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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四元综合”音乐教育？
“四元”是指“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所构成的四个音乐教育的元素。“四元综合”则是将四个音乐教育元素交织整合在一起的一种音乐教育理念。“四元综合音乐教育”在鄂、粤两地实验多年，收获了不少成果。这，就是我多年来在音乐教育上所追求的目标。我认为，音乐教育一定要将“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四个元素放在突出的位置，且将四元素交织融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音乐教育的有效性。为此，我花了近40年的时间，先后六次出国考察交流，百场巡回演讲，千所学校实验，目的只有一个：让“四元综合音乐教育”成为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
器乐教学，一支竖笛点燃燎原之火
1986年，我收到两则令人惊喜的“通知”，一是我被武汉音乐学院录取为师范部学生，二是我被国家教委选为中国艺术教育考察小组成员，赴美国考察交流艺术教育。当我接到入学通知的时候，并不感到突然，因为我在7年前就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后来又两度在该院进修作曲和音乐教育，这次被正式录取，只是遲到的春天；而当我接到赴美国考察的通知时，感到非常突然，因为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考察组由两人组成，一人是我，一人是福建省龙溪师范的辛国鎏老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第一次派出师范和小学教师出国考察交流。
在美国考察期间，我会见了被誉为“亚洲音乐教父”的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周文中先生、20世纪最顶尖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教授、20世纪最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雷默教授等。在考察美国联合国国际学校时，有一件小小的乐器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在音乐课堂上，孩子们手上都拿着一支竖笛，老师就是在用竖笛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在即将离开纽约的日子里，周文中教授专门送给我们每人三支欧洲竖笛和一台奥尔夫教学法常用的高音钢片琴，并告诉我：竖笛是欧美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乐器，学生能迅速入门，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且能受用终身。
周文中教授简短的几句话，却在我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从他手中接过竖笛，双手捧着，觉得沉甸甸的——我知道这正是中国音乐教学最缺少的东西。
回国后，我将美国的器乐化教学情况分别向教育部和湖北省教育厅有关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并请求国家教育部能将“器乐化”教学列入教学大纲。
1990年5月，我被调到湖北省教学研究室任音乐教研员。有了省教研室这个平台，我可以首先在湖北推广“器乐化”教学。周文中教授送给我的竖笛就成为我推广“器乐化”教学的主要教具。
我首先编写了一本《实用八孔竖笛教程》，然后，一期又一期地对全省教师进行竖笛教学培训。很快，全省由我一人会吹竖笛发展到数千名教师会吹竖笛，又由数千名教师会吹竖笛，发展到有近百万中小学生会吹竖笛。1992年，首届湖北省中小学生竖笛比赛在武汉举行，比赛中夺得金奖的竟然是音乐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的乡村学校。由此，我向全省推广竖笛的信心更足了，并先后两次申报立项了《湖北省中小学音乐学科器乐教学实验研究》和《湖北省中小学器乐教学实验研究》课题。
2003年，我成为广州教育局的音乐教研员。广州经济发达，音乐教育的气氛浓厚，更有利于我大规模地推广器乐教学。
担任全国器乐学术委员会主任后，我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每个学生要学习一种乐器，每所学校要建立一支竖笛乐团！不到一年的时间，广州市中小学校的学生竖笛乐团发展到了近一百支，被大家喜称“百团大战”。
在此基础上，我于2007年立项了全国“十一五”规划课题《器乐教学中的学生音乐素质与创造思维培养研究》，仅广州市就有近三百所学校参与了研究，而全国则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五百余所学校参与了课题的研究。同年，全国首届中小学生竖笛乐团合奏比赛，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百余个竖笛乐团参赛。
接着，2008年、2009年、2011年，我又先后策划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器乐教学研讨会。会议筹备期间，我应邀赴各省讲学、指导开展器乐教学。在我的有力推动下，一股器乐教学热潮席卷全国各地。
母语教学，让华夏子孙永远听到祖先在歌唱
2002年的圣诞节前夕，受美国“新大陆合唱团”的邀请，我再次飞往美国，在南加州的圣地亚哥成功地举办了一场由我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谱和唱片的民族清唱剧《陆羽》首发仪式。美国“新大陆合唱团”演唱了这部作品。美国《世界日报》《华美时报》以及美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纷纷报道演出情况。
回国后，我又将《陆羽》收入湖北省音乐补充教材，搬进了湖北中小学课堂。“清悠悠西湖碧水，肃静静西塔寺院，好一个幽僻去处，人迹稀罕……”那娓娓动人的叙述，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以及浓郁的民族气息，让学生们如痴如醉。我将课堂设计得有听有讲，有唱有奏，有诵有演，形式活泼。《陆羽》的成功，便是我倡导“母语教学”在湖北的一次重要尝试。
然而，到广州任音乐教研员之后，我发现广州很多学生不喜欢粤剧、咸水歌等广东民间音乐，大量从外地来的教师不懂广东民间音乐，也不想学习广东民间音乐。在一次问卷调查中，大部分的老师对广东音乐的起源都说不清楚，对广东音乐的代表人物“何氏三杰”也毫不知晓，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于是，我开始在广州进行民间音乐的“打捞”工作，同时组织广州市骨干音乐教师修订和重编《广州音乐》乡土教材。
《广州音乐》教材出版后，我又将教材内容融进每一节课堂。由我指导的优质课《广东狮子锣鼓》《行花街》等地方特色的音乐优质课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一等奖；由我指导的《堂鼓声声》《土家族打溜子》《广州之夜》《旱天雷》《广东音乐欣赏》等音乐课均获得广东省一等奖；我倡导的“南腔粤调乡土音乐表演比赛”涌现出《卖荔枝》《行花街》《月光光》等广东优秀童谣，成为学生们传唱的“好声音”；我组织的“客家山歌进课堂”的教学现场会，展示了“师生以山歌互动、山歌即兴创编”的生动一幕…… 我利用各种不同的母语教学方法，激发人们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兴趣，以此来保护我国的音乐文化生態，防止音乐文化生态的“沙化”。
审美教育，要每节课都成为“中国好声音”
早在我调入广州的第一年，我就提出了“广州市音乐教育发展战略”的概念。这个发展战略最主要的要求是“以审美和创造为主体，以民族民间音乐母语的教育和班级课堂教学器乐化为特色，形成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广州音乐教育体系”。我清楚地表明要把审美教育放在广州市音乐教育的重要位置。
在我的头脑中，整个中小学的课程体系是一个课程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语、数、外等学科体现出其工具性的主功能，而艺术学科则体现出审美与创造的主功能。它们相互之间是优势互补、互生共荣的一个生态体系，缺一不可。
在一次广州音乐教育研讨会上，我说：“从美学的角度而言，艺术学科主要的是培养人的审美创造素养等感性素质，而感性素质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艺术学科如果单纯地追求所谓的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可能就走偏了，艺术学科就是应该追求对人的感性素质、人文素养的培养，换言之，就是要关注审美情感教育。所以我们要贯彻音乐课程标准中有关音乐审美教育的精神绝不可以动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就提到“要改进美育教育，加强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事实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说以上这番话是有所指的。2009年前后，国内有一股否定音乐教育中的审美教育的风潮，有人将西方教育界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流派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流派的对立套进了现实中的中国音乐教育，认为只要抓了音乐审美教育，就必定是对音乐实践教育的否定。我认为这种想法有失偏颇，因为传统的“口传身授”式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传承方式原本就是实践性的。从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学堂乐歌教学模式直至今日的学校音乐教育模式也是以音乐实践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鼻祖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虽然其美学思想受到西方的影响，但这种思想却是有着中国传统乐教理念支撑的，所以对中国现、当代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认为，音乐教学中的审美教育与重音乐实践的教学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不是一对矛盾，而刚好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比如在歌唱实践教学中良好的视唱练耳训练则可以使学生的音准节奏准确、读谱规范，良好的发声训练则可以使学生歌唱的音色优美。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音乐美的重要前提。若再加上对歌曲的情感的理解与表达，则更具有情感美了。
于是，我于2010年在全市开展了“趣味发声练习”现场教学比赛的活动。此项活动意味深长，它是以音乐课堂中一个小的实践性音乐教学环节来体现对整个音乐课堂教学的审美教育要求的。既然是发声练习，即意味着要训练出学生美好的声音，它既要求发声的技能必须到位，发出最美好的声音，同时也要求情感的表达能体现作品的内涵。而“趣味”二字则是对教学过程与方法的要求，即要求整个教学过程充满着趣味性，使学生学得快乐、乐于学习。也就是说，趣味发声练习的教学就是一次关于在实践性音乐教学中落实音乐审美教育同时抓好音乐知识与技能教学的活动。
趣味发声练习现场比赛的方案确定以后，广州市各区立即掀起开展此项活动的热潮。在全市总决赛中，来自全市各区的50余节精彩纷呈的音乐微课给人们美的享受。
走向“综合”，四纬五经在十八册《艺术》中交织
2001年的秋天，艺术“课标”核心组的专家们正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行一场“艺术课标”研制的大讨论。来自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界的专家们都兴奋不已，特别是戏剧与舞蹈首次被列入国家课程，戏剧家和舞蹈家们更是激动不已。因为新研制的这一门综合艺术课程是将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四门艺术熔于一炉的一门新的综合性课程。从这场讨论中，我深刻地认识到编写综合艺术课程教材的重要性。此外，经过这次讨论，我还被委以编写我国首套国家艺术规划教材的重任。
回到武汉，我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思考，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终于将首套艺术教材的整体框架设计出来了。教材吸收世界元素（世界经典艺术）和中国元素（母语艺术）组织编写，准确体现了对学生的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目标，其内容安排与操作方式考虑了现阶段音乐、美术教师的实际，并分单、双课来编写，让有音乐专业背景的教师操作单课，有美术专业背景的教师操作双课，各尽所能，分工合作。全国第一节艺术课《你我他》在我的手中诞生，我受教育部派遣，到我国的西北、西南和中南三大区域进行艺术课程培训的巡回演讲，先后到了乌鲁木齐、贵阳、贵定、重庆、南宁、玉林、北海、海口、深圳、武汉、襄樊（现为襄阳）、十堰、随州、宜昌等地，受到各地教师的热烈欢迎。
2002年，我又独辟蹊径设计出一套符合国情的新版《艺术》教材，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使用。我任这套教材的主编。由于这个版本由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便称为“长江版”。这套教材针对现阶段的师资特点编写，采用了“单元内大综合，课内小综合”“艺术类姊妹学科间综合”以及“艺术与非艺术类学科间综合”的方式。在教学安排上，根据目前普通中小学的教学工作实际，以排课先后之序，将每单元教学内容划分为“单数序列课”（简称“逢单科”）与“双数序列课”（简称“逢双课”）两种。这样的处理既适合素质比较全面的艺术课教师独立操作使用，又能满足音乐或美术专业背景的教师合作备课、分头教学之用。如“逢单课”可由现有音乐教师执教（有关音乐、戏剧、舞蹈切入的综合艺术课教学内容较多含于此），“逢双课”则由现有美术教师执教（有关美术、摄影、书法、环境艺术等知识、技能的学习内容多含于此）。这种架构与布局，不失为解决当前艺术教学难以操作的问题的妙计，同时也是我国艺术课程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初级阶段”的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艺术》可以说是我关于“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四元综合”教学法在教材中的集中体现。如教材中的《爱妈妈的小乌鸦》一课，就采用由我亲自改编的湖北黄冈儿歌，体现了民族音乐母语元素，教材中的戏剧表演与创编，充分体现了对学生的审美情感教育和创造思维的培养。而在音乐活动中的伴奏则体现了元素性的器乐演奏。该课在鲜明的人文主题的统领下，学生充分享受了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影视的学习。此教材将横向的“四元素”和纵向的五艺术门类进行了自然的整合，使得教师分工合作，操作自如。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学生陶冶了艺术情操，调动了学习兴趣。 全国的三套《艺术》教材分别在不同的区域进行了十年实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受教育部的委托，深入实验区对三套教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最终的评估报告对长江版《艺术》教材（现为湖北教育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013年，由我任主编重新修订的国家中小学《艺术》教材修订版共18册再次全部通过教育部终审。这套教材从开始设计，到国家教育部两度审批，从第一轮实验到第二轮实验，我花了整整12年。通过编写这18册《艺术》教科书，我致力于为中国探索出一种新的艺术教学模式，即“四元综合”艺术教学法。
在《艺术》的学习中，学生可以看到“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四条纬线与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影视五条经线交错奏出的优雅旋律及旋律中闪耀的美丽色彩。
审美线——在《艺术》教育中，我强调以优美的哆、来、咪，绚丽的点、线、面，感人的戏剧、奔放的舞蹈、奇幻的影视等综合艺术表现来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情感体验，使他们由艺术进而感悟人生，接受人世间的真善美。
创造线——在音乐与艺术课堂上，学生们自编自演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等音乐剧；在音乐与艺术课堂外，学生们自己创作了无数的雕塑、绘画、剪纸、歌配画、小戏剧、舞蹈以及微电影等艺术作品；在音乐创造活动中，学生还自己制作了古琴、竹笛、二胡、京胡等乐器。
母语线——几年来，我编写了多种鄂、粤地方音乐和艺术教材，鼓励教师个人将本土的优秀音乐艺术作品引进课堂，有效开掘地方课程资源，由此，便有了《堂鼓声声》 《土家族打溜子》 《爱妈妈的小乌鸦》 《旱天雷》等母語教学案例。
器乐化线——我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欧洲八孔系列竖笛开展课内外的教学，并提出“人人竖笛、人人合奏、人人高素质”的要求，主办了四届全国器乐教学研讨会，主持了全国“十一五”规划课题《器乐教学中的学生音乐素质与创造思维培养研究》，指导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老师们开展课题的实验。
随着《艺术》教材的逐步普及，我的“四元综合”音乐教学法也逐渐成熟。“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成为我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演讲的主题。我的“艺术教育”作品，也在全国各大重要活动中频频亮相。
十三年前，当我调任广州市教育局音乐教研员时已将“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作为广州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战略，如今，这个发展战略早已进入第二个实施的十年。我深信：中国中小学音乐（艺术）教育也需要这样的战略——以审美为前提，以母语为路标，以器乐化为手段，最后达到创造的目的。
朱则平，中共党员、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艺术科负责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省政府有突出贡献的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艺术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首届全国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教育部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及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审议委员，湖北教育版国家艺术教科书主编，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广东省音协普通音乐教育艺术委员会会长、广州市音乐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第一至第七届理事、首任中国音乐教育分会基础教育器乐学术委员会主任。1986年9至12月由教育部派遣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任访问学者，1989年被评为全国杰出青年、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表彰，先后任湖北省教研室音乐教研员和广州市教育研究院音乐教研员。系“四元综合”音乐教学理念及教学法创始人，发表以《多种音乐教育模式中的创造主题——当代美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研究》为代表作的音乐教育学术论文、杂论百余篇，发表或公演以民族清唱剧《陆羽》为代表作的音乐作品500余部（首）、出版以《欧洲竖笛教与学》为代表作的音乐教育专著三十余部。在推广器乐教学、儿童作曲教学、综合艺术课程等方面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并先后在原湖北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江汉大学、武汉城市学院、湖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三峡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大学、黄冈师范学院、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肇庆学院、惠州学院等高校任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做讲座，并多次赴欧美交流访问，深获好评。
“四元”是指“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所构成的四个音乐教育的元素。“四元综合”则是将四个音乐教育元素交织整合在一起的一种音乐教育理念。“四元综合音乐教育”在鄂、粤两地实验多年，收获了不少成果。这，就是我多年来在音乐教育上所追求的目标。我认为，音乐教育一定要将“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四个元素放在突出的位置，且将四元素交织融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音乐教育的有效性。为此，我花了近40年的时间，先后六次出国考察交流，百场巡回演讲，千所学校实验，目的只有一个：让“四元综合音乐教育”成为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
器乐教学，一支竖笛点燃燎原之火
1986年，我收到两则令人惊喜的“通知”，一是我被武汉音乐学院录取为师范部学生，二是我被国家教委选为中国艺术教育考察小组成员，赴美国考察交流艺术教育。当我接到入学通知的时候，并不感到突然，因为我在7年前就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后来又两度在该院进修作曲和音乐教育，这次被正式录取，只是遲到的春天；而当我接到赴美国考察的通知时，感到非常突然，因为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考察组由两人组成，一人是我，一人是福建省龙溪师范的辛国鎏老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第一次派出师范和小学教师出国考察交流。
在美国考察期间，我会见了被誉为“亚洲音乐教父”的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周文中先生、20世纪最顶尖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教授、20世纪最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雷默教授等。在考察美国联合国国际学校时，有一件小小的乐器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在音乐课堂上，孩子们手上都拿着一支竖笛，老师就是在用竖笛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在即将离开纽约的日子里，周文中教授专门送给我们每人三支欧洲竖笛和一台奥尔夫教学法常用的高音钢片琴，并告诉我：竖笛是欧美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乐器，学生能迅速入门，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且能受用终身。
周文中教授简短的几句话，却在我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从他手中接过竖笛，双手捧着，觉得沉甸甸的——我知道这正是中国音乐教学最缺少的东西。
回国后，我将美国的器乐化教学情况分别向教育部和湖北省教育厅有关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并请求国家教育部能将“器乐化”教学列入教学大纲。
1990年5月，我被调到湖北省教学研究室任音乐教研员。有了省教研室这个平台，我可以首先在湖北推广“器乐化”教学。周文中教授送给我的竖笛就成为我推广“器乐化”教学的主要教具。
我首先编写了一本《实用八孔竖笛教程》，然后，一期又一期地对全省教师进行竖笛教学培训。很快，全省由我一人会吹竖笛发展到数千名教师会吹竖笛，又由数千名教师会吹竖笛，发展到有近百万中小学生会吹竖笛。1992年，首届湖北省中小学生竖笛比赛在武汉举行，比赛中夺得金奖的竟然是音乐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的乡村学校。由此，我向全省推广竖笛的信心更足了，并先后两次申报立项了《湖北省中小学音乐学科器乐教学实验研究》和《湖北省中小学器乐教学实验研究》课题。
2003年，我成为广州教育局的音乐教研员。广州经济发达，音乐教育的气氛浓厚，更有利于我大规模地推广器乐教学。
担任全国器乐学术委员会主任后，我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每个学生要学习一种乐器，每所学校要建立一支竖笛乐团！不到一年的时间，广州市中小学校的学生竖笛乐团发展到了近一百支，被大家喜称“百团大战”。
在此基础上，我于2007年立项了全国“十一五”规划课题《器乐教学中的学生音乐素质与创造思维培养研究》，仅广州市就有近三百所学校参与了研究，而全国则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五百余所学校参与了课题的研究。同年，全国首届中小学生竖笛乐团合奏比赛，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百余个竖笛乐团参赛。
接着，2008年、2009年、2011年，我又先后策划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器乐教学研讨会。会议筹备期间，我应邀赴各省讲学、指导开展器乐教学。在我的有力推动下，一股器乐教学热潮席卷全国各地。
母语教学，让华夏子孙永远听到祖先在歌唱
2002年的圣诞节前夕，受美国“新大陆合唱团”的邀请，我再次飞往美国，在南加州的圣地亚哥成功地举办了一场由我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谱和唱片的民族清唱剧《陆羽》首发仪式。美国“新大陆合唱团”演唱了这部作品。美国《世界日报》《华美时报》以及美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纷纷报道演出情况。
回国后，我又将《陆羽》收入湖北省音乐补充教材，搬进了湖北中小学课堂。“清悠悠西湖碧水，肃静静西塔寺院，好一个幽僻去处，人迹稀罕……”那娓娓动人的叙述，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以及浓郁的民族气息，让学生们如痴如醉。我将课堂设计得有听有讲，有唱有奏，有诵有演，形式活泼。《陆羽》的成功，便是我倡导“母语教学”在湖北的一次重要尝试。
然而，到广州任音乐教研员之后，我发现广州很多学生不喜欢粤剧、咸水歌等广东民间音乐，大量从外地来的教师不懂广东民间音乐，也不想学习广东民间音乐。在一次问卷调查中，大部分的老师对广东音乐的起源都说不清楚，对广东音乐的代表人物“何氏三杰”也毫不知晓，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于是，我开始在广州进行民间音乐的“打捞”工作，同时组织广州市骨干音乐教师修订和重编《广州音乐》乡土教材。
《广州音乐》教材出版后，我又将教材内容融进每一节课堂。由我指导的优质课《广东狮子锣鼓》《行花街》等地方特色的音乐优质课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一等奖；由我指导的《堂鼓声声》《土家族打溜子》《广州之夜》《旱天雷》《广东音乐欣赏》等音乐课均获得广东省一等奖；我倡导的“南腔粤调乡土音乐表演比赛”涌现出《卖荔枝》《行花街》《月光光》等广东优秀童谣，成为学生们传唱的“好声音”；我组织的“客家山歌进课堂”的教学现场会，展示了“师生以山歌互动、山歌即兴创编”的生动一幕…… 我利用各种不同的母语教学方法，激发人们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兴趣，以此来保护我国的音乐文化生態，防止音乐文化生态的“沙化”。
审美教育，要每节课都成为“中国好声音”
早在我调入广州的第一年，我就提出了“广州市音乐教育发展战略”的概念。这个发展战略最主要的要求是“以审美和创造为主体，以民族民间音乐母语的教育和班级课堂教学器乐化为特色，形成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广州音乐教育体系”。我清楚地表明要把审美教育放在广州市音乐教育的重要位置。
在我的头脑中，整个中小学的课程体系是一个课程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语、数、外等学科体现出其工具性的主功能，而艺术学科则体现出审美与创造的主功能。它们相互之间是优势互补、互生共荣的一个生态体系，缺一不可。
在一次广州音乐教育研讨会上，我说：“从美学的角度而言，艺术学科主要的是培养人的审美创造素养等感性素质，而感性素质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艺术学科如果单纯地追求所谓的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可能就走偏了，艺术学科就是应该追求对人的感性素质、人文素养的培养，换言之，就是要关注审美情感教育。所以我们要贯彻音乐课程标准中有关音乐审美教育的精神绝不可以动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就提到“要改进美育教育，加强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事实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说以上这番话是有所指的。2009年前后，国内有一股否定音乐教育中的审美教育的风潮，有人将西方教育界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流派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流派的对立套进了现实中的中国音乐教育，认为只要抓了音乐审美教育，就必定是对音乐实践教育的否定。我认为这种想法有失偏颇，因为传统的“口传身授”式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传承方式原本就是实践性的。从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学堂乐歌教学模式直至今日的学校音乐教育模式也是以音乐实践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鼻祖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虽然其美学思想受到西方的影响，但这种思想却是有着中国传统乐教理念支撑的，所以对中国现、当代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认为，音乐教学中的审美教育与重音乐实践的教学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不是一对矛盾，而刚好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比如在歌唱实践教学中良好的视唱练耳训练则可以使学生的音准节奏准确、读谱规范，良好的发声训练则可以使学生歌唱的音色优美。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音乐美的重要前提。若再加上对歌曲的情感的理解与表达，则更具有情感美了。
于是，我于2010年在全市开展了“趣味发声练习”现场教学比赛的活动。此项活动意味深长，它是以音乐课堂中一个小的实践性音乐教学环节来体现对整个音乐课堂教学的审美教育要求的。既然是发声练习，即意味着要训练出学生美好的声音，它既要求发声的技能必须到位，发出最美好的声音，同时也要求情感的表达能体现作品的内涵。而“趣味”二字则是对教学过程与方法的要求，即要求整个教学过程充满着趣味性，使学生学得快乐、乐于学习。也就是说，趣味发声练习的教学就是一次关于在实践性音乐教学中落实音乐审美教育同时抓好音乐知识与技能教学的活动。
趣味发声练习现场比赛的方案确定以后，广州市各区立即掀起开展此项活动的热潮。在全市总决赛中，来自全市各区的50余节精彩纷呈的音乐微课给人们美的享受。
走向“综合”，四纬五经在十八册《艺术》中交织
2001年的秋天，艺术“课标”核心组的专家们正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行一场“艺术课标”研制的大讨论。来自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界的专家们都兴奋不已，特别是戏剧与舞蹈首次被列入国家课程，戏剧家和舞蹈家们更是激动不已。因为新研制的这一门综合艺术课程是将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四门艺术熔于一炉的一门新的综合性课程。从这场讨论中，我深刻地认识到编写综合艺术课程教材的重要性。此外，经过这次讨论，我还被委以编写我国首套国家艺术规划教材的重任。
回到武汉，我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思考，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终于将首套艺术教材的整体框架设计出来了。教材吸收世界元素（世界经典艺术）和中国元素（母语艺术）组织编写，准确体现了对学生的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目标，其内容安排与操作方式考虑了现阶段音乐、美术教师的实际，并分单、双课来编写，让有音乐专业背景的教师操作单课，有美术专业背景的教师操作双课，各尽所能，分工合作。全国第一节艺术课《你我他》在我的手中诞生，我受教育部派遣，到我国的西北、西南和中南三大区域进行艺术课程培训的巡回演讲，先后到了乌鲁木齐、贵阳、贵定、重庆、南宁、玉林、北海、海口、深圳、武汉、襄樊（现为襄阳）、十堰、随州、宜昌等地，受到各地教师的热烈欢迎。
2002年，我又独辟蹊径设计出一套符合国情的新版《艺术》教材，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使用。我任这套教材的主编。由于这个版本由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便称为“长江版”。这套教材针对现阶段的师资特点编写，采用了“单元内大综合，课内小综合”“艺术类姊妹学科间综合”以及“艺术与非艺术类学科间综合”的方式。在教学安排上，根据目前普通中小学的教学工作实际，以排课先后之序，将每单元教学内容划分为“单数序列课”（简称“逢单科”）与“双数序列课”（简称“逢双课”）两种。这样的处理既适合素质比较全面的艺术课教师独立操作使用，又能满足音乐或美术专业背景的教师合作备课、分头教学之用。如“逢单课”可由现有音乐教师执教（有关音乐、戏剧、舞蹈切入的综合艺术课教学内容较多含于此），“逢双课”则由现有美术教师执教（有关美术、摄影、书法、环境艺术等知识、技能的学习内容多含于此）。这种架构与布局，不失为解决当前艺术教学难以操作的问题的妙计，同时也是我国艺术课程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初级阶段”的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艺术》可以说是我关于“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四元综合”教学法在教材中的集中体现。如教材中的《爱妈妈的小乌鸦》一课，就采用由我亲自改编的湖北黄冈儿歌，体现了民族音乐母语元素，教材中的戏剧表演与创编，充分体现了对学生的审美情感教育和创造思维的培养。而在音乐活动中的伴奏则体现了元素性的器乐演奏。该课在鲜明的人文主题的统领下，学生充分享受了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影视的学习。此教材将横向的“四元素”和纵向的五艺术门类进行了自然的整合，使得教师分工合作，操作自如。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学生陶冶了艺术情操，调动了学习兴趣。 全国的三套《艺术》教材分别在不同的区域进行了十年实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受教育部的委托，深入实验区对三套教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最终的评估报告对长江版《艺术》教材（现为湖北教育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013年，由我任主编重新修订的国家中小学《艺术》教材修订版共18册再次全部通过教育部终审。这套教材从开始设计，到国家教育部两度审批，从第一轮实验到第二轮实验，我花了整整12年。通过编写这18册《艺术》教科书，我致力于为中国探索出一种新的艺术教学模式，即“四元综合”艺术教学法。
在《艺术》的学习中，学生可以看到“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四条纬线与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影视五条经线交错奏出的优雅旋律及旋律中闪耀的美丽色彩。
审美线——在《艺术》教育中，我强调以优美的哆、来、咪，绚丽的点、线、面，感人的戏剧、奔放的舞蹈、奇幻的影视等综合艺术表现来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情感体验，使他们由艺术进而感悟人生，接受人世间的真善美。
创造线——在音乐与艺术课堂上，学生们自编自演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等音乐剧；在音乐与艺术课堂外，学生们自己创作了无数的雕塑、绘画、剪纸、歌配画、小戏剧、舞蹈以及微电影等艺术作品；在音乐创造活动中，学生还自己制作了古琴、竹笛、二胡、京胡等乐器。
母语线——几年来，我编写了多种鄂、粤地方音乐和艺术教材，鼓励教师个人将本土的优秀音乐艺术作品引进课堂，有效开掘地方课程资源，由此，便有了《堂鼓声声》 《土家族打溜子》 《爱妈妈的小乌鸦》 《旱天雷》等母語教学案例。
器乐化线——我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欧洲八孔系列竖笛开展课内外的教学，并提出“人人竖笛、人人合奏、人人高素质”的要求，主办了四届全国器乐教学研讨会，主持了全国“十一五”规划课题《器乐教学中的学生音乐素质与创造思维培养研究》，指导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老师们开展课题的实验。
随着《艺术》教材的逐步普及，我的“四元综合”音乐教学法也逐渐成熟。“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成为我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演讲的主题。我的“艺术教育”作品，也在全国各大重要活动中频频亮相。
十三年前，当我调任广州市教育局音乐教研员时已将“审美、创造、母语、器乐化”作为广州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战略，如今，这个发展战略早已进入第二个实施的十年。我深信：中国中小学音乐（艺术）教育也需要这样的战略——以审美为前提，以母语为路标，以器乐化为手段，最后达到创造的目的。
朱则平，中共党员、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艺术科负责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省政府有突出贡献的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艺术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首届全国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教育部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及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审议委员，湖北教育版国家艺术教科书主编，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广东省音协普通音乐教育艺术委员会会长、广州市音乐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第一至第七届理事、首任中国音乐教育分会基础教育器乐学术委员会主任。1986年9至12月由教育部派遣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任访问学者，1989年被评为全国杰出青年、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表彰，先后任湖北省教研室音乐教研员和广州市教育研究院音乐教研员。系“四元综合”音乐教学理念及教学法创始人，发表以《多种音乐教育模式中的创造主题——当代美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研究》为代表作的音乐教育学术论文、杂论百余篇，发表或公演以民族清唱剧《陆羽》为代表作的音乐作品500余部（首）、出版以《欧洲竖笛教与学》为代表作的音乐教育专著三十余部。在推广器乐教学、儿童作曲教学、综合艺术课程等方面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并先后在原湖北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江汉大学、武汉城市学院、湖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三峡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大学、黄冈师范学院、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肇庆学院、惠州学院等高校任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做讲座，并多次赴欧美交流访问，深获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