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1岁的曾孝濂，是国内仅剩不足十人的“植物科学绘画师”之一。有人称他是“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也有人称他是“中国最会画画的科学家”，甚至有人叫他“现代郎世宁”。
　　1939年，曾孝濂出生于云南威信，自幼酷爱画画。高中毕业后，曾孝濂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招录，职务是见习绘图员。进研究所第二年，适逢《中国植物志》立项，需要大量画师。从那时起，曾孝濂和全国三百多位植物分类学家、一百多位植物绘画师一起，开始编纂全世界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科学巨著——《中国植物志》。
　　植物科学画经常被称为“植物写真”或“植物身份证”。它不像早期的本草绘画，仅凭药用部位或外部的大致长相来描绘，也不是简单重复相机的功能。它有一套近似程式的绘画语言，必须比照标本，精准传达植物的科学特征，它是艺术，更是科学。
　　昆明的植物特别多，研究所就在植物园里。曾孝濂常常出来找活标本，以便快速熟悉每个物种的形态特征，如雄蕊的长短、雌蕊花盘的性状。每个科的特征熟悉了，掌握了规律，面对干标本画画就容易多了。画干标本时，一般要把整个花取下来放进水里煮开，尽可能复原，再在解剖镜下面观察标本的结构。每画一张图都得打草稿，拿给分类学家看，确认了再上钢笔稿、墨线。表现形式、线条结构这些都需要一点点积累。
　　国务院启动“5·23”项目，由数十家地方和军队的科研、医药单位组成的攻关工作队，共同研究如何对抗恶性疟疾，同期下达的还有“热区野菜图谱”和“热区军马饲料”两项任务，即在后勤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保证部队能在丛林中找到可食用植物。曾孝濂主动报名，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林区实地写生。
　　每天穿梭于深山老林，曾孝濂沉浸在与自然亲切的对话和欣喜中。有一次，在采集标本时，曾孝濂由于观察得太入神，当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可是回去的路上，他就觉得浑身不对劲，腿上还有很多处洇出了血。晚上回到驻地，他因为特别累，倒头就睡了。第二天醒来，他才发现自己竟被蚂蟥咬了42口，身上多处伤口和被单粘在一块。而这种情况在考察中，可谓家常便饭。
　　这一次科考之旅让曾孝濂认识到，最好的植物画不是从办公室或标本馆而生的，而是大自然。他下定决心，要用画笔把大自然的美好事物画下来。他醉心于博物画，头上总戴着一顶2斤重的“帽子”——特别定制的放大镜，一戴就是8小时，方便他一笔一笔，一丝不苟地描摹每个细节。为了准确描摹植物的分类特征、形态特征，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凡是写实主义手法，无论古今中外，他都会使用和借鉴，通过光线、色彩、虚实、明暗等手法，力求让每株植物都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除了为科研著作画画，曾孝濂还应邀为国家邮电部设计了包括《杜鹃花》《杉树》《绿绒蒿》《中国鸟》在内的九套邮票。其中，《杜鹃花》《杉树》分别获得了1991年度、1992年度最佳邮票奖。他设计的牡丹花明信片是我国邮政史上发行量最大的明信片之一，《中国鸟》更获得了第十三届政府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这是有着“邮票界的奥斯卡”之称的邮票印制最高奖，中国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获奖。
　　如果说摄影能够记录瞬间，那么科学绘画记录的就是物种的永恒。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全球有30多万种植物，中国占了十分之一，高等植物35784种，其中15000多种植物是中国特有的。最新研究显示，35784种植物中，有3879种植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多达40种植物已经确认灭绝。曾孝濂不敢停下画笔，为了与时间赛跑，退休后的他依旧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坚持画画，唯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家园如此美丽。
　　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曾孝濂以一件巨幅花卉画作参与展览。这幅画他整整画了180天，画中汇集了37种植物，细节精细到连一根根细小柔软的植物绒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人们不禁赞叹：“画都活了！”而令曾孝濂自豪的是，畫中的37种植物全都出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