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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在下图以新格式压缩式地表达了关于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思维线索(“?”表示未解之谜)。看起来很粗浅，但希望能为吸纳百家之言，深入进行自主的、多向的探索找到一个新的视点和高度。
张居正曰：“心以存疑而起悟，学以博积而相通”。对此现在知之者恐怕不多，行之者亦少。在探索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过程中，应把“存疑”与“博积”结合起来，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在异、同中寻“起悟”；登高远眺，天下尽收眼底。
语言和劳动是帮助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决定因素，语言文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脑的高级功能和产物。人脑是宇宙中的“小宇宙”，其中的智慧奥秘和智慧潜力，人类至今仍知之不多，用之更少。许多所谓“超常”或“特异”儿童(俗称“神童”)的出现和“白痴学者”的存在，对此提供了启示，主要是初步显示了人脑的巨大储存空间。不过，人脑不是一个储存货物的仓库。学校教育不应是用“集装箱”或什么学习机向人脑装卸和储存知识的过程。
开发人脑潜力，特别是开发早期人脑潜力，是人类在探索宇宙的同时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和教育问题，这是国际上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开发人脑潜力不是一句空话，开发的方向、途径和程序是什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探索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与人脑功能的关系，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
近年来在中国，冲破传统教育理论，适应早期教育的社会需求，出现了汉字教育低龄化现象，十分可贵，应重视、推广和研究。不过，要从“识字—阅读”认识框架中走出来，跃上“汉字智力开发”的大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应广泛宣传费孝通先生晚年呼吁的“文化自觉”观点，大力开展汉字科学和汉字脑科学的科普教育，切实进行“汉字智力开发”的实证研究工作。
必须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出现的“外语教育低龄化”现象，则是不科学的、有害的。这是在某种病态社会心理环境和病态社会心理状态之下出现的一种病态教育现象。在此不作详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应提高科学素质，以免走上早期教育中的歧途。科学研究证明：八九岁时母语类型才在大脑中确定下来，早期的母语环境对脑功能的影响在一生中都起作用，应打好牢固的汉语母语基础，不宜学习外语。
不久前，在某一大城市的报纸上出现了短期双语教育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这种大胆造假报道。还有“大外语”的宣传报道，何谓“大外语”，就是为学生学习外语创造外语环境，学校开播了外语广播，同时除了外语课之外，在其他课程中选科用外语授课。
据报道，中国的一所知名大学中，一位非外语专业的研究生用英文写的硕士论文，被导师斥之为“文理不通”，退回去要求用中文写，该生答曰：“不会用中文写”。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出现了使人们丧失“文化自觉”精神的社会环境，那么，不管如何“与国际接轨”，其前途悲也!危矣!
二
1950年，斯大林在《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一书中，正确地批评了苏联学者马尔等人提出的“语言是社会上层建筑”、“有阶级性”的错误理论。此前在中国，鼓吹“汉字落后论”、“新文字”的几位历史人物，在强调文字对劳动人民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时，也发表过与“马尔理论”类似的理论。
现在，在批判“汉字落后论”时，在阐述汉字文化的内容、范围和价值的过程中，千万要警惕：不要自觉地从另一个方面走进“马尔理论”的泥淖。“文化”、“汉字文化”是科学概念，是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的。
本来，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的文字是记录语言(口头语言)的符号，其历史作用就在于，突破了语言在信息传递中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局限性，使得异地、异时传递信息成为可能。因而，文字也就成为记录、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与历史的工具。当然，汉字也不例外。
但是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的汉语汉字体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却形成了与拼音的语言文字体系明显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特点（上页表格中有概括提示）。特点虽不同，但无优劣之分。探索这些特点与人脑功能的关系，对深入探索和开发“小宇宙”是有价值的。
19世纪开始，西方科学家就发现了语言文字与大脑有一定关系。20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家提出了语言文字左脑单侧化理论，由此又出现了“左脑负担过重”和“开发右脑”“右脑教育”的教育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也被那些不知“存疑”的人们当作真理搬进了中国。
其实，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就已经发现，日本汉字的脑机制与假名有所不同，与右脑也有关系。后来的日本神经语言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神经语言学家通过长期脑外科临床和实验室的研究，证实了中国汉字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双侧关系，汉字是左、右脑并用的，汉字体系可以同时开发左脑和右脑的潜力，并提出了中国汉字是“复脑文字，多重编码”的理论。
此后，中国学者又发现了汉字对拼音文字脑机制的单向“异化作用”。这是中、西文字交流中的深层次问题，对探索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内部结构具有启示作用。为什么本来是文字音节结构与口语音节结构相对应的拼音文字，却有约10%的学龄儿童患有“阅读不能症”(dyslexia)？本来是记录单音节汉语的非拼音的方块汉字，为什么在“阅读不能症”儿童那里，却成了多音节的（音节数目不等）口头语言的信息载体？这时，“阅读不能症”儿童脑内的处理语言文字信息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呢？这恐怕才是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真正的内部结构问题。这对深入探索“小宇宙”不会是没有意义吧!
三
现在对“真正的内部结构”这个说法，从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方面进一步加以讨论。
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的“内部结构”，除了语言形态结构、文字形态结构和二者的对应关系之外，其中还包含有与其相对应的神经基础或脑机制。所以说这个“内部结构”是一个立体结构，即“立体内部结构”。作为结构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但具体结构是相对的，这个“立体内部结构”中任何一方都不能自成或自称“独立王国”。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多音节语言与多音节拼音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绝对的，拼音文字是先进的高级文字。西方学者又提出了语言文字与左脑单侧化神经基础相对应的理论，并认为具有普遍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多音节语言、多音节拼音文字及二者的左脑神经基础这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对应关系的“立体内部结构”。
其实，从汉语汉字“立体内部结构”来看，虽然汉语偏重于左脑机制，可是汉字不是左脑单脑文字，而是左、右脑并用的“复脑文字”。这表明“立体内部结构”中，语言文字与左脑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不变的。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英语英文“立体内部结构”也不是绝对的、不变的。汉字对英文脑机制的“异化作用”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英文的左脑单脑机制是可以变化的。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在相当长时间的汉字学习之后，英文的左脑单脑机制转化成左、右脑并用的复脑机制了。可是，在长时间学习英文的中国大学生中，并未发现英文对汉字脑机制的“异化作用”，相反，他们在学习英文时是左、右脑并用的。
“藏汉双语”和“维汉双语”学习中，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藏族和维吾尔族学生，也出现了汉字对其母语的“异化作用”。
还有，语音(元音、辅音音节)与左、右脑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绝对的，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在此不能详述。
不仅如此，多音节语言与多音节拼音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是绝对的、不变的。拼音文字“阅读不能症”就是很好的例证，前面已略有说明。在此打一个比方，本来应该是相依为命、永不分离的一对夫妻(多音节语言和多音节拼音文字)之间，“竟然”失去了共同语言，互不相认，要离婚了。而其中的一方(多音节语言)却与一个外国第三者“竟然”产生了共同语言，能够进行语言交流，相亲相爱了。这使其中另一方迷惑不解，深感孤独。
所以，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的教师是否可以编写一套双重文字的语文教材，用汉字为拼音文字标音注音，借以帮助“阅读不能症”儿童恢复对拼音文字的阅读能力。也许时间长了，离婚夫妻就会复婚了。
这里的问题是，前面说的两个“竟然”如何解释呢？
本来，文字阅读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神经语言机能系统：
在“阅读不能症”儿童那里，神经语言机能系统中三种对应关系(视—动、视—听、动—听)均未破坏，不可能产生临床上的那种失语症和失读症。只是多音节拼音文字视觉与多音节语言动觉的原有神经联系失效了，代之而起的是，多音节语言动觉与非拼音的方块汉字视觉之间的暂时神经联系，因而看着汉字可以说出多音节语言。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拼音文字的“视觉心理不适应症”。这是为什么呢?
语音是语言的载体，文字则是语言的语音载体。这两种载体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不变的。“阅读不能症”证明，多音节拼音文字不一定就是多音节语言的语音载体并成为记录多音节语言的符号。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多音节语言与多音节拼音文字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非拼音的汉字也成了多音节语言的语音载体，从而成了记录多音节语言的符号。同样，中国汉字是记录单音节汉语的符号，而日本汉字则是记录多音节日语的符号。
“阅读不能症”早已有之，但未引起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学科的重视。通过以上对“阅读不能症”的“立体内部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语言文字体系中的文字可以转换，从而出现了语言与不同文字的对应关系。
实际上不只如此，不同语言文字体系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这种相互转换关系在“中、西双语”学习和“西、中双语”学习中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例如，看汉字可以说英语、写英文，看英文可以说汉语、写汉字；同样，听英语可以写汉字、说汉语，听汉语可以写英文、说英语。
现在看来，应重视这种“相互转换”过程的研究，深入分析两种不同的“立体内部结构”之间发生的对应性变化。特别要注意分析“相互转换”过程中两种神经语言机能系统(文字视觉—语言动觉—语言听觉)中发生的复杂的、神秘的变化过程，这是保证“相互转换”过程得以实现的神经语言学基础。这是制造真正的同步翻译机器人的一种神经机制模型，恐怕就是先进的FMRI脑功能成像技术设备，也未必能对此有很大帮助。
四
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的“相互转换”过程，为什么能够进行下去呢？从心理语言学方面看，其心理基础就是人类观念和概念的同一性，或者说是词的语义范畴的相同或接近。
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客观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反映到人脑中之后，头脑中就形成了各种观念和概念。这些观念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人类的头脑中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这些观念和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文字来记录和表达。也就是说，同一性表现在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中包含着同一性。
这就是“相互转换”的心理语言学语义基础。否则，如同爱斯基摩人那样，用不同的词来称呼各种不同情况下的雪，如下着的雪、地上的雪、像冰块的雪、半融化的雪、被风吹起来的雪等，共有12个不同的称呼雪的词；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则只是一个称呼雪的词。或者，如同阿拉伯人那样，用不同的词来称呼不同种类的骆驼；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则只有一个称呼骆驼的词。这样，就会在词的语义范畴上出现很大差异，也就难以进行“相互转换”了。
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组成细胞就是词。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中，词的形态和形态变化是不同的，问题在于辨别词的语义范畴的变化，这是不同语言文字体系“相互转换”和人类传递信息、进行信息交流的心理语言学语义基础。这是民族语言文字的内部结构问题。所以，对于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词的形态变化，不管是称作“词法”，还是称作“语法”，也不管是称作“构词”，还是称作“构形”，都不会影响“相互转换”和信息交流的顺利进行，也不会影响“立体内部结构”中词的语义系统的形成。
五
现在，再说一下汉语汉字体系与英语英文体系的“相互转换”问题。这个转换过程更为复杂。主要问题在于，汉字中有大量同音字，还有很多异形词和多义字。同音字就是“音同、形异、义异”字，在复合词的语义环境中，同音字可以区别字义。可是，同音字在异形词中，就变成了“音同、形异、义同(近)”字了，例如“制服—治服”、“丰采—风采”中，“制”和“治”、“丰”和“风”却成了同(近)义字了，这样一来，同音字的语义范畴的改变就给“相互转换”过程造成了困难。但是实际上，在汉语汉字的“立体内部结构”中，仍然能够顺利实现与英语英文体系的“相互转换”过程。这是“立体内部结构”中词的语义机能系统和汉字“多重编码”机制的作用。这说明汉字不会妨碍中、西文字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活动。如果“汉字拉丁化”了，倒会为“相互转换”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
通过以上对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探索，揭露了近百年来在中国闹腾多次的“汉字拉丁化”思潮的反科学性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性。“汉字拉丁化”就是“汉字消灭论”。汉字消灭了，那么，汉字记录、保存下来的作为人类宝贵文化财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历史，向何处去？没有了汉字，没有了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建成现代化中国吗？如果到汉字神经语言学、汉字心理语言学等新的科学景点去扩大视野、开阔思路，到时候也许会有人不再固执己见。汉字走向全世界的潮流不会停下来的。
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关于人类语言文字进化过程的科学理论，而且也不可能有适合于人类多种语言文字体系的统一理论。不过，有一个基本的思维线索是应当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是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信息传递的工具，不是个体行为和活动；人类各种语言文字体系都是在语言和文字二者相互对应过程中进化起来的，这个过程又是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人脑功能的进化过程相适应的。人类是先有语言(口语)后有文字的，这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人类是利用逐步复杂起来的有声语言进行社会交际、交流思想的(早期只能是交流观念)。在有声语言的进化过程中还伴有内部语言的进化和脑功能的进化。外界事物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就形成了映象、表象，也就是观念。头脑中的观念借助于有声语言进行交流(传入和传出)，才有了人类社会的交际活动。随着交际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复杂化，才逐步产生了能够借以进行异地、异时进行交际的工具，这就是文字。所以，文字从产生的开始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从进化过程来看，文字不可能直接记录、表达观念，文字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是字形、字音和字义的统一体。
后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认识水平)的发展，语言和文字就开始在二者相互适应的过程中进化起来了。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人类语言的语音系统在不断进化(包括音节的增多和语言的音变)，随着社会交际和信息传递要求的复杂化而进化起来；与此相应，人类的文字系统也在不断进化，主要是字形表音、表义的形式的进化。
所以，人类文字体系中没有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之分，只有形、音、义统一的文字。当然，“表音”、“表意”提出的思维源由只是着眼于字形表音形式的易辨度而来的，谁也不会认为表音文字只表音，表意文字只表意。前面在分析“阅读不能症”时已经说过，字形和语音的对应形式不是绝对的。
现在世界上的多音节拼音文字是为适应多音节语言而来的。多音节的拼音文字在表音和表义方面有一定的科学性，一个字在表音和表义方面上具有排他性，一见字就可知音从而知义。至于为什么在人类遗传的400个音节的基础上会进化出多音节的语言体系，而中国却在400个遗传音节中进化出了单音节的汉语体系。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在汉语汉字体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汉字不能拼音化。这些特点是在汉语和汉字的对应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汉字的表音兼表义的形式是独特的。本文前面也提出，这是个未解之谜。
遗憾的是，现在无法研究语言和文字在进化过程中的对应关系。因为只有残缺不全的人类文字进化过程的历史资料，尚可利用来分析人类文字进化的大体过程；那么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又有谁能提供语言录音或其他资料呢？
可见，有关语言文字研究的各个学科，都只涉及了语言文字进化过程的半边江山。所以，对研究结果要存疑、谦虚、谨慎。人类文字发展三阶段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当然，根据当代的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现状进行科学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不过，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有其自身进化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在评论不同语言文字体系的特点和长短时，应采取慎重态度。
(通讯地址：200062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作者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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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下图以新格式压缩式地表达了关于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思维线索(“?”表示未解之谜)。看起来很粗浅，但希望能为吸纳百家之言，深入进行自主的、多向的探索找到一个新的视点和高度。
张居正曰：“心以存疑而起悟，学以博积而相通”。对此现在知之者恐怕不多，行之者亦少。在探索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过程中，应把“存疑”与“博积”结合起来，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在异、同中寻“起悟”；登高远眺，天下尽收眼底。
语言和劳动是帮助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决定因素，语言文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脑的高级功能和产物。人脑是宇宙中的“小宇宙”，其中的智慧奥秘和智慧潜力，人类至今仍知之不多，用之更少。许多所谓“超常”或“特异”儿童(俗称“神童”)的出现和“白痴学者”的存在，对此提供了启示，主要是初步显示了人脑的巨大储存空间。不过，人脑不是一个储存货物的仓库。学校教育不应是用“集装箱”或什么学习机向人脑装卸和储存知识的过程。
开发人脑潜力，特别是开发早期人脑潜力，是人类在探索宇宙的同时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和教育问题，这是国际上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开发人脑潜力不是一句空话，开发的方向、途径和程序是什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探索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与人脑功能的关系，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
近年来在中国，冲破传统教育理论，适应早期教育的社会需求，出现了汉字教育低龄化现象，十分可贵，应重视、推广和研究。不过，要从“识字—阅读”认识框架中走出来，跃上“汉字智力开发”的大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应广泛宣传费孝通先生晚年呼吁的“文化自觉”观点，大力开展汉字科学和汉字脑科学的科普教育，切实进行“汉字智力开发”的实证研究工作。
必须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出现的“外语教育低龄化”现象，则是不科学的、有害的。这是在某种病态社会心理环境和病态社会心理状态之下出现的一种病态教育现象。在此不作详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应提高科学素质，以免走上早期教育中的歧途。科学研究证明：八九岁时母语类型才在大脑中确定下来，早期的母语环境对脑功能的影响在一生中都起作用，应打好牢固的汉语母语基础，不宜学习外语。
不久前，在某一大城市的报纸上出现了短期双语教育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这种大胆造假报道。还有“大外语”的宣传报道，何谓“大外语”，就是为学生学习外语创造外语环境，学校开播了外语广播，同时除了外语课之外，在其他课程中选科用外语授课。
据报道，中国的一所知名大学中，一位非外语专业的研究生用英文写的硕士论文，被导师斥之为“文理不通”，退回去要求用中文写，该生答曰：“不会用中文写”。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出现了使人们丧失“文化自觉”精神的社会环境，那么，不管如何“与国际接轨”，其前途悲也!危矣!
二
1950年，斯大林在《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一书中，正确地批评了苏联学者马尔等人提出的“语言是社会上层建筑”、“有阶级性”的错误理论。此前在中国，鼓吹“汉字落后论”、“新文字”的几位历史人物，在强调文字对劳动人民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时，也发表过与“马尔理论”类似的理论。
现在，在批判“汉字落后论”时，在阐述汉字文化的内容、范围和价值的过程中，千万要警惕：不要自觉地从另一个方面走进“马尔理论”的泥淖。“文化”、“汉字文化”是科学概念，是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的。
本来，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的文字是记录语言(口头语言)的符号，其历史作用就在于，突破了语言在信息传递中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局限性，使得异地、异时传递信息成为可能。因而，文字也就成为记录、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与历史的工具。当然，汉字也不例外。
但是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的汉语汉字体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却形成了与拼音的语言文字体系明显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特点（上页表格中有概括提示）。特点虽不同，但无优劣之分。探索这些特点与人脑功能的关系，对深入探索和开发“小宇宙”是有价值的。
19世纪开始，西方科学家就发现了语言文字与大脑有一定关系。20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家提出了语言文字左脑单侧化理论，由此又出现了“左脑负担过重”和“开发右脑”“右脑教育”的教育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也被那些不知“存疑”的人们当作真理搬进了中国。
其实，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就已经发现，日本汉字的脑机制与假名有所不同，与右脑也有关系。后来的日本神经语言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神经语言学家通过长期脑外科临床和实验室的研究，证实了中国汉字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双侧关系，汉字是左、右脑并用的，汉字体系可以同时开发左脑和右脑的潜力，并提出了中国汉字是“复脑文字，多重编码”的理论。
此后，中国学者又发现了汉字对拼音文字脑机制的单向“异化作用”。这是中、西文字交流中的深层次问题，对探索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内部结构具有启示作用。为什么本来是文字音节结构与口语音节结构相对应的拼音文字，却有约10%的学龄儿童患有“阅读不能症”(dyslexia)？本来是记录单音节汉语的非拼音的方块汉字，为什么在“阅读不能症”儿童那里，却成了多音节的（音节数目不等）口头语言的信息载体？这时，“阅读不能症”儿童脑内的处理语言文字信息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呢？这恐怕才是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真正的内部结构问题。这对深入探索“小宇宙”不会是没有意义吧!
三
现在对“真正的内部结构”这个说法，从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方面进一步加以讨论。
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的“内部结构”，除了语言形态结构、文字形态结构和二者的对应关系之外，其中还包含有与其相对应的神经基础或脑机制。所以说这个“内部结构”是一个立体结构，即“立体内部结构”。作为结构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但具体结构是相对的，这个“立体内部结构”中任何一方都不能自成或自称“独立王国”。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多音节语言与多音节拼音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绝对的，拼音文字是先进的高级文字。西方学者又提出了语言文字与左脑单侧化神经基础相对应的理论，并认为具有普遍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多音节语言、多音节拼音文字及二者的左脑神经基础这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对应关系的“立体内部结构”。
其实，从汉语汉字“立体内部结构”来看，虽然汉语偏重于左脑机制，可是汉字不是左脑单脑文字，而是左、右脑并用的“复脑文字”。这表明“立体内部结构”中，语言文字与左脑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不变的。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英语英文“立体内部结构”也不是绝对的、不变的。汉字对英文脑机制的“异化作用”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英文的左脑单脑机制是可以变化的。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在相当长时间的汉字学习之后，英文的左脑单脑机制转化成左、右脑并用的复脑机制了。可是，在长时间学习英文的中国大学生中，并未发现英文对汉字脑机制的“异化作用”，相反，他们在学习英文时是左、右脑并用的。
“藏汉双语”和“维汉双语”学习中，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藏族和维吾尔族学生，也出现了汉字对其母语的“异化作用”。
还有，语音(元音、辅音音节)与左、右脑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绝对的，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在此不能详述。
不仅如此，多音节语言与多音节拼音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是绝对的、不变的。拼音文字“阅读不能症”就是很好的例证，前面已略有说明。在此打一个比方，本来应该是相依为命、永不分离的一对夫妻(多音节语言和多音节拼音文字)之间，“竟然”失去了共同语言，互不相认，要离婚了。而其中的一方(多音节语言)却与一个外国第三者“竟然”产生了共同语言，能够进行语言交流，相亲相爱了。这使其中另一方迷惑不解，深感孤独。
所以，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的教师是否可以编写一套双重文字的语文教材，用汉字为拼音文字标音注音，借以帮助“阅读不能症”儿童恢复对拼音文字的阅读能力。也许时间长了，离婚夫妻就会复婚了。
这里的问题是，前面说的两个“竟然”如何解释呢？
本来，文字阅读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神经语言机能系统：
在“阅读不能症”儿童那里，神经语言机能系统中三种对应关系(视—动、视—听、动—听)均未破坏，不可能产生临床上的那种失语症和失读症。只是多音节拼音文字视觉与多音节语言动觉的原有神经联系失效了，代之而起的是，多音节语言动觉与非拼音的方块汉字视觉之间的暂时神经联系，因而看着汉字可以说出多音节语言。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拼音文字的“视觉心理不适应症”。这是为什么呢?
语音是语言的载体，文字则是语言的语音载体。这两种载体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不变的。“阅读不能症”证明，多音节拼音文字不一定就是多音节语言的语音载体并成为记录多音节语言的符号。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多音节语言与多音节拼音文字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非拼音的汉字也成了多音节语言的语音载体，从而成了记录多音节语言的符号。同样，中国汉字是记录单音节汉语的符号，而日本汉字则是记录多音节日语的符号。
“阅读不能症”早已有之，但未引起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学科的重视。通过以上对“阅读不能症”的“立体内部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语言文字体系中的文字可以转换，从而出现了语言与不同文字的对应关系。
实际上不只如此，不同语言文字体系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这种相互转换关系在“中、西双语”学习和“西、中双语”学习中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例如，看汉字可以说英语、写英文，看英文可以说汉语、写汉字；同样，听英语可以写汉字、说汉语，听汉语可以写英文、说英语。
现在看来，应重视这种“相互转换”过程的研究，深入分析两种不同的“立体内部结构”之间发生的对应性变化。特别要注意分析“相互转换”过程中两种神经语言机能系统(文字视觉—语言动觉—语言听觉)中发生的复杂的、神秘的变化过程，这是保证“相互转换”过程得以实现的神经语言学基础。这是制造真正的同步翻译机器人的一种神经机制模型，恐怕就是先进的FMRI脑功能成像技术设备，也未必能对此有很大帮助。
四
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的“相互转换”过程，为什么能够进行下去呢？从心理语言学方面看，其心理基础就是人类观念和概念的同一性，或者说是词的语义范畴的相同或接近。
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客观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反映到人脑中之后，头脑中就形成了各种观念和概念。这些观念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人类的头脑中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这些观念和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文字来记录和表达。也就是说，同一性表现在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中包含着同一性。
这就是“相互转换”的心理语言学语义基础。否则，如同爱斯基摩人那样，用不同的词来称呼各种不同情况下的雪，如下着的雪、地上的雪、像冰块的雪、半融化的雪、被风吹起来的雪等，共有12个不同的称呼雪的词；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则只是一个称呼雪的词。或者，如同阿拉伯人那样，用不同的词来称呼不同种类的骆驼；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则只有一个称呼骆驼的词。这样，就会在词的语义范畴上出现很大差异，也就难以进行“相互转换”了。
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组成细胞就是词。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中，词的形态和形态变化是不同的，问题在于辨别词的语义范畴的变化，这是不同语言文字体系“相互转换”和人类传递信息、进行信息交流的心理语言学语义基础。这是民族语言文字的内部结构问题。所以，对于人类语言文字体系中词的形态变化，不管是称作“词法”，还是称作“语法”，也不管是称作“构词”，还是称作“构形”，都不会影响“相互转换”和信息交流的顺利进行，也不会影响“立体内部结构”中词的语义系统的形成。
五
现在，再说一下汉语汉字体系与英语英文体系的“相互转换”问题。这个转换过程更为复杂。主要问题在于，汉字中有大量同音字，还有很多异形词和多义字。同音字就是“音同、形异、义异”字，在复合词的语义环境中，同音字可以区别字义。可是，同音字在异形词中，就变成了“音同、形异、义同(近)”字了，例如“制服—治服”、“丰采—风采”中，“制”和“治”、“丰”和“风”却成了同(近)义字了，这样一来，同音字的语义范畴的改变就给“相互转换”过程造成了困难。但是实际上，在汉语汉字的“立体内部结构”中，仍然能够顺利实现与英语英文体系的“相互转换”过程。这是“立体内部结构”中词的语义机能系统和汉字“多重编码”机制的作用。这说明汉字不会妨碍中、西文字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活动。如果“汉字拉丁化”了，倒会为“相互转换”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
通过以上对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探索，揭露了近百年来在中国闹腾多次的“汉字拉丁化”思潮的反科学性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性。“汉字拉丁化”就是“汉字消灭论”。汉字消灭了，那么，汉字记录、保存下来的作为人类宝贵文化财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历史，向何处去？没有了汉字，没有了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建成现代化中国吗？如果到汉字神经语言学、汉字心理语言学等新的科学景点去扩大视野、开阔思路，到时候也许会有人不再固执己见。汉字走向全世界的潮流不会停下来的。
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关于人类语言文字进化过程的科学理论，而且也不可能有适合于人类多种语言文字体系的统一理论。不过，有一个基本的思维线索是应当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是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信息传递的工具，不是个体行为和活动；人类各种语言文字体系都是在语言和文字二者相互对应过程中进化起来的，这个过程又是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人脑功能的进化过程相适应的。人类是先有语言(口语)后有文字的，这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人类是利用逐步复杂起来的有声语言进行社会交际、交流思想的(早期只能是交流观念)。在有声语言的进化过程中还伴有内部语言的进化和脑功能的进化。外界事物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就形成了映象、表象，也就是观念。头脑中的观念借助于有声语言进行交流(传入和传出)，才有了人类社会的交际活动。随着交际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复杂化，才逐步产生了能够借以进行异地、异时进行交际的工具，这就是文字。所以，文字从产生的开始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从进化过程来看，文字不可能直接记录、表达观念，文字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是字形、字音和字义的统一体。
后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认识水平)的发展，语言和文字就开始在二者相互适应的过程中进化起来了。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人类语言的语音系统在不断进化(包括音节的增多和语言的音变)，随着社会交际和信息传递要求的复杂化而进化起来；与此相应，人类的文字系统也在不断进化，主要是字形表音、表义的形式的进化。
所以，人类文字体系中没有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之分，只有形、音、义统一的文字。当然，“表音”、“表意”提出的思维源由只是着眼于字形表音形式的易辨度而来的，谁也不会认为表音文字只表音，表意文字只表意。前面在分析“阅读不能症”时已经说过，字形和语音的对应形式不是绝对的。
现在世界上的多音节拼音文字是为适应多音节语言而来的。多音节的拼音文字在表音和表义方面有一定的科学性，一个字在表音和表义方面上具有排他性，一见字就可知音从而知义。至于为什么在人类遗传的400个音节的基础上会进化出多音节的语言体系，而中国却在400个遗传音节中进化出了单音节的汉语体系。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在汉语汉字体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决定了汉字不能拼音化。这些特点是在汉语和汉字的对应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汉字的表音兼表义的形式是独特的。本文前面也提出，这是个未解之谜。
遗憾的是，现在无法研究语言和文字在进化过程中的对应关系。因为只有残缺不全的人类文字进化过程的历史资料，尚可利用来分析人类文字进化的大体过程；那么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又有谁能提供语言录音或其他资料呢？
可见，有关语言文字研究的各个学科，都只涉及了语言文字进化过程的半边江山。所以，对研究结果要存疑、谦虚、谨慎。人类文字发展三阶段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当然，根据当代的人类语言文字体系的现状进行科学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不过，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有其自身进化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在评论不同语言文字体系的特点和长短时，应采取慎重态度。
(通讯地址：200062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作者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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