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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旧木箱
这是一只深棕色的旧木箱，箱体和箱盖都已开裂，曾经光可鉴人的漆面也已经斑驳陆离，像一个鸡皮鹤发、芳华不在的老妇人。如今它停放在一个崭新的大衣柜顶上，两相对照，谁看了都会觉得不协调，朋友们或委婉或直爽地让我把它处理掉，我却割舍不下，其原因当然不是这只箱子多么贵重。首先它不是什么紫檀、黄花梨等稀缺的木料，其次它又没有雕龙画凤，更不是祖传至今的古董家具。我所以保留它，是为了留存我的过往，保存一点生活的记忆。这只木箱是我50年前上山下乡时政府配给的唯一“家具”。
当年这样一只木箱也不是轻易可以买到的，只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凭借证明才可以买一只。如果没记错，应该是22块钱一只，那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可见价格不菲。当年我就是用它装进了我的全部家当，奔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天地。箱子里装着被褥、牙膏、肥皂以及几件换洗衣服，当然也没有忘记装上几斤挂面和酱油膏，角落里还塞进了我仅有的十来本书。
我的住所是曾经作为大队夜校的两间平房，两间房子中间有个隔断，外面一间做饭、洗漱，里面就是我和两个同学的卧室。卧室内两个铺，几块厚厚的棺材板拼在一起是个双人铺，另一个是两块门板组合成的单人铺。两铺相对，中间仅可容人走动，我把箱子搭放在两个铺中，箱子盖就成了可以写字的书桌。
那时的农村没有电，晚上照明全靠墨水瓶做的一个小油灯，那真是灯幽如豆。靠近油灯看一会儿书，第二天鼻腔和喉咙里都是黑油烟。就在这样的书桌上，我每天写日记、抄书，也写过不少诗。
其他同学都住在老乡家里，每年回京时只需和老乡打个招呼，锁上门即可。我们一旦离开，房子便无人照料，所以只能把箱子寄存到比较要好的老乡家里，不然我们那点可怜的财产怕要被人一扫而空。
这么说绝不是杞人忧天。记得有一年回京时，把一双沾满污泥的胶鞋放到了窗根下，我想谁会对一双臭不可闻的胶鞋感兴趣呢！没想到，待我回来那双鞋居然不翼而飞。平时写东西当然离不开笔，记得两天之内我的两支钢笔就在老乡串门后不见了踪影。有一年回北京，在街上看到一家瓷器店处理工艺品，其中有一套老寿星，那套老寿星一共九个，每个身长不足三寸，个个神态不同、姿势各异，煞是可爱，我买了一套带回村里摆在窗台上，简陋的居室因为有了它仿佛多了几分生气。然而就在不经意间，一个个都杳无踪迹。询问几个常来常往的老乡都是矢口否认，莫非这些老寿星真的神通广大，上天言好事了吗？直到有一天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老寿星的踪迹才了然于心，我也只好暗自苦笑而已。如果他开口向我索要，我也许会送给他，这种方式实在让人不齿。
还有一个同学把刚穿了一天的衬衣晾在院里，也被老乡顺手牵羊拿走，没过三天那个老乡居然大摇大摆穿着它招摇过市。这在农村已是司空见惯，窃者不以为耻，只要你没有人赃俱获，他就敢胡搅蛮缠、拼死抵赖。我们作为知青在当地不言而喻是弱势群体，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几年的农村生活，让我深刻体会到可爱的贫下中农对大城市的那种向往，城市中的一切他们都感到神秘，我们的生活用品成为他们觊觎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使得他们把化公为私、顺手牵羊视作天经地义，彼此心照不宣，反倒暗自得意。现实如此悲催，我们每日与这些人朝夕相处，还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天知道会把我们教育成什么人？
命运毕竟有了转机，终于有一天，我离开了人生路上第一批“导师”，又步入了学校的大门。我的家当还是那只木箱，值得庆幸的是上千里路的颠簸，箱子居然安然无恙，可见那时的产品质量还是十分过硬的。
两年的学习生活浑浑噩噩，除了给我一张城市准入证一无所有。这只木箱又伴我进了省城。与两年前不同的是箱子多了几十本书，那是学校发的教材和一些著作。一张纸薄如蝉翼、轻如鸿毛，一旦装订成书便厚重如同砖头，以致当我拿着行李托运单据报销时，负责人看着那骇人的重量，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不会把煤块都托运过来了吧？”
又过了几年，当我结束了十一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北京时，孑然一身的我，除了增添了几许沧桑，依然只有一只木箱的家当。
我留着这只木箱，只要那段历史被人铭记，它就是化为灰烬也该死而无怨了吧！
扒 车
2018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当年的知青都已到了古稀之年，然而，往事历历，依旧不能忘怀。我也不由得想起当年做的一些“荒唐”事。
插队六年，京晋之间往返了不下十几趟，对于没有一点收入完全靠父母养育的我来说，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尽量减少父母的负担，同时也是追求一种刺激，第一次去山西我便准备扒车去。各位可能要问：第一次走由国家出资、集体行动，何以冒险扒车呢？这其中缘由是：在此之前我已在北京郊区落户，但我偏偏不愿在亲戚的庇护下生活，于是在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买了一张五分钱的站台票和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踏上了西去的列车。那时我正痴迷贺敬之的诗，尤其是那首《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我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我向往诗中“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那种境界，我渴望“人生路上第一次战斗”，那时的我真是幼稚的可笑。
走的那天，街上人们敲锣打鼓，我倒希望这种热闹的场面能在列车上出现。上车后才发现车上秩序井然，唯恐天下不乱的愿望落空了。我忐忑不安地坐在角落里，耳朵谛听着每一点动静。大约两三个小时后远远看到相邻的车厢开始查票了，我假作上厕所向另一端走去，我穿过两节车厢在那边逗留了片刻，待快要查到我这里时，我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对流动的人并不盘问，就这样，我安然回到了已查完票的车厢。后半夜我踏实多了，虽然没能睡好至少心中不紧张了，原来扒车不过如此。
第二天一早车到太原，我们要在这里换车。下车后我让同学在站台上看着东西，我拿着他的车票飞奔出去买了一张站台票，然后我又以接人的身份进站，我们提好东西，大摇大摆地出了站。至于后一半路程更是如同兒戏，到侯马站后连站台票都不用买，我只多走了几步路就绕了出来。初战告捷，我大喜过望，原来扒车不过如此，我心中好不得意。以后我曾多次用这种办法来往于京晋之间，甚至在太原站找到了一条能自由出入的通道，那是车站工作人员出入的一条小巷。 然而“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终于也有失手时。一次回山西，在邻县插队的一个同学要到我那里去玩几天，在我的动员下他也没有买票，前半程还算顺利。太原上车后，我对他说：“这车在太谷以后平遥以前查票，我们可以先睡一会儿。”我正得意地向这位扒车新手传授经验时，车厢前后都站上了列车员，得，查票最怕两头堵，这回，没跑儿。此时此刻，我恨不得扒开地板钻出去。我悄悄对同学说：“就说我们到霍县下车。”说罢我们身子一靠眼睛一闭，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之势。转眼列车员已来到近前，我感觉有一只手指在用力捅我。“谁呀？”我作大梦初醒状，“票！你的票呢？”“什么？”我揉揉眼睛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车票，查票了。”列车员不耐烦地吼了起来。“噢……票，还没买呢。”我懒洋洋、慢吞吞地回答。“到哪儿下车？”“霍县。”“霍县，你俩是干啥的？”“知青。”“霍县有知青吗？”我心头一惊，是没听说霍县有知青在活动，“我们是回乡知青”列车员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一时竟找不出话来驳斥我们。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次是栽了，而且当着同学的面。补完票，我想这回没事了，我们当然不会在霍县下车。谁知我又错了，那天的列车员似乎有意和我过不去，车刚到霍县，列车员就窜了回来：“哎，你们俩，到站了……”没得说，既然让人盯上了，只好乖乖下车。看着我们大包小包往车下走，列车员说开了风凉话：“拿不了，哥们儿帮你——”我心里骂了他一句。
下一趟车要等三四个小时，此时已是后半夜，候车室里只有四五个老乡在等车，我俩坐了一会儿天气很冷，睡也睡不着。我独自来到月台闲遛，一股香气从不远处袭来。我循着香气走去，我看到一块苫布盖着许多大柳条筐，香气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我从缝隙伸手一摸，圆滚滚的是一种如同小苹果的水果，闲极无聊的我心中一喜，回到候车室跟同学打了个招呼，让他看好东西，拿了一个网兜回到货场，装了满满一网兜，等车的几位老乡，分明看出了什么，用眼角瞟着我们嘀嘀咕咕，好在没人举报。后来我把它带回村里，老乡说这种水果叫槟子。不过这东西虽然闻着香气扑鼻，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大半都被我们扔了。这里离我们的目的地已不远了，不值得再担风险扒车，我们安分地买了两张票，灰溜溜地回到村里。一回村我便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在同路同学的渲染下，似乎我为了发泄对检票员的不满才去偷车站的槟子，结果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几天后，邻县的同学走了，这種取笑才慢慢平息下来。我和那个受我牵连的同学几年后失去了联系，直到二十年后我才从另一个同学那里得到他的消息，他已在几年前因脑癌死了。我记得他会唱很多歌，在我村里的那几天，他教会了我们好几首歌……
当然也曾遇到过非常通情理的列车员，他们主要是同情我们的不幸命运，他们的家中大多有与我们经历相仿的弟弟妹妹或是子女。不过这种幸运是极难碰上的，只有一次回京，遇到一位石家庄段的列车员对知青深表同情，不巧的是那次我买了票。
我的扒车生涯一直延续到成为工农兵学员以后，作为学生每年可以享受两次半价车票，但在1976年，那不平常的日子里，我已经无法安心读书了，因此在不能半价乘车时只好故伎重演。为了省钱我还坐过一次解放牌大卡车，那是一个单位到北京拉货的车，和我一起蹭车的还有这个单位的十来个人。由于天气比较冷，车上盖了一块大苫布十几个人头顶密不透风、厚厚的苫布，里面的气味可想而知，更难以忍受的是车上带了一桶汽油，不停晃动的车厢加速了汽油的挥发，呛人的汽油味熏得人头昏脑涨，一阵阵恶心，以致多少年后我还对汽油避之唯恐不及。
如今，中华大地遍布着密如蛛网的铁道线，风驰电掣的高铁使人们出行再不受奔波劳累之苦，哪怕是南疆北国也可朝发夕至，在列车上饱览祖国大好山河已成为一种难得的享受。
我经常坐火车，却再也没有了扒车的念头。
作者简介：郝洪才，男，老三届知青，曾在山西插队，自20世纪80年代起从事媒体工作直至退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京东城区作协理事、北京东城区摄影家协会会员。
这是一只深棕色的旧木箱，箱体和箱盖都已开裂，曾经光可鉴人的漆面也已经斑驳陆离，像一个鸡皮鹤发、芳华不在的老妇人。如今它停放在一个崭新的大衣柜顶上，两相对照，谁看了都会觉得不协调，朋友们或委婉或直爽地让我把它处理掉，我却割舍不下，其原因当然不是这只箱子多么贵重。首先它不是什么紫檀、黄花梨等稀缺的木料，其次它又没有雕龙画凤，更不是祖传至今的古董家具。我所以保留它，是为了留存我的过往，保存一点生活的记忆。这只木箱是我50年前上山下乡时政府配给的唯一“家具”。
当年这样一只木箱也不是轻易可以买到的，只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凭借证明才可以买一只。如果没记错，应该是22块钱一只，那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可见价格不菲。当年我就是用它装进了我的全部家当，奔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天地。箱子里装着被褥、牙膏、肥皂以及几件换洗衣服，当然也没有忘记装上几斤挂面和酱油膏，角落里还塞进了我仅有的十来本书。
我的住所是曾经作为大队夜校的两间平房，两间房子中间有个隔断，外面一间做饭、洗漱，里面就是我和两个同学的卧室。卧室内两个铺，几块厚厚的棺材板拼在一起是个双人铺，另一个是两块门板组合成的单人铺。两铺相对，中间仅可容人走动，我把箱子搭放在两个铺中，箱子盖就成了可以写字的书桌。
那时的农村没有电，晚上照明全靠墨水瓶做的一个小油灯，那真是灯幽如豆。靠近油灯看一会儿书，第二天鼻腔和喉咙里都是黑油烟。就在这样的书桌上，我每天写日记、抄书，也写过不少诗。
其他同学都住在老乡家里，每年回京时只需和老乡打个招呼，锁上门即可。我们一旦离开，房子便无人照料，所以只能把箱子寄存到比较要好的老乡家里，不然我们那点可怜的财产怕要被人一扫而空。
这么说绝不是杞人忧天。记得有一年回京时，把一双沾满污泥的胶鞋放到了窗根下，我想谁会对一双臭不可闻的胶鞋感兴趣呢！没想到，待我回来那双鞋居然不翼而飞。平时写东西当然离不开笔，记得两天之内我的两支钢笔就在老乡串门后不见了踪影。有一年回北京，在街上看到一家瓷器店处理工艺品，其中有一套老寿星，那套老寿星一共九个，每个身长不足三寸，个个神态不同、姿势各异，煞是可爱，我买了一套带回村里摆在窗台上，简陋的居室因为有了它仿佛多了几分生气。然而就在不经意间，一个个都杳无踪迹。询问几个常来常往的老乡都是矢口否认，莫非这些老寿星真的神通广大，上天言好事了吗？直到有一天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老寿星的踪迹才了然于心，我也只好暗自苦笑而已。如果他开口向我索要，我也许会送给他，这种方式实在让人不齿。
还有一个同学把刚穿了一天的衬衣晾在院里，也被老乡顺手牵羊拿走，没过三天那个老乡居然大摇大摆穿着它招摇过市。这在农村已是司空见惯，窃者不以为耻，只要你没有人赃俱获，他就敢胡搅蛮缠、拼死抵赖。我们作为知青在当地不言而喻是弱势群体，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几年的农村生活，让我深刻体会到可爱的贫下中农对大城市的那种向往，城市中的一切他们都感到神秘，我们的生活用品成为他们觊觎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使得他们把化公为私、顺手牵羊视作天经地义，彼此心照不宣，反倒暗自得意。现实如此悲催，我们每日与这些人朝夕相处，还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天知道会把我们教育成什么人？
命运毕竟有了转机，终于有一天，我离开了人生路上第一批“导师”，又步入了学校的大门。我的家当还是那只木箱，值得庆幸的是上千里路的颠簸，箱子居然安然无恙，可见那时的产品质量还是十分过硬的。
两年的学习生活浑浑噩噩，除了给我一张城市准入证一无所有。这只木箱又伴我进了省城。与两年前不同的是箱子多了几十本书，那是学校发的教材和一些著作。一张纸薄如蝉翼、轻如鸿毛，一旦装订成书便厚重如同砖头，以致当我拿着行李托运单据报销时，负责人看着那骇人的重量，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不会把煤块都托运过来了吧？”
又过了几年，当我结束了十一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北京时，孑然一身的我，除了增添了几许沧桑，依然只有一只木箱的家当。
我留着这只木箱，只要那段历史被人铭记，它就是化为灰烬也该死而无怨了吧！
扒 车
2018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当年的知青都已到了古稀之年，然而，往事历历，依旧不能忘怀。我也不由得想起当年做的一些“荒唐”事。
插队六年，京晋之间往返了不下十几趟，对于没有一点收入完全靠父母养育的我来说，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尽量减少父母的负担，同时也是追求一种刺激，第一次去山西我便准备扒车去。各位可能要问：第一次走由国家出资、集体行动，何以冒险扒车呢？这其中缘由是：在此之前我已在北京郊区落户，但我偏偏不愿在亲戚的庇护下生活，于是在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买了一张五分钱的站台票和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踏上了西去的列车。那时我正痴迷贺敬之的诗，尤其是那首《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我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我向往诗中“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那种境界，我渴望“人生路上第一次战斗”，那时的我真是幼稚的可笑。
走的那天，街上人们敲锣打鼓，我倒希望这种热闹的场面能在列车上出现。上车后才发现车上秩序井然，唯恐天下不乱的愿望落空了。我忐忑不安地坐在角落里，耳朵谛听着每一点动静。大约两三个小时后远远看到相邻的车厢开始查票了，我假作上厕所向另一端走去，我穿过两节车厢在那边逗留了片刻，待快要查到我这里时，我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对流动的人并不盘问，就这样，我安然回到了已查完票的车厢。后半夜我踏实多了，虽然没能睡好至少心中不紧张了，原来扒车不过如此。
第二天一早车到太原，我们要在这里换车。下车后我让同学在站台上看着东西，我拿着他的车票飞奔出去买了一张站台票，然后我又以接人的身份进站，我们提好东西，大摇大摆地出了站。至于后一半路程更是如同兒戏，到侯马站后连站台票都不用买，我只多走了几步路就绕了出来。初战告捷，我大喜过望，原来扒车不过如此，我心中好不得意。以后我曾多次用这种办法来往于京晋之间，甚至在太原站找到了一条能自由出入的通道，那是车站工作人员出入的一条小巷。 然而“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终于也有失手时。一次回山西，在邻县插队的一个同学要到我那里去玩几天，在我的动员下他也没有买票，前半程还算顺利。太原上车后，我对他说：“这车在太谷以后平遥以前查票，我们可以先睡一会儿。”我正得意地向这位扒车新手传授经验时，车厢前后都站上了列车员，得，查票最怕两头堵，这回，没跑儿。此时此刻，我恨不得扒开地板钻出去。我悄悄对同学说：“就说我们到霍县下车。”说罢我们身子一靠眼睛一闭，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之势。转眼列车员已来到近前，我感觉有一只手指在用力捅我。“谁呀？”我作大梦初醒状，“票！你的票呢？”“什么？”我揉揉眼睛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车票，查票了。”列车员不耐烦地吼了起来。“噢……票，还没买呢。”我懒洋洋、慢吞吞地回答。“到哪儿下车？”“霍县。”“霍县，你俩是干啥的？”“知青。”“霍县有知青吗？”我心头一惊，是没听说霍县有知青在活动，“我们是回乡知青”列车员大概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一时竟找不出话来驳斥我们。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次是栽了，而且当着同学的面。补完票，我想这回没事了，我们当然不会在霍县下车。谁知我又错了，那天的列车员似乎有意和我过不去，车刚到霍县，列车员就窜了回来：“哎，你们俩，到站了……”没得说，既然让人盯上了，只好乖乖下车。看着我们大包小包往车下走，列车员说开了风凉话：“拿不了，哥们儿帮你——”我心里骂了他一句。
下一趟车要等三四个小时，此时已是后半夜，候车室里只有四五个老乡在等车，我俩坐了一会儿天气很冷，睡也睡不着。我独自来到月台闲遛，一股香气从不远处袭来。我循着香气走去，我看到一块苫布盖着许多大柳条筐，香气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我从缝隙伸手一摸，圆滚滚的是一种如同小苹果的水果，闲极无聊的我心中一喜，回到候车室跟同学打了个招呼，让他看好东西，拿了一个网兜回到货场，装了满满一网兜，等车的几位老乡，分明看出了什么，用眼角瞟着我们嘀嘀咕咕，好在没人举报。后来我把它带回村里，老乡说这种水果叫槟子。不过这东西虽然闻着香气扑鼻，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大半都被我们扔了。这里离我们的目的地已不远了，不值得再担风险扒车，我们安分地买了两张票，灰溜溜地回到村里。一回村我便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在同路同学的渲染下，似乎我为了发泄对检票员的不满才去偷车站的槟子，结果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几天后，邻县的同学走了，这種取笑才慢慢平息下来。我和那个受我牵连的同学几年后失去了联系，直到二十年后我才从另一个同学那里得到他的消息，他已在几年前因脑癌死了。我记得他会唱很多歌，在我村里的那几天，他教会了我们好几首歌……
当然也曾遇到过非常通情理的列车员，他们主要是同情我们的不幸命运，他们的家中大多有与我们经历相仿的弟弟妹妹或是子女。不过这种幸运是极难碰上的，只有一次回京，遇到一位石家庄段的列车员对知青深表同情，不巧的是那次我买了票。
我的扒车生涯一直延续到成为工农兵学员以后，作为学生每年可以享受两次半价车票，但在1976年，那不平常的日子里，我已经无法安心读书了，因此在不能半价乘车时只好故伎重演。为了省钱我还坐过一次解放牌大卡车，那是一个单位到北京拉货的车，和我一起蹭车的还有这个单位的十来个人。由于天气比较冷，车上盖了一块大苫布十几个人头顶密不透风、厚厚的苫布，里面的气味可想而知，更难以忍受的是车上带了一桶汽油，不停晃动的车厢加速了汽油的挥发，呛人的汽油味熏得人头昏脑涨，一阵阵恶心，以致多少年后我还对汽油避之唯恐不及。
如今，中华大地遍布着密如蛛网的铁道线，风驰电掣的高铁使人们出行再不受奔波劳累之苦，哪怕是南疆北国也可朝发夕至，在列车上饱览祖国大好山河已成为一种难得的享受。
我经常坐火车，却再也没有了扒车的念头。
作者简介：郝洪才，男，老三届知青，曾在山西插队，自20世纪80年代起从事媒体工作直至退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京东城区作协理事、北京东城区摄影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