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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8日,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将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成功送入距地面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
此前,中国的航天技术,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而封闭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不了解外国的卫星、火箭设计的内幕,外国也同样不知道中国的卫星、火箭设计的细节。因此,当美国休斯公司向中国提出发射其新研发的“亚洲一号”卫星、双方首次进行技术谈判时,中国人才知道,“长征三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并不是像国外那样按国际标准设计的。
“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范士合回忆,几轮谈判中,美方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卫星的起旋问题。中国过去发射的20多颗卫星,全都是在火箭与卫星分离之后,卫星自动起旋的。就是说,卫星飞行的方向,是靠卫星起旋后自己确定的。但美国的这颗卫星,却要靠火箭起旋来确定卫星飞行的方向。因此,美方提出,卫星必须在与火箭分离之前1秒钟先起旋,而且每分钟还必须保持5-7转,否则卫星无法准确入轨。由于美国和法国的火箭上都安有一个回转盘结构装置,所以它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中国火箭的设计结构已经决定,不允许再装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装置,这就逼着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方案,而难度相当之大。
后来,经工程师们反复研究讨论,决定采用第三级火箭和卫星同时旋转后,再让卫星和火箭分离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全世界的火箭家族中是无先例的。方案提出后,休斯公司认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如果不先拿出试验结果数据来,国际保险公司就不敢提供保險。
本来,像这样的方案,对我们来说是有把握的,但要在技术上让人信得过,没有试验数据是不行的。所以,在1990年2月初我国第5颗通信卫星发射时,我们专门对此做了试验。结果证明,方案完全可行。
在中美星箭技术协调过程中,中国方面做了相当艰巨的工作,光硬件的改动就有20余处。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运载能力,中方还决定在火箭原起飞推力280吨的基础上,一级发动机再增加4.8吨的推力!
发动机称为火箭的“心脏”。当时,一级发动机已经装配完毕,要再对“心脏”进行改动,难度极大。但上海新新机器厂接到任务后,对关键部件汽蚀管进行技术攻关,经300多次艰苦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使一级火箭的推力提高了4.8吨,并用局部可靠、高精度的小试验代替了发动机热试车,一举为国家节约了200多万元!
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在空中如何配合兼容问题,涉及成千上万的数据需要计算和五大系统的软件分析。中方几经努力,最后将五大软件计算结果寄给了美国。这个计算结果原计划要在会上讨论的,休斯公司看了后,在会上宣布:“我们双方的计算结果完全吻合,用不着再讨论了。”
1990年1月23日,中国与亚洲卫星公司正式签订发射合同后,美国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们经过近一个月的拼命努力,2月9日将最后改定的卫星准确重量和远地点高度通知了中方:美国卫星的远地点高度,由原来的35786公里上升到36897.9公里,提高了1111.9公里。而美方卫星重量和远地点高度的重新确定,意味着中国火箭的飞行软件也必须改动。也就是说,中方两个月来精心计算生成的火箭飞行软件,必须全部重做一遍。
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已到达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正忙于发射前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为了保证美方的这一新要求,万源公司总体设计部和控制系统计划单位,以及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上海新华厂控制系统负责人、西昌卫星中心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等,共同采取了现场办公和接力赛的方式,昼夜加班,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平时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火箭飞行软件的生成。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地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航天开始进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
此前,中国的航天技术,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而封闭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不了解外国的卫星、火箭设计的内幕,外国也同样不知道中国的卫星、火箭设计的细节。因此,当美国休斯公司向中国提出发射其新研发的“亚洲一号”卫星、双方首次进行技术谈判时,中国人才知道,“长征三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并不是像国外那样按国际标准设计的。
“长征三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范士合回忆,几轮谈判中,美方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卫星的起旋问题。中国过去发射的20多颗卫星,全都是在火箭与卫星分离之后,卫星自动起旋的。就是说,卫星飞行的方向,是靠卫星起旋后自己确定的。但美国的这颗卫星,却要靠火箭起旋来确定卫星飞行的方向。因此,美方提出,卫星必须在与火箭分离之前1秒钟先起旋,而且每分钟还必须保持5-7转,否则卫星无法准确入轨。由于美国和法国的火箭上都安有一个回转盘结构装置,所以它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中国火箭的设计结构已经决定,不允许再装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装置,这就逼着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方案,而难度相当之大。
后来,经工程师们反复研究讨论,决定采用第三级火箭和卫星同时旋转后,再让卫星和火箭分离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全世界的火箭家族中是无先例的。方案提出后,休斯公司认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如果不先拿出试验结果数据来,国际保险公司就不敢提供保險。
本来,像这样的方案,对我们来说是有把握的,但要在技术上让人信得过,没有试验数据是不行的。所以,在1990年2月初我国第5颗通信卫星发射时,我们专门对此做了试验。结果证明,方案完全可行。
在中美星箭技术协调过程中,中国方面做了相当艰巨的工作,光硬件的改动就有20余处。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运载能力,中方还决定在火箭原起飞推力280吨的基础上,一级发动机再增加4.8吨的推力!
发动机称为火箭的“心脏”。当时,一级发动机已经装配完毕,要再对“心脏”进行改动,难度极大。但上海新新机器厂接到任务后,对关键部件汽蚀管进行技术攻关,经300多次艰苦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使一级火箭的推力提高了4.8吨,并用局部可靠、高精度的小试验代替了发动机热试车,一举为国家节约了200多万元!
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在空中如何配合兼容问题,涉及成千上万的数据需要计算和五大系统的软件分析。中方几经努力,最后将五大软件计算结果寄给了美国。这个计算结果原计划要在会上讨论的,休斯公司看了后,在会上宣布:“我们双方的计算结果完全吻合,用不着再讨论了。”
1990年1月23日,中国与亚洲卫星公司正式签订发射合同后,美国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们经过近一个月的拼命努力,2月9日将最后改定的卫星准确重量和远地点高度通知了中方:美国卫星的远地点高度,由原来的35786公里上升到36897.9公里,提高了1111.9公里。而美方卫星重量和远地点高度的重新确定,意味着中国火箭的飞行软件也必须改动。也就是说,中方两个月来精心计算生成的火箭飞行软件,必须全部重做一遍。
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已到达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正忙于发射前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为了保证美方的这一新要求,万源公司总体设计部和控制系统计划单位,以及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上海新华厂控制系统负责人、西昌卫星中心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等,共同采取了现场办公和接力赛的方式,昼夜加班,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平时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火箭飞行软件的生成。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地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航天开始进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