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促成中国历史上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的第一次大交往。在佛教输入中国的过程，其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双向影响和深刻改造，呈现着佛教中国化和化中国的历史面貌。佛教中国化的广度、深度都极为深刻广博，历经了一个逐渐发展、稳步完善、渐进成熟的漫长过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特征最为明显、特质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也堪称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典籍翻译、宗派创立、大师辈出，都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
　　特别是在此期间内，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唯识宗、三论宗、禅宗等佛教宗派的创立，彰显出中国佛教大德对于印度佛教的理解和改造的巨大魄力与超凡胆气。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创立宗派，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自家所尊崇经典的先后位置问题，随之便出现了判教的思想。从某种学术意义上来讲，佛教的判教思想是佛教中国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现象。已故的佛学大家方立天教授曾说：“所谓判教就是对印度佛教各类经典进行统一安排，确定次序的先后和教理的深浅，并且把本宗所尊奉的经典置于最高的位置。这种判教直接受到创宗者佛教学识的制约，也和创宗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素质密切相关。判教就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调和和选择，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和一项重要工作。”
　　学术界对于佛教的判教思想，特别是佛教中国化过程当中创立的各宗派的判教思想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稀少。值得欣慰的是，韩焕忠教授在佛教判教学说的思想领域开辟途径，继对天台宗判教思想研究后，新作《华严判教论》（韩焕忠著，齐鲁书社2014年12月）业由齐鲁书社付梓面，详尽阐发了作者对于华严宗及其历代祖师的判教思想所做的集中、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全书从华严判教的奠基、开创、歧出、确立、发展、延续来全面阐释和理解华严一宗的判教脉络。全书的写作体例，以历史为经，以人物为纬，对华严判教的每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判教学说高度浓缩，概括提炼。同时辅以经典注疏，更加深刻直观地诠释各自不同的判教学说理论。本书附录《方立天先生的华严学研究》，既是与方立天先生所作之序的交相映衬，更是饱含作者缅怀追思、感念方先生指益教诲的深厚师生情谊。
　　《华严判教论》的出版发行，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宗派判教理论增添了厚重一笔，对于继续研究和思考佛教其他宗派的判教理论都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和引导作用。概要来讲，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明确“判教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成果，是中国佛教宗派开创的理论基点”。
　　作者在《华严判教论》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和考究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判教学说，并对判教的含义、兴起的过程、理论意义做了深入的思考。作者首先明确了“判教是外来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也是进一步推动外来佛教实现自身形态中国化的一种学术方法”，同时指出“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都经过了一个判教的过程”。从上述两点来看，本书的立足点便清晰明了，那就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研究判教学说，并以判教论的视角来思考中国佛教宗派创立问题。南北朝至隋唐这一中国佛教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兴起和发展的黄金阶段，更是佛教各学派、新创立的各宗派判教学说最为高涨和活跃的时期。佛教为了实现其自身的中国化，融入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确立尊奉经典，树立学说，判教思想在其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理论基点的重要作用。
　　二、判教思想是契理契机、圆融不二的方法理论。
　　中国佛教的判教主要是“将佛教的各种说法判定高下深浅和先后次序，组织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以这个体系为标准，对某部经典或某种说法进行分判和解释，从而界定其在全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作者解释道：“（中国佛教判教理论）是‘契理’，即保证佛教的中国化不逸出佛教的轨道之外，成为另外的一种宗教或理论。”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的判教“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教化对象最适宜什么的教法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断”，作者解释为“‘契机’，也就是促使佛教在中国传播是要时时注意中国特殊的社会形势、思想观念、文化习尚、风俗民情等具体情况，在讲经说法是要做到有针对性，以此收到深入人心的效果，并能够入乡随俗，实现自身形态的中国化。”
　　印度佛教自释迦牟尼灭度后，出世与入世、轮回与成佛、涅槃与解脱等问题便产生巨大分歧，从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乃至后期的密教时期，佛教内部诤论不断、矛盾和问题也层出不穷。而佛教中国化后，融合了中国儒道思想的和合包容的思想和性格，愈发彰显出佛教原有的圆融不二的本质。中国佛教的判教学说也便在此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国佛教的判教多以倡扬佛陀本怀，直显佛果境界为最终目的，推崇尊奉经典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中国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圆融性、兼摄性、会通性的特质促使佛教判教学说的众说纷纭、蔚然兴盛。
　　三、判教是华严宗的教理核心，贯穿于该宗发展过程的始终，不可混同于其他佛教宗派的判教学说。
　　中国佛教的判教始于南北朝时期，以金陵道场寺的慧观法师作序《大般涅槃经》为肇启。鼎盛时形成了十余家判教学说，如刘虬的“二教五时七阶说”、菩提流支的“半满二教说”、慧光的“渐顿圆三教说”、大衍的“四宗说”，以及天台智者大师的“五时八教说”等。众说纷纭的判教学说，从侧面反映出佛教中国化初期思想的碰撞和中外文化的交往融合。
　　中国佛教华严宗是典型的义学宗派，以庞杂沉重的教理、繁琐抽象的论证和丛生复杂的“名相”来理论内涵。学术界常将“法界缘起”、“四法界说”、“六相圆融”、“十玄无碍”、“五教十宗”来概要其教理。然而，无论是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理论、“六相圆融”思想，还是“五教十宗”的确立，其学术背后都是华严判教论思想的作用。作者认为：中国佛教宗的创立得益于判教学说的兴起，华严宗的崛起和发展也离不开华严祖师们的判教思想的建构。
　　华严判教论的独特性，在于历代华严祖师以自身的判教理论来不断充实和发展华严判教学说，并在法藏时期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善的“五教十宗”的判教论。“五教十宗”理论既是对杜顺、智俨所奠定的判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开启了慧苑、李通玄、澄观、宗密等人确立华严判教的序幕。华严判教就是将《华严经》置于佛教典籍的巅峰位置，从而树立华严一宗圆明具德的别教一乘的地位。
　　最后，作者也深刻指出中国佛教判教思想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他说：“中国佛教主要发展与成长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中，佛门的生活和交往局限在模拟宗法伦理的师资体系之内，其与外界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的限制，由此造成了判教理论的某种封闭性特征。……当然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复杂状况也意味着佛教界突破判教思想体系的限制，实现自身形态现代化之契机的来临。”
　　《华严判教论》一书的出版，对于深入思考和研究华严宗判教学说及其思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以此为契机深入探讨佛教中国化大背景下的各宗派的判教思想也提供了借鉴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