主观选择的结果。葛浩文翻译思想的核心之一是为读者翻译。他认为译者首要的职责在于读者，翻译要对得起读者，译文的语言必须使用地道和当代的表达法[39-40]。重译本中译者大量采用缩合形式，使之更贴近原创英语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他的翻译思想。
（二） 期待规范
翻译过程中译者就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目标读者等做出选择，这些选择不同程度地受译者自身喜好、认知水平、读者期待等各方面的影响。翻译行为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动态变化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目标读者和译者的接受能力、认知水平、期待变化等都是译者自我重译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正如葛浩文所说“格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每隔20年左右就需要有新的译文”[41]，自我重译是期待规范下葛浩文的自觉选择。
《呼兰河传》1979版英译本是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的开篇之作，但他本人对初译本并不满意[1]。之后葛浩文还翻译了杨绛、张洁、莫言在内的多部中国知名文学家的作品，他的译作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广泛传播，激发了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和关注。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学有了进一步了解后，随之对翻译作品的期待也越来越高。读者的阅读期待、需求等推动译者不断完善译文。为了提升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让读者尽可能地接近原文和原作者，译者以最优化的方式构建译文。此外，随着葛浩文更深入理解萧红及其作品，以及更成熟的汉英小说翻译实践，初译本完成20年后葛浩文再次重译该部小说，以更符合目标语规范的地道表达为英语世界读者介绍萧红以及她笔下的世界。
葛浩文在《呼兰河传》重译中增加了缩合形式的使用頻率，丰富了缩合的形式，使译文中的缩合现象更加贴近目的语源语中缩合的规范，努力构建译本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契合，从而进一步提高该译本在英语读者中的接受度，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种基于目标语规范及读者期待规范的翻译实践，是译者为达到特殊交际效果进行的有意选择。
例2：
A： And granted that she had often been remiss in going to the temple to worship and light incense， still she had never once stayed home from the temple festival on the eighteenth day of the fourth lunar month... （1979）
B： And granted that she’d often been remiss in going to the temple to worship and light incense， but still she’d never once stayed home from the temple festival on the eighteenth day of the fourth lunar month... （2002）
此句描写的是童养媳团圆媳妇被她婆婆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她婆婆却觉得自己一生善良，每逢初一、十五吃斋念佛，怎么会这么命苦，摊上一位短命的儿媳妇。原文通过“我”的叙述视角，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位善良却愚昧的农村妇女形象。儿童的视角和口语化表达消除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感，使读者对其充满同情也感到悲哀。虽然所选译例是陈述口吻，she had在重译中都改译成了she’d缩合形式。重译本中葛浩文不仅在对话部分，在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的叙述部分也大量采用缩合形式，使译文贴近原自传体小说口语体以及原小说叙述视角形成的语言风格，而且在目标语语境中构建了源语、译语与读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使目标语读者与作者和文本中人物产生共情、移情，最终理解作者传达的意图。自我重译的缩合形式充分发挥了其语用意义。正如Fowler[42]61所言：使用缩合形式可以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和熟悉感，帮助作者与读者建立起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关系。可见，使用缩合形式充分体现了译者和读者的期待规范，是译者主观能动的选择。
五、 结 语 本文以《呼兰河传》葛浩文初译本和自我重译本为语料，对比分析了初译本和重译本中缩合形式的使用频率、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葛浩文自我重译本与初译本中使用的缩合现象存在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1）重译本中缩合形式不仅总体使用频率高，而且体现在各个章节，说明重译中增加缩合频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译者有意为之。（2）重译本中缩合形式更为丰富，增加了he’d，we’d，they’d，who’d，there’d，where’s等多种缩合形式。使用缩合的语境也从单纯的人物对话扩展到了叙述部分。（3）重译本中最高频的缩合形态为n’t缩合，其中’d和’s缩合增长最显著，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代词后的动词缩合形式使用频率明显增长。葛浩文重译本中的缩合无论从使用频率、表现形式还是规律上都更接近原创英语的特征，更吻合小说的口语体特征，也更贴近原文口语化风格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葛浩文的自我重译展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寻求忠实和读者接受两者之间的平衡;体现了自我重译这一特殊翻译行为的规律性特征，即自我重译具有翻译规范化趋势。本文从历时、动态的视角探究译者自我重译行为，有助于更全面宏观地分析、探讨译者自我重译行为体现的规律以及重译背后语言、文化、社会等因素发挥的作用。本文仅以缩合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其他語言现象的改动也值得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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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ization in Self-re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Contraction
in English Versions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by Howard Goldblatt
ZHOU Rong-juan， ZHAO Qiu-r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ontraction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spoken English， but how is it presented in translated texts？ Based on corpus of the first translation and the self-retranslation of Tales of Hulan River by Howard Goldblatt， the study analyzes contraction in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or’s self-retranslation. It finds that contraction is more frequent and the variety of contracted forms is larger in the self-retranslation， and closer to the pattern and norm in non-translated English. The wide use of contractions is related to the norm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expectancy norm， illustrating the impact of normalization and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Goldblatt’s self-retranslation shows an obvious tendency of normalization and reflects the translator’s faithfulness and reader-centered approach.
Key words： Tales of Hulan River; self-retranslation; contraction; norm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