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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笔还是造假?原本简单的学术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曾经浸透着感情与美好的一张张游戏之作,友情之作,最终却因种种经济原因、社会原因乃至人事原因而成为“你死我活”的利益斗争……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林风眠的艺术作品一向是美术界、收藏界趋之若鹜的无上神品,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其作品拍卖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近年来更不断攀升。然而,在一片经济大潮左右着艺术品价值、命运乃至名誉的今天,关于林风眠先生作品的真伪却也成为业界坊间争议最大的话题。
2009年,在圈内一片质疑声中,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署名林风眠的两幅作品——《渔获》和《京剧人物》分别以1634万和842万港币成交。前者创下林风眠画作拍卖价新高,因此也成为众矢之的,伴随高价成交的新闻,伪作之疑争议不断,一篇题为《林风眠三十年假画局》的文章更将证伪演变为一场对“赝品”来源的追踪与猜测,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除林风眠的义女冯叶之外的收藏林风眠作品的藏家,以及当年伴随在林风眠先生身边的老学生……随着牵扯的人物越来越多,真相越发显得扑朔迷离。
是是非非林家事
林风眠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重要代表人物。目前其作品的市场一是香港,二是纽约,三是北京。而拍卖行所售其价格较高的作品一般是两类:一是仕女,二是风景画。对于林风眠作品的数量,争议颇多,据与林风眠有过不少接触的朋友回忆,他的纸本重彩数量的确惊人,自上世纪50年代至去世,林风眠几乎笔耕不辍,有时候一整晚可以画好几十张作品,且擅长“流水作业”,往往相同构图、相同题材的画作可以一下子画好几张,绝对可以算作一个高产的画家。也正因为此,给作假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且不论作品真假与否,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林风眠先生离开人世已将近20年,然而围绕其作品数量、流向、真伪,乃至交游、生活等种种问题,始终不曾随着岁月更迭而淡漠。由于林风眠先生自1949年后直至去世始终少言寡语,深居简出,因而对于其真正的生活状态,今人只能从若干与林先生有过接触的同行、学生、朋友乃至晚辈中得知。由于记忆属于个人且有强烈的选择性,自然每个人心中的林风眠,又都分别有着不同的形象。当一页彩纸,竟然能拥有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身价的时刻,一切就变得不再是那么单纯了。
据悉,大宗林风眠作品大致有这几处流向,一是他的夫人及女儿处,当年母女定居巴西前,林风眠曾将自己近千幅作品相赠,由于系直系亲属,这一宗流向可称理所当然。其二则是林风眠女弟子席素华处,当年林风眠独处上海,席素华对老师多有照顾,“文革”期间林风眠身陷牢狱,几乎每周都是席素华前往探望,并送上换洗衣物和食品等,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史实。第三处则在林风眠晚年定居香港时,负责照顾其生活的义女冯叶,也正是席素华的亲生女儿。冯叶服侍义父多年,陪伴老人走完了最后的人生历程,得到老人的艺术作品,自然也理所应当。除了这三处几乎可称人尽皆知的流向,据林风眠学生潘其鎏所称,另有一大批曾经在“文革”时期有待处理的作品,被其偷偷抢救了下来,加之老师多年来的赠予,因而其手中拥有不少精品。还有其前妻袁缃文,作为林风眠赴港后“全权处理上海旧居所有画作”的代理人,其手头也拥有不少。此外,还有林风眠的老朋友柳和清先生,以及香港收藏家张宗宪、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等几处,均有数量不少的藏画。
在林风眠去世之后,关于其作品的真真假假一直乱象丛生。事实上,林风眠生前对假画泛滥之事心知肚明,却始终采取默许态度,并曾表示:“买卖仿制品的人,都有他们的原因,假如我对拍卖行说他们所交易的只是仿制品,对买卖双方都会有不良影响,所以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令人唏嘘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随着画价的直线上升,近年来围绕着林风眠作品真假与否的问题,竟然在冯叶与潘其鎏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加之圈内圈外的推波助澜,一时更闹得沸沸扬扬。
据某位业内人士介绍,林风眠的假画有两到三拨人在做。自1996、1997年起就开始滥觞,其中“技术最为高超,影响最大”的,就是林风眠的某位弟子,据说该弟子“‘文革’时林风眠送过他几幅画,但是后来被他自己说成两大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潘其鎏。冯叶也曾在一些场合指出潘其鎏造假一事,并称“潘其鎏当年写给义父的悔过信还在家里”。而对此,潘其鎏始终没有太多表示,只是在加拿大版、林风眠作品的台湾收藏家陈秀丛出品的《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先驱者——林风眠》画册中写下了一句话:“许多你不想知道的事,我不会把它写出来。”据称其指的是有关冯林两家的许多“私事”,其中还包括林风眠的感情生活,令人心生颇多猜测,潘其鎏此举旨在暗示冯叶停止对他多年的作难与污蔑,可是没有想到,冯叶却利用这句话,将他与“造假悔过”相连。一时间,事情又变得愈加复杂,种种是非纠葛的深层线索也逐渐从过去的岁月中显出峥嵘。
更有甚者,称“林公暮年时还与冯叶一起‘玩画’,玩后常让林公签名”,似乎想以此将造假与冯叶相连,对此,潘其鎏却又明确表示:“冯叶是林的义女,她尽心地照顾了林老十几年,不容易。我认为她手里有那么多的真品,不可能去造假的,要不然岂不是为难自己手中的真品?更何况林老的手笔与画风不是容易与他人的混淆的,他的画看似易仿,但实际非常难,我们跟随他学画时,大家都临摹过他的画,没一个摹得像样的。”
是是非非,孰对孰错?恐怕由于牵涉到太多的恩怨,因而很难再能说清,而人们更关心的,恐怕还是市场上大量流通的林风眠作品究竟是真还是假吧。
抛开真假说代笔
画家也会造自己的假?这并非不可思议。说白了就是请人代笔。近年来随着书画市场的升温和投资者不断增多,书画价格尤其是名家作品的价格愈来愈高,代笔算不算真迹?代笔与假画区别何在?成了越来越多人关心的问题。而前文所谓的“冯叶与义父画着玩”,或许就可以此视之。而学生对于老师作品的模仿,抑或帮助老师共同完成作品,皆可算作一种代笔行为。对此,书画评论家谢春彦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则以“古已有之,万寿无疆”加以概括总结。
所谓代笔,就是请人捉刀代替自己写字作画,最后落自己的款印以应世。可以说,画坛的代笔现象历代有之,同时也始终是书画鉴定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首先,代笔是书画家本人的需求,如过去有许多画家以卖画为生,他本来只能画山水,而买者却求购花鸟,类似于这样捉襟见肘的情况一多,画家只好请别人代笔,这样就出现了画家本人与代笔者共同完成作品的现象,甚至完全由代笔者所为,但无论怎样,最终还是由画家署名。这样的作品,常能以假乱真,得以流传。例如海派宗师吴昌硕,就曾多次在信札、尺牍中要求友人、学生诸如沈石友、倪墨耕、王一亭、赵云壑等人为之代画山水、人物乃至大尺幅花鸟。再如清代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请罗聘、项均为之代笔人物画等等,均可视作此类。
另一种代笔,则是由于画家本人名气太大,约件太多,无暇应酬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这一类名气最响的要数明代大家董其昌了。董其昌的作品真伪鉴定问题几乎是书画鉴定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董其昌的代笔人多的原因之一是他身處松江画坛的主帅位置,曾提出过影响深远的“南北宗”观点,加上礼部尚书的显赫官衔,公务十分繁忙;原因之二是董其昌书法负有盛名,但客观地讲,他的绘画功力不足。所以当求画者甚多之时,为了应酬需要,不得不由他的朋友、学生以及画工,乃至姬妾、侍女们代笔,从而给董其昌作品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据启功先生考证,当时为董其昌代笔的就有赵左、陈继儒等数十人之多,且属于“技艺高者为技艺低者代笔”,因此后人鉴定董画,水平不佳者往往被视为真迹,而越雅致越精彩的作品,则很有可能被视为代笔。
到了近现代,代笔现象更为普遍。尤其是诸如张大千这样的大名家,也常常雇佣代笔者为其作画。例如他大幅山水作品中描绘的楼台殿阁,多数是由他的学生何海霞替他代笔。还有工笔仕女以及仿敦煌壁画等作品,往往也是在勾线之后由学生完成繁复的填色工作。除了张大千,当时画坛名家诸如吴湖帆、冯超然、溥儒等,也均有专门的学生为之代笔,或局部完成,或整体仿制,最终都经过老师的加工,最终算作老师的真迹。再如艺术大师齐白石晚年的一些作品,也同样存在着代笔的情况。据称,齐白石70岁以后,因为年老眼花,那种细笔的贝叶草虫就由其儿子齐子如代画,最后再由白石老人以大写意笔法添上几笔花草,一则掩盖可能有的弊病,二则增加可信度。不料无心插柳,这种工写结合,对比鲜明的作品,竟成为齐白石极为有名的艺术风格而为人所熟知。类似于此的还有大画家刘海粟,据黄苗子称,曾听刘海粟学生亲口说:某休息日上午,刘海粟请该生来家中画大幅山水,待完成后请学生吃饭,随即在画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诸如此类的现象其实自古有之。
有趣的是,不独中国画有代笔,西洋画同样有着代笔。如今所能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画坛三杰”的大幅壁画作品,几乎都是由一个画家带领一帮学生共同完成的,由画家起草小样,再由学生放大描绘,最后再由画家本人收拾加工。这一传统也延续到今天,不少当代油画家在应接不暇之时,也会采取类似的手法,由学生打底、放样,最终再由自己完成。
在谢春彦先生看来,代笔书画同赝品绝对是有所区别的。代笔书画虽然不是本人的亲笔,但是经过本人同意,所落的款或印是本人书写或钤盖的。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代笔书画不能算是伪品,但从实际来看,亦不是真品,或可称“下真迹半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代笔者的书画技艺实在被代者之上,往往有一些画作代笔能胜过真迹。对此,就需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代笔还是造假?原本简单的学术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曾经浸透着感情与美好的一张张游戏之作,友情之作,最终却因种种经济原因、社会原因乃至人事原因而成为“你死我活”的利益斗争,这与绘画艺术本身而言,又有着多大的意义呢?思之令人慨叹。
或许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林风眠的艺术作品一向是美术界、收藏界趋之若鹜的无上神品,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其作品拍卖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近年来更不断攀升。然而,在一片经济大潮左右着艺术品价值、命运乃至名誉的今天,关于林风眠先生作品的真伪却也成为业界坊间争议最大的话题。
2009年,在圈内一片质疑声中,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署名林风眠的两幅作品——《渔获》和《京剧人物》分别以1634万和842万港币成交。前者创下林风眠画作拍卖价新高,因此也成为众矢之的,伴随高价成交的新闻,伪作之疑争议不断,一篇题为《林风眠三十年假画局》的文章更将证伪演变为一场对“赝品”来源的追踪与猜测,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除林风眠的义女冯叶之外的收藏林风眠作品的藏家,以及当年伴随在林风眠先生身边的老学生……随着牵扯的人物越来越多,真相越发显得扑朔迷离。
是是非非林家事
林风眠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重要代表人物。目前其作品的市场一是香港,二是纽约,三是北京。而拍卖行所售其价格较高的作品一般是两类:一是仕女,二是风景画。对于林风眠作品的数量,争议颇多,据与林风眠有过不少接触的朋友回忆,他的纸本重彩数量的确惊人,自上世纪50年代至去世,林风眠几乎笔耕不辍,有时候一整晚可以画好几十张作品,且擅长“流水作业”,往往相同构图、相同题材的画作可以一下子画好几张,绝对可以算作一个高产的画家。也正因为此,给作假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且不论作品真假与否,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林风眠先生离开人世已将近20年,然而围绕其作品数量、流向、真伪,乃至交游、生活等种种问题,始终不曾随着岁月更迭而淡漠。由于林风眠先生自1949年后直至去世始终少言寡语,深居简出,因而对于其真正的生活状态,今人只能从若干与林先生有过接触的同行、学生、朋友乃至晚辈中得知。由于记忆属于个人且有强烈的选择性,自然每个人心中的林风眠,又都分别有着不同的形象。当一页彩纸,竟然能拥有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身价的时刻,一切就变得不再是那么单纯了。
据悉,大宗林风眠作品大致有这几处流向,一是他的夫人及女儿处,当年母女定居巴西前,林风眠曾将自己近千幅作品相赠,由于系直系亲属,这一宗流向可称理所当然。其二则是林风眠女弟子席素华处,当年林风眠独处上海,席素华对老师多有照顾,“文革”期间林风眠身陷牢狱,几乎每周都是席素华前往探望,并送上换洗衣物和食品等,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史实。第三处则在林风眠晚年定居香港时,负责照顾其生活的义女冯叶,也正是席素华的亲生女儿。冯叶服侍义父多年,陪伴老人走完了最后的人生历程,得到老人的艺术作品,自然也理所应当。除了这三处几乎可称人尽皆知的流向,据林风眠学生潘其鎏所称,另有一大批曾经在“文革”时期有待处理的作品,被其偷偷抢救了下来,加之老师多年来的赠予,因而其手中拥有不少精品。还有其前妻袁缃文,作为林风眠赴港后“全权处理上海旧居所有画作”的代理人,其手头也拥有不少。此外,还有林风眠的老朋友柳和清先生,以及香港收藏家张宗宪、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等几处,均有数量不少的藏画。
在林风眠去世之后,关于其作品的真真假假一直乱象丛生。事实上,林风眠生前对假画泛滥之事心知肚明,却始终采取默许态度,并曾表示:“买卖仿制品的人,都有他们的原因,假如我对拍卖行说他们所交易的只是仿制品,对买卖双方都会有不良影响,所以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令人唏嘘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随着画价的直线上升,近年来围绕着林风眠作品真假与否的问题,竟然在冯叶与潘其鎏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加之圈内圈外的推波助澜,一时更闹得沸沸扬扬。
据某位业内人士介绍,林风眠的假画有两到三拨人在做。自1996、1997年起就开始滥觞,其中“技术最为高超,影响最大”的,就是林风眠的某位弟子,据说该弟子“‘文革’时林风眠送过他几幅画,但是后来被他自己说成两大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潘其鎏。冯叶也曾在一些场合指出潘其鎏造假一事,并称“潘其鎏当年写给义父的悔过信还在家里”。而对此,潘其鎏始终没有太多表示,只是在加拿大版、林风眠作品的台湾收藏家陈秀丛出品的《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先驱者——林风眠》画册中写下了一句话:“许多你不想知道的事,我不会把它写出来。”据称其指的是有关冯林两家的许多“私事”,其中还包括林风眠的感情生活,令人心生颇多猜测,潘其鎏此举旨在暗示冯叶停止对他多年的作难与污蔑,可是没有想到,冯叶却利用这句话,将他与“造假悔过”相连。一时间,事情又变得愈加复杂,种种是非纠葛的深层线索也逐渐从过去的岁月中显出峥嵘。
更有甚者,称“林公暮年时还与冯叶一起‘玩画’,玩后常让林公签名”,似乎想以此将造假与冯叶相连,对此,潘其鎏却又明确表示:“冯叶是林的义女,她尽心地照顾了林老十几年,不容易。我认为她手里有那么多的真品,不可能去造假的,要不然岂不是为难自己手中的真品?更何况林老的手笔与画风不是容易与他人的混淆的,他的画看似易仿,但实际非常难,我们跟随他学画时,大家都临摹过他的画,没一个摹得像样的。”
是是非非,孰对孰错?恐怕由于牵涉到太多的恩怨,因而很难再能说清,而人们更关心的,恐怕还是市场上大量流通的林风眠作品究竟是真还是假吧。
抛开真假说代笔
画家也会造自己的假?这并非不可思议。说白了就是请人代笔。近年来随着书画市场的升温和投资者不断增多,书画价格尤其是名家作品的价格愈来愈高,代笔算不算真迹?代笔与假画区别何在?成了越来越多人关心的问题。而前文所谓的“冯叶与义父画着玩”,或许就可以此视之。而学生对于老师作品的模仿,抑或帮助老师共同完成作品,皆可算作一种代笔行为。对此,书画评论家谢春彦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则以“古已有之,万寿无疆”加以概括总结。
所谓代笔,就是请人捉刀代替自己写字作画,最后落自己的款印以应世。可以说,画坛的代笔现象历代有之,同时也始终是书画鉴定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首先,代笔是书画家本人的需求,如过去有许多画家以卖画为生,他本来只能画山水,而买者却求购花鸟,类似于这样捉襟见肘的情况一多,画家只好请别人代笔,这样就出现了画家本人与代笔者共同完成作品的现象,甚至完全由代笔者所为,但无论怎样,最终还是由画家署名。这样的作品,常能以假乱真,得以流传。例如海派宗师吴昌硕,就曾多次在信札、尺牍中要求友人、学生诸如沈石友、倪墨耕、王一亭、赵云壑等人为之代画山水、人物乃至大尺幅花鸟。再如清代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请罗聘、项均为之代笔人物画等等,均可视作此类。
另一种代笔,则是由于画家本人名气太大,约件太多,无暇应酬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这一类名气最响的要数明代大家董其昌了。董其昌的作品真伪鉴定问题几乎是书画鉴定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董其昌的代笔人多的原因之一是他身處松江画坛的主帅位置,曾提出过影响深远的“南北宗”观点,加上礼部尚书的显赫官衔,公务十分繁忙;原因之二是董其昌书法负有盛名,但客观地讲,他的绘画功力不足。所以当求画者甚多之时,为了应酬需要,不得不由他的朋友、学生以及画工,乃至姬妾、侍女们代笔,从而给董其昌作品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据启功先生考证,当时为董其昌代笔的就有赵左、陈继儒等数十人之多,且属于“技艺高者为技艺低者代笔”,因此后人鉴定董画,水平不佳者往往被视为真迹,而越雅致越精彩的作品,则很有可能被视为代笔。
到了近现代,代笔现象更为普遍。尤其是诸如张大千这样的大名家,也常常雇佣代笔者为其作画。例如他大幅山水作品中描绘的楼台殿阁,多数是由他的学生何海霞替他代笔。还有工笔仕女以及仿敦煌壁画等作品,往往也是在勾线之后由学生完成繁复的填色工作。除了张大千,当时画坛名家诸如吴湖帆、冯超然、溥儒等,也均有专门的学生为之代笔,或局部完成,或整体仿制,最终都经过老师的加工,最终算作老师的真迹。再如艺术大师齐白石晚年的一些作品,也同样存在着代笔的情况。据称,齐白石70岁以后,因为年老眼花,那种细笔的贝叶草虫就由其儿子齐子如代画,最后再由白石老人以大写意笔法添上几笔花草,一则掩盖可能有的弊病,二则增加可信度。不料无心插柳,这种工写结合,对比鲜明的作品,竟成为齐白石极为有名的艺术风格而为人所熟知。类似于此的还有大画家刘海粟,据黄苗子称,曾听刘海粟学生亲口说:某休息日上午,刘海粟请该生来家中画大幅山水,待完成后请学生吃饭,随即在画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诸如此类的现象其实自古有之。
有趣的是,不独中国画有代笔,西洋画同样有着代笔。如今所能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画坛三杰”的大幅壁画作品,几乎都是由一个画家带领一帮学生共同完成的,由画家起草小样,再由学生放大描绘,最后再由画家本人收拾加工。这一传统也延续到今天,不少当代油画家在应接不暇之时,也会采取类似的手法,由学生打底、放样,最终再由自己完成。
在谢春彦先生看来,代笔书画同赝品绝对是有所区别的。代笔书画虽然不是本人的亲笔,但是经过本人同意,所落的款或印是本人书写或钤盖的。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代笔书画不能算是伪品,但从实际来看,亦不是真品,或可称“下真迹半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代笔者的书画技艺实在被代者之上,往往有一些画作代笔能胜过真迹。对此,就需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代笔还是造假?原本简单的学术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曾经浸透着感情与美好的一张张游戏之作,友情之作,最终却因种种经济原因、社会原因乃至人事原因而成为“你死我活”的利益斗争,这与绘画艺术本身而言,又有着多大的意义呢?思之令人慨叹。
或许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