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赴美国进行了9天的正式访问。9天内，75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了超过80场密集活动，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长期以来的错误看法，被美国媒体形容刮起了“邓旋风”。
　　日前，一部讲述邓小平1979年访美历程的电影《旋风九日》在全国公映。电影用真实详尽的文献资料和亲历者的口述，揭秘了邓小平访美9天的外交风云。当时担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兼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的钱嗣杰，看到电影中熟悉的镜头，不由得忆及当年自己见证的点点滴滴……
　　踏上报道首访美利坚的征程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美国白宫。基于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上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一事实，卡特政府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作为它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卡特分别派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方进行磋商。1978年7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台湾问题成为谈判的关键。这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方谈判代表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就建交联合公报方案交换意见。美方随后提出修改草案，基本满足了中方要求。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谈判得以在数日内一锤定音。
　　中美两国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将于建交后不久对美国进行一次重要的正式访问。不久，作为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钱嗣杰正式接到上级通知，邓小平访美日程已定在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新华社决定派记者组全程随访。记者组由新华社国际部主任陈伯坚带队，成员有对外部的吴晋、胡根康、李郁文，摄影部的钱嗣杰、谢丰泉、郭占英及两名电务处人员，此外，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的于民生、夏兆龙也将与记者组在华盛顿会合，参加采访。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出任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管有关的新闻报道。
　　能有机会参加采访这样一次重要访问活动，钱嗣杰激动不已，但是任务的艰巨性也使他颇为紧张，而且随着对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认识的加深，这种紧张心情也日益加重。彭迪、陈伯坚在召集记者组开会进行动员和布置时强调指出，联系当时的国际局势看，邓小平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次访问不仅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也将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报道，不允许出现任何政治性差错。
　　在动员会上，新华社领导还指出，这将是一次难度很大的重要报道，不仅任务重，而且将面对在人力上十百倍雄厚于我们、在传播手段方面远比我们先进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激烈竞争。从实际出发，我们的报道方针应该是确保重点，扬长避短。所谓确保重点，是指必须准确、及时、全面、充分地报道邓小平在访问中的一切公开活动，对于代表团的其他活动则只能有取有舍、择要反映;扬长避短则是说，要确保我们的报道在政治上准确无误，在宣传上全面服从和服务于代表团的访问。时效，特别是重大动态新闻的时效当然重要，应该分秒必争，但是政治上、宣传上的准确性毕竟居于首位，对此，思想上不能有半点含糊。
　　动员会上的字字千钧，使钱嗣杰等记者组成员更加感觉到此行责任之重大。很快，钱嗣杰等便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按邓小平访美的行程，广泛收集各种有关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1979年1月28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卡特的邀请，踏上了访问美国的行程。同行的有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公安部副部长兼邓小平特别助理凌云、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事局局长浦寿昌、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邓小平新闻助理）彭迪、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桢、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国家科委局长吴明瑜等26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这天一早，前来为代表团送行的人挤满了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他们之中有李先念、邓颖超、余秋里、耿飚、王震等邓小平的老战友和政府官员，还有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芮效俭夫妇和日本驻华大使左藤正二夫妇等。他们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以及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一一握手道别，祝福一路顺风。
　　专机航线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00多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由于中美两国尚未通航，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航人员为专机领航。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航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等候，然后由上海上飞机，引导专机直飞安克雷奇。
　　时任中国民航局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徐柏龄亲自担任了这次专机的飞行任务。8时30分，舱门关闭、舷梯撤离，机组与指挥塔台联系，请求起飞。正在这时，塔台收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指挥员不同意专机在上海起降。于是，徐柏龄走出驾驶舱，向邓小平报告：“邓副总理，现在上海是大雾天气，飞机暂时不能起飞。”
　　邓小平的眉头微微一蹙，说：“这么多的老同志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啊！”徐柏龄建议说：“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送行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您看行不行？”邓小平表示赞同。
　　经塔台指挥员同意，机组启动发动机，将飞机滑出停机坪，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送行的同志全部离开之后，飞机又滑回了原处。这时塔台报告说，上海的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无奈，飞机只得关闭发动机等待。
　　过了一会儿，邓小平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国方面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啊？”他要求“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 　　身在机舱里的钱嗣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飞机滑出停机坪后又返回？为什么过了预定的起飞时间还迟迟没有动静？
　　现场指挥室里气氛异常紧张，空军和民航的领导都聚集在那里。他们个个表情严肃，双眉紧锁，方案一个个被提出来，又一个个被否定了。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倘若上海机场天气有所好转，则降落上海，飞机按原定方案飞行;如果上海天气仍旧不好，则只好丢下美国领航人员直飞东京，在东京加油后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9时45分，尾翼上涂有醒目的五星红旗标志的波音707专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以每小时950公里的速度朝上海方向飞去。
　　机上报务员不间断地与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无线电联系。飞机越过济南、泰山后，机组陆续收到上海方面发来的天气实况：大雾正在消退，驾驶舱内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光。机组立即向北京报告：2406专机将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
　　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飞越无锡市上空，下降进入“上海走廊”时，恼人的平流雾又推过来了，天气再次变坏，能见度迅速由1100米下降到800米……飞机穿云进入虹桥机场着陆方向时，地面塔台又传来了坏消息——能见度继续恶化。驾驶舱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见此情景，徐柏龄镇定地鼓励飞行组：“大家要沉着！认真操作，主动配合，确保安全！”
　　由于地面能见度太低，飞机落地全部依靠机场盲目降落系统。当飞机下降到距离地面高度约30米、能够看见跑道引进灯和跑道头时，已偏左约一个跑道。徐柏龄果断下达命令：“复飞！”
　　飞行组成员立即加大油门至起飞功率，飞机昂首再次冲向蓝天。坐在机舱里的钱嗣杰又有些纳闷：“怎么又起飞了？”他透过舷窗向空中看过去，飞机在云雾中飞行，什么也看不见，许多人和钱嗣杰一样瞪大双眼注视着机窗外，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
　　徐柏龄日后回忆说：“飞机盘旋在虹桥机场上空，有的同志建议直飞东京，但我考虑，如果把美国领港人员丢下，飞机抵达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机场的时间已是深夜，如果天气也不好，要去美国其他机场备降，手中没有备降机场的航行资料，安全实难保证。这次降落失败，虽然有技术原因，更主要的是心理紧张所致，修正动作量偏大。如果动作柔和、细致一些，我相信可以安全降落下去。于是我决定，依然按原计划在虹桥机场再作一次降落。”
　　这一次，飞机穿出云层，准确地对准跑道中线灯，平稳地降落在虹桥机场上。顿时，客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钱嗣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好似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瞬时落了地。
　　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加油后，天气仍未好转，能见度仅有三四百米，正常航班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是不允许起飞的。但中国民航局领导考虑到这次飞行任务重大、特殊，特批可以起飞。徐柏龄带领机组全体成员一起仔细周密地研究了特殊处置的安全措施，明确了分工，由他在左座亲自驾驶飞机出港。
　　2406专机离开上海后，随即转弯，驶入太平洋上空。随着飞机的高速飞行，蓝天在无限延伸，碧海也在无限延伸，天海相连，浑然交汇，在一朵朵白云和一座座岛礁的点缀下，驾驶窗前映现出一幅幅壮观的“天海图”，令人心旷神怡。可机组人员却无暇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千方百计地寻找理想的高度层，争取更有利的飞行速度，力图把在北京延误的时间抢回来。
　　机舱内，钱嗣杰看到邓小平正在靠近舷窗的座位上认真翻阅报纸，于是走过去拍了几张照片。邓小平见状笑了，说：“你们记者的工作很辛苦的！保重身体呀！”钱嗣杰连连道谢，并提出想和他合个影。邓小平欣然答应，于是坐在外边的卓琳让了出来，钱嗣杰立即坐上去，靠近邓小平并坐着，请同事照了张相。
　　太阳渐渐地消逝在西边的海面上，洒下一片金色的余晖……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白宫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
　　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4时30分，专机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机徐徐降落，钱嗣杰一看手表，比预定的时间迟了整整90分钟。
　　此时，正是华盛顿最寒冷的时节，机场上空飘着小雪，气温大约在摄氏零度以下，但是这没有影响主人对邓小平隆重热烈的欢迎。身穿深灰色呢子大衣的邓小平连帽子也没有戴，神采奕奕、含笑挥手走下舷梯，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国务卿万斯夫妇所率的美国政要等热烈地迎了上去。手持鲜花的女青年向邓小平和卓琳夫妇、方毅和殷森夫妇献花。钱嗣杰抓紧时机，拍摄了一个又一个精彩镜头。
　　一位美国记者在看到蒙代尔及万斯的身影时不胜惊讶，告诉钱嗣杰等中国记者：“这是破格的！超国家元首级待遇！”因为通常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方也只会派一名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是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迎候由机场乘直升机来到的贵宾。而邓小平此次是以中国政府副总理的身份来访，美方接待规格之高应该说是大大超常了。钱嗣杰注意到，在严寒中，机场上有400多人前来迎接，欢迎的人们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
　　与平时不同的是，白宫没有立即举行隆重的正式欢迎仪式，也没有大摆国宴招待来宾，邓小平一行从机场直奔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下榻。起初，钱嗣杰还以为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访问不重视，很是郁闷。后来才了解到，原来，美方知道中国人在正月里有走亲访友的习惯，客人来了总要摆家宴接待，以示热情。在接待活动的安排上，卡特总统别出心裁，首先安排邓小平出席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家庭晚宴，力图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家宴上，邓小平津津有味地品尝了布热津斯基夫人特地为他烹制的“典型的美国菜”——烤牛肉。
　　29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上午10时，卡特总统在白宫草坪上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有着179年历史的白宫，被装点得像过节一样，草坪上铺着红地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白宫的旗杆上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美国政府要员、三军参谋长、参众两院议长、各界朋友、美裔华人华侨约1000多人聚集在这里，热烈欢迎邓小平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 　　


　　除了对邓小平极为尊重之外，美国政府对新华社摄影记者也以礼相待。按照规定，他国通讯社记者是不允许在白宫随意拍照的，但通过外交部交涉，钱嗣杰等中国摄影记者也取得了同白宫摄影师一样的待遇。
　　当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的陪同下，缓步登上铺有猩红色地毯的检阅台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按照国际礼宾规格，在鸣礼炮方面，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这又是一次超规格的待遇。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美国上空回荡，钱嗣杰用手中的摄影器材记录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极其罕见。
　　检阅仪仗队后，邓小平由卡特陪同回到中心讲台，卡特开始致欢迎词。他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让我们一同保证，美国和中国都会表现出为使我们的新关系继续保持下去所必需的那种谅解、耐心和坚持性。”在场的多是美国政界上层人物，都能听懂这些言辞的弦外之音，因此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邓小平在致答词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他接着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然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钱嗣杰站在白宫前的草坪上，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上空迎风飘扬，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中国日”和“邓小平时间”内的忙碌
　　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与邓小平走进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两国高级会晤。这时，记者们蜂拥而入，抓紧抢拍这难得的历史镜头。在长方形谈判桌两旁就座的美方人员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方人员则有：方毅、黄华、柴泽民、章文晋、浦寿昌、彭迪、卫永清、朱启桢、冀朝铸。
　　钱嗣杰看到卡特以“动人的微笑”与邓小平等中国客人寒暄，一派主人的客气。在开始正式会谈前，卡特尽量拿一些能套近乎的家常话来热闹场面。他说：“记得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在中国青岛待过一阵。”
　　邓小平听了微笑着点点头。他不但知道卡特年轻时在青岛做过短暂的逗留，而且还知道卡特经常从传教士舅舅那里听到关于当时中国的情况，因此从小就向往中国。当卡特1949年初从香港乘潜艇去青岛时，正逢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时。邓小平巧拾话题：“你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青岛。”
　　机智的布热津斯基幽默地插话说：“照这样说来，你们早就见过面了。”邓小平笑答：“可不……”谈判桌上顿时洋溢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随后，邓小平和卡特就世界局势和发展双边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初次会谈时，卡特提出：既然贵国实行开放政策，那就不要阻止向美国移民，并以此来换取最优惠国待遇。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他操着浓重的四川话慢条斯理地回应说：“那好嘛，移民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告诉总统阁下，眼下我们有10亿人口，你要多少，我们可以给你多少。那先给你1000万，你说够不够？”
　　卡特一听此言，略作寻思，不觉感到自己有些失言，顿时语塞。在座的人见到如此尴尬局面，均忍俊不禁。钱嗣杰看到，微窘的卡特也随之失声大笑。
　　会谈持续了将近80分钟方告结束，邓小平由万斯陪同用毕午餐后来到国务院休息室，被一群守候在那里的记者团团围住，希望他能谈谈上午会谈的内容。邓小平以东方式的幽默回答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我们无所不谈。”这个巧妙的回答把记者的口堵得严严实实。
　　当天下午，中美双方又进行了持续两个半小时的会谈。
　　晚上，卡特和夫人举行盛大的国宴，热烈欢迎邓小平和夫人。在国宴开始前，邓小平夫妇与卡特夫妇合影。邓小平客气地让卡特站在中间，自己站在最右边;卡特则请卓琳站在自己左边与夫人罗莎琳·卡特在一起。站好后，卡特示意，钱嗣杰喊了声：“Say Cheese！”随着“咔嚓”一声，这友好的画面被永远定格下来。
　　宴会厅里洋溢着热情欢乐的气氛，特地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色彩缤纷、婀娜多姿的山茶花装点着各个角落，为晚宴增添了浓郁的春天气息，也令代表团成员一步入宴会厅就感受到了主人的精心安排。参加这次宴会的约有150多人，宾主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欣赏了乐队演奏的中美两国的民间乐曲，中国中央电视台和3家美国电视台转播了这次“全世界多数人所注视的筵席”。
　　当晚国宴后，美方又一改传统做法，不是在白宫举行小型音乐演奏会，而是在华盛顿人引为骄傲的、气势宏伟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邓小平一行举行了一场有1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大型文艺演出，而最后的一个节目更是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异乎寻常的友好——由100多名肤色不同的美国小朋友齐声用汉语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当演员向观众谢幕时，邓小平在卡特的陪同下登上舞台，热情地和演员们握手，他还抱起一名金发碧眼的美国小演员亲吻面颊，这些充满人情味的举动被记者们一一摄入镜头。一位女士激动地告诉钱嗣杰等中国记者：“今晚的这种场面在华盛顿的外交场合是少见的！”
　　早在宣布邓小平来访之初，美国就有20多个城市纷纷给白宫及中国驻美联络处写信，邀请邓小平前往做客，美国政要及各界名流也以会见这位中国领导人为荣。一时间，邓小平下榻的布莱尔大厦前车水马龙，前来拜访和请求会面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美方加强了安全措施，每次代表团出行时，不仅有数十辆摩托车为车队开道护卫，还出动了骑警和直升机。新华社记者吴晋后来回忆说：“由于我们文字记者被安排在由20多部小车组成的车队的最后，在一些短暂的活动中往往赶不上趟。以1月31日上午为例。邓小平一早就在国宾馆同卡特政府的内阁部长们共进早餐，接着在宾馆的一次短暂仪式上接受美国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然后去市内宇航博物馆参观，第四项活动是到林肯纪念堂献花圈。在很是紧凑的4项活动中，我们只能按‘接力’方式工作，我负责报道第二项和第四项活动。授予学位仪式的时间极短促，待我通过层层检查进入国宾馆（布莱尔大厦）时，仪式已近结束，我赶紧找人把主要情节核实清楚，把消息用电话传给在旅馆打字机旁守候的李郁文。这时，另一位记者随队参观宇航博物馆，而待我再赶到林肯纪念堂时，只见邓小平正缓步走下纪念堂高高的台阶，准备回到宾馆接见来访者……”
　　此外，文字记者到晚上还要发一条新闻特写，综合介绍邓小平当天的主要活动;作为摄影记者的钱嗣杰则是全程跟踪拍摄，如此一天奔走下来真是精疲力竭。好不容易回到驻地后还要冲洗照片、选择图片、斟酌图片说明，再传真回国内，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午夜过后，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彭迪参加完代表团的汇报会回到大厦后，往往还要向随行记者们“吹风”，有时还没有谈上几句，有些记者已经在座位上睡得东倒西歪、鼾声四起了。
　　2月2日18时许，中国代表团应邀去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当邓小平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突然有一个人插到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并迅速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向邓小平方向扔去。在这危急时刻，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将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他捉住。邓小平在我方随行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
　　瞬息之间，化险为夷。钱嗣杰感叹：邓小平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对意外袭击，他神态镇定，若无其事，表现出临危不惧的伟人气度。
　　经检查，极端分子抛出的是一包反华传单。事后，据美方通告，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
　　当晚，凌云约请美国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喝咖啡。凌云对他说：“鉴于今天发生的险情，访问期间必须严密部署，确保安全。我们的要求是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泰勒笑了，说：“对邓的安全绝不许有万一，他们一定会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
　　凌云及时召集代表团随行工作人员开会，提醒大家警惕反华势力的捣乱破坏，全力以赴确保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安全。不久，钱嗣杰注意到，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还有高头大马的骑警封锁了路口，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际处于戒严状态。
　　马术表演是美国体育运动中独具一格的项目。此时暮雨初收，正好盖住了驯马竞技场的尘土。盛情的主人奔上贵宾席，向中国客人每人赠送了一顶当地产的牛仔帽。当时，两位女骑士策马来到邓小平和方毅面前，把两顶乳白色的牛仔帽献给了他们。钱嗣杰注意到，邓小平笑着接过牛仔帽，毫不犹豫地戴在头上，身边的翻译冀朝铸为他扶正了帽檐——全场一片掌声。邓小平戴上牛仔帽向当地百姓致意的情景，不仅留在了钱嗣杰的镜头中，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记忆里。
　　更加动人的一幕还在后面。戴着牛仔帽的邓小平接受竞技场主人的邀请，走下贵宾席来到场间，登上了一辆仿制的19世纪马车。马车绕场两圈，邓小平从马车的车窗中伸出手来，向四周的观众挥动。钱嗣杰看到，数百名观众以美国南方人特有的豪放和热情，用响亮的口哨声和欢呼声，对中国客人表示最真挚的欢迎。人群一度把钱嗣杰早就对好方向的镜头挡得严严实实，他焦急地等待了半天，终于记录下这一动人时刻。
　　


　　如今，那家牛仔竞技场虽然因主人去世已经关闭，但邓小平头戴牛仔帽、向美国公众挥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永久象征。
　　根据日程安排，邓小平将在2月4日下午参观位于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据悉，反华势力操纵的敌对分子预谋在邓小平参观过程中制造严重事端。钱嗣杰得知消息后，不禁为邓小平的安全担忧。美国方面也深知事态的严重，中美双方保安人员立即紧急磋商对策。
　　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对顽固反华势力的恫吓毫不退缩，在美国保安人员的严密保护下，按原计划参观了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受到公司董事长威尔逊、副总经理斯坦珀以及许多工人的欢迎。邓小平乘坐电瓶车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波音747飞机装配厂的铆接和机身装配线，在行进途中，斯坦珀向他讲解了生产流程。在装配线的末端停着一架接近完工的巨型喷气式客机，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飞机，还参观了工人们检测着陆排挡的操作。威尔逊告诉邓小平，中国订购的3架波音747飞机中的第一架将在1980年交货。邓小平向威尔逊及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表示感谢。一直跟随采访的钱嗣杰看到邓小平在参观过程中表情轻松、神态自若，为他过人的胆略感到钦佩。
　　在访美期间，75岁高龄的邓小平还不知疲倦地走访了华盛顿和卡特总统家乡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等美国著名城市，与美国总统和其他官员进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企业家和教育界人士，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随行的中国官员同美国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签订了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议并就此进行了商谈。2000多名记者跟踪采访报道，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世界舆论普通认为，邓小平这次访美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空前欢迎，是近20年来美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积极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令在美的外籍华人和华侨激动不已，有华侨兴奋地说：“祖国变了，我的腰杆也硬起来了。”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其1979年第1期的封面人物。
　　邓小平的访问是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使得在美国的每一天都成为“中国日”。那几天，钱嗣杰忙于采访、发照片，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足3小时。到邓小平访问结束前夕，他和同事吴晋在西雅图旅馆浴室的磅秤上一称，发现自己在几天之内体重减轻了整整5公斤，其他同事大概也差不多。
　　2月5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乘专机从西雅图回国。归国途中又对日本进行了两天访问，于2月8日下午抵达北京。
　　在飞行途中，机组人员提出想与邓小平合影，邓小平高兴地答应了，于是，钱嗣杰分别给他们留下一张张难忘的珍贵的历史照片。
　　当2406专机安全地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时，邓小平没有立即下飞机，而是来到驾驶舱，亲切看望徐柏龄等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微笑着说：“你们辛苦了，任务完成得很好，谢谢你们。”
　　


　　回到北京时，邓小平一行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亲属们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的小孙女第一个跑向舷梯，同爷爷拥抱，欢迎爷爷胜利归来。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钱嗣杰没能摄下这一真情流露的场面，他深感遗憾。
　　卡特对邓小平的此次访问的评价是：“影响深远，坦诚，亲切，和谐，极其有益和富于建设性。”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邓小平此行的确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晚年，钱嗣杰高兴地看到，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有过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有成效;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钱嗣杰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的进程，反映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时代的潮流与要求。”
　　看着《旋风九日》电影，忆及那次随邓小平访美的经历时，钱嗣杰念念不忘邓小平在同美方高层人士交往中所展示的高瞻远瞩的伟人气概和开朗坦荡的广阔胸怀，以及明快犀利而又不失友善风趣的谈吐，他的这种大政治家、大外交家的风范一直深深地印在钱嗣杰的脑海里，直到今天仍印象深刻。（题图为1979年1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